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代文学史下 16 第六章第六章 中心的解体：从新写实到晚生代陈晓明第一节 王朔：文化脱序与价值祛魅王朔在中国的 90 年代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关于他的争议几乎持续了十年之久，参与争议者上至大学教授，下至中学生，专业研究者和初级网民，人数之众，面之广，都创下当代文化之记录。不管从哪方面来看，王朔现象都不容忽视。王朔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意义冲击当代文化？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搔到我们的痒处或痛处，令人们如此快活或难以忍受？是他创造的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物？是他的嘻笑怒骂的语言？或是他毫不掩饰的商业主义行径？他是一个多面孔、多角度的人物，他是如此难以被我们的语言俘获，以至于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去描述他，都显得似
2、是而非。也许根本问题在于，王朔与以往的文化现象根本不同在于：他的反本质主义的态度与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朔是一个破坏者，又是一个开创者。王朔的小说确实没有什么深邃的思想和形而上的理趣，它在叙事方法方面也无多少特别之处，它的主题既不明确也不完整，从传统的观点来看甚至不突出。但是王朔的小说有非常自然而人性化的感觉，这种感觉在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足以构成某种思想冲击力王朔作品的思想不是意义模式统合的结果，而恰恰是无可确定和不必要统一的生活块状撞击产生的思想意向，这种思想意向可以被称之为“反本质主义”意义。由于对既定的本质主义先天性的不信任，王朔的小说的人物都有一种抗拒意识形态主体中心化的
3、功能，怀疑主义是王朔赋予人物的基本性格功能，信仰和神圣性的事物在王朔的作品里经常惨遭亵渎。权威与真理的绝对性有赖于对事物本质深信不疑，而王朔恰恰与此相反。他嘲弄了生活现行的价值范型，他的叙述感觉正是从这些现行的价值规范的破裂中迸发出来。代表王朔小说特色的那些精彩对话大都是政治术语和经典格言的转喻式引用，特别是“文革”语言的反讽运用。王朔撕去了政治的和道德的神圣面纱，把它们降低为插科打浑的原材料，给当代无处皈依的心理情绪提示了亵渎的满足。信仰是什么？理想是什么？我们是谁？我是谁？王朔抓住了那个时期人们潜在而又暧昧的怀疑情绪，直接危及到现行意识形态的原命题。人们依靠的本质观念，人们追求的目的被彻底
4、解除之后，人变得轻松自由，变得胆大妄为。王朔的那些嘲讽性对话不过是人物“反本质”行为的注脚而已。王朔的人物在社会中没有确定的位置，他们是一些没有既定社会本质的人，或者说放弃原有本质的人。既怀着不能进入的仇视，又带着逃避的蔑视。他们抗拒社会的主体中心化力量而处于社会存在的“边际” ；因此，不妨把他们称之为“边际人物” 。边际人物与边缘人物有所不同，后者是一种被动的，自觉的退守生活的某种次要的或防守的位置，前者则是处于一种社会变动的接合部，他们在中间地带游走、冲撞，他们带有很强的破坏性和爆发力。例如，他们有可能变成阶下囚，也有可能变成小爆发户。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里的张明， 浮出海面里的石岜，
5、 橡皮人中的“橡皮人” ， 玩得就是心跳里的方言等等，王朔力图使他的人物变成所谓的“真人” ，即摆脱了所有既定本质和价值规范的纯粹的个人。在王朔那里，个人已经明显摆脱社会的统一规范并与之对抗。当然，这种对抗没有采取面对面的冲突方式，依然只是一种观念性的“颠覆” 。王朔赋予人物以非常个人化的形式，个人恰恰是在面对生活的现实、嘲弄现实同时也嘲弄自我从而消解社会的统一价值规范。王朔的“真人”只是顾及个人当下生存状态的芸芸众生，他们对任何神圣性的亵渎，都是对生活的“不完整性”认同的结果。生活的破裂、无目的、无信念、偶发性、永恒的失落、无意义等，都是生活的本来面目。那种坚定的超越性信念和永恒的价值追求的
6、幻想被摧毁之后，生活不过就是一些简明的行为和欲望。“反本质主义”意识在王朔的作品里不是通过那些激烈的反抗行为来表达，恰恰是从那些最平易的生活事实里透示出来的。王朔的叙述具有向着生活最原始的状态还原的可怕趋向。王朔一方面嘲弄了庞大的生活信念，另一方面把生活推到最简陋的状况，在这种状态中，生活以最原始的形态显露。 “橡皮人”在初级市场化的社会浊流里，如同一段放任飘流的木块，他被生存最简单的欲念驱使而与生活搏斗抗争，生活在一系列偶发的行动里毫无节制地任意推移。 “橡皮人”的倒买倒卖更象是相互角逐的冒险游戏，王朔更乐于看到个人的放任自由度到底有多大。这个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的新型冒险家、野心家，象伏尔
7、泰笔下的位摩的侄儿那样寡廉鲜,象十九世纪的流浪汉和无赖那样到处蹭饭吃，他玩世不恭，被人愚弄也愚弄人。 “橡皮人”所处的现实社会开始出现金钱至上主义，恶性膨胀的物欲摧威胁现行的价值规范和生存信念。生存不是一个观念的价值问题，没有理想，没有目标，而是实际的“活法” ，痛快而已。王朔通过“橡皮人”的实际行为，通过沿海正在勃发的商品经济的原始物欲，企图表达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不过， “橡皮人”为自己背离固有的道德观念，生存信念而惶惶不安，那种非人感和异化感再三困扰着他，最后竟然使得他走到精神崩溃的边缘。王朔的反本质主义策略也难以惯穿到底，他的人物还是为找不到一点本质而不安，这也许是当时依然盛行的现代主
8、义或存在主义之类的观念，给他施加的压力，这与他的个人生存经验与文学写作动机并不协调。王朔在顽主里完全剔除生活原有的本质规定，而抓住生活原始层面的荒诞性，把生活的尖锐冲突，把失去平衡的城市心态改变为认同当下现实情境的喜剧风格。 “三 T 公司”作为一个辐射面，全面映照生活的滑稽可笑和生动有趣。 “三替”的宗旨本身表明了一种新型的生存态度，它揭示生活的越假性的非确定性。痛苦忧难在这里变得可以被“替代” ，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可承受苦难，生活变得不那么沉重，原来改变生活如此轻易。 “三替”嘲弄了生活的所有虚假性的同时，当然也嘲弄了自我。自我或个人并非依靠信仰或理想支撑，自我被卷入一连串荒唐而无意义的生活
9、事件自在漂流。他们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信念，也不怨天尤人，他们面对生活自得其乐。他们也有不满，也有愤恨，但是经常以“自嘲”的方式认了。当于观、杨重、马青三人气冲冲上街惹事生非，马青撞上一个五大三精穿着工作服的汉子，汉子低声说：“我敢惹你”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这 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 顾地说 ：“那他妈谁敢惹咱俩？”仇视和气恼现在为自嘲所取代，因为生活失去本质与原则，没有什么值得认真对待和血战到底的东西，马青的机会主义正是对无本质的当下生活的认同方式。王朔的反本质主义态度在这些人物身上确实透示出一种所谓“新型的世界观” ，这就是对生活的“不完整性”的认同。在现代主义那里， “不完整性”被看成生
10、活“有问题”的依据，作为向生活抗议的立足点，作为文明衰败的迹象来表现。而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例如美国六十年代的实验小说） ，则把不完整性作为生活的主要部分接受下来，寻找一种不同的适应性，一种能轻易改变主角状况的感觉方式或行动方式。例如约翰巴思嘲弄了萨特关于人能够创造自身和人是自己的种种选择总和的看法。故意把个性讽刺地描述为一系列可移动的木块及暂时的结构。巴塞尔姆关于“只信任片断”的说法和托马斯品钦关于“强制性的自我错位”的倡议，反映了利用分裂和异化来抵御痛苦的对抗情形。出现在许多小说中的能随意变换角色的人物，并不是那种不按传统主角样品塑造的反英雄，而是一个歪斜的不完整的人，一个抗震的人。王朔凭
11、着直感，他在把人物推向反本质主义并向生活还原的路途上，认同了生活的不完整性存在。王朔的顽主借助荒诞性为叙述起点，他的人物没有经历过先验观念的洗礼，他们不是有意识用一种世界观去反抗另一种世界观，他们实在是因为对世界观毫无觉察而进入另一种世界的视界，存在的超越性意义失落了，王朔没有运用任何夸大的手法就解除了生活本质观念。不完整性在王朔那里显然没有成为一种明确的叙述意识和叙述方式，但是作为抗拒所有既定价值规范的认同方式、不完整性成为王朔小说向生活还原的基本事实。正因为反本质主义构成了认同“不完整性”的世界观基础，所以王朔的人物失去行为准则，因为生活可以轻易变更，于是人的动机和终极目的都可以轻易改变。
12、他们的行动既无可约束、无可规范，同时又没有猛烈的反社会行动。反社会仅仅是一种观念的嘲弄方式。对于王朔来说，这一切都不是笨重的思想意识，不过是王朔对于这个动荡裂变时代的直接体验和最原初的认识而已。 “不完整性”成为生活的本来面目，因此，个人无须负载政治、道德文化与哲学等确认的本质要义，生活变成光秃秃的存在事实。王朔的生活态度就这样把生活压制到无本质的虚空形态中去，在原始的真实里，人凭着偶发的冲动去行动，一切预计的本质的形而上意义都不存在。由此对既定的价值体系进行祛魅。然而，正是因为王朔的“反本质主义”意识来自直接的生存经验，并且受制于他的文学经验，因此，他的这种自发的，也是自在的“反本质主义”倾
13、向并不彻底。因此，王朔总是试图寻找一种心理补偿，他的那些“边际人物”几乎无一例外总是陷入浪漫情调而难以自拨。王朔试图用浪漫情调来修复他的“边际人物”的破损状态。因此，王朔的作品几乎无法摆脱“反本质主义”与“情感补偿”的悖论关系；这使他的作品经常处于“反本质主义”和“补充本质”的双重矛盾。王朔就是在这样不协调的分裂状态里找到他的叙述感觉。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构思不难看出与“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之类的陈辞烂调的联系。张明一方面对任何道德规范、理想信念都嗤之以鼻，另一方面对吴迪保持令人肃然起敬的纯情。前半部分他是个放流不羁的浪子，后半部分竟然摇身一变为守法公民，而支持他内心信念的竟然是怀旧
14、的浪漫情愫。事实上，后半部分的转变并不是截然的断裂，前半部分早已铺垫好情感基础。前半部分的张明就显示出双重人格，他对吴迪的爱情不过隐蔽在内心，只不过后半部分的那种反本质的倾向被压抑了，渴望人性补偿的心理得以抬头。在橡皮人里，王朔总是一再去发掘“橡皮人”内心隐藏的良知、正义和真实，每当他往邪路上走的时候，王朔在他的深层心理意识里透示出一线光明。橡皮人对李自玲的抗拒不过是他的内心良知和人性的重新复苏而已，他对张璐的感情再次重温了张明的旧梦，而李自玲竟然也象纯情少女一样堕入情网，以此来显示李自玲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这并不是说人物的内心或性格就不能更为复杂、矛盾些，问题在于王朔制造的这种二元分裂
15、过于生硬简单，人物原有的那种反本质主义的丰富性反倒被削平了。在浮出海面里，石岜和于晶的恋情更象是浪子佳人的现代爱情传奇。在黄建新改编的电影轮回里，王朔的那种潜在矛盾更加表面化了，那种分裂的二重结构更具有拼贴的意味。于晶被完美地塑造为一个纯情少女，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现代女性，浑身上下散发着纯净的美和诗意的芳香，于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珍贵记忆和憧憬已久的情感补偿。而石岜作为一个边际人物的那种颠覆性行为削减后，被注定是一个模棱两可的悲剧人物。石岜最后走向死亡，进入存在主义式的超越绝望的领域。很显然， 轮回里流宕的那种悲剧情愫与王朔的喜剧风格大相径庭，王朔的那种认同式的嘲弄，那种先天性的无本质的存在，转
16、化为黄建新的选择自我本质的现代主义思考。黄建新赋予浮出海面一个精神深度，触及到我们时代面临的生存矛盾和困感，然而，王朔的那种先天性的反本质主义也就不存在了。与其说这是因为黄建新把轮回作为常规电影来把握而达到的艺术高度损坏了王朔的风格，不如说王朔的作品本来就混同了多种因素，他距离琼瑶有一步之遥，而他只要稍为往右倾斜一点，就触及到现代主义的边界。王朔在 1988 年发表的玩的就是心跳再次重温了这个二元模式，只不过王朔把那种浪漫情调作了现代主义式的改装。主人公方言象王朔以往的人物一样无所事事，玩世不恭，那种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性感觉表达得更充分，也更流畅。生活的荒诞性随意涌溢的喜剧风格，表明王朔在艺术上
17、的潜力。然而，寻找高洋和刘炎所具有的隐喻意义，又透示出现代主义的意味，追忆逝水年华的时间逆流，使王朔的这部小说浸含了不少现代哲学的意义，也显示了王朔以往的作品所没有过的那种深度隐含。叙述在过去和现在的交替转换里呈现出二重心态，对过去的追忆不仅填补现在的虚无感遗留下的空白，它本身就是现在存在的异化状态。很显然，王朔过去惯用的那段单纯的怀旧情绪，在这里获得某种深邃的存在意蕴。回到过去的那种心理意向被注入存在的焦虑感、孤独感、虚无感等存在的异化体验；而方言的当下存在最终处在无本质的不完整性状态中。过去的不可修复，不可进入，拯救了这个互动模式。虽然王朔提示了认同不完整性的背景心理，随那段时间逆流的回归
18、，那种心理异化也终止了。把握现在的“不完整性” ，认同它并且把自我本质的碎片掺进去一起娱乐，由此透示的喜剧风格才是王朔的独特魅力。 玩得就是心跳虽然混合了各种因素，存在观念和态度上的不协调关系，但“补充本质”的要求还不是那么强烈，最终还是可以看出后现代式的反本质主义占了上风。王朔个人的经验倾向于后现代式的反本质主义，但他的骨子里又暗藏着对观念、知识和文化的某种不自信，这使他一不小心就与当时盛行的存在主义之类的现代主义有暧昧关系。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反本质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就比现代主义或存在主义高明，但在理解一种思想变化的历史过程时，在理解作家或作品的内在思想观念构成时，那种层次感和结构关系需要被疏理
19、清晰。王朔的小说有明显的模式，这些模式隐含着内在相互冲突的矛盾因素，这也是王朔在不同的阅读者看来，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角度会产生不同的评价结果的缘由所在。这些内在矛盾一半是历史强加的，另一半是他自身的经验以及与当代文化构成的复杂关系所决定的。王朔后来的小说淡化了这种矛盾，一方面王朔的挑战性不再那么突兀，已经与当下生活缩短了距离；另一方面，他的那些浪漫情怀相对得到压制。 千万别把我当人显示出更强的反讽效果，完全打破现行的文化秩序和自我结构。生活被改变成表演的闹剧，小说叙述则追求语言的快感，以夸张的狂欢化的形式对本质主义发动一次最彻底的进攻。王朔在90 年代发表的几部小说，如许爷 、 过把瘾就死 、
20、 动物凶猛等，那种强烈的反本质主义的冲动已经少见，叙述中间也不时夹杂着一些柔情，但它们已经属于常规小说，无须在先锋派的挑战性意义上加理解。特别是动物凶猛可以见出王朔在叙述语言方面所作的努力，甚至先锋派小说的那种叙述句式也隐约可见。这也许从侧面说明，王朔虽然置身于主流文坛之外，但他始终窥视主流文坛内的那些前沿举动。王朔在沉默了数年之后，以看上去很美重返文坛，也许人们的期许太高，或者是商业炒作过于热烈，王朔这部作品没有受到良好的评价，传媒与评论界颇有大失所望的感觉。也许与这部作品讲述儿童故事有关，它被习惯性划入儿童文学范围，儿童文学总是容易被看成小玩艺儿。复出的王朔何以要以儿童题材来证明自己出手不
21、凡，这确实令人不解。精明过人的王朔难道不知道这种题材吃力不讨好？或者说他想为下一代创造精品而献出自己沉默数年并无作为的名誉代价？也许商业上的算计压倒了对艺术声誉的期望，王朔可能野心勃勃地想写作一个人的生活史，从童年到青年直到老年？这样或许能写一部中国式的追忆逝水流年？但不管怎么说， 看上去很美没有显示出复出后的王朔有什么特别之处。从常规小说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挑剔之处，小说叙事流畅，结构紧凑富有节奏感，儿童视角把握得相当准确。确实，人们是对王朔期望值太高，这部作品如果不过分考虑它的价格性能比，还是有它的独特之处的。王朔试图通过一个儿童的视角来重写六、七十年代的生活，特殊时代的儿
22、童心态刻划得细致而有棱有角，就这方面而言，这是一部极其出色的作品。如果从象征的层面来看，这部小说以一种弱者的被边缘化的观点来看儿童成长过程，这个过程被嵌入成人世界的政治权力关系结构。权力与压制是其关注的焦点主题，以怀疑和戏谑化的手法清除意识形态则是其表意策略就这些而言，也不能说王朔就无所作为，他的反本质主义的叙述意识，在这部所谓的儿童文学作品得到明确而坚定的表现。王朔重新复出后写了一系列怀疑权威，拆解经典的文章，它们引起广泛的争议，这些文字再次表明王朔作为一个称职的破坏者，给当代文化带来的建设性意义。 “无知者无畏” ，并不都是胡说八道，它触动我们反省现行的文化制度及其霸权体系，它迫使我们重新
23、寻找或不断寻找新的文化立足点。当然，如果当代文化只剩下王朔这样的文化霸权，那也是文化末日。第二节 新写实：原生态与认同生活现实“艺术存在于互相联系的种种社会意义之中，但是从外部去记述这些意义是徒劳的，因为它们是由具有自身逻辑和严格标准的形式特征来传播的。 ”“新时期”文学无疑在“寻根文学”这里达到高峰，也在这里划定终结的历史界碑。与其说“寻根文学”是一次艺术上的误入歧途，不如说是文学的意识形态推论实践的必然归宿。把自我设想为历史主体的“寻根派” ，其实不过是“知青群体”的变种，文学随时准备为时代构造必要的想象关系。“寻根文学”把集体想象推到历史的顶端，却并未如愿以偿，最后不得不以莫言在高梁地里
24、完成一次生命的狂欢仪式草率结束。当时代不再需要“集体想象”时， “寻根文学”的乌托邦冲动就变得尤为虚幻。在“寻根文学”终结的地方， “新写实主义”开始了他的历史起点：放弃乌托邦冲动，拒绝提供集体想象，回到生活事实。在这一意义上， “新写实主义”并不仅仅是“反寻根” ，它从这里悖离了“新时期”的路线，并且从根本上偏离了传统（经典）现实主义的轨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强调生活真实，然而更重要的在于强调“典型化”原则，强调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 。实际上， “典型化”即是理想化，而“本质规律”是为权威话语事先约定的“绝对真理” 。只有符合这一先在的“本质规律”才是真实的，才是客观的才是典型的；否
25、则，就是错误的。现实主义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同语反复” （巴特语） ，其中人们自认为是描述性成分的东西，实际上是该特定话语行为的独断性的表现， “现实性” （或生活事实）总是被特定的观念、概念、术语给定了意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下的文学，一直在构造“集体想象”关系，构造理想化的存在形态，在“似真性”法则的保证下，这种“想象关系”与“现实”混合一体，并且成为现实的“本质关系” 。当然，这并不是说，现实主义文学就是一种虚假的艺术，恰恰相反，它是那个时代（从观念到存在）恰如其分的实践方式。同样， “新写实主义”约简“集体想象”的做法，确立回到生活事实中去的态度，也是这个时代不得不选择的文学规范。返回到个
26、人化写作的“新写实”小说，不再有构造“本质规律”的乌托邦冲动，尽管说，放弃一种意识形态实践将会落入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圈套，然而，年代后期中心化价值体系解体的现实，却也使年青一代作家无法建立，也无法认同任何一种明确的“集体想象”关系，因而，他们才会那样无所顾忌回到生活事实中去。年，方方发表风景 ，就此拉开“新写实主义”序幕。这篇小说以一个夭折的死魂灵的眼光来叙述一个家庭极端贫困的生活。令人惊异的并不仅仅是作者讲述出一种与经典文本相去甚远的生活，重要的是如此冷静不动声色的叙事，把生活事实和盘托出的那种态度，而观念性的升华在这里为全部事实消解。关于人性的道德评价，关于生存命运的理性思考，以及个人与家庭
27、社会冲突等等，在这里没有现实主义文学惯有的那种强调和暗示。那些生活事实如此倔强地涌溢而出，它不企图完成任何观念性的升升，也不想给时代提供文化镜象，它仅仅是一些纯粹的生活事实，一种纯粹的现实性存在。当代小说从一系列的“反省” ，一系列的文化冲动，从庞大的“集体想象”关系中，跌落到如此简陋的生活状态中。 风景的特殊意义，与其说写出了当代生活的最粗陋状态不如说把当代小说拉回到这个原始的起点。回到生活事实的“新写实”小说，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生活。 “新时期”之初关注人的命运从中发掘出“人性”的闪光（例如刘心武如意等） ，它与整个思想解放运动强调“人”的生存价值，倡导“人道主义”的历史意识相关， “普通
28、人”的形象中其实寄寓着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而在这里，凡人琐事就是生活的一个块面，作家并没有在这些普通的生活上强加某种历史法则。 “新时期”那个“大写的人” ，现在萎缩成“小写的人” ，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年，池莉的烦恼人生以平实的手法，描写普通工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小说叙事在那些烦琐的生活小节之间纠缠不清，家庭纠纷，窘迫的居住环境，难弄的孩子，拥挤的交通，微薄的奖金，各种人际关系以及暖昧的感情等等。印家厚忙于扮演各种社会角色：丈夫、父亲、工人、情人、回忆者，每一个环节他都无比吃力，无所作为。然而，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普通人必须过的日常生活。那个忧国忧民的思想主体，那个寻找民族的文化之根的历史主
29、体，现在却跌进一大堆无生气，毫无诗意的日常琐事之中，现在仅仅是无所作为的丈夫，忙碌的父亲，勉强的情人。 烦恼人生平实的手笔写出的平实生活却有令人震惊的力量。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已经彻底丧失了乌托邦冲动，人们为日常生活所左右，为眼前的利害所支配。生活本身进入了一个散文化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如果不以蛮横的想象力进入一个绝对的语言乌托邦，那就回到平实无奇的日常生活，亲临其境，去咀嚼那些无聊的快慰和别有滋味的若涩。池莉随后的作品不谈爱情 （年） ，虽然故事、写法与烦恼人生相去未远，但是这篇小说的篇名却是别具象征意义，它不仅仅表示家庭琐事和社会网络将爱情全部淹没，而且坦率地表示了这个时代理想化价值的彻底失落
30、。 “爱情主题”一直是“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主题，伴随着“人的解放”的命题被强调，新的爱情观一直在创造我们这个时代崭新的或理想化的价值观和超越性的感觉方式。只要把十几年前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与不谈爱情置放在一起，人们无疑会对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惊惧不已。“不谈爱情”既是一种拒绝，也是一种宣告：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精神超渡的可能性。一个没有爱情（不谈爱情）的时代，还有精神幻想吗？那滋生着的超越意向已经被合并入它的无所不在的日常现实中，它被注定要失去支配生活的征服力量。关注普通人或“底层人”的故事，当然不新鲜，从现代以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就强调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然而，这种“反映”一直是在讲述
31、经典（权威）话语，或者是以知识分子群体充当叙述人，讲述知识分子的历史愿望。所谓“劳动人民”的形象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确认的“集体想象” ，它一直用以贬抑知识分子的形象，它是一种“阶级的”精神的镜象。 “新写实”小说对所谓“底层人”的关注，其实是在消解经典文本确认的精神镜象，还“底层人”以本来面目。刘震云的塔铺 （年）以尤为冷静的笔触，写出了“底层人”的实在生活，一群来自农村的高考补习生，为了考上大学而在艰苦奋斗。显然，刘震云并没有着力去刻划所谓“底层人”生活的艰辛，而是写出了生活（和人生）的方方面面。 “艰辛”与“不易”被推到背景，偶尔才在那些勾心斗角的间隙，在那些想入非非的瞬间流露。不是去发掘
32、生活的深层意蕴，细细咀嚼生活的复杂滋味；恰恰相反，刘震云仅只满足于给出一种生活状态，一种“艰辛的尴尬”的状态。在这里，悲剧性情感因流总是为那些尴尬处境所消解，为无聊的快乐所冲散。在叙述人的叙述意识中没有任何悲天悯人的企图，他把自己置于一个等距离的观看者，那些心态不点自破。 “底层人”的心理为希望所怂恿，也为莫明的绝望所困扰，企图摆脱 一种命运总是为另一种命运所支配，然则他们也在“奋斗” 。这使他们进入了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刘震云感兴趣的所在。比较路遥的人生 ，就不难发现二者存在根本不同的文化立场和写作法则，这两篇小说貌合而神离。高加林作为年青一代农民的代表，试图通过个人奋斗来改变自身的命运
33、，这部关于农民摆脱土地的主题，又与爱情婚姻之类的伦理道德主题相混淆，然而，它都契合“新时期”关于“人”的解放与道德观的更新这类时代命题，它为历史及时提供了集体想象的模本。不管路遥作为写作者个人如何凭着“艺术经验”来讲述这个故事，他的“讲述”只要被阅读，立即就表达着那个时期知识分子主体讲述的话语（对历史、对“人”的思考） ，它不可避免被意识形态理论实践所放大。而刘震云的叙事已经没有明确的集体想象“背景” ，个人化的写作使刘震云保持了一种超然的眼光，笔力所济不过是尽可能给出一种生活状态或心态，直陈式叙事把生活的定义全部交付给人物本身。生存的意义是有限的，因为它只限于自身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事实，那些恩
34、恩怨怨，那些悲欢离合，那些沮丧和憧憬都不过是转瞬即逝的生活之流，它们并没有永久驻步领会生存的要义。这就是生存的本身，一种状态中的生活或生活的一个状态。在这里，现实的东西和可能东西之间的紧张冲突被自然化解，生活本身并没有作出关于“幸福的承诺” ，生活的事实倔强而傲然地存在，那些由“父法” （历史法则或权威话语） ，由集体的乌托邦冲动统治的想象关系也就自行崩溃。刘恒早在年就写下狗日的粮食这种关注最低生活欲求的作品，这表明刘恒一开始就避开意识形态中心，当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减弱之后，刘恒的写作自然就具有了“开拓性”的意义，它打开了一个远离精神期待，而单纯关注最低（或最基本）生存欲求的向度。刘恒的伏
35、羲伏羲 （年）虽然还可看到“寻根”的流风余韵，甚至不难推断还可能受到莫言的影响。但这仅仅是这篇小说的外在因素给人以这种印象，实际上，这篇小说带有明显的“反寻根”倾向。刘恒未必是一个明确的“新写实派” ，但却是率先挣脱“寻根”的写手。正如前面提到的狗日的粮食 ，刘恒一开始就固执己见，把生存的基本欲求置于写作的中心而拒绝那些繁杂的深邃的文化（观念）附加物，他正是以与“寻根”不相干的态度表示了对“寻根”的逃避。尽管伏羲伏羲被大多数人读解为“性文化”的代表作，然而，在我看来，这篇小说恰恰有一种摆脱“文化的动机。这个关于乱伦”的故事，更具体一些可以看成它是在描写“欲望”是如何滋生并支配着人们的全部生活事
36、实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垂死的历史性的欲望（杨金山）的边缘，这个年青的，活生生的现实欲望正在不可遏止地生长。这个充满真实生命渴求的欲望在降临的时刻就被推到一个危险的境地，欲望在压制诱惑之间，在合法性合理性之间艰难行进。在杨金山无止境虐待年轻女人的背景叙事中，这个不合法的欲望逐渐有了合理性。这个欲望同时在优雅（充满感伤和温馨的描写）与拙劣（道德禁忌的恐恫）之间徘徊，那个“窥视”的动作终于使这个欲望的表达找到了一个诡秘的、透彻的、拙劣的突破口，同时也使欲望的实现变得无法抗拒。这篇小说写出了人们企图越过文明禁忌界线的那种艰难处境，那种不合法的爱欲倔强生长却又终于破灭。生命交织着雄奇瑰丽和脆弱丑陋，它在希
37、望与恐惧之间游移，杨天青失败的一生不过是道德史（或父权史）上的一个粗糙的祭品。人们也许可以从中读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寓言或象征意义它可以很恰当地置放在“寻根”的流风余韵的历史序列之下。然而，我却更多地看到刘恒摸索到一种新的叙事法则，他如此细致的审视这个“乱伦”事件的各个逻辑环节，如此详尽地叙述这个不合法的欲望增长和衰变的全过程，不能不说他对生命存在的基本欲求有着特殊的关注，那些纯粹的环节和状态无比真切地呈现出来，它以自身充分而绝对的实在性反抗被既定的文化秩序所俘获，而那些基本的（原初的）生命欲求则是对庞大的制度化的写作法则和阅读法则的抗议和颠覆。受过“现代派”洗礼的李锐，在年（可能还更早些）就意识
38、到要走出“现代派”的阴影，意识到“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生命的真实纪录者” ；“需要用刻骨的诚实来面对自己，面对我们身处其间的双重的幻灭”。李锐一直致力于写出中国本土的那种坚硬存在的生活，在那种极度贫困艰辛的生活中，发现类似海德格尔在梵高的“农鞋”敞开的口子里看到的那种生存的诗性。年，李锐的厚土系列就已写出一种简洁的粗粝的生活样态，这些场景式的生活断片，展示了西北农村贫脊土地的尤为干涩的情景。李锐“反叙述”的写作法则追求一种客观化的绝对真实效果，有意削减想象的作用和艺术冲动，人物的自我意识被压制到最低限度，因而，整个生活具有一种物性化的力量。这里只有物象、事件和行为，行走的人们也像物体一样移动，他们
39、的动机目的似乎也无关重要，要紧的仅仅是现时的这种客观化存在。连那些情感记忆也变得物象化，李锐自我抑制式的写作却写出了一种抑制状态中的倔强生活。不露声色的超距叙述，尽可能将叙事转变为物性的自我呈示。这些生活的断片之流，甚至只能感受、体验，而难以概括，它们本身是反语言的存在。年左右，李锐在偏远的山西试图另辟蹊径，试图写出“厚土”般的存在，写出“刻骨的真实” ，正是刻意剔除那些“内涵”或“积淀”一类的东西。这或许是一种“后山药蛋”或“后乡土”文学，它使“新写实主义”具有回到真实的生活中去的那种倔强性。显然，西北作家对粗粝的生活有着特殊的敏感和表现力，新一代的西北军有一种木刻般的笔法。相比较李锐凝炼冷
40、峻，杨争光显得瘦硬奇倔。年，杨争光发表土声 。也许黄土地练就了一种对生活的块状感觉方式， 土声的叙事就像干结的土块一样，一块一块往下掰，干脆而硬实。把视点压制到“零度”的叙述也排斥了感情的介入，无我之境，以物观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当然不是超然性的庄禅态度，与其说它告近中国古典美学，不如说深等“现代派”要义。在某种意义上， “新写实主义”得益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要远远大于传统（经典）现实主义，他们的那种追求绝对客观化的写真态度，未必是在认同现实主义原则，而更有可能是在向“现代主义” （乃至后现代主义）暗递秋波。只不过年青一代的作家大都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抓住中国本土生活的真实状态，以生
41、活存在的坚实性化解了（乃至消除了）外来文化的蛛丝马迹。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 （1992）再次显示了杨争光擅长刻画日常生活中潜伏的扭曲状态，贫困粗糙的生活总是被杨争光磨砺得有棱有角，它看上支平淡无奇却险象横生，莫明其妙的仇恨和拙劣的阴谋把人物的命运推到无可救药的粗糙地步。这种莫须有的仇恨支配了老旦的全部生活，它当然扭曲了老旦的心理。杨争光的叙事注意去发掘那悖论，那些戏剧性的局面总是使生活、使人物处在一个被颠倒的位置，或者说处在一种错位的状况。老旦的仇恨尚示来得及发泄，赵镇却以一个恩人的姿态出现在老旦的面前。然而，这个偏执复仇的故事，总是使复仇的主体自我颠倒，动机与效果永远无法统一。复仇的荒谬导致
42、了整个行动链不断异化，正是在动机与效果的来生错位中，杨争光写出了一种盲目的生活，其中蕴含的荒诞快感，却也趣味无穷。随着“新写实”的经验被广泛认同，随着“先锋派”向写实退化，当代小说趋于形成“刻意写实”与“刻意虚构”相混合的写作法则。但是至少有两点是肯定的：其一，这种趋势不再虚构“历史神话” ，而是虚构阅读快感；其二，刻骨真实的笔法依然是虚构的基础，它透过虚构洞察人情世故，给出生活的本真状态。说到底，反抗虚构而刻意求真不过也是一种叙事策略，而任何写作法则最终都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正如“先锋派”企图用绝对的虚构来反抗既定的（经典的）符号秩序一样，“新写实主义”之刻意写实也不过是要重新制作我们这个时代
43、的符号系统，给出另一种经验表象。在这一意义， “新写实主义”试图与经典现实主义迥然相异，而与“先锋派”相去未远。历史总是在“写实”中被重新虚构，这种“写实观念”作为历史给予的法则，也反过来给予历史以新的面目。叙述法则是在虚构文学的严酷考验中演进的，但它同时既变成了现实的记号，也变成了现实的证据；正如巴特所说的那样：“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根本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历史叙述正在消亡；从今以后历史的试金石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 。 ”对“反讽”手法的普遍运用，表明了一代青年作家驾驭生活和把握叙事的能力。在当今时代，文学一方面要探寻生活发生的种种变动，在日常性生活中
44、发现某种诗性；另一方面，文学却又必须去挖掘利用自身的素材所固有的可能性而制造“本文的快乐” 。现在，人们已经不得不相信，正如卡尔维诺所说的那样：“全部文学都被包裹在语言之中，文学本身只不过是一组数量有限的成分和功能的反复转换变化而已。 ”反讽在这个“反复转换变化”过程中充当了最后的动力装置。事实上，新一代小说（当然包括“新写实”小说）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快感，那些凡人琐事，那些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故事，因为叙事的效果，特别是因为“反讽”性描写的大量运用而变得生机勃勃，妙趣横生。也正因为此， “新写实”小说可以远离意识形态中心，甚至无需多少深厚的思想，而是凭着它讲述的故事和对故事的讲述
45、确定自身的存在价值。在这一意义上， “新写实”小说与经典现实主义小说迥然不同；它是一种本性论意义上的文学，而不是意识形态实践意义的文学。显然，反讽给这个“本体论意义”奠定了牢固基础。“反讽”当然不仅仅创造了一种美学法则，它同时表达了一种文化态度和价值立场。“反讽”因而成为我们时代缓解文化危机的万应良药。作为“折衷主义”时代盛行的手法， “反讽”表示了一种“中性化”的价值立场，在这一意义上，它的另一说法就是“调侃” ，一种浅尝辄止的玩笑，适可而止的攻讦，轻松随便的漫骂，并不认真的语言战斗，它使那些严肃神圣的原则性对立倾刻之间在语言的快感中化为乌有。反讽既恰当渲泄了人们的“批判性” ，又维系住了社
46、会和谐统一的外表。它是社会稳定和快乐的佐料。显然那些追求绝对意义的文化批判者，对此大为不满。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看来，文化工业创造的所谓“美” ，就是通过幽默，通过对一切不能实现的东西的讽刺而获得胜利的。 “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人们欢笑的状态进行嘲笑。往往是在恐惧消失时产生调节恐惧的欢笑。当卑贱者战胜了可怕的有权势的当局时，调节的欢笑是摆脱权势的回声，它意味着卑贱者战胜了恐惧。欢笑也是不可摆脱的权势的回声。 ”作为坚定的（自诩的）马克思主义者，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奉行“知识分子最后的英雄主义”立场，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有着不可调和的批判精神。对于青年一代的中国作家来说，他们置身于一个“文化失范”
47、的文明情境，旧有的偶像已经破灭，而新的准则远未确立，他们无法固执己见，文化的严肃性和认真性也已丧失，他们除了借助万能的“反讽” （或调侃） ，除了以廉价的欢笑来掩饰内心的恐惧和恐慌之外，还能捍卫什么更高的正义呢？试图用一个流派来统合一批风格独特的作家是非常困难的，大部分“新写实”小说家会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甚至愤愤不平。然而人们总是试图理解历史，总是要在那些个别现象之上强加历史法则。说到底， “新写实主义”不过是一种命名，不过是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不过是对理论匮乏的一次勉强满足。在年代后期中国文学落入低谷的岁月里， “新写实主义”这面旗帜似乎鼓起了重新聚集的勇气。也许人们非常偶然走到一条历史栈
48、道，然而因此酿就的新型文学经验则是不难看到的。在“新写实”的名下，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变动。、文学写作不再依循意识形态推论实践，写作者不再有充当历史主体的欲望。、那些凡人琐事成为写作的中心素材，文学回到单纯的生活，因而对生活的洞察力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故事也朝着“传奇性”方面发展，制造远离乌托邦冲动的阅读快感。、故事变得至关重要，并且故事的讲述同样重要，当代小说在这两方面的高水准要求，使得小说叙事具有相当的难度。、小说叙事不再是专注于构造方法论活动或制造修辞效果，而是促使“故事”变得引人入胜。对小说叙事更高水准的要求表现在：不露痕迹而尽得风流，所谓语言包裹的生活。、当代小说倾向于描写生
49、活而不是评价生活，写作是一种快乐，而不是一项教育事业；作家是语言的工艺匠，而不是灵魂工程师。、当代小说因此创造出中性化的价值取向，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在文化危机时代寻找一种新的适应性，调和而不是激化生活矛盾的后机会主义哲学或新保守主义立场。“新写实主义”预示当代中国文学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开始形成个人化的话语。正是因为集体想象的失落，因为文学写作不再追逐意识形态实践，杰姆逊所说的那种“第三世界话语”正在退化，所谓“民族的” 、 “社会化的”巨型寓言已经趋向于改变为个人化的写作。文学的群体效应正在丧失，越来越具有个化特征：个人化的经验，个人化的讲述，个人化的效果。文学写作寻求启示而不是教诲，摆脱年代后期文化危机的中国当代文学，有可能并且不得不走向一个从容启示的时代。正如钟山在年亮出“新写实”旗号并不表示“新写实”才刚刚诞生一样；年“新写实”小说联展偃旗息鼓，也并不意味着“新写实”就此销声匿迹。作为一种群体效应，作为一个理论话题， “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