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后危机时代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生导师,一、在危机之后重新思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 比危机更可怕的是对危机的错误反思(陈志武)。 中国经历的是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但又不同于美国金融危机的一场相对独立的但比较温和的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 中国的危机是与美国不同的,美国金融危机中的核心要素在中国都不存在 在美国发生的是由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破灭引发的金融危机;在中国发生的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基本背景是中国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在后危机时代,既要巩固刺激经济增长的成果,又要实现刺激经济措施的退场与
2、衔接,还要化解某些措施可能会造成的消极后果:资产泡沫、产能过剩、民营企业的复苏、通货膨胀、银根紧缩及其影响(从订单到资金)等。,30年代大萧条的几个特点 在经济异常繁荣的背景下突然发生的经济危机 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是30年代大萧条发生的基本背景 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难在哪里?需要什么条件? 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到城市当中 起码的基础设施 消费信用制度 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 逐步扩大的中产阶层 这个转型转不过去的背后是一个畸形的社会 以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创造走出经济危机的条件,1929年,股市崩溃后,人们涌向银行挤提存款,1929年10月24日,发生了历史上最著名的股灾,史称“黑
3、色星期四”。此前,美国到处是一片歌舞升平、经济繁荣的景象,股市经历10年的大牛市。至10月29日,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跌幅达22,创下了有史以来单日跌幅最大百分比;华尔街上令人心悸的股价持续下跌的势头直到11月才最终止住。到1932年,道琼斯指数较1929年的历史最高点下降了89。股市崩盘的危机直接导致5500多家银行倒闭,美国金融体系濒临瓦解,千百万美国人多年辛勤的积蓄付诸东流。随之美国进入了持续四年的经济衰退:生产严重过剩,物价持续下跌,商铺关门,86000多家企业破产,失业人数由过去150万猛升到 1700多万,占全部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农产品价值降到最低点,生产者将牛奶倒入大海,把
4、粮食、棉花当众焚毁的现象屡见不鲜。GNP由危机爆发时的1044亿美元急降至1933 年的742亿美元,国家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年,社会经济一片萧条。,30年代大萧条的启示,罗斯福新政第二阶段: 1935年伊始,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与公用事业法案等专门法律,赋予了工会和企业主讨价还价的权力;1938年6月14日又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保护工人的权益。 大萧条中的创新:重造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 社会救济:以工代赈(保障危机中的底线) 福利国家的制度框架的建立 规范劳资关系、利益关系的调整与中产阶层为主社会的形成,1946年1月27日 美国80万钢铁工人罢工,
5、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二、调整利益关系与优化社会结构 国民收入分配失衡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9年前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经济增长的好处过多地分配给了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配比例,从1978年为55%:11.1%:33.9%、1998年为68.6%:13.9%:17.5%,到1999- 2003年间,居民的份额明显下降,企业的份额进一步上升,政府的份额大幅度上升,2003年为61.8%:15.1%:23.1%。 “G
6、DP长得跟胡子一样快,工资涨得跟眉毛一样慢。”,财富在劳动者、国家、企业间的分配 2002年之前,劳动者报酬占GDP(收入法)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2003年下降到49.6%,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39.7%。 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一般在54至65之间。 如果只计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的话,数字更低,近些年基本维持在10%) 企业营业盈余所占比明显上升,由19.0%上升到31.3%。 相比之下,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快速增长,是GDP增幅的两倍,2007年增速达到32.4%,预算内收入已经达到20的比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在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第三十
7、五届年会“中国日”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指出: 按照国际通行的判定标准,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中国当前社会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公开承认进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行列。 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 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 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
8、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8月8日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 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成为亚洲之冠。 在衡量分配不平等的两个常见指标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中国是11倍,高出其他国家一大截; 基尼系数,2004年中国的数值是0.4725,仅比尼泊尔的0.4730略低,远远高于印度、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亚行指出,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25,己达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一项联合研究的成果表明,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530.54之间。
9、王小鲁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一个寓言性故事:利益关系与发展模式,第一种情况: 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做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
10、卖给工人。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第二种情况: 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50
11、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三、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与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 解决社会矛盾的目标: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任务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 防止两种倾向 为了维护稳定而压制了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 在利益均衡机制建立的过程中威胁社会稳定 利益表达机制包括: 获得相关信息的机制、利益诉求表达的机制、诉求凝聚的机制、施加压力的机制、协商谈判的机制、矛盾调解和仲裁的机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对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定位。 中
12、国进入利益和利益博弈的时代: 利益关系开始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改革以来的社会结构分化。 利益形成机制的改变:从再分配到利益博弈。 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调整与财富分配。 敌我矛盾是政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利益矛盾: 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成为导致利益矛盾的基本原因。 不同定位的不同结果:四川汉源事件。,利益矛盾的特点: 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利益博弈是利益时代中的正常现象;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矛盾和冲突将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消灭在萌芽状态是不可能的。 基于利益的冲突是理性的冲突,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方式解决的,演变成足以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因素是很少的
13、(与由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民族等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的差别)。 防止将一般的社会矛盾与威胁稳定的政治社会危机混为一谈。 好的制度是能够容纳冲突并能够用制度化方式解决冲突的制度。,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正当的利益表达,是一种非规范化的利益表达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背后的深层因素是什么? 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因此可以说,贫富悬殊的背后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结果。 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是联系在一起
14、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是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与直接关系的;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原因也在于他们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追逐渠道。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形成看待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的新思维、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新方式 过去我们习惯于将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看作是消极的,甚至是洪水猛兽。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一定是消极的:矛盾发现的功能(工资拖欠)和安全阀的作用。 新思维和新模式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需要学会如何和要求自己利益的民众打交道。 可怕的不是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可怕的是我们不会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的任务不是要消灭这种现象,
15、而是要为这种现象的发生设立规则,要为这种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化的方法(搭台阶)。,海螺共和国的独立和“美国的分裂”。 所谓海螺共和国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西屿(Key West),是佛罗里达州的南端的一个小半岛。为了防止偷渡,联邦政府于1982年在西屿通往大陆的公路上设卡盘查。边界巡警的拦路搜查导致了17英里长的大塞车。加上居民们每次通过关卡都要出示身份证明自己不是偷渡客,使他们感觉深受侮辱。 在市长与佛州当局多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西屿的居民愤怒了。大家决定建国独立,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海螺共和国的诞生。 据说独立的仪式有声有色。1982年4月23日,在市区广场上,市长沃德罗在市民的簇拥下登上一辆平板卡车
16、,宣布海螺共和国成立,并自任总理。然后立即宣布向美国宣战。1分钟后,沃德罗总理就自动向该名男子宣布投降,作为战败国,他要求美国给予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重建家园。 这场闹剧立刻在美国各大媒体轮番播出,在美国人笑得前仰后合的同时,海螺共和国的目的也达到了,联邦政府悄没声息的撤除了设在西屿公路上的关卡。,走出僵硬的稳定观: 正确认识稳定问题,是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进行准确定位的前提。 在过去若干年中,尽管经济体制的改革有实质性的推进,但政治和社会体制方面改革的推进却是相当缓慢的。 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以及由此导致的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不准确定位。 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由于对阶级和
17、阶级斗争的情况估计过分严重,使得我们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由于对不稳定因素、对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估计过重,使得我们形成了一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出于稳定的考虑,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甚至连明确的思路也没有; 思想和言论的活跃程度比之上个世纪80年代不但没有进展甚至有所倒退,舆论在促进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难以发挥; 由于不能将反腐败的措施诉诸于社会,腐败在不断加大的打击力度下似乎更为猖獗; 特殊利益集团的发育不能置于社会的监控之下,其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已经达到有恃无恐的程度; 一般民众利益表达的机制迟迟不能建立,而维权的负责人成为首要的打击对象。 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18、的时候,政府“反应过度”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特别是重要的改革举措被延误了。,恰当判断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大的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相关理论 2003年的时候,就有研究报告说,10年之内,中国一定会发生大的社会危机 所谓1000到3000千美元是矛盾多发期的说法。近些年一些社会矛盾的增多,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如说是我们工作中某些失误造成的。 总的判断: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 10年前的一个判断:当前的社会矛盾确实是严重的,但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并不大;现实的社会抗拒形式,可能不是民众造反,而是破坏社会治安。,中国社会结构的弹性 过去有一个倾向,对于危机发生的可能
19、性,往往过分地高估,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本身的弹性往往过分低估。 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城乡人口结构,使得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处理社会代价的空间。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一种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 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和缓解许多问题提供了条件。 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 在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更大的差异。 精英的联盟及其定型社会力量的形成。 “市场主义话语”的形成。 改革开放的30年中,政府在处理各种危机和矛盾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四、重建社会基础秩序 中国社会中的不可治理现象,将不可治理状态的问题转化为可治理状态是我们解决许多问题的前提,也是更现实的途径。 不可治理现象形成的原因是社会中基础秩序的瓦解。问题的解决失去基础和前提,同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 基础秩序是社会的基础设施。基础秩序的内容是具有元制度性质的基础制度以及类似于禁忌的核心价值; 制度的失败往往不是由于制度本身的不完善,而是在于基础秩序的缺失; 可以考虑将信用制度的建设作为基础秩序重建的起点。,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