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叶 险 明摘要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为 “全球化 ”这一术语不被滥用提供了学理依据 。“全球化 ”这一很不规范的普遍流行的术语所涵盖的许多事实 ，都是对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的一种认定 ，但它并不能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一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世界历史的结构性变化 。在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过程中 ，相继形成了“国际社会 ”和 “全球社会 ”，从而构成了世界历史的 “双重结构 ”。这两者在其主体结构 、利益结构 、发展目标和原则 、发展特点 、格局结构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 ，但又是互相联系 、相互渗透的 。基于对 “全球化 ”的 “世界历史 ”批
2、判 ，以及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状态和趋势的科学分析 ，由此提出的世界历史 “双重结构 ”理论 ，既是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全面地运用于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在当代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同时也将会为我们正确探索当代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中的发展路径提供重要的方法论支撑 。关键词 ：世界历史全球化国际社会全球社会作者叶险明 ，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金华）。一 、从对 “全球化 ”的 “世界历史 ”批判提出的问题当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运用于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时 ，人们总是在方法上直接或间接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纠缠 ，即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
3、观是否属于一种全球化理论 ？ 如果不属于 ，那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何以能够成为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点 ？ 如果属于 ，那么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核心范畴即 “世界历史 ”与 “全球化 ”、“全球社会 ”、“国际社会 ”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不属于时下人们所说的全球化理论 ，但无疑可以成为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点 。这里问题的关键是 ：必须基于对 “全球化 ”的 “世界历史 ”批判以及对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状态和趋势的科学分析 ，构建世界历史 “双重结构 ”理论 ，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 ，否则 ，我们就不可能全面 、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世
4、界历史观对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指导意义 ，更不可能全面 、正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对当代中国在全球中的发展路径研究的指导意义 。这里首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 “世界历史 ”范畴与时下人们所说的 “全球化 ”理论的 “全球化 ”范畴进行历史的和逻辑的辨析 ，来展开对 “全球化 ”的 “世界历史 ”批判 。无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还是 “全球化理论 ”，都属于具有综合性质的学说 ，而判断一种具有综合性质的学说是否有其学理根据 ，必须首先认定这一学说的核心范畴是否具有比较规范的学科来源 ，并由此批判性地审视其是否是一个规范的学术术语 。所谓规范的学术术语即是有着明确规定或约定俗成
5、标准的学术术语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 “世界历史 ”范畴就是这样一种术语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世界历史 ”范畴首先来源于世界史学科 。众所周知 ，在作为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创始人的马克思那里 ，“世界历史 ”范畴就首先源于他在 “克罗茨纳赫 ”时期对世界历史的研究 。世界史学科的功能就在于 ：对人类自原始 、孤立 、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释 ，为此 ，就必须利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 、考古学等学科的成果 ，综合性地考察各地区 、各国 、各民族历史间纵的或横的 、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及其发展 ，揭示其基本规律和总体趋向 。虽然 ，关于世界史学科的研究对象 、研究
6、范围 、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等问题 ，学界一直意见纷纭 ，但其作为比较规范的学科这一点还是能够确定下来的 。当然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中的 “世界历史 ”范畴首先源于 、但又不等同于世界史学科的 “世界历史 ”范畴 。前一种 “世界历史 ”范畴在方法论层面上要高于后一种 “世界历史 ”范畴 。世界史学科的 “世界历史 ”范畴是编纂学意义上的 “世界历史 ”范畴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 “世界历史 ”范畴首先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 ，而编纂学意义上的 “世界历史 ”范畴自历史哲学意义上的 “世界历史 ”范畴产生以来就是其在具体的历史研究的一个领域中的表现形态 （这里姑且不论不同性质的历史哲学的
7、“世界历史 ”范畴科学与否 ）， 它本身并不直接涉及相关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 。再则 ，编纂学意义上的 “世界历史 ”涵盖不了人们当下的 “世界历史 ”，一般也不涉及未来的 “世界历史 ”。“历史 ”总是指人类已经发生的事件或当下已经不存在的事件 。这对编纂学意义上的 “世界历史 ”也是一样 。而历史哲学意义上的 “世界历史 ”范畴则从方法论层面涵盖人类世界历史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是世界历史的 “双重结构 ”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参见叶险明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年 ，第章 。人类世界历史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有机统一 。从方法论功能的角度看 ，以
8、“世界历史 ”为核心范畴的一般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观 （包括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 ）侧重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角度反思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形成 、发展的过程和趋势 ，探寻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的关系 ， 批判性地审视人们认识世界历史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构架 、范式和方法 ，并阐释这种批判对 “世界历史 ”认识的意义 。虽然历史哲学意义的 “世界历史 ”是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的 ，但这并不影响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 “世界历史 ”范畴在方法论上要高于编纂学意义上的 “世界历史 ”范畴这一判断的成立 。以上分析表明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中的 “世界历史 ”
9、范畴是一个规范的学术术语 ，以 “世界历史 ”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自然也就是一种有其学理依据的学说了 。再说 “全球化 ”理论的 “全球化 ”范畴 。迄今为止 ，学界对 “世界历史 ”的看法虽然从来没有统一过 ，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否定 “世界历史 ”的存在 ，从而也就没有因此而否定世界历史理论 （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 ）和世界历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 。但对 “全球化 ”则不然 。首先 ，“全球化 ”范畴没有任何的学科依据 ，当然它也就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术语 。在西方 ，“全球化 ”一词最初来自文学界 ，且运用于学术研究时又带来了一系列的混乱 。因此 ，这些年来 ，在西方学界继续
10、探讨“全球化 ”的同时 ，也出现了否定 “全球化 ”的呼声 （不是从价值判断上否定 ，而是从事实判断上否定 ，这与所谓的 “反全球化运动 ”没有关系 ），如 ：“全球化 ”只是一个具有 “煽动性的词 ”；不存在所谓的 “全球化 ”，而只存在 “区域化 ”， 等等 。不过 ，无论持 “全球化 ”不存在观点的人 ，还是持 “全球化 ”存在观点的人 ，都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上考量何谓 “全球化 ”，都以自己对 “全球化 ”的界定为尺度来证实或否定 “全球化 ”的存在 ，且也都相应地列举出许多能够证明自己观点的“事实 ”。 这里并不打算卷入这种可能永远没有结果的争论 ，而只想就此指出 ，与“世界历史
11、 ”相比 ，“全球化 ”至少是一个很不规范的术语 ，可以随意使用 。因此 ，以 “全球化 ”这种很不规范的术语为核心范畴的 “全球化理论 ”自然也就难以说是有什么学理根据的理论了 。中国社会科学年第期参见叶险明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特性与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研究 年第期 。阿兰 鲁格曼认为 ，“全球化 ”是一种被滥用的术语 ，其主要根据是 ：依靠 “母国 ”的大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只是 “区域性 ”的资本扩张 ；这种扩张不仅与政治权力没有关系 ，而且也不会产生什么 “文化全球化 ”，所谓 “全球化 ”只是一种 “神话 ”。（阿兰 鲁格曼 ：全球化的终结 ，常志霄等译 ，北京 ：三
12、联书店 ，年 ，第页 ）应当承认 ，这些 “事实 ”大都也的确是真实存在的 ，但能否称之为 “全球化 ”则是另一个问题 。不过 ，说 “全球化 ”是一个很不规范的术语 ，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对 “全球化 ”这一术语所涵盖的许多确定的事实 、关系 、因素等加以研究 ，也不意味着以 “全球化 ”为核心范畴的 “全球化 ”理论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而是强调 ：其一 ，对国内外学界所出现的各种含义相异的 “全球化 ”术语 ，以及以这些含义相异的术语为核心范畴的五花八门的 “全球化理论 ”，要采取一种科学的批判态度 ， 不能人云亦云 。其二 ，从学术研究的规则来看 ，“全球化 ”和 “全球化理论 ”不是规
13、范的术语和规范的学说 。所以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 “世界历史 ”范畴等同于 “全球化 ”范畴 ，从而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视为一种全球化理论 。从方法论上看 ，这就是 “世界历史 ”与 “全球化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与当代各种全球化理论间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 。如何理解 “世界历史 ”与 “全球化 ”的关系 ，涉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对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指导意义问题 。我以为 ，虽然 “全球化 ”是很不规范的学术术语 ，但考虑到多年来 “全球化 ”这一术语不仅在学术界 、各种媒体甚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普遍流行 ，而且其所涵盖的许多事实也的确存在 ， 故使用这一术语并将其
14、所涵盖的确凿事实作为一种研究对象也不是不可以的 。正因为如此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中的一些句子和词汇常常会出现于时下人们对 “全球化 ”的描述中 ，如“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它必须到处落户 ，到处开发 ，到处建立联系 ”以及 “世界市场 ”、“国际分工 ”、“国际贸易 ”、“世界文学 ”等 。这说明 ，“全球化 ”这一术语所涵盖的许多事实既是 “世界历史 ”发展的结果 ，也是近现代 “世界历史 ”发展的主流内容 。不过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 ：从学术术语的规范性角度看 ，是 “世界历史 ”解释 “全球化 ”，而不是 “全球化 ”解释 “世界历史 ”。只有用规范的东西解释不规范的东西 ，而不是相
15、反 。例如 ，只能根据 “世界历史 ”的发展来定位 “全球化 ”的历史起点 ，而不是相反 ，尽管学界这方面的定位从来没有统一过 。世界历史的 “双重结构 ”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参见叶险明 ：对 “全球化 ”的一种主体性思考 ，哲学研究 年第期 。因此 ，我不同意学界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与全球化理论所做的区分 ，如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中的主体是无产阶级 ，全球化理论的主体是资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价值取向是 “无产阶级及其劳动人民解放 ”，而全球化理论是为 “资产阶级及其国家在第三世界追逐私利辩护 ”，等等 。这种区分的立足点是建立在一种不科学的假设上 ，即 ：各种类型
16、的全球化理论一概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 。如自世纪年代以来 ，资本 、金融 、信息 、技术 、劳动力真正实现了全球范围的全球流动 ，市场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 ，等等 。例如 ，对 “全球化 ”的历史起点问题 ，目前学界大体有五种看法 ，即 ：分别将 “全球化 ”的历史起点定位于 “地理大发现 ”、“产业革命 ”、世纪末世纪初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世纪年代以来 。这里并不打算评述哪种看法准确 ，而是仅想说明 ：是“世界历史 ”规定 “全球化 ”，而不相反 。综上所述 ，“全球化 ”这一普遍流行的术语所涵盖的许多事实都是对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的一种认定 ，但它并不能引导人们去认识这
17、一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世界历史的结构性变化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是指导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科学方法 ，但其本身并不是一种全球化理论 。这种认识并不是在方法论上贬低全球化及其发展的研究 ，恰恰相反 ，而是将其置于科学的基础上 。明确这一点 ，对于构建世界历史 “双重结构 ”理论至关重要 。从含义混乱的 “全球化 ”入手 ，以五花八门的全球化理论为方法论支撑 ，就不可能把握住世界历史的发展 ，当然也就不可能认识世界历史的 “双重结构 ”。二 、世界历史的 “双重结构 ”在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过程中 ， “国际社会 ”（ ）和“全球社会 ”（ ）及其相互关系越来越凸显出来 。“世界历史 ”范
18、畴与“国际社会 ”和 “全球社会 ”这两个范畴间存在着逻辑上的交叉关系 ，但又不是相互等同的 。“世界历史 ”是一个 “过程 ”范畴 ，“国际社会 ”和 “全球社会 ”是 “关系 ”或 “结构 ”范畴 。就 “关系 ”或 “结构 ”产生和发展于 “过程 ”而言 ，“世界历史 ”既包括 “国际社会 ”，也包括 “全球社会 ”。世界历史 “双重结构 ”理论的学理根据就在于此 。在确定 “世界历史 ”与 “国际社会 ”和 “全球社会 ”的最一般的关系基础上 ，这里侧重对 “国际社会 ”与 “全球社会 ”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加以历史的和逻辑的辨析 ， 系统论证世界历史 “双重结构 ”理论 （即关于当代世界
19、历史具有 “国际社会 ”和 “全球社会 ”双重结构的理论 ）。这有助于深化对现代 “世界历史 ”及其发展的研究 ，从而也有助于在整体上推进对全球化及其发展的研究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核心范畴的 “国际社会 ”是由 “英国学派 ”创立的 。 从地域上看 ，近代意义上的 “国际社会 ”起源于西欧 ；从动力上看 ，近代意义上的 “国际社会 ”始于工业革命 ，形成于世纪中后期至世纪初 。 “国际社会 ”是由世中国社会科学年第期关于 “国际社会 ”与 “全球社会 ”的区别问题 ，我国有的学者已做了具有启发意义的初步探讨 （金应忠 ：两个体系的世界与中国外交 ，国际观察 年第期 ），尽管其中尚缺乏历史观意识
20、 。参见张小明 ：国际关系英国学派 ：历史 、理论与中国观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 ，第页 ；刘鸣 ：国际体系 ：历史演进与理论解读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年 ，第页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被公认为 “国际关系准则 ”形成的标志 ，但对这一 “国际关系准则 ”的形成是否同时也意味着 “国际社会 ”形成的问题 ，学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 。我以为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才开始形成的 ，世纪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高潮 。进而言之 ，只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界上各个以自身的利益为基础的经济 、政治的共同体间的关系构成的整体 。因此 ，作为一个范
21、畴 ，“国际社会 ”是对世界经济 、政治体系的一种称谓 。“国际社会 ”的特点有六 ：其一 ，主权国家是基本主体 。因为 ，“国际社会 ”在其本质上是自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形成的现代国家体系 。当然 ，在 “国际社会 ”中 ，也存在着国家间的联合组织以及各类非政府 、超越国家的民间组织 ，但他们在其中始终处于非主导地位 ，且还必须或多或少 、直接或间接地获得国家的支持 ，否则就不可能得以存在和发展 。其二 ，对一切行为的价值判断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绳 。处于 “国际社会 ”中的国家坚持和遵循的是以自保为基础的发展原则 ，其追求的目标是不断提升自身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 ，以确保和实现国家利益 ，虽然不同
22、的国家在确保和实现其利益的方式会有所不同 。作为 “国际社会 ”基本主体的国家参与全球化 ，其目的就在于此 。至于是否能在全球化中达到目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其三 ，“国际社会 ”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具有 “自组织性 ”，在其整体上还具有一定的 “预设性 ”。联合国的出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在 “国际社会 ”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每个国家都在其中起着特定的作用 ，不过 ，一般说来 ，强势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 。其四 ，综合国力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格局中的地位和等级 ，从而也决定这一国家在“国际社会 ”中的利益关系 。这也是国家在 “国际社会 ”生存的根本法则 。这一根本法则不
23、等于 “丛林法则 ”，但的确带有 “丛林法则 ”的色彩 ，其表现主要有二 ：一是 ，在这个社会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即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只要存在着国家 ，只要国家还是国际社会的基本主体 ，朋友和敌人的界限首先是按国家的利益来划分的 。这对社会基本制度相同的国家也是如此 。世界历史的 “双重结构 ”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普遍建立才会有真正的 “国际社会 ”。因此 ，将 “国际社会 ”的形成期大致确定于世纪中后期至世纪初是比较合适的 。当然 ，早在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成以前就存在着国际关系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就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但那时国
24、际关系的发展程度还远不足以构成 “国际社会 ”。 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在世纪年代初出版了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他在这部书的导论中谈到写作动机时说 ：“也许这个现象尚未广受注意 ，然而 ，我们正面临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一次根本的转型 。最近在越南 、柬埔寨和中国之间的战争 ，就是这个转型最明显的表现 。这几场战争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性 ，不仅因为他们是在几个无可置疑的革命政府之间最早发生的战争 ，同时也因为交战各国中没有任何一方尝试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为这些战争进行辩护 。只有那些最深信不疑的人才敢打赌说 ，在世纪即将结束的几年里 ，如果有任何大规模的国际冲突爆发 ，苏联和
25、中华人民共和国 更不要说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会站在同一阵线 。上述的思考表明一个实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 ，都是用民族来自我界定的 ，通过这样的做法 ，这些革命扎实地植根于一个从革命前的过去继承而来的领土与社会空间之中 。”（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吴叡人译 ，上海 ：二是 ，“落后就要受欺负 ”、“落后就要挨打 ”。实际上 ，这种认识并不是缘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误读 。这里并不存在着所谓误读的问题 ，而是存在着究竟是不是事实的问题 。当然 ，对这类事实是不能由生物进化的规律来解释的 。其五
26、，“国际社会 ”的结构是相对单一的 ，一旦确立就相对不变 （这种 “不变 ”不是指具体的国家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变 ，而是指 “结构 ”的本质不变 ），其本质特征就是霸权机制和霸权制衡 。至少在可以预料的将来 ，“国际社会 ”的这一本质特征不会有根本性变化 。所以 ，霸权与反霸权 、维持既有秩序与打破既有秩序的矛盾 ，是贯穿于 “国际社会 ”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主线 。“国际社会 ”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异 、不同文明的差异及其直接引发的矛盾和冲突 ，归根结底是缘于不同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其核心利益间的冲突和矛盾 。最后 ，“国际社会 ”有其各行为主体共同遵循的一般规则 ，当然也有各种形式的合作和一致
27、 ，但这归根结底是以国家利益的原则为基础的 。再说 “全球社会 ”。这里所说的 “全球社会 ”是特指 ：基于对 “全球问题 ”的共识和解决 “全球问题 ”的共同努力而形成的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共同体和个人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体系 。 不过 ，与 “国际社会 ”相比 ， “全球社会 ”的形成要晚 。“全球社会 ”的一些重要关系和因素虽然在世纪就已经产生 ，但其萌生却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事情 。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信息技术真正的 “世界性 ”的发展它才逐渐形成起来 。 因此 ，“全球社会 ”目前还是不很成熟的 。“全球社会 ”的特点也有六 ：其一 ，“全球社会 ”的主体是多元的 。“全球社会 ”当然也包
28、括国家 ，但国家在 “全球社会 ”中不再作为 “国际社会 ”的成员而存在 ，即不再扮演它在 “国际社会 ”中的角色 。从长远来看 ，个人特别是各种形式的非政府 、超国家的 “全球共同体 ”必将在 “全球社会 ”中获得越来越大程度上的发展 ，并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其二 ，“全球社会 ”各个主体相互依赖 、相互依存 ，其目标是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即 “全球问题 ”，诸如生态失衡 、环境污染 、人口爆炸 、资源短缺 、国际恐怖主义 （包括全球网络恐怖主义 ）、核战争威胁 、包括毒品走私在内的跨国犯罪等 。其三 ，对一切行为的价值判断以人类整体 、长远的利益为准绳 。随着 “全球问题 ”对中国社
29、会科学年第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年 ，第页 ）安德森以上所述虽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但在他关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复杂性问题思考所包含的国家的利益关系是 “国际社会 ”的最为根本的利益关系的观点 ，却是有启发性的 。 迄今为止 ，国内外学界虽然对 “全球社会 ”这一词汇使用得比较多 ，但没有对其统一的界定 。这里借用了这一词汇 ，对其从世界历史 “双重结构 ”的视域作了新的界定 ，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重要范畴 。因为 ，“全球社会 ”的形成有两个缺一不可的根本性条件 ：一是 “全球问题 ”对人类社会整体的存在和发展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二是人类对 “全球问题 ”达到了普遍关注的程度并
30、形成了共同解决 “全球问题 ”的意识和行为 。众所周知 ，冷战结束以来这后一方面的条件才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 。人类整体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威胁 ，“全球社会 ”的人类利益的一致性也越来越凸显出来 。只有保证人类的整体 、长远的利益 ，才能有个人和各类共同体的最终利益 。所以 ，处于 “全球社会 ”中的各主体坚持和遵循的是基于人类整体 、长远利益的自我发展的原则 。其四 ，“全球社会 ”的形成和发展在其整体上不具有 “预设性 ”。“全球社会 ”的产生和发展是一种自我组织 、自我生长的过程 。“全球问题 ”不是哪个个人 、国家或共同体 “预设 ”的 ，故围绕着 “全球问题 ”而形成的 “全球社会 ”当
31、然在其整体上也就不具有 “预设性 ”。其五 ，“全球社会 ”结构是易变的 、多元的 、离散化的 。全球社会的结构是围绕着 “全球问题 ”而形成的 ，而在一定的时期内 ，不同的共同体在推动解决 “全球问题 ”（或 “全球问题 ”的某一个子问题 ）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因此 ，“全球社会 ”的结构就表现出多元 、易变 、离散化的特点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 ，在这个社会中 ，没有简单的强弱之分 ，任何一个共同体只要在解决 “全球问题 ”方面做出贡献 ，就能得到尊重和认同 。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越多 ，得到的尊重就越多 ，从而得到的认同程度也就越大 。最后 ，“全球社会 ”内部也有矛盾 ，但这种矛盾
32、的性质和表现形态与 “国际社会 ”矛盾的性质和表现形态不可同日而语 。“全球社会 ”内部的矛盾是基于人类整体 、长远的利益的矛盾 ，即是基于对维护人类整体 、长远的利益不同考虑间的矛盾 ，故其不会以 “激化 ”的形式表现出来 。通过对 “全球社会 ”上述特点的分析 ，不难看出 ，这里所讲的 “全球社会 ”是有别于国内学界流行的 “全球社会 ”的 。“全球社会 ”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未来的世界历史趋势而存在的 ，它实际上是现实存在和未来趋势的统一体 。 当然 ，在现实的世界历史中 ，“国际社会 ”的矛盾与 “全球社会 ”的矛盾往往会纠缠在一起 。“国际社会 ”与 “全球社会 ”间的这种区别在方法论上
33、告诫我们 ，在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 ”中 ，各种矛盾和合作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态 ：有些矛盾和合作具有 “国际社会 ”的特性 ，有些矛盾和合作具有 “全球社会 ”的特性 ，而有些矛盾和合作则是两种社会的特性兼而有之 ，对此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务必不要统而论之 。当然 ，“国际社会 ”与 “全球社会 ”也是相互联系 、相互渗透的 。（一 ）“全球社会 ”一旦形成就与 “国际社会 ”互为前提 ，相互作用为了研究的需要 ，我们只能在理论思维中将 “国际社会 ”和 “全球社会 ”分开 ，而在现实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们是紧密相连的 。一方面 ，“国际社会 ”推动了“全球社会 ”的发展 。人类要迎接
34、“全球问题 ”的挑战 ，必须要得到以国家或国家体世界历史的 “双重结构 ”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我认为 ，一个社会 ，其生存原则 、主体构成 、发展的直接目标 、结构的特点都具有了 ，那么这个社会就已是现实的存在了 。至于这一特定社会发展的程度则是另一个问题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 “全球社会 ”仅仅作为一种尚未实现的趋势来看待了 。系为基础的 “国际社会 ”的支持 ，否则 “全球社会 ”就难以发展起来 ，从而 “全球问题 ”的解决也就是不可想象的了 。例如 ，不依靠国家和联合国的支持 ，解决 “全球问题 ”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 “全球行为 ”。冷战结束以来 ， “国际社会
35、”在促进“全球社会 ”发展和推进 “全球问题 ”解决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因此 ，在对 “国际社会 ”与 “全球社会 ”关系的认识上 ，我们必须要拒斥“二元对立 ”的思维方式 ，即 ：不削弱主权国家 ，不淡化主权国家的作用 ，就不可能在解决 “全球问题 ”方面有任何真正的合作 。实际上 ，人类共同利益在许多方面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部分短期利益是相一致的 。不支持 “全球社会 ”及其发展 ，“国际社会 ”的存亡就是个问题了 。“全球问题 ”威胁着包括 “国际社会 ”在内的整个世界历史的延续 ，这是以国家或国家体系为基础的 “国际社会 ”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 “全球社
36、会 ”最重要的一个根据 。此外 ，虽然 “国际社会 ”遵循的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行为准绳的活动法则 ，但这种法则同时也是受国际交往的一般原则制约的 。 这种制约有助于推动 “国际社会 ”实现其对 “全球社会 ”及其发展的积极作用 。最后 ，在一定的条件下 ，“国际社会 ”复杂的利益关系博弈也有利于 “全球社会 ”的发展 。当然 ，我们也应该看到 ，在当代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 ，“国际社会 ”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霸权国家在 “国际社会 ”所推行的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 ，也的确给 “全球社会 ”的发展和 “全球问题 ”的解决造成了很大阻力 。这种阻力的表现之一就是“人类的普遍利益 ”或 “人类的整体和长远
37、利益 ”在很大程度上被虚幻化和 “妖魔化 ”了 ，甚至成为了一个 “陷阱 ”。因为 ，“国际社会 ”中的霸权国家常常打着 “人类普遍利益 ”的旗号并以 “国际治理 ”为借口 ， 来推行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所中国社会科学年第期这种制约不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制约 ，而是一种内在力量的制约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马克 赞奇有其独到见解 。在他看来 ，国际交往的一般原则的核心就是 “维护和相互尊重主权 ”。而它由以存在的主要条件是 ：“（）统治者有防止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愿望 ；（）在人民的政治忠诚方面不存在能与国家进行真正竞争的跨国意识形态 ；（）历史经验 （和 或可看出的可能性 ），即重叠的政治权威以
38、及在政治上彼此竞争的忠诚会产生大规模的暴力和混乱 ；（）一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 ，可以产生尊重别国及其统治者的要素 ；（）国家能为其国民提供重要益处 ，即保护生命和经济福利 。”（詹姆斯 罗西瑙编 ：没有政府的治理 ，张志新等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年 ，第页 ）我以为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 。虽然 ，“维护和相互尊重主权 ”的原则从来没有在 “国际社会 ”完全实现过 ，特别是在当今时代 ，这一原则越来越受到霸权主义的践踏 ，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国际交往一般原则的核心 。因为 ，包括 “维护和相互尊重主权 ”在内的国际交往一般原则的 “制约作用 ”与国际交往一般原则是否完全实现 ，是两个既有联
39、系又有区别的问题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戴维 赫尔德和安东尼 麦克格鲁有段论述值得我们深思 ，即 ：“国际治理就其本质来说 ，是老套的帝国主义在当代的同义词 ，它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政治谓的 “世界主义 ”， 干涉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这就大大地弱化了 “全球社会 ”的发展动力 。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观就是这方面的理论代表 。自世纪年代特别是年代以来 ，不少西方学者或许已经在事实上意识到了 “国际社会 ”对 “全球社会 ”发展起阻碍作用的一面 ，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批判性理论 ，如赫尔德所倡导的 “世界主义的社会民主治理 ”说 、哈贝马斯所主张的 “没有世界政府的全球治理 ”说等 。不过 ，
40、这些学者虽然认识到 “国际社会 ”对 “全球社会 ”发展起阻碍作用一面的 “事实 ”，但他们还尚未能从世界历史的 “双重结构 ”视角来反思这类 “事实 ”。他们所提出的相关的批判性理论 ，其落脚点还只是 “国际社会 ”，而不是世界历史的 “双重结构 ”，故往往流于 “空想 ”。仅在 “国际社会 ”的范围内 ，是不可能摆脱由 “国际社会 ”的矛盾所构成的困境的 。另一方面 ，“全球社会 ”及其发展对促使 “国际社会 ”的变化起着重要作用 。迄今为止 ，虽然 “全球社会 ”的生长遇到的困难和阻力重重 ，但仍然在曲折中获得了一定发展 ，如 ：世界上的旨在推动解决 “全球问题 ”的非政府 、超国家并具
41、有一定规模的国际性民间组织已发展到余个 ；为了人类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和发展下去必须有步骤 、有计划地解决 “全球问题 ”，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推动 “全球问题 ”的解决过程中去 ，尽管不同的国家参与其中的目的和所起的作用有所差异 ，等等 。这就必然会促使多元化和多极化在 “国际社会 ”中的发展 ，从而有利于推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 ，有利于确立作为解决国际争端主流的平等协商和对话 ，并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限制 “国际社会 ”对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负面影响 。当然 ，这一过程将是漫长和复杂的 ，但 “全球社会 ”及其发展对 “国际社会 ”
42、的上述作用无疑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 ，基于全球信息技术发展的 “全球社会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国际社会 ”世界历史的 “双重结构 ”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发展路径机制 ，保护着强国在全球统治弱国的体制 。”（戴维 赫尔德 、安东尼 麦克格鲁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陈志刚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 ，第页 ）虽然这种观点似乎有些绝对 ，但其试图把握当代 “国际治理 ”中的霸权主义主导趋势这一点 ，还是值得肯定的 。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贝克有段论述值得回味 ：“通过赋予政治制度以世界主义的使命 ，国际政治 西方把维护人权写进它的旗帜 的道德化 ，像填画册一样填补了这块空白 。关于民主十
43、字军东征的说法也许并不夸张 ，在这个过程中 ，西方将来也会凭借世界自由贸易和人权的极端双刃剑 ，为更新其独特的自身合法性而格斗 ”，这样一来 ，“全球时代 也许会因此而演变成一个没有东方的全新的 全球西方 ，而它本来是必须面对东方来证明自身合法性的 ”。 “表面上看是人们用 全球社区 的标签替换了西方 的标签 ，实际上是东方从世界政治舞台上消失的结果 ”。（乌 贝克 、哈贝马斯等 ：全球化与政治 ，王学东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 ，第页 ）我以为 ，贝克的这一看法或许有些悲观和绝对 ，但其中所包含的西方霸权国家试图打着“世界主义 ”旗号来控制和压迫发展中国家的意思 ，却是有道理的 。
44、由强势的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主导的趋势 。“全球社会 ”各种形式的非政府 、超国家的共同体 （即所谓的）和个人的非制度化的活动以及他们所大力倡导的国际平等 、公正和正义的理念 ，是对强势的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主导 “国际社会 ”趋势的一种制约和限制 。目前国内外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 ，即 ：各种形式的非政府 、超国家的共同体和个人的非制度化的活动及其发展必然弱化主权国家 。我以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至少就目前来看 ，各种形式的非政府 、超国家的共同体和个人的非制度化的活动弱化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权国家 ，而主要弱化的是 “国际社会 ”中强势国家或强势国家集团把自己的 “国家利益最大化 ”、把自己 “
45、主权 ”世界化的趋势 。当前 “国际社会 ”中的多极协调和多极发展的趋势正在逐步增强 ，就与各种形式的非政府 、超国家的共同体和个人的非制度化活动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而 “多极协调和多极发展的趋势在逐步增强 ”，与弱化 “强势国家或强势国家集团把自己的 国家利益最大化 、把自己的 主权 世界化的趋势 ”以及逐渐打破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 ，是一种必然性的因果联系 。既然如此 ，为何上述观点又在国内外学界普遍流行呢 ？ 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话语霸权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我曾在有关文章中指出 ：在多极化发展趋向日益增强的时代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 ，为了推行霸权主
46、义 ，实现新殖民主义的统治 ，就一定会在意识形态上否定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意义 ，从而也就一定会越来越不择手段地进行 “人道主义干涉 ”。年初发生的 “中东北非之乱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以自由换石油 ”为内容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产物 （当然 ，这也与 “中东北非 ”自身内部问题有直接关系 ）。因为 ，对于霸权国家来说 ，他们控制世界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障碍就是具有主权的国家 ，只有淡化了弱势国家的主权意识 ，他们才能减少掠夺的障碍和代价 ，从而实现霸权利益的最大化 。 二是 ，各种形式的非政府 、超国家的共同体和个人的非制度化的活动在弱化强势国家或强势国家集团把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 、把自己的 “主
47、权 ”世界化的趋势的同时 ，也的确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提出了挑战 。但这种挑战并不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的削弱 。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变化与国家主权的削弱是两个问题 。国内外学界许多人在理论思维中将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 。实际上 ，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的削弱是建立在各个国家长期平等交流基础上的 ，是与阶级 、民族压迫等在世界历史范围内逐步消亡紧密相连的 。进而言之 ，只有国家主权的实现获得了平等的世界历史条件 ，才逐步有一般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的弱化 。何谓 “平等的世界历史条件 ”？其最基本的内容正如年月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
48、所指出的 ：各国一律享有主权平等 ，包括各国法律地位平等 、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应有权利 、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中国社会科学年第期参见叶险明 ：世界历史视野中的东西方民族主义 ，学术月刊 年第期 。得侵犯 、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 、社会 、经济及文化制度等 。第二 ，基于全球信息技术发展的 “全球社会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权力机构 “天然的局限性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社会 ”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行为准绳的活动所带来的负面作用 。 因此 ，以上关于 “全球社会 ”及其发展并非导致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削弱的观点 ，丝毫不意味着 “全球社会 ”及其发展对 “国际社会 ”的基本主体及其活动没有影响 。在 “全球社会 ”产生以前 ，国家几乎是 “内外权利 ”占有和分配以及内外资源占有和分配的唯一主体 ，因此 ，它在其必然性上会凸显出内外两个相互联系方面的局限 ：对内 ，国家公共权力自身所具有的排他性和扩张性易于使国家日益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 ，造成社会能力日趋萎缩 ；国家权力机构始终存在着背离公共利益 、导致 “制度僵化 ”，从而使其有蜕化为特殊利益集团工具的倾向 ；权力寻租活动引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