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感知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边缘化问题分析作者：邓晰隆 叶子荣 更新时间：2008-3-4 8:53:00 来源：作者惠寄 【字号: 大 中 小】 浏览 49 次摘 要：本文从感知差异出发，试图提供分析农民工问题的一个新视角。 农民工眼中的城市最佳规模大于城市居民眼中的最佳规模，是目前 农民工生存状态边缘化的深层次原因。 这种规模差异来源于他们对农民工进城市务工带来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感知差异，逐步消除二者的感知差异，是缓解当前农民工边缘 化问题的治本之道。关键词：农民工；边缘化；感知差异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Analysis of migrant workers
2、marginalized Based on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DENG Xi-long YE Zi-rong(College of Humanities Lan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Lanzhou 730050 ；School of Public Manangement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610031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of the iss
3、ue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perceive differences. The deep-seated reasons for migrant workers marginalization is migrant workers optimal city size is more than residents, which caused by the perceive differences of marginal cost and marginal returns from migrant workers. The gradual elimination o
4、f the perceiv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oth, is the fundamental road to abate the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s marginalization.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marginalization, perceive differences一、问题的提出面对城市的“ 经济吸纳”和“制度拒入”（余红，2004），为城市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农民工却成为都市社会的弱势群体，生存状态不断边缘化 1。国家陆续出台的从就业、生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保护农民工权益的一系
5、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但是并没有明显地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边缘化程度有加重的趋向（王春光，2006） 2。探寻农民工边缘化问题的原因，学术界的研究认为主要有市场、个人及制度三个方面的原因（刘传江，2004）：市场性的边缘化是指部分农民工由于知识、劳动技能、年龄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原因成为下岗或失业的边缘人群；个体性边缘化是指由于疾病、好逸恶劳等个人原因而导致的社会经济地位边缘化；制度性边缘化是指国家或政府通过户籍、城市准入等制度设置将农民工变成城市主流社会的等外人，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就业、医疗、社会参与、子女教育等基本待遇，导致生存状态的边缘化。三方面因素
6、中又以集体排他的制度性因素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和批评 3。陈钊和陆铭（2006）认为，从绝对禁止到逐渐松动，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的演变是城市政府维护城市居民利益的最优决策的结果 4。考察涉及农民工的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是有利于农民工进城工作和生活的，但城市政府1在具体的制定和执行时，排斥和抑制要多于鼓励和支持。对农民工的政策歧视说明城市居民认为农民工的数量过多。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地方政府人口的最佳规模应在新成员加入带来的边际成本和新成员带来的边际收益相等的均衡点上产生（布坎南，1965） 5。笔者认为：因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感知差异的存在，城市居民认知的城市最佳规模要
7、小于农民工所认知的最佳规模，当城市决策者（现实中表现为城市居民）面对超过自己预期规模的农民工大量涌入，而且城市又无力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来维持城市成员增加后的平均水平不变时，必然导致城市 “政策门槛”的出现，从而限制了农民工公平分享城市公共利益，农民工生存状态不断被边缘化。本文在第二节中引入俱乐部理论，并做了基础性的假定与扩展。具体阐述“因历史和现实、经济和社会等因素制约产生的感知差异如何形成均衡规模的认知差异”是第三节的工作。作为全文的总结，第四节将在“感知差异”为我们提供的分析农民工边缘化问题的新视角上，提出化解当前农民工边缘化问题的思路。二、模型的引入俱乐部理论给出了研究城市人
8、口最佳规模的代表性观点。该理论把地区比作俱乐部，认为按照成本与收益一致的原则，在既定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之下，地方政府的规模是有一定限度的 6。图 1 是地方政府最佳规模示意图。图中 MC 曲线表示新增居民给某地区带来的边际成本（拥挤程度），该曲线随着新迁入人口的增加而不断上升，因而向右上方倾斜；MB 曲线表示新增居民给地区带来的边际收益。新来者在增加拥挤程度的同时，也分摊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成本，因此它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MC 和 MB 相交于 E，由 E 点决定的人口规模即城市最佳规模，此时，新增居民带来的边际成本正好等于边际收益。图 1 城市人口最佳规模的确定在引入俱乐
9、部模型分析我国农民工进城最佳规模时，先做如下假定：1将城市看成一俱乐部，城市居民是为俱乐部原成员，农民工为俱乐部新成员；2农民工可以在俱乐部内外 城市与农村之间自由迁徙；23将“边际收益 ”扩展为新迁入农民工带来的各种福利增加的总和，包括增加的货币收益、增加的就业机会、降低的城市运转维持成本（税收）、城市物质财富的积累等。4“边际成本” 扩展新迁入农民工带来的各种福利减少的总和，包括公共产品占有率的下降、就业机会的减少、城市物质财富转移到农村的部分等。5偏好与收入在城市居民、农民工两个群体间有差异，但在群体内部之间无差异。图 1 显示，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初期，为城市带来了低成本的劳动力，促进城市
10、产业发展与财富积累，城市成员的边际收益 MB 处在较高的位置；同时，因进城务工的人数较少，对城市运转、城市居民福利享受等方面的影响较少，边际成本 MC处于较低的位置。此时，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农民不断涌入城市，农民工数量不断增加。当农民工数量达到 N0 时，城市新迁入的农民工达到最佳规模。当农民工数量超过 N0 后，边际成本将大于边际收益，城市成员产生拥挤的感觉。上述分析基于城市居民与农民工拥有相同偏好，对边际收益（成本）感知相同，此时，城市农民工的数量会在 N0 处保持一个动态的均衡，城市政府不用出台限制性政策来缓解农民工带来的城市运转压力，亦不会出现大量滞留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群落。然而这
11、一点与本文的假定 5 不相符合，为了能客观地反映现实，我们需将模型进行扩展。三、模型的扩展与具体阐述现实中，外来流动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群体行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却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异，对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感知也不同，因而，农民工所理解的最佳规模大于城市居民认知的农民工最佳规模，导致过多的农民工滞留城市，带来农民工的边缘化问题。（一）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对最佳规模的感知差异图 2 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最佳规模感知差异图 2 中，MC C 为城市居民感知的边际成本曲线，MC P 为农民工感知的边际成本曲线，MB 为城市居民与已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的边际收益曲线。N C 为城市居民认知的农民工最佳规模，N
12、P 为农民工认知的农民工最佳规模。曲线 MCC 与纵轴交于 C 点，C0 表示在农民工迁入城市之前，城市居民已经有拥挤的感觉，例如，当时城市居民中已经有少部分成员处于失业状态。曲线MCP 与横轴 N 相交于点 P，表明在农民工心中城市的拥挤成本应该为负值。因我国城乡收入（表 1）与生活水平（表 2）差别太大，几乎所有的农民工从农村迁到城市都能获得较高的净货币收益和生活质量，所以在农民工看来，城市的容纳度是很大的。表 1 主要年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照表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人）城乡收入比（农村为 1）城乡绝对差额（元/人）1980 477.6 191.3
13、2.497 286.31985 739.1 397.6 1.859 341.51990 1510.2 686.3 2.2 823.91995 4238 1577.7 2.715 2705.32000 6280 2253.4 2.787 4026.62004 9421.6 2936.4 3.209 6458.2数据来源：2005 年中国统计年鉴表 2 人民生活水平状况主要指标城乡对照表1989 年 1997 年 2001 年 2002 年指标名称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 城市 农村人均电力享用量（千万时） 77.4 20.6 191.4 61.3 226.9 96.4 237.9 10
14、5.5人均生活用水量（升/人） 220 84 218 92 219 94每万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 22.8 8.3 23.5 8.2 23.9 8.1 23.2 7.4每万人口医生数（人） 15.2 10 16.1 12.3 16.9 12.8 14.7 11.8每百户彩色电视机拥有量（部/百户） 51.47 3.63 100.48 27.32 120.50 54.41 126.38 60.45每百户录放相机拥有量（部/百户） 21.32 19.89 3.33 18.43 3.32每百户家用电脑拥有量（部/百户） 2.6 13.30 0.69 20.63 1.10居民家庭文教娱乐支出比
15、重（） 11.12 5.72 10.71 9.16 13.88 11.06 14.96 11.47数据来源：2003 年中国统计年鉴曲线 MCC 与 MCP 凸性相反的原因在于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贡献的感知与农民工自己的感知存在差异。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人居收入的较大差异，形成城市居民天然的优越感。随着农民工涌入城市的进程加快，城市居民的目光更多地落在农民工从城市获得的利益上，而忽略了农民工为城市所带来的物质创造。在他们的眼中，边际成本曲线呈凹形增长；农民工则认为自己是城市建设的直接力量，在他们的努力下，城市的物质财富高速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对于新迁入成员的容纳能力正在不断增强。在他们眼中
16、，曲线 MCP 的增长率趋于缓和，呈凸形增长。推论 1：因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存在巨大差异，城市居民与农民工对边际成本的感知存在差异，导致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优规模 NC 小于农民工感知的最优规模 NP。（二）农民工内部对最佳规模的感知差异由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禀赋不同，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多年后，农民工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发生分化。唐灿、冯小双（2000）的研究注意到这一群体内不断增加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已经出现的分化 7。一部分成为企业家或“白领”的农民工，虽因户籍制度的阻隔，身份上的“边缘”色彩并未褪尽，但已基本完成了市民化的过程，可称为“准市民农民工”；而另一大
17、部分就业于城市经济的边缘、低层地带，远离城市主流生活，生活水平根本达不到城市居民的最低标准，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边缘农民工”。同是“洗脚上岸 ”，对进入城市后的边际成本有着相同认知，但因生存状态、生活水平以及社会关系的不同，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却不尽相同（表 2），所以，二者对边际收益曲线的感知也不同，所理解的农民工最佳规模也不同。图 3中，MB P 为“准市民农民工”的边际收益曲线，MB M 为“边缘农民工”的边际收益曲线，他们与农民工边际成本曲线相交处即可得到“准市民农民工”的最佳规模 NP 与“边缘农民工”的最佳规模为 NPM。表 2 外出务工农民对自己身份的认同调查统计表务工农民对自己身份的
18、认识认为自己是农村人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里人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经常有被城里人歧视的感觉喜欢与城里人打交道其他 合计百分比（） 44.44 18.22 14.31 11.41 9.91 1.71 100数据来源：农民工城市生活状况的调查J.统计与决策.2005 年第 23 期图 3 农民工最佳规模感知差异1“准市民农民工 ”理解的最佳农民工规模除去户籍身份上的差异，“准市民农民工”已在城市植根下来，融入到城市社会的生活中，他们生活受到新迁入农民工影响的感知与城市原居民差异不大，随着外来务工农民的增加，他们所获得的边际收益随之而减少，例如，他们在城市获得就业机会会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多而减少；他们在薪
19、酬及福利上讨价还价的能力也随着农民工供给过剩而逐渐降低。因此，在边际收益的感知上，“准市民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是相同的，即 MBP 与 MB 为同一曲线。特别的是，当迁入农民工的数量超过由 MCP 与 MBP 共同决定的最佳规模 NP 时，“准市民农民工”一样会对同样来自农村的其他农民工产生排斥情绪。2“边缘农民工” 理解的最佳农民工规模由于多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是严重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李强，2002），“边缘农民工”所能进入的，是那种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次属劳动力市场 8。在过去的 10 多年内，当城市居民收大幅增长的时候，他们的收入不但没有任何增长，实际工资反而有所下降（
20、王春光，2006） 9。他们的生活追求和消费方式是满足于温饱而非享受，满足于基本的物质需求而非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从文化观念看更像农民而非市民（刘传江，2004） 4。随着农民工人数的增加，他们也感受到拥挤引起的边际收益下降，但是他们的现实状况决定他们进行比较的收益基点要比“准市民农民工”低得多，因此他们的边际收益曲线 MBM 在 MBP 的上方。“边缘农民工”所理解的最佳农民工规模 NPM 大于“准市民农民工”所理解的最佳农民工规模 NP。还存在这样一种特殊现象：边际收益曲线 MBM先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当农民工的数量达到某一个值的时候，边际收益降到最低点，随后再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
21、加而逐渐上升。它与农民工对边际成本的感知曲线 MCP 没有交点。这就意味着在农民工看来，他们迁入城市后，带给原有城市居民的边际收益远远大于边际成本，城市的容纳度是没有限制的，农民工可以无限制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3。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劳动力资本要为城市的发展创造收益，客观上会存在着一个“时滞” ，在“时滞 ”内，置身于城市之中的农民工无法回避地要与原有城市居民分享有限的城市公共资源“ 入侵” 原有城市居民的“公共绿地”，此时， MBM逐渐降低。而随着农民工劳动价值的体现，城市所获得的收益逐渐增加，并大于城市吸纳他们所付出的成本 MCP。这种现象的出现基于“边缘农民工”的一种认知：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所
22、创造的物质财富留在城市的比重大于转移到农村的比重，此时， MBM逐渐上升，与 MCP 不会产生交点。表 1 的数据也表明，从 1980 年至 2004 年，城乡人均收入的绝对差额是以每年递增的方式在不断拉大。推论 2：城市农民工因经济地位和生活状态的不同而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它们被边缘化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他们中谋生能力越差、离城市主流生活越远、被边缘化程度越高的成员所感知的边际收益曲线越在“准市民农民工”所感知的边际收益曲线的上方，所感知的城市最佳规模也就越大。推论 2 中的“感知” ，在现实中又表现为 “直接感知”和“间接感知”两种。所谓“直接感知”是指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在各种“政策门槛”的
23、限制下，切身体验到自己在城市中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而“间接感知”则是指农民工未进入城市之前，他们在农村看到其他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相对于原先在农村时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从而预期自己进入城市后的收益。“直接感知”和“间接感知”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不顾城市失业或隐蔽失业的存在继续向城市转移，托达罗（M. Todaro，1969）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预期收入”模型：式中，M t 表示时间 t 内的迁移数量；h 表示潜在迁移者的相应率；p 表示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W u 表示城市工资； WR 表示农村工资 10。在假定农村和城市工资福利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该
24、表达式中就只有就业概率 p 是变量，而影响 p 值大小的最重要的因素却是劳动力的素质（谋生能力），谋生能力越强的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就越大，他们在城市植根下来的概率也就越大。所以，在现实中就表现为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另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被边缘化到无路可退时，又只能回到农村。推论 3：“直接感知”和“ 间接感知”之间的差异为农民工不顾城市失业或隐蔽失业的存在继续向城市转移提供了动力，现实中，这种差异越大的农民工在城市被边缘化的程度越高，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决定性变量却是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四、结论与启示由推论 1、推论 2 和推论 3 可知，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
25、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 NPN C 的程度，即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规模的程度。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 NC 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从而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城市的“政策门槛”将提高农民进入城市生活的成本，降低农民工对城市最佳规模的预期，从而减少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但我们更应注意到，“边缘农民工”预期的最佳规模 NPM 要远大于城市居民的预期，其中甚至存在 “城市容纳能力无穷大”的判断，因此，除非像计划经济时代通过户籍制度强行将农民“捆绑”于土地之上4，“政策门槛” 只可以阻止一部分农民工的迁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26、城市里农民工过多的问题，反而造成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边缘化。只有从城市居民与农民工感知差异的形成根源出发，寻找化解农民工问题的思路与对策，才是“治本”之道。基于此，我们对逐步消除这种差异提出如下建议：1.政府应以加大农村“两基”教育投入为根本全面提高农民文化素质。目前，我国实施“两基”教育的主体是县级政府，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县级财政普遍困难的现实，导致了我国农村“两基” 教育投入不足和管理责任不对称。为此，建议“两基”教育经费纳入中央财政专门预算，省级政府教育部门作为管理主体，县级政府作为执行主体，强化投入和管理，以提高政府在“两基”工作中的执行力。经过良好教育的“农家子弟”进入城市也许一开始就不存
27、在“感知差异” ，至少可以迅速消除 “感知差异”；只有消除了农民身上残留的“自然状态”，具有“ 市民状态 ”的新型农民在城市与农村的流动中才不会有“感知差异”。2.提高农民工技能素质要分阶段持续进行，不可偏废。在农民工进城之前，农村政府应以乡镇为中心，县级财政投入为主体，设立外出务工咨询培训中心，根据农民外出务工的职业要求开发务工技能培训课程，并免费为其培训。经过充分培训过的农民工在城市求职过程中，能够找到工作的概率将大大提升；在农民工进城之后，城市政府也应该设立农民工培训专项基金，以政府补贴的方式组织和配合各农民工用工企业对在岗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和技能创新，以保证农民工的技能素质和企业技术进
28、步同步，从而增强农民工在城市里工作岗位的稳定性。3. 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全面启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实现城乡交通、通讯、水电气供给等系统的对接，努力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真正实现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舍整洁”。实施上述工程，应当是在中央财政专项补助的支持下，改善地方政府涉农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建议将目前分散在各部门的涉农资金集中起来，按项目统一管理和使用，使有限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4.以“土地整理”工程为突破点，建议政府将“招商引资”工作的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全面有效地实施“土地整理”工程将逐渐结束农村土地的细碎化经营模式，加上市场机制的
29、作用，引入外部资金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将成为可能。经过数年的努力，如果农村出现较多的涉农公司、企业成功地运作，在其自身取得较好回报的同时，最大限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经济上的“ 翻身 ”必将带来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 感知差异 ”自然会逐渐消失。作者简介：邓晰隆（1980），男，四川广元人，兰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分析； 叶子荣（1956），男，四川丰都人，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 参考文献：1余红等中国 农民工考察M北京：昆 仑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第一版2王春光解决 农民工问题的根本之道
30、EB/01 http:/ 农民工生存状 态的边缘化与市民化J人口计划与生育，2004(11)4陈钊、陆铭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 经济学R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6(3) 5Buchanan.J.M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JEconomica，1965(32)6樊勇明等公共 经济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 6 月，第一版7唐灿、冯小双“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J社会学研究，2000(4)8李强转型时 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M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02 年 1 月，第一版9王春兰、袁 红 霞.农民工城市生活状况的调查J.统计与决策，2005(23).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1 尤其是经济较为发达，农民工流动较多的城市政府。2 尽管中国当前尚未取消户籍制度，但农民工进城务工甚至在城市长期生活不会受到当地政府的限制。3 以农村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城市发展为前提。4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这种对农民的“捆绑” 同样限制了城市的 发展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