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民族主义与国民感情中日之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 屏一、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传统文化。正是这些传统文化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性。在中华民族 5 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人们的民族意识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化。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国人的民族感情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但不变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人进行价值判断与选择时的决定性影响，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毫不例外地受其影响。1、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就民族主义而言，我认为可分为两种：从形式上看，可分为“作为思想文化的民族主义”和“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民族主义” ；从性质上看，可分为“正常、理性的民族主义”和“非理性的、扩张
2、的极端民族主义” （即远山茂树所说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和“反革命的民族主义” ） 。作为思想文化的“民族主义” 这是一种从文化角度对本民族的自我定位。它是对外认识与自我认识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民族意识的产生与“华夷秩序观”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 “尊王攘夷”一词不论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还是从“命运共同体”的角度都形象地表达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该词最早见于春秋 ，从“诸夏”与“夷狄”词汇的使用不仅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民族意识”的形成（“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初期，将“夏”与“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相对立的“对外观”形成于东周春秋时期） ，还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的“优越意识” 。 “作
3、为思想文化的民族主义”不论是在民族危机的时刻还是在民族富强的时刻都存在着。相对于“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民族主义” ，它更多地存在于和平年代并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欣赏” 。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民族主义” 这是一种在面临民族危机时刻而显现出来的强烈“向外”的民族意识与民族主张，往往带有“悲壮”的色彩。此时的“受害意识”远远大于“优越意识” ，它更多地存在于战争年代，特别是处于被外民族侵略的时期。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具有这样的特征，现代中国所继承的民族主义遗产主要来源于此。所以，如果不了解中国近代史，就无法准确地把握今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国民感情。不能否认，在处于危机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民族
4、主义往往带有极强烈的情绪化特征。它可以在极短的时期内凝聚起民族力量，激发民族感情，从而形成一种抗击外来侵略势力的巨大精神力与物质力。它的打击力量是巨大的，同时，它的破坏力量也是巨大的。并且还容易形成一种盲目的排外势力。 “义和团”运动主要表现为反侵略的性质，但不能否认它同时也存在着盲目排外的倾向。2、 “民族精神”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影响中国的民族主义带有明显的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它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显现。首先，我们不应将“民族主义”定位在“褒义”或“贬义”上，它是一个“中性”词。我们将根据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担负的责任及其历史作用来对其进行定位。“内圣外王”：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 儒学不是宗教，而
5、是一种人生哲学，其核心内容就是“内圣外王” 。所谓“内圣” ，即指“修身” 。也就是扩充自己内在的道德修养，培2养高尚的情操，使心性达到一个崇高的境界，它蕴涵着巨大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所谓“外王”即指“齐家、治国、平天下” 。只有做到“内圣” ，才能完成“王道大业” 。 “内圣”是“外王”的基础与前提。儒家的忧患意识与“外王之道”相结合，积淀并形成了中国的“民族精神” 。“厚德载物”：中华民族的本质性特征 中华民族是个重道德的民族，重家庭，重社会，重伦理既是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的核心，也是个体道德形成的基础。 “厚德”是中华民族的本质性特征。儒家把道德作为人生的根本目的，认为人生就是“求道、索道、成
6、道”的过程，甚至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说。儒家认为道德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并以道德为人生价值的参照物。道德高于生产；道德高于利益；道德高于知识；道德高于艺术。道德的中心内容就是“仁义” 。在儒家看来，仁义道德不仅是实现其他价值的工具和手段，同时，道德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因此，儒家的价值体系就是道德价值体系。几千年来，这种价值观一直统治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定着中华民族的本质性特征。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对外观无疑也受其影响。因此，中国人不论对己还是对人，在进行价值判断时首先遵循的便是道德标准。“伦理本位”：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 以儒家和道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文化” ，中华民族
7、精神的实现具有浓厚的伦理政治特征。 “政治道德化”或“政治伦理化”是中国政治区别于他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西方社会生活中情感和行为的社会控制是通过宗教与法律来实现的，而中国人的情感和行为的社会控制是通过道德来实现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着的丰富的道德内涵，规定了天人、群己、义利、理欲等内在的道德关系，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构筑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提供了价值追求的思想纽带。有些观念直接影响到中国人国际观的形成及其处理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如“仁、义、礼、智、信” ，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都直接反映在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3、如何在近代亚洲定位中国的民族主义
8、如上所述，无论从形式上看还是从性质上看，民族主义都可以分为两种情形来理解。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无疑是在中华民族处于危机时刻产生的，因此，可视为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民族主义” 。另一方面，在近代后期， “华夷秩序”虽然走向崩溃，但“华夷”观念仍存留于中国人的意识当中。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 19 世纪初期，中国的国力在当时的世界仍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以及国际关系格局发生重大逆转。天朝大国已无昔日的威风，中国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国际观面临严峻的挑战。 “华、夷”秩序观开始向“中、西”秩序观转化。 “中体西用” （注意：中国当时并不使用“东洋”与“西洋”这个概
9、念）一词开始出现。中国第一次把西方作为“对手”而不是“蛮夷”来看待，中国遇到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 。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民族主义”就产生在这一时期。但与日本不同的是，在中国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对“东洋”与“西洋”进行界定。“华夷秩序”观指导下的“民族主义” 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首先想到与亚洲进行联合（“亚细亚连带论” ）或是进行“中日提携” 。近代中国虽然也使用“东洋”一词，但那是指日本。还有“南洋”一词也是指新加坡等南亚国家。 “兴亚”一词被中国接受那已是进入 20 世纪后的事情了。19 世纪后期的中国，其“民族主义”仍带有“华夷秩序”观念。一方面，中国虽处于列强蚕食之下，但仍
10、蔑视西方，轻视亚洲其他小国。当 19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日本提出“兴亚”主张时，当时中国的一些官3员不仅对此不以为然，还讥讽日本说， “小小日本，动辄妄言兴亚”未免自不量力。可是，当中国意识到亚洲国家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西方列强时，日本已经开始与列强为伍了。于是，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在亚洲内部的摩擦也随之开始。二、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及其指向性1、强调主体的伦理性中华文化的“伦理本位”特征不仅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而且也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带有“强调主体伦理性”的特征。中国民族主义的重“伦理”特征 首先，中国将“国家”赋予人格特征并强调其伦理性。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主张“自强
11、自立、中道仁慈、和平公正” 。如，把西方列强的行为称为“霸道” ，将东方精神称为“王道” 。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道德风尚不知不觉当中影响到“民族主义”的主张。所以，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总是受道德价值判断的影响。对于世界上以及中日关系上所发生的事件，其好坏、对错的评判标准是看其有没有“道德” 。美国打伊拉克“师出无名” ，又“乱杀无辜” ，中国的老百姓就认为美国无道德，所以反对美国打伊拉克，同时对美国的印象也就变的不好了。日本曾侵略中国并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老百姓认为日本不道德，至今不肯原谅日本。小泉作为首相又三番五次地参拜靖国神社，中国的老百姓就认为他“不思悔过” ，想为战犯
12、“鸣不平” 。进而，中国人对日本的“亲近”程度大为降低。总之，中华文化中的“道德理想主义”不仅影响到中国人对某一个人的品格进行价值判断，也影响到对某一个国家形象进行价值判断。 “三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是儒家文化对理想人格的设计， “行王道”是儒家文化对理想国家的设计。儒家文化的“忠孝观”在中日“民族主义”中的体现 中日两国同属东方民族，同属“儒家文化圈” ，其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有许多相同和相近之处。但是，两国的文化特征、国民性毕竟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中日文化中对“忠、孝”不同的侧重就说明了这一点，反映在“民族主义”上二者的不同也充分地体现出来。 “以孝治天下”是中国封建社会倍受推崇的政治
13、理论。秦汉之际的孝经认为， “在家能孝，在朝就能忠” 。 “忠”作为道德观念最早产生于春秋时代，东汉的马融著忠经 ，强调“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 。但对比中日文化的异同，我们发现，中国文化侧重于“孝” ，而日本文化则侧重于“忠” 。 “孝”强调的是血缘关系，而“忠”则强调君臣之间的社会法律关系。由此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特征是，在中国，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受到重视，而国家观念相对淡薄；在日本，国家、社会、集体更受重视。 “忠、孝”均为儒家的道德范畴，儒家将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为“仁学” 。子“仁”曰“孝” ，臣“仁”曰“忠” 。在古代中国，有“君明臣忠” 、 “父慈子孝”之说。到了近代，特别是国民革命时
14、期，孙中山强调，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将“忠君”转化为“爱国” 。民族主义便是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或曰一种理论主张。2、 “非扩张性”民族主义正是由于上述中日文化上的差别，导致中日民族主义在实质上具有不同的内容与表现。中国的民族主义显示出“非扩张性”的特点，而日本的民族主义则显示出“扩张性”的特点。中国民族主义的“柔性”特征 中国人自古国家概念就极为淡薄。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就是“天” ，皇帝是“天子” ，天子“以民为本” 。中华民族追求“天人合一” ， “中庸之道”的精神境界。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政治文化所追求的目标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平衡，强调“人与天地万物
15、为一体” 、 “四海之内皆兄弟” 。以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为特4征的“孝道”导致在中国人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父母在不远游”的心态，这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显示出“非扩张性”特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儒家用“仁” 、道家用“道”来调整人与人（竞赛而不是对抗）以及人与自然（改造而不是破坏）甚或是国与国（和平而不是战争）之间的关系，以使矛盾对立的双方达到和谐统一。日本民族主义的“刚性”特征 “武士道”与“中庸之道”的不同追求、强调“忠”与强调“孝”的不同文化特点使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回顾近代亚洲的历史不难发现，近代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当时亚洲各国的利益处于此消彼长的矛盾之中
16、。如果顾忌亚洲国家的利益,日本在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包围之中就无法扩大其“生存空间”,如果建立日本的“一统天下”(即“八弘一宇”),势必要与亚洲国家发生尖锐的冲突。结果,日本选择了后者,也选择了“扩张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往往是在某一民族受到外来民族的压迫及侮辱的情况下产生。它是对外来势力无视本地区、本民族固有传统行为的一种反抗行为及思想表现。日本民族主义的产生也不例外。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给日本民族带来了巨大的震惊与冲击。战争后中国迅速走向衰落,东亚的危机也终于成为现实。正如中华文明曾向边缘地带传播一样,东方民族的危机也从鸦片战争开始由中国向周边国家迅速蔓延。19 世纪 50 年代,日本的“锁
17、国”政策终于被打破,日本民族的国家意识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与考验。不过，这一时期日本农民的国民意识还很淡薄,民族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封建统治者手中。封建统治者与外来侵略势力妥协,在丧失治外法权与关税自主权的情况下实现了改良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即明治维新。这是一种来自上层的、为保证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国家统一”与“近代化”举措,它并非是产生于下层人民的国民统一与近代化运动。也就是说,日本的民族主义在其酝酿期便具有了国家主义的色彩,后来日本民族主义的畸形发展(即扩张式的发展)与此有直接的关系。准确地讲,日本的民族主义形成于自由民权运动时期。自由民权运动的目的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天赋人权” 。通过这
18、场运动,国民意识得以唤醒,民族观念得以加强并最终形成了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日本的民族主义酝酿于攘夷运动时期,形成于民权运动时期。其中,农民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可以说无法与中国农民同日而语。另外,日本封建统治者主导的攘夷运动很快便转化为倒幕与维新。早于日本而形成的中国民族主义,其主力是广大的农民大众。中国的民族主义对外来势力的反抗要比日本激烈得多。中国民族主义的主力军农民大众与外来势力形成了正面冲突,这种大众化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不威胁统治者政权的情况下也能得到“朝廷”的支持(如义和团运动的开始时期)。但在威胁或不利于统治者时,这一民族主义运动便会被限制、甚至被出卖。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始终沿
19、着一个方向不屈不挠地向前发展。然而,日本的民族主义却表现为两种相反的发展方向,这就是遠山茂樹所说的“两种民族主义” 。即“革命的民族主义”与“反革命的民族主义” 。正是由于日本民族主义所存在的这两种方向相反的特性,才使得近代日本政府当局的亚洲战略呈现出其发展的内在矛盾性。3、中日民族主义的相互摩擦近代民族主义是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一种民众政治意识。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密不可分,尤其在一个民族或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往往与国家独立的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西方向东方输出资本主义的时候,东方往往是在“大炮的炮口下”(马克思语)被迫接受“开国”的现实。东方各国在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中一边要与
20、封建主义较量、一边又要与殖民主义作斗争。因此,民族主义在东方表现得极其错综复杂。19 世纪中叶是近代中日两国民族主义酝酿与形成的时期。由于两国对外来势力抵抗的形式与程度不同,导致两国民族主义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都有所不同。中日民族主义的“非同步”性 古代中国视日本为“东夷” ，同时也并未将日本放在5平等的地位上交往。关于自己国家的概念以及关于亚洲的概念都不甚明晰。鸦片战争后，遭遇突然打击的中国才真正开始有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可是，与日本相比，其危机感与民族意识都不够深刻。两国不同的发展历史与阶段导致双方民族主义发展上的“非同步性” 。当近代日本倡导“亚细亚连带论”时，中国没有进行配合。当中国
21、意识到亚洲应进行联合时，日本已开始与西方列强共同瓜分亚洲利益了。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终于与西方列强分道扬镳，但走的却是一条与老牌帝国主义者相同的殖民主义道路。日本学界常用“日中民族主义的相克”来形容中日民族主义的“非同步性”及其性质上的不同。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民族主义思潮再次兴起，而中国却处于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中国希望能有个和平的发展环境，日本追求“正常国家”的目标早日实现。可是，中日两国彼此对于对方成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之，在两国交流与合作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以及误解也在逐渐增加，所以，中日之间的摩擦还会不断地出现。
22、中日文化中的“此岸性” （现世）与“彼岸性” （来世） 当前，中日之间影响“国民感情”的最大障碍当属“历史问题” ，尤其是小泉作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里面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文化原因。中国文化强调道德性，特别强调“现世”的表现。 “来世”则被认为是“现世”的延伸。活着是“不朽”的，死后也是“不朽”的。可是，日本人却认为，不论多么罪大恶极者，死后都变成了“神” 。这种价值判断上的不同导致两国在“国民感情”上发生冲突。不论是传统文化上的摩擦还是近代以来日本接受西方价值观所带来的“文明冲突” ，都是未来两国合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三、中日民族主义的现状与亚洲的未来1、8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变
23、化与发展幻想的破灭 中国的民族主义，其表现并不强烈。近代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阶段，导致民族主义产生并有激烈的表现。其代表性的行为就是“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 。这两次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有过激行为，但作为亚洲民族反君主制以及反外来殖民主义的运动，在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史上都留下了重重的一笔。20 世纪 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中国人在被封锁多年以后突然接触到西方世界的观念，一种好奇和新鲜感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即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的一切都是落后的。于是， “崇洋媚外”之风盛行。对于日本过去的历史也是“既往不咎” 。但是，这种“与西方的恋爱” 、 “与日
24、本的蜜月”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 80 年代初期日本的“修改教科书”事件、80 年代中期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所打断。90 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90 年代中期“日美同盟”得到强化，美国轰炸中国驻外使馆，周边国家对中国领土的蚕食，等等。这一切，促使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得到加强。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民感情”的起伏变化 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中国人的“国民感情”发生了明显变化。但与日本不同的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并没有显示在“主流”媒体和“精英”阶层上，而是流露在“网民”或“球迷”的身上，有时甚至表现的过于激烈。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到“不可控”的
25、程度。我反对极端的民族主义，但我不认为民族主义是个贬义词。尤其在当今“美国式的全球化”盛行之际，区域民族主义是不可缺少的平衡因素。当然，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也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社会心理与政治情绪，它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精英人物的思想和理论中。普通百姓的反美、反日情绪与精英学者的理论研究是并行的。首先，在对民族意识与国民感情进行定位之前必须对“全球化”概念进行界定。中国的许多学者都强调了全球化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主张6“顺应潮流，拥抱全球化” 。有人甚至提出“文化全球化” 、 “政治全球化” 、 “法律全球化”的概念，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中国必须接受全球化，投身到全球化当
26、中来。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现在的所谓“全球化”就是“全球美国化” ，其结果是“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 。他们提醒人们要正视“全球分裂化”的现实存在和发展，告诫人们西方宣传全球化带有“政治意图” ，我们不能相信那些“谎言” ，必须维护民族权益，保护传统文化遗产。2、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与适度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确实得到加强。但那不是针对日本，而是面对“东欧巨变”所采取的对应措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没有错，告诉年轻人真实的历史是教育工作者应尽的义务。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日本，这样的工作都应该进行。但是，讲述历史不应过度带有意识形态色
27、彩甚或篡改历史。尤其不应为政治目的而利用“历史问题” 。历史就是历史，只有“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中国政府与媒体的克制与正确引导 常常听到日本有人说，是中国政府和媒体煽动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与此相反，中国政府一直在控制人民的极端情绪。中国的媒体长期以来在报道上有些僵化这也是事实，但今年以来，媒体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人民日报的国际版和环球时报的国际论坛。在这两份党报的影响下， 中国青年报 、 瞭望东方周刊杂志、 中国评论杂志、 参考消息的参考论坛都对中日关系以及中日韩区域合作的前沿问题进行了报道。3、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中国的民族主义
28、与日本的民族主义有一个相互理解、和谐发展的问题。首先，两国人民以及政府之间要有个畅通的渠道与桥梁。而学界和媒体就要发挥这样的“中坚”作用。我提出“弱化两端，强化中坚”的主张就是想让学界和媒体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政府和民间百姓的主张都能有一个“缓冲的地带” 。这是学者和媒体人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追求民族“主体性”的合理要求 8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上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在日本的精英阶层也产生了“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 “新保守派”或曰“民族派”的出现，使日本政治有了一些新气象，同时也给日本政治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 “新保守派”追求改革， “民族派”强调日本民族的“主体性” 。作为“被占领国” ，日
29、本要求成为“正常国家”无可厚非。但如何区别哪些政治诉求是合理的，哪些主张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这就需要我们学者进行敏锐的观察与科学的判断，媒体进行理性的、负责任的报道。忽视“价值合理性”的历史与现实 日本对于重大事件进行价值判断时往往令中国人担心。重视“目的合理性” 、忽视“价值合理性”是日本文化的特点，也是近代日本处理本国利益与亚洲国家利益之间关系时的教训之一。国家利己主义是近代日本国家政治价值观的主要特征。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日本都面临着是向“东”还是向“西”的价值观抉择问题。在明治初年的启蒙运动中,日本首先引进了英国的功利主义,接着又引进了法国的社会进化论。西方
30、文化中的“物竞天择” 、 “适者生存”的弱肉强食功利观对近代日本的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了在严峻的国际关系现实中生存并保证自己的独立,有时就要打破现状以图“发展” ，甚至不惜加害于他国，即奉行“武力决定论” 。与此相对应的伦理价值是倡导“国际道义” ，即儒家的“王道”国家理念。如何处理“武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是近代日本国家政治价值观确立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是行“王道”还是行“霸道”的问题。纵观日本近代史,我们看到的是“皇道”代替了“王道”,皇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相结合,构成了日本国家“以自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天皇制与国家利己主义是近代日本对国家政治价值的最终选择。这种
31、追求“目的合7理性”的历史是否会重演，这是一个令亚洲邻国担心的问题。从最近几年日本的对外政策看，日本在进行价值判断时仍有忽视“价值合理性”的特点（如应美国邀请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等） 。4、亚洲是否需要“主义”区域化与全球化不应成为对立物。区域化是全球化发展的基础，只有区域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真正的全球化才会得以实现。“振兴亚洲”需要“主义” 亚洲的“振兴”是百年来亚洲各国仁人志士的理想和追求。由于亚洲各国在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上不平衡，致使亚洲的协调发展难以实现。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努力，今天我们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基本实现了同步发展，我们已经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亚洲首先需要对
32、自己的东方文化遗产与历史遗产进行整理，对东方的传统价值观进行整合。我们要创造出适合亚洲各国特别是东亚各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推进我们亚洲各国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推进亚洲区域合作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使命 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办好亚洲的事还需我们自己努力。亚洲各国的利益与民族主义应在区域合作当中进行协调与调整。过分地强调本民族的利益与文化特色都会影响到亚洲的整体利益。特别是中日两个大国在亚洲的区域合作当中应当起到带头作用，而不是出于私利而不顾亚洲的整体利益。中日关系目前的僵局状态已成为影响亚洲区域合作的障碍。对此，中日两国必须尽快地排除这种障碍。中日之间在东亚区域合作上不存在“争夺主导权”问题， “一山不容二虎”是陈旧的观念。中日两国各有千秋，在东亚区域合作上，各自都能发挥特定的历史作用。所以，我们两国必须履行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