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管理学视野的先秦法家治道模式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管理思想,先秦法家既是古代哲学的重要派别之一又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体验对管理学极具价值,并且法家理论是建立中国文化基础之上,因此对现代中国管理理论及实际运用将极有帮助。先秦法家的治道思想是以法家价值论、人性论、历史论、知识论为基石,这四论构成了法家管理思想的哲学观;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亦相结合,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即包括管理的本质观、目标观、行为观、组织观、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法家治道模式。先秦法家治道思想,是以法家的价
2、值论、人性论、历史论、认识论为基石。四论之间相互贯通,从务实功利的价值观出发,就有了对人性自为自利的解释,并产生了因形势而变的历史观和认知与治国相统一的认识论;同时“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的变古论,也就排斥仁义道德于政治之外,富国强兵必然成为法家治道的最迫切最直接的目标。为了达到强国尊君的实效目标,应将从异利统一于超乎个人利益的国“法”之中,才能建立一套社会共有价值基准和行为模式;基于人性的自利自为及人性的好恶,以赏罚之威力,禁抑儒侠,奖励农战,富国强兵方得以可能乃至必然。对臣僚肆权,形名不符,驭之以势;对虚怀阴情,奸行于世,制之以术;对损法利私,鞅及祸国,治之以法。因此法家四大思想根基,决定了
3、法家治道模式:以道为旨,以国之治强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三者互为作用。本文是对法家治道模式的管理学诠释,所采用的理论理框架是黎红雷教授所创立的管理哲学的理论体系。只是因法家治道模式不同内容略有调整。黎先生认为,管理哲学框架“即包括管理的哲学论(管理本质论、管理认识论、管理方法论、管理价值论) , 也包括哲学的管理观(管理本质观、管理人性观、管理组织观、管理行为观、管理控制观、管理目标观等) 。不同的管理哲学,对于上述问题,有的回答深一些,有的回答浅一些,有的回答多一些,有的回答少一些,有的回答了全部问题,有的只回答了部分问题。但作为一个结构框架。我们在研
4、究任何管理哲学时,都是不可缺少的”。依照这一构架,前述的法家四论所回答的是“管理的哲学论”问题,本文所讨论是“ 哲学的管理观 ”。就法家治道而言,除紊合这一思想体系,其内在逻辑就是管理系统,而且构架严密操作可行,先秦法家所创制的治道模式,与现代管理的“目标管理”、 “过程管理”、 “系统管理”几乎同出一辙,而且不仅仅停留构想上,务实的法家学派以其果干有效的行动将其付之于制度的设计和变法实践,可以说先秦法家治道思想是古代中国所蕴藏的重要管理学宝库。道 管理本质观治强 管理目标观法 管理行为观势 术 管理组织观 管理控制观(管理型法治模图示)(一)道管理本质观要解释管理本质的概念,需要导入是管理是
5、什么。孔茨指出“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环境,使人在群体里高效率地完成即定目标”。 管理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但管理理论及其实践在古今中外,虽然具体内涵及领域不尽相同,但其本质却有一致之处。之所以现代才提出系统管理概念,除综合学科发展和适时环境的外在要求外,管理所研究的对象具备学科要素和大量的分化的现代组织的创立。本文认为法家治道的管理的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也就是所谓“对事不对人”,牟宗三先生所称的“物化的治道”,法家思想家正是以“ 道”概念回答这一管理本质。史记将韩非与老庄合传,认为韩非学说归本于黄老;在韩非之前申不害、慎到均采用道家“无为”与“
6、绝圣弃智”之说,建立君人之术,任法之旨,因势之论。梁启超先生认为道法两宗都有一个崇尚自然唯物观的共同点。韩非曰“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宗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 ”(韩非子主道 )并言:“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 ”(韩非子解老 )韩非不仅称道是自然物质的本质,还是人群社会规律的总汇之源。韩非将老子“道”的概念加以转化及实际运用, “道”已作为韩非治道思想整体的基点。在法家治道思想里,国家君主的地位是至高无上,是超载臣僚与人民之上的,但国君在立法,执法及其统治中,都必须以“道”为依归。有曰:“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则名尊,本乱则名绝。 ”(韩非子饰邪
7、)只有以“道”作为基本原则,国家的法和国君的统治方有理性的正当性。在立法上韩非认为国君立法应为国家秩序和富强着想而不惜逆反民情,有曰:“故圣人为法于国君,必逆于世,而顺于道法,知之者,同于义而异于俗,弗知之者,异于义而同于俗。天下知之甚少,则义非矣。 ”(韩非子王蠢 )韩非同慎到,申不害等先期法家一样,强调“道”的知识与运用是专指国君一人的,只有有“德”的国君方能知其“ 道”,方能保全权位富强国家。(管理学 孙茨 经济科学版 P2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 东方出版社 P180)韩非曰:“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履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之,万物皆盛,而不与真宁。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
8、衡不同于转重,绳不同于出入,私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君。凡此云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独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铸,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 ”(韩非子扬权 )韩非在阐释“德” 时曰, “德者,得身也 ”, “德者内也。 ”(韩非子 解老 )即得全权位和内在修养。在内在修养上,韩非吸收到慎到的“弃智在已”和申不害的“刑名”说,提出了“ 无为”的“静”和“无思 ”的“虚” ,有曰 :“知治人者其思虚静,知事无者其九窍虚。思虚静,则故德不去。 ”(韩非子 解老 )韩非提出这概念并不是停留在形而上的思辩上,而是将其运用统治层面。他认为国君只能“无意所制”不受束缚,才能
9、洞察治国兴衰的道理和洞悉世事的变化,以此制定不偏颇的法。同时以高深莫测的神秘感和畏惧感来控制臣僚。当然法家这种赋于国君至上的权力和高超的地位,又要求虚静的自我制约,很难产生实际的效应,反而加强了专制的极权的统治的特征。韩非及法家之所以能将老子的“道”转化为现实政治之运作中,是基于治道对象经验把握上,其一是人,从法家的务实的价值观和自为的人性论出发,人的一切经验均可归结为功利层面,趋利避害是人的行为意志的表现,至于众人行动与意志的差异只是时空背景及外部条件不同,人并无主体性,也就不存在道德价值的意义。所以因人情而治的“法”也就具有普遍必然性。其二是现实世界,韩非把历史看作上中近世不断进化,现实世
10、界与时俱变,欲洞悉时代,而应“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 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 ”(韩非子 备内 ) ,并以实际的功用来衡量:“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 者也”(韩非子问辩 ) ,以其客观化必然性表现来分析现实之理。因此,建立在这一普遍必然之“道”基础的“法”,便有其客观经验层面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二)治强管理目标观目标被喻为管理学的宗旨,是管理精神所在;任一管理学定义均不可缺少管理目标及宗旨。 “计划”是现代管理理论首要职能,其内涵就是对目标的选择及完成目标任务的行动。任何组织或机构得以在社会系统中存在,均是以明确的目的或使命的角色定位。任何一个组织要想真正的协同体,首先必须实行目标管
11、理。目标是维持一个组织纪律有规则秩序的基本保证。法家学派是在“必然之道” 原则下建立国富兵强成霸王之业的治国目标。管仲是提出富国强兵目标并予以实施的首位法家人物,太史公曰:“管仲即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之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 ”(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在齐推行了国富兵强之政策,即所谓“务本饬末则富” 、 “选士利器则霸”(管子幼官 )亦即经济以农业为本、实战重人重物政策。李悝在富国强兵要求下推行了尽地力提高生产的经济政策,太史公是这样评价李悝“强君” 思想:“ 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糟糠;
12、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减少”(史记平准书 ) 。商鞅提出富国就是要增加农业生产,要增加农业生产就是要人民力于耕,使民乐农而力农,社会贬抑商工。有曰:“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革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商君书算地 ) 。韩非以功利价值观出发,一是分析韩国所处的国情危急的客观环境中的现实的霸王需求;二是主观上功利实效主义作为价值标准,自然就得出富国强兵成霸王之业的治目标。韩非曰:“法禁明著则官治,必予赏罚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 ”(韩非子六反 )从这一目标中包
13、含着“尊从国君”和“国家主义”的要求;而国君是国家利益的代表,以至有的学者把韩学学说当为君王术。韩非围绕这一目标提出了一系列的治道主张,如注重农战与重法的专制统治,注重支配官僚之术的集权控制,分离道法与政治等主张。在实施目标时,应锁定具体可实行目标,韩非批判儒墨学派是缺乏验证可行的空中楼阁,有曰:“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诠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行,杂反之学,明王弗受也。 ”(韩非子显学 )(三)法管理行为观现代管理理论中的行为学派来自于五十年代末,其时行为科学方法引入商学院课程。这些行为学派研究者是来自心理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等在行为科学受过专门训练的学者
14、。所谓行为是“包括人们行为,也包括动物的行为,是有机用以适就环境变化的各种身体反应的组合。 ”社会学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对社会行为进行类型分析,他认为社会行为包括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行动者的动机,即行动者赋于行为自身的意义,这是其核心;二是任何社会行为都是以“他人”作为定向目标,不赋于他人的期望和目标,也无以成为社会行为。 管理行为也就是通过对人的行为动机和需要分析,以求人与组织的和谐,并引导恰当地适应人们的需求和对需求的渴望用以实施组织的目标。人性 动机 行为 管理目标上图说明了基于人性论基点, “法”对管理行为影响过程。 “法”作用管理行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一行为动机的人性论基础,在
15、韩非及法家的人性论里,人的本性是自利、自为、自私,人的心智有为一已之利的计算心;自利心与计算之心的结合。 “法”的设制只能满足人性自利的要求的规则,自然也就为人所接受。韩非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子八经 ) 。据此, “法” 即具有威慑利诱的力量。其二以“ 法”规范人的行为,在这里,法作为人格化的治理工具,以其惩诫与刑罚的运作,奖励和赏赐的施舍,规范人的行为。韩非曰:“明王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卷中国大百科出版社P476经济与社会韦伯者 商务印书馆 P54)而已,二柄者,刑德也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或而归其利矣。 ”(韩非子二柄 )而且在实践中还运用严刑,所谓“
16、峭其法,而严其刑” (韩非子五蠢 ) 。在运行中, “法”除了显现“赏” 与“刑”的诱发力和协迫外, “法”本身还必须具有公正无私的客观性、平等性,而且必须是成文的,公布给人民知晓的。商鞅曰:“法令明白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之治也”(商君书定分 )据此, “法”方是可遵行的,真运行效率才得以提升。其三“法”是提供一结构或制度,使一切治理对象都纳入此结构中,以实现治理目标而角色化和功能化。韩非曰:“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韩非子 忠孝 )立法的意义就是在于制定常理常道,作为治国之道的长期准则。法家学派的理想也
17、就是将治国常法客观化制度化,以构架恒常的政治体制和客观的政治格局。 “法”正是通过层层分职分责的国家官僚统治机构的运作,才从上到下传达到广大的平民群体之中。商鞅认为“法” 必须“ 定名分”,要保持稳固一致性。韩非强调职责分明名实相符,有曰“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韩非子 使 )(四)势管理组织观组织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职能,管理是复杂系统的活动,包括所有组织整体本身和组织内不同层次,以及人们在组织内为实现目标一起工作时所承担的功能角色;“组织”被称为是“一个正式的有意形成的职务结构或职位结构”。组织工作就是建立一个预先设制的角色结构,分配给组织内的每一个成员。因此组织结构是一个重要的管理手段,目
18、的是为了创造一个促进组织成员共同完成组织目标的环境,并且遵行目标统一和组织效率的原则。法家以国家治强为目标,首要之点便是稳固君权。法家主张君主政治代替封建政治,君主集权便是基本要点;因此强化君势是国家组织结构中(管理学孔茨 经济科学版 P188)基本点。 “势”作为法家的特定术语,可以用“政治地位”来解释。国家君主仅靠个人行为是有限也是不可靠的,然而国君可以凭籍其王位所带来的权势,运用其君主的政治地位扩大对臣僚百姓的威慑和影响。因此“势”,这一概念内涵便是召示君主地位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关系。慎到的论“势“,把统治者权位的必然比喻成“飞龙乘云”,商鞅认为君主恃势而治如同飞莲乘风而行。韩非以“势”作
19、为其治道体系中的核心思想,他认为君主地位是否巩固是由其“势” 是否保持来决定的,有曰:“ 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 ”(韩非子人主 )君主治世依靠的不是君主个人的统治才能,维护统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之势,有曰:“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肖”(韩非子功名 ) “无威严之势,赏罚之法,虽尧舜不能以为治。 ”(韩非子奸劫弑臣 ) 。君主的“势”的作用在于保持对臣民的威慑,所谓“ 民畏所以禁,则国治矣。 ”君主之“ 势”是依靠手中的杀生大权来维护:“君执柄以处势,故行令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 ”(韩非子 八经 )而且其势唯君独有不可外
20、借,否则“偏借其权势,则上下易位矣。 ”(韩非子 备内 )法家用势,不仅包含上述的任势与集权,还应处理好“分”的问题。所谓“分”概念,表示是以某种政治地位所应承担权利和职责,来划分和确立官吏的个人权力。慎到强调“定分” 的重要性:慎到曰:“ 故治天下及国,在于定分而已矣。 ”(吕氏春秋慎势 )商鞅也认为君主可以通过政治名分的确立来造就治世之形势。有曰:“故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故势治者不可乱,势乱者不可治。夫势乱而欲治之愈乱矣,势治而治之则治矣。故圣王治治而不治乱也。 ”(商君书定分 )韩非提出“分势不二”, “势”有等级之分,君主之势乃最高等级。韩非以“形名” 的概念,
21、明确官僚阶层的权利和职责,并且以具体的贯彻措施遵行这一规则,有曰:“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任人者,使有势也。任人者,使断事也”(韩非子八说 ) 。在这里韩非指出了君主授权给臣僚的必要性,从维护君权来看,政治及职责能落实到各级朝臣,同时分隔属下臣僚的权势也是对君主权势的保护。(五)术管理控制观现代管理学的控制职能是衡量和校正属下人员的各种活动,从而确保组织目标以及行为达到目标的各项工作得以实现。衡量绩效是控制活动重要方面,也是控制责任落实所在。对于包括领导者在内各个层次的人员,控制的职能均是必不可少的,控制对象包括人、事、行为等在内,因此控制是管理的关键环节和基本手段。“法”以客观性将行为予
22、以结构化规范, “势”将君主的意志贯彻于对象,而真正辅佐“ 法”的规范和“势”的贯彻则是“ 术 ”。 “术”的正功能在于控制,负功能是防止他人控制。如果说法家治道的法与势相对具有客观意义的话,而术则相对是主观性, “术”是以其主观修行以求达到治国目标的实现。尽管法家十分注意其治道的客观性结构,但主观人事世界又如何适应这客观必然要求呢?这正是术的运用的价值所在。首先表现的主观控制“无为术”。管子曰:“明主操术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进其长技,故智效其计,能者尽其功。 ”(管子明法 ) “主无术数则群臣易欺之”(同上) 。申不害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小,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忧矣,
23、因则静矣。 ”(吕氏春秋任数 )韩非认为“术”乃是以虚静而保持隐密性,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韩非子难三 ) “无为术” 乃法家术治基础,以个人主观的藏而不露,他人就无法迎合主观好恶对君主掌控,君主因而避免了被蒙蔽的危险,另一方面主观以虚静控制和超越自身,避免主观好恶带来误区,进而有效地控制对象,这就是控制与反控制。其二是客观化控制:责实术。从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出发,实效功利是衡量事物的价值基准,对臣民而言也专以功用考察,因此法术要名实相应,即所谓:“循名责实”, “形名参同 ”, “审合名刑”, “综核名实”,对于官位,以职事相察;对言论,以事功相核;对于法,
24、则看事件之处理是否与之相符。形名乃推行法治之前提,故有人称法家为“形名之学”。邓析曰:“循名责实,察法立威,是明王也。 ”(邓析子 无原 )申不害曰:“是以有道,自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 ”(申子大礼 )韩非更是以事功为标准:“不苟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 ”(韩非子奸劫弑臣)并曰:“明王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韩非六反 )其三对象控制:参伍用人术。法家调控手段除前述普遍客观的“法”和以“刑名”责实制,参伍用人术也是重要手段。君主治国不可独治还须委任官吏分以治民,因任而授官乃是治国成败关键。法家旨在建立责职分明,因才器使,才职相称、以功伐定、上下循序的用人机制和组织体制,以绩效为标准,为事择臣,专长任职,意在维持君术。韩非曰:“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 ”(韩非子用人 )然后不仅要用人,尚须知人,因此韩非提出“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 ”(韩非子用人 )参伍之术目的在多方考察臣下真情,以免为其所欺,韩非称“参伍之道,行参以谋多,揆伍认责失。 ”(韩非子八经 )韩非并提出二十八种运用方法,多有权术和秘术意味,在君主专制时代无可厚非。信息来源:世界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