1、财政收支:西方财政学的观点西方学者关于财政收支关系的认识，最初是与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权利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7 世纪以来，在经济上逐渐强大的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谋求政治上的独立和自由，但受到封建贵族的重重阻挠。于是，新兴资产阶级便试图运用已经掌握的经济实力，限制甚至取消封建贵族的种种特权。特权的行使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因此，实现这一目的的便利途径，就是限制封建政府的收入规模和支出范围。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将每年政府收支的全部内容通过一种规范的法律文件固定下来，从而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 国家 预算”14 。由此可 见，财政收支 实际上体现的是两个阶级、两种权力的斗争，国家预算便是这种
2、斗争的产物。针对这一需要，西方学者最初提出的预算原则是完整、统一、可靠、公开以及年度性，可将其概括为“ 年度平衡论” 。这一观点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提出的预算平衡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他们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走到这一结论的。他们认为，赤字的产生是封建特权膨胀的结果，特权即意味着奢侈浪费，允许赤字无异于允许腐败，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从弥补赤字的公债来说，发行公债必然减少私人部门的生产资源，由于政府机构的腐败和低效率，将稀缺的生产资源转移给政府机构，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仔细体会，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信念是：政府是非生产性的，财政支出是一种纯消费性支出；“无形之手” 能够带来一个
3、和谐的世界，不需要政府插手其间；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就是为经济的发展充当“守夜人 ”。回顾历史，这 一时期正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大行其道的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 显然，按照平衡预算的要求，政府只能在圈定的收支范围内开展活动，这固然能够有效地防止政府支出的扩张。但任何事物有利也有弊，严格的平衡预算也束缚了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能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供求矛盾和经济危机还不严重，平衡预算所要求的“夜警国家” 尚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1929 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打破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神话，借助国家的力量熨平经济的波动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就是：当经济出现衰退时，政府应减少税收，增加支出，通过赤字财
4、政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在经济高涨时，政府则应增加税收，减少支出，拟制市场过于旺盛的需求。很明显，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财政已不仅仅是满足国家自身的“ 消 费” 需要，而是调节经济的手段， 财政收支就好比两个水龙头，发挥着调节市场需求的作用。这时的财政收支平衡，不再局限于单一年度，而是着眼于经济变动的周期。当经济高涨，财政应有意保持盈余；而当经济衰退时，财政应保持赤字，这样盈亏相抵，作为一个经济周期的财政收支还是平衡的。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周期平衡论” 。然而，经济周期的变动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富有规则。从时间上说，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长久的衰退之后伴随的只是短暂的繁荣；从波幅来看，繁荣和衰退往
5、往也不是对称的。这就是说，财政盈亏在一个周期结束时，很难相互抵消而致平衡，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就是明证。1940 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 A勒纳（Abba Lerner）就曾敏 锐地预见到了这一点，提出了“功能财政” 的预算准则（王传纶、高培勇，1998a）， “其核心思想在于：政府的 财政政策，政府的开支与税收，政府的债务收入与债务清偿，政府的新货币发行与货币收缩等等政策运用，都应该着眼于这些举动对经济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应着眼于这些举动是否遵循了既定的传统学说，顾虑这些传统学说是否好听”。简言之， “只要 对经济 繁荣、充分就 业有助益，年度的预算可以不必斤斤较量是
6、否平衡”（薛天栋，1983，3）。显然， “功能财政”就是把财政活动完全置于经济运行的整体需要之中，不再考虑平衡预算的传统信条。用中国主流财政学的惯用语言来说，就是：财政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是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得出来的关于财政收支关系的基本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国家分配论从一开始即坚信不疑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过来，是否可以这样说，我国主流财政学的政策主张从一开始就是“功能财政” ？一句话，中西财政学关于财政收支关系、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最后的结论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对待赤字的态度不同。中国主流财政学始终坚持的观点是“赤字有害论”。西方财政学至少在大危机（1929-1933
7、）以前是相信“赤字有害论”的。凯恩斯主义兴起以后，西方学者对财政收支关系的认识逐步改变为“功能财 政论” 。按照功能财 政的本意，财政收支是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只要有需要，不必计较财政收支是节余、平衡还是赤字。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接连不断，加之国家干预主义盛行所导致的政府职能范围的扩大，西方国家不得不经常运用赤字财政政策以扩大市场有效需求，其财政收支状况总是表现为赤字，这就给人们一种假象，似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就一定是一种赤字财政。换言之，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来说，不是有害的，而是有益的。我国的改革从总的趋势来说正是一种市场化改革，因此，一些人便主张“赤字有益论”或“通
8、胀无害论”（姜维壮、李俊生，1996）。其实，即使在西方国家，赤字财政一直是有争议的。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论者就力主财政平衡，他们的口号是：要把“凯恩斯的破坏预算平衡的理论颠倒过来，通过明确地重新确立财政帐户收支双方的平衡原则来有效地控制公共开支”15。美国克林顿政府以来，即开始着力压缩政府开支，以期减少财政赤字，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我认为， “有害论” 说的是过度赤字的有害， “有益论”说的是适当赤字的有益，谁也没有否定“财政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个基本准 则。因此，二者所说的只是相交两个圆圈的未相交部分，因而形成似乎对立的观点。理论上说，财政支出应该等于财政收入。但现实的
9、情况往往是支出大于收入，从而形成财政收支缺口，就是赤字。不说向银行透支和增加税收，弥补财政赤字的办法就是发行公债。这样，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赤字公债，即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公债。显然，公债是平衡财政收支的砝码，收支缺口即赤字有多大，就得在收入一方加入多大的公债。这种平衡关系本来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如果把公债直接列入财政收入，把公债变成财政收入的形式之一，那么公债是否还具有上述调节收支缺口的功能呢？至少可以说丧失了其调节的灵活性。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出现财政支出大于财政经常收入加公债的情况，弥补缺口的后路就只有向银行透支。透支即意味着发行货币，势必造成通货膨胀。通胀是谁也不以为好的东西。但与通胀伴生的经济
10、增长和充分就业，是政府以财政赤字为代价换来的。这样，对通胀和增长的选择就变成了对赤字和增长的选择。赤字有益是因为它带来了经济增长，赤字有害是因为它带来了通货膨胀。真是一剑双刃。走出这样的两难困境，第一步，一定要堵死透支的退路，防止货币的财政发行。第二步，将公债从财政收入中单列出来，防止“硬赤字” 的发生，恢复它灵活调节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发行公债是否就能够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同时又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回答是肯定的。简单地说，通货膨胀始终是货币流通量超过商品实际价值而引起的物价上涨现象。如果公债筹集的资金只是现有货币流通量中的一部分，比如企业存款和私人储蓄，那么这种公债改变的只是资金的使用者，不
11、会带来通货膨胀。但是，如果公债吸收的社会闲置资金及其自行创造的货币量超过了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同样也会引起通货膨胀。所以必须严格控制公债的规模，以减轻通胀和债务的压力。有害论者所谓的动态预算平衡，意思也不是绝对不能搞赤字，而是要适度，以财政平衡为收支管理的基本准则。有益论者也不是要将赤字推向绝对化，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而是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有意识地运用赤字财政刺激有效需求，使财政在经济增长方面由消极的不作为变成积极的有作为，并通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税收增长消化赤字，平衡财政。是否可以这样说，财政政策的目标是谋求经济发展，而不是固守平衡，但财政平衡的客观要求对赤字财政又形成某种制约，使得财政收支状况始终以财政平衡为变化的中心和趋势点。所以，中西的观点分歧其实并没有否定对方。因此，我的结论就是：既不能说赤字一定有害，也不能说赤字一定就无害，有害无害最终取决于哪种结果对经济的发展更为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