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公民广泛自觉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也是政治发展走向现代化、民主化轨道的条件之一。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仍然 存在着种种制约因素，对此问题，应从新的视角作出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 多元化的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扩大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真正促进民主政治的建设。在我国，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公民依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手段，采取一定的方式和途 径，积极主动地介入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从而影响政府政治决策的政治行为。社会主义 民主的核心，是人们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 。这一核心必然要求公民广泛
2、的政治参与。只有公民广泛自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政治发展才会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轨道。然而，由于历史和其他原因，现阶段我国公民 政治参与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探讨这些因素，将有助于扩大政治参与，促进民主政治 建设。1、经济与教育的落后，客观上限制了公民政治参与必备的物质和文化条件经济是基础，离开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腾飞，也不可能有高度发 展的政治民主。我国是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尤其是 商品经济还相当落后，客观上妨碍了人民大众有效地参与政治。西方政治学家曾就经济 发展水平与政治参与程度作过相关分析，提出：“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 ，造就参与基
3、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 ” “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 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 ”另外，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各种利益群体在现代化 经济运动中不断涌现、分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实现和满足自 己的利益和要求，客观上形成的社会成员在占有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上的不平等，必然 影响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参与。美国社会政治家安东尼 奥罗姆对此指出：“处于较高 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政治的比例必然要比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高些，这种差别 确实可以反映出那些较低社会地位的成员在各方面的不利条件，诸如仅享有较低级别的
4、信息和较少的闲暇时间。现代化经济运动是新旧 经济体制、新旧经济秩序转轨的过程，不可避免地给社会造成震荡，诸如一定程度的经 济两极分化，宏观经济调适失控，政府权威减弱，甚至政治权力滥用等，也必然会在一 定范围、一定时期内影响公民政治参与。与社会经济紧密相连的社会教育的发展如何，也是影响政治参与的一个要素。虽然建 国以来，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多种原因，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教育还很落后，文盲半文盲还占较大比例，大多数国民文化素质也不 是很高。由于国民教育文化素质的低下，即使是社会制度提供了人们政治参与的条件和机会，也难以掌握参与政治、管理国家生活所必须的知识和技能，
5、更不用说一定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术了。与此相联系，也不会培养出公民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物权利真正实现困难就会很大。关于这个问 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维伯曾在考虑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墨西哥等 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态度时指出：“这五国的任何一国中，正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最有 可能坚持参与的规范，而可能较少主张个人在其地方共同体有积极参与的责任的，则是 那些只受过小学教育或更低的人。2、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抑制了人们的主体意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地进行了分野与汇流，形成了以儒家 政治思想为主线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深层次上成为
6、封建政治伦理纲常。它在中国民众心 理积淀成了“权威崇拜”、 “清官思想 ”、 “与世无争”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为主体的 政治意识和政治思想。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权威崇拜，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表现在人们独立个性和政治自由意识很差，造就 了专制政治文化基础。封建统治者垄断国家政治资源，对平民百姓实施愚民政策。引发 的政治效应，必然是人民缺乏主体意识，崇拜权威。我国学者指出：“在我国政治发展 中，虽然没有成套的西方社会那样的精英政治理论，但由于崇尚家长，崇尚皇权，崇尚 权威的封建专制主义影响极为严重，因而实际上精英政治理论有着极为广阔的社会基础 ，精英政治意识深重地影响着人们
7、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 ”显然，崇拜权威，依附权威，只 能铸成附庸意识，形成卑微心理，人们在政治上必然表现为普遍的非参与倾向。清官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国民心理积淀的反映。平民百姓面对着强大封建传 统机器，他们感到无法进入政治体系，不能影响政治过程，因而他们只好幻想、企望能 有代表和表达他们利益的“清官” 为其做主，以维护和实现自己应有的利益。这样，他 们把个人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命运寄托在少数包公式的清明统治者身上，在一个社会里， “人们对清官越是向往和依赖，人们政治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就越发萎缩，其权威人格 就愈牢固，最终作了君主政治的驯服人民。 ”与世无争或无为而治，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现象，
8、它要求人们安分守己，和为贵、忍为 高，相信“死生由命，富贵在天。 ”他们最惧怕战乱， “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 道家的政治理想是“无为而治”、 “小国寡民 ”。当然撇开其“无为无不为、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的政治谋略 ，这种政治哲学渗透民众心理的结果，必然造成人们的政治冷漠感，扼杀了政治责任感 和历史使命感，最终遏制了人们的主体意识的生成。3、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震荡、政治变迁，使人们对政治变化感到难以捉摸，甚至对参 与政治感到不安和恐惧当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冲击波，不仅震荡着社会的经济、文化，而且也震撼着政 治体系。就政治体系来看，我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是一种建立
9、在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以家庭宗法关系为纽带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利结构。我们彻底砸 烂了旧中国的国家制度、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但由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建 立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里，加之长期以来盲目效仿苏联形式，因而仍然形成了高度集 中的政治体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原有体制已经越来越暴露出的弊端，已经不适 应发展的需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既是现代化推进的巨大动力，又是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现代化进程及体制改革是一个剧烈震荡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新旧体制、新旧秩序的转 轨交替时期。这种现实政治状况渗透到人们心理深处，表现为对政治体系的无所适从感 、不安感与恐惧感，无疑将影
10、响到高效能的政治参与。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分析： (1)现代化的演进、社会的变迁，使社会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即农业生产者、工业生产者、知识分子、企业家、党政干部、商业服务 劳动者、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等不同的利益群体，会产生出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要求。而在一定的政治体系中，当表达利益要求的渠道被阻隔，社会成员就会产生挫折感不满感，甚至不安感和恐惧感。(2)由于在转轨时期，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利 益结构、权力结构不断地进行调整，因而在改革中获利者，他们惧怕既得利益会丢失， 会表现出对改革和社会政治变迁的不安，有的甚至会从改革的支持者、拥护者转而反对 革命。这样，
11、极端的表现有可能是他们中的有些人会采取各种形式和手段，以影响改革 的顺利推进和政府的政治决策，形成钱权结合、官商联姻，以腐蚀政治肌体。(3)在扑 朔迷离的转轨期，普通民众感到政治风云变化无常，难以捉摸，因而往往以“旁观者” 的身份对待政治，也表现为不安与恐惧。4、在政治参与的一些具体制度上不够完善和健全，没有形成健全的政治参与的民主运 行机制和程序在现代民主制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是靠一整套健全的制度来实现的。我国在公民政 治参与上建立了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在这些制度的具体措施及贯彻执 行的实践中还存在这
12、样或那样的偏颇，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和健全。在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方面：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度还不够完善，如提名制度，确定侯选人制度等； 现有的选举制度在选举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行使，选举走过场，不尊重选民或代表意 愿的现象，在个别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 制度方面，目前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如个别地方还未能很好地处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 派的关系，民主党派、无党派著名人士的积极性还未充分地发挥出来，党与民主党派、 无党派著名人士还缺乏充分的沟通和理解。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方面：没有正确处理 基层群众民主自治组织与党组织的关系，往往以党包揽一切；基层群众民主自治的
13、结构 不合理，功能不健全，职责不明确；在实践中还未真正体现“民主自治”的原则。由于 以上一些具体制度上的缺陷以及在实践中的偏颇，势必严重地影响和阻碍公民有效地进 入国家政治生活过程，积极发挥他们管理国家、当家作主的能动性。这样，也势必会影 响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推进。因此，只有割除这些弊端，完善体制，才会有高水 平的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的顺利发展。要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除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提 高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素质之外，还必须从以三个方面寻找出路：第一、摒弃附庸意识，增强主体意识，促进和扩大政治参与。如前所述， “权威崇拜” 、 “清官思想”、 “与
14、世无争”等政治意识、政治思想，现 在政治参与的态度、倾向上必然表现为“附庸意识”。附庸意识是与主体意识相对立的 奴性意识、依附心理，它与政治参与、民主政治是格格不入的。要清除附庸意识，第一 ，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第二，在大力普及文化教 育的同时，还应对公民进行法律意识、公民意识等现代政治意识、政治思想的教育和灌 输；第三，要切实贯彻“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让人民群 众自己参加管理国家政治事物和地方政治事务，让人民群众通过参与政治， “可以学习 如何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变得关心政治，增强对政治的信赖感，并感到自己是社会中 的一员。增强公民的
15、主体意识与清除附庸意识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清除附庸意识，才 能增强主体意识。所谓主体意识，是指政治参与的主体公民在参与国家社会政治生 活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的精神。第二、建立、健全政治参与的最佳角色结构，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现代政治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政党、利益群体及其他社会政治组织的政治活动异常 积极、活跃，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微弱。因此，人们往往以加入政治组织， 或组织政党来影响政治这个过程。另外，大众传播媒介的勃兴及其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 独特作用，也是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鉴于此，我们要建立政治参与的最佳角色结构可 以描述为：以大众传播媒介为导向，中
16、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为核心，人民代表大会为国 家权力载体，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咨询智囊组织为桥梁纽带，基层群众民主自治为基 础，构成一个以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社会自治事务，扩大政治参 与，增强参政能力的最佳角色结构。根据政治学功能理论，这一政治参与的角色结 构组成了一定的政治体系，其中各个组成单元(角色)是相互依存的，并履行着一定的政 治功能。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导向功能。过去我们理解上有偏差，大众传播媒介是包括广 播、电视、电影、电报、电话、报刊、书籍、卫星通讯等传播工具手段。在现代社会， 大众传播媒介已渗透到政治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 众传播
17、媒介被视为独立的“第四种权利”(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并把它作为对政 府监督的重要政治力量。在我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导向功能主要表现为：代表和反 映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要求和根本利益，揭露和抨击与社会、人民根本利益相违背的阴 暗面，对政府的政治决策起监督作用，激发人们的政治热情和积极向上感。即反腐倡廉 ，保证正确的舆论、宣传、理论导向。第三、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序化。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必须是有高度的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才能有助于公民政 治参与的扩大、民主政治的发展，以致整个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政治体制还有许多不够 完善的地方，还缺乏相当程度的自主性、适应性和凝
18、聚性，即自我适应、自我调整、自 我运行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还不够。当前，我们应着重从哪些方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 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化呢?我认为，应该着重从以下这些方面入手：(1) 加强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监督权和检查权，用法律来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并约束 非理性行为；(2) 加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正确处 理党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并明确划分其职责范围；(3)进一步增强各民主党派作为 独立党派组织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重大作用；(4)健全和完善人民团体、咨询智 囊组织的机构和制度，充分发挥它们在表达民意、吸引民众参政及其提供政治决策等方 面的重大作
19、用；(5)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机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维度、多 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6)进一步完善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充分发挥其在自我 教育、自我服务等方面的功能。以上诸项改革并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系统改革工程。当然 ，在改革中也有侧重点的不同，不能因此而顾此失彼。总之，搞好政治体制改革，对公 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序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政治体制改革一 方面要借助于公民的政治参与，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对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推进， 对参与扩大化和参与制度化、程序化的加强效能。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进行政治体制 改革，所要建立的政治参与的民主运行
20、机制和程序是结构性的。因为， “高水平的群众 参与是通过政治体制而组织起来的，是结构性的。 ”把它展开来看，即是以大众传播媒 介为导向，以国家权力机关为中心，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其它社会政治组织为 纽带的联系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正常的渠道、途径、积极主动地参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 的民主运行机制和程序。浅析政治统治的基础政治统治为了把政治权力关系转变为政治权威与服从关系。政治统治之所以得以建立、维护和有效运行的因素，在政治学基础一书中清楚地展现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基础因素。本书概括、简洁地给出了政治统治基础的一种基本框架。下面将简要讨论这四方面基础。一、政治权力基础政治权力是政治统治的前提。没有一
21、定的权力基础，其他基础只能是寻不到主体的装饰物。政治统治的强弱状况首先取决于作为其首要基础的政治权力的强弱状况。可以通过举反例来说明政治权力基础的至关重要性。清朝后期，年轻的光绪帝渴望有所作为，将自己的立场摆在维新派一边，想要通过变法、改革来体现其统治力。但朝中实权掌握在垂帘听政的西太后手中。光绪帝空有一腔热血，却没有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力基础来支撑他的维新目标。这一场政治争夺中，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取得了胜利，恰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实在的政治权力。古今中外相似的事例有很多。因此我们可以说，强大的政治权力的存在和运行，是强化和有效实施政治统治的必要条件。对于政治统治来说，政治权力的强大，是由构成权力
22、的各种因素或者变量决定的，也取决于政治权力转化为社会公共权威的能力。于是，统治者要做的，是以自己强大的政治权力，把自己的力量和意志要求转化为对于全社会适用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就是统治的艺术。二、社会基础广大的社会基础有助于形成和巩固政治统治。政治统治不是小范围的社会活动，它需要一定范围、一定人群来供其施展各类政治统治手段。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取决于政治权力主体与其他社会力量和社会成员的关系状况。所谓社会基础，就是政治权力主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竭力壮大自己的社会成员队伍，需要通过各种方法来吸纳社会成员，使自身的群众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权。比如说，一些国家的政治统治
23、实行的形式是“党政不分家”，这些国家政权往往是由处于统治地位的政党经过革命等形式的社会变革建立起来的，它们的社会基础的主体部分就是本国内发展的广大的本党成员。而另一些国家通过多党制竞选决定统治权力的归属，竞选党便竭力制造公众影响力，以争取到更多的群众支持，扩大其社会基础。但是，后者采取的方法所得到的社会基础往往是不如前者稳定的，因此要定期进行改选。而前者拥有广泛稳定的社会基础的政治统治，即使出现一定问题，引起基础的稳定，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威胁到统治地位的群众举动。三、公共职能基础政治统治要履行社会公共职能。这是统治者必须承担的责任。权力主体不是仅仅凭借其权力向群众索取就能得到政权的巩固，他们
24、也应承担起群众所需求的那一部分，即履行公共职能，建设各种公共生活设施等，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受众满意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的终极目的。履行社会公共职能，满足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共同利益。因政治权力在形式上是全社会的公共权力，因此只有强大的政治权力是不足以维护统治的，而还要依靠承担社会职能的责任。当政者履行公共职能的好处在于，进行公共建设可提高社会生产力以及人民的物质、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生活质量，使得社会舆论对当时政权表示满意，从而巩固政权，并使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稳定与发展。所谓“为人民服务” ，政治统治的重要部分履行社会公共职能未必真的是为了广大人民，有时或许只是统治者为维持自身政权而玩
25、的花样。如俾斯麦那样评价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意义，便表现出一些统治者的自私性，他们并不是为了公民的利益而建设福利，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建设福利制度。但是，不管这种“花样”以何种方式展现，它都是为政治统治建立公共职能基础的基本有效的手段。四、心理基础要建立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服从心理。所谓政治权威，以恩格斯的观点，即是把政治权力主体的意志强加于社会成员，而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 。因此，当一定程度的服从心理在社会成员中形成，政治权威性才得到提高，政治权力才能够稳固。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权威的服从心理，关键在于社会成员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对于政治统治（包括方式、方法）的认可和同意。心理基础决定了政治统治的合
26、法性，使这种政治统治能够保持稳定与前进。我认为，这种服从心理还取决于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地位。这里所说的地位包括收入水平、教育程度、活动范围等方面。统治主体要懂得把握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不同心理，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法国大革命期间政局动荡，恰是因为当政者目光短浅，只考虑本阶级的利益，从而激起社会其他方面人士的愤懑，于是这种不懂顾全大局的政治统治便一次又一次地被颠覆。政治统治要建立一定的心理基础，就需要控制或制造具有一定公信力的权威媒体。在一些政治统治中，统治者忌讳宗教传播，或利用宗教传播，就是为了通过宗教这种媒介来控制群众的思想。现今社会，各国政府普遍控制着一家或多家新闻出版机构和广电机构，譬如中国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等。通过控制媒体宣传来培养社会成员的利于统治的心理基础，不失为一种明智、强效的方法。以上四方面是政治学基础一书中概括的政治统治的基础，这些各种各样的基础交互、合力作用于政治统治活动。我对其发表了一些读书的感想和个人的看法。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治统治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统治主体只有恰当把握统治基础，并使其得到完好的利用，才能使政治统治坚固、长足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