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胡适对书籍情有独钟 藏书摆满 40 个大书架文化名人大多喜好收藏书籍，比如南宋词人周密积累旧书 4 万卷，建藏书楼为“书种堂“、“志雅堂“、“浩然斋“等。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胡适更是如此，他不收藏字画、碑帖，也不收藏古玩，对书籍却情有独钟。据说胡适的藏书摆满了 40 个大书架，以线装为主，中文书居多。当时北京琉璃厂有多家古籍书店，店主经常为胡适送货上门，有时候胡适的朋友们也帮他收集一些旧籍。由于历史原因，胡适的藏书分置于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地，后世研究者与普通读者都难以一窥全貌。不过，随着三年前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台湾胡适纪念馆联合编纂的胡适藏书目录出版面世，皇皇四巨册、300 万字的载录规模
2、，使胡适的藏书概貌，终于得以两岸“合璧“，终可为世人较为充分的了解了。但胡适藏书目录所载录的，大部分只是以文字描述的书籍基本特征，如出版年代、出版社名称、册数、开本、馆藏编号等，并无直观形象的书籍图像来一一对应展示。这对于有专业藏书癖好，希望深入研究胡适藏书者来说，无疑是有些许遗憾的。毕竟还是只能望书兴叹、空自怀想而已。幸好，前些日子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北大图书馆联合举办了“胡适与北大“文献展，将胡适遗留在大陆的部分藏书精选展出，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胡适藏书目录有文无图的遗憾，为部分藏书爱好者及专业读者提供了观瞻这些珍贵藏书的难得机缘。1红楼梦“祖本“亮相古本小说与“水经注“，曾是胡适的研究
3、重点，也是其藏书的精品所在。此次展览，就以这两部分胡适藏书为重点，加以集中展示。可以看到，除了胡适随身携带至台湾珍藏的“脂批甲戌本“之外，胡适藏书目录中列置的“红学“版本悉数登场，“程甲本“与“东观阁本“两大红楼梦早期刻本现身展场，大有艳压群书之势。众所周知，“程甲本“是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和高鹗将红楼梦前 80 回与后 40 回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以木活字排印出来，书名定为红楼梦，通称“程甲本“。这是红楼梦小说文本脱离抄本体系，独立成为刻本流传之始，“程甲本“就是目前通行的所有红楼梦出版物的“祖本“。而“东观阁本“是“程甲本“的早期翻刻本之一，也是流传最早的带批注的翻刻本，在红
4、楼梦版本史和传播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胡适当年珍藏的这两部红楼梦早期刻本，与其珍藏的那一部“脂批甲戌本“一道，为其开创“新红学“奠定了文献基础，其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都非同凡响。2其中，“程甲本“的前护页上有胡适题记，称“红楼梦的版本之学可算是我提倡出来的。我先得程乙本，始知尚有程甲本，程甲本很难得，马幼渔先生藏有此本，今年他慨然赠送给我，我欢喜极了，故托北京松筠阁重加装镶，并记于此。胡适。十八、五、廿四、晨四时。“遥想 1929 年 5 月 24 日凌晨 4 时，胡适伏案在“程甲本“上写下了上述题记，他当时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时年 38 岁的胡适，彻夜未眠，通宵读“红“的那份激动，敢于自称首
5、倡“红学“的那份自信，都在这一页题记中表露无遗。胡适题记中提到的松筠阁，也是中国旧书业的“百年老店“。松筠阁创办于清光绪年间，店主刘际唐去世后，松筠阁交其长子刘殿文经营。最初以经营线装古籍图书为主，后因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古籍生意惨淡。精明的刘殿文另辟蹊径，将松筠阁转为以专营杂志为主的店铺。而胡适将“程甲本“交付松筠阁“重加装镶“之时，应当还在其转型专营杂志之前，这又为中国旧书业的一段历史做了旁证。2胡适捡漏水浒传在古本小说收藏与研究中，胡适还曾关注过水浒传。此次展览，亦有其所藏古本水浒传入展。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出的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版本稀见，与通行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七十回本不同，传世
6、极为稀少。日本学者大内田三郎在其水浒版本考一文中，认为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属于该书初期版本，称其“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此外，这一版本的水浒传，海内外公私藏均无全本。特别有意思的是，此次展出的胡适所藏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首册有胡适题记，还透露了他购藏此书的经历，宛如一段“捡漏“小史，亦是一段书林掌故，颇可一读。题记原文曰：十，一，三，我在琉璃厂肄雅堂看书，忽见此书，惊喜过望；店家不知宝贵，几不取值，或者他还笑我傻哩！ 胡适。“捡漏“是一句古玩界的行话，形象的体现在“捡“上，因为古玩界普遍认为捡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行为，故而，北方的方言，用一个“捡“来寓意它的难得，是极诙谐的表达，也是汉文
7、化中调侃文化的形象化体现。而胡适则把“捡漏“用在了收购旧书上。显然，胡适的专业眼光让他在专营古籍的北京旧书店中如鱼得水，“捡漏“的机遇大增。以至于偶遇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这样的“大珍“，竟因“店家不知宝贵，几不取值“，而得以捡得“大漏“。题记中提到的肄雅堂，与前边提到的松筠阁，同是“百年老店“。肄雅堂是以装裱修复碑帖、书籍、字画著称的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开设于清光绪年间，店主丁梦松(原名清喜，字子固，河北束鹿县人)。该店与松筠阁等，于 1950 年代归并入中国书店，继续从事古籍购3销、整理出版与装裱修复工作。胡适的这些藏书题记，都可为这些北京旧书业的“百年老店“做最为直接的见证。3父子俩均为水经
8、注题记再来看胡适所藏水经注版本。抗战伊始，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繁忙工作之余，因与国内学者王重民(19031975)的通信研讨，对涉及水经注的诸多“学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一发不可收拾。自 1940 年代始，胡适开启了其十余年的水经注专题研究生涯。此次展出的胡适所藏大量水经注版本，即是他这段学术生涯的直接见证。明崇祯二年(1629)的古香斋刻本水经注，是胡适所藏水经注版本在大陆所遗存最早者，书前有题记称其“在美国英国遍借不得“云云。清康熙年间项氏群玉书堂刻本水经，是沈兼士(中国语言文字学家，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有“北大三沈“之称)赠送给胡适的，起因是胡适先到沈家看书，发现了此书“几个奇特之点“，
9、友人即慨然相赠，亦是书林嘉话。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小山堂刻本水经注释，是胡适为所藏水经注版本做题记字数最多的一种。题记中称“这部沈大成校本，过录在乾隆五十一年初刻的赵一清水经注释之上，可说是双璧。赵氏书初本已很难得了；沈大成用季沧韦何义门两本校勘，又抄录戴震早年校本，加上沈氏自己的校记，都可供考证资料。“胡适对这部书的版本之重视与研究之细致，足见一斑。还有一部“四库全书“钞本水经注释，颇为特别，为胡适藏书目录未收录者。该钞本封面有胡适的钢笔题记，文曰：残存钞四库本赵氏水经注释八册，共存卷二，河水二 卷三，河水三卷四，河水四卷七至卷八，济水一二卷十七至十九，渭水上中下王重民先生用法币五千六
10、百元买了来送给我。此本原是照四库本钞的，卷二三四，七八是原样。余卷的首页都是被书估换了半页。胡适卅六，六，九日上午此次展览中，胡适在藏书封面上用钢笔题记的并不多见，这也正体现着所谓“新派学人“藏书以实用为上，并不忌讳所谓藏书“品相“的观念。另一方面，这部“四库全书“钞本水4经注释，竟未录入胡适藏书目录中，属“录外品“，这也让观者颇感意外。揣摩起来，可能是编目时该钞本尚未入胡适藏书专库，后来清查别库时方才发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乃历史遗留问题，应当尽快彻查补正。事实上，胡适遗留在中国大陆的藏书曾分藏三处，即北大图书馆、中国社科院与国家图书馆，这对系统整理胡适藏书一直就存在诸多不便。长期以来，除了
11、明确评定为“善本“的图书以及档案文稿有专库编号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未“提善“的胡适藏书曾被置于普通馆藏书之列。曾一度出现过读者借阅馆藏普通书籍，一不小心就借到了胡适藏书的情况。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部胡适藏书的“录外品“才会悄然入展，让观者大饱眼福与拍案惊奇了。清光绪十四年无锡薛氏刻本水经注，封面有胡适的朱笔题记“所谓全氏七校水经注初刻校改本“，这部版本胡适认为错讹很多，从学术价值而言并不高，但这一藏本的特别之处乃是因其还曾递藏于胡适次子胡思杜(19211957)之手。该书牌记页有胡思杜题记：“民国卅八年六月廿七日胡思杜过录一遍。“这说明，胡思杜曾于 1949 年 6 月 27 日，阅读并抄
12、录过该书。而此时，胡适早已飞赴美国，而胡思杜坚持留在中国大陆，父子两人就此天涯两隔，至死未再相聚。可想而知，当时身在美国，之后转赴台湾的胡适，根本不可能知晓，他的儿子正在阅读并抄录他的藏书。或许，这本水经注上的父子二人题记，就是他们最后的笔墨神交罢。4蔡元培转赠尊闻录展览中还有一册蔡元培转赠胡适的尊闻录，格外引人注目。尊闻录是熊十力的语录体著述，收录其九十九段谈话和三十通函札，约五万言，于 1930 年 10 月自费印行一百五十册，分赠蔡元培、梁漱溟、林宰平等。展览中的这一册尊闻录，封面上有蔡元培亲笔题词，曰：“熊十力先生属转赠胡适之先生，十九年十月卅日，蔡元培“。书中还夹有一通蔡元培写给胡适
13、的信札，信文转录如下：“适之先生大鉴：承赐大蟹，拜领，谢谢。昨忘将游案两件奉上，今补奉，乞便中交与中公总务处。熊子英属转奉尊闻录一册，请詹存。专此并祝早安。弟元培，十一月六日“。这一册蔡元培转赠胡适的熊十力所著尊闻录，胡适藏书目录上失载；而书中所夹蔡函，蔡元培全集亦失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亦未载，胡适日记中也未提及，可谓一书引出多般“佚文“与“逸闻“来了。查胡适日记可知，蔡函写成的前一天，1930 年 11 月 5 日，胡适已从北京奔赴上海有一周时间，当时正与蔡元培密切磋商关于中国公学新任校长人选事宜。此外，因马君5武任校长期间引发各种纠纷，蔡、胡二人也正在为其“善后“。譬如中国公学曾租游伯麓的
14、房子为上海校舍，定约五年，但马君武倡建新宿舍，故仅租一年。游氏要求校方赔偿毁约损失，久未得应，遂告上法庭。胡适日记中提到的“蔡先生今早九时把状子传票送来，托我代表他去了此事“，即指此事；而蔡函中的“游案“也应即指此事的相关案卷。蔡函应当写于 1930 年 11 月 6 日晨，夹在尊闻录书中，不是以邮寄形式，而是以便条形式递至胡适寓所的。可能胡适对尊闻录的内容不十分重视，这从他的日记未曾提及，也未因此事与蔡元培、熊十力有过通信，书中甚至也没有钤盖藏书印鉴等细节可以揣摩得到。或许，胡适拿到此书后，蔡函便一直夹在书中，未曾取出；所以导致后世研究者在整理辑录蔡元培全集、胡适来往书信选时无从察知，且胡适
15、藏书目录编印之际，该书可能也未纳入胡适藏书专库编号存放，所以没有录入。蔡元培为人严谨，对熊十力嘱其转赠著述事，确实一一交办；除却这封看似“孤证“的蔡函之外，还有相关史料可以查证。1930 年 11 月 24 日，在致尊闻录的整理者、熊十力弟子张立民的复信中，蔡明确提到“承寄尊闻录四本，除自领一本外，余均照十力先生所属分别转致。“(详参蔡元培全集第十二卷)由此可知，熊十力确有嘱托蔡元培转赠尊闻录一事，前述种种“佚文“与“逸闻“本有所自，只是年代确已久远，细节还须细看。除胡适藏书之外，此次展览还选入了一批包括沈从文、徐志摩、郑振铎、邓广铭等知名学者在内的，与胡适相关的签赠本、往来信札等参展，更有胡适抄录的徐志摩日记残稿等等，真是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在展场中漫步一圈、粗看一遍，就仿佛 20 世纪上半段的半部新文化史、新文学史皆在此中静默存照了。展场入口处，布展方特意将胡适抄录徐志摩诗集的手迹印于布幅之上，悬于通道两侧，上面分别写着：“你已飞度万重的山头“，“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应当说，这样的表达方式，对这个展览的主题非常契合。或许，这样的话语抒写，既可以看作是百年前胡适与新青年们的自我期许，也是百年后读者重新看待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应有视野吧。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