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日经济关系中国和日本分别是世界排名第四和第二的经济大国。中日经济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对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加强双边关系不仅符合中国周边战略目标的需要，而且对于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长足发展。双方深度相互依存的密切经济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主要表现有：双边贸易迅速扩大。中日建交之时的 1972 年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前夕的 1978 年，中日贸易额分别为 11 亿美元和 66 亿美元。20 多年后的 2000年，两国贸易量也只有 700 多亿美元。进入新世纪后，中日贸易强劲发展，贸易量急
2、剧扩张。2006 年，两国贸易额突破 2000 亿美元，达到 20736 亿美元，为 2000 年的 24 倍。1972 年到 2000 年的 28 年间，中日贸易量每年以十亿或数十亿美元的增幅递升；2001 年到 2006 年，两国贸易量每年以百亿或数百亿美元的增幅递升，这样高的双边贸易增长幅度在国际上是罕见的。现在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日双边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118。到 2006年底，中国一直仅次于美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日中贸易占到日本外贸总额的 172，仅比日美贸易额少 02 个百分点。据日本政府最新公布的数字，在 2006 年财政年度，日中贸易额达到 2543 万亿
3、日元（约合 16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5，日美贸易额为 2516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03。这就是说，到 2007 年 3 月底，日中贸易额超过日美贸易额，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日相互投资稳定增加。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到 2006 年底，日本对华投资项目达 37714 个，累计实际直接投资达 580 亿美元，直接和间接地为中国创造了 920 万个就业机会。中国对日本的投资从无到有，逐年增加。到 2005 年底，中国对日本的投资为 118 亿美元。随着中国企业 “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对日投资将稳步增长。此外，日本还是对华提供政府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到 2
4、006 年底，日本对华提供的发展援助，包括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在内，共达 32万亿日元，相当于 300 多亿美元，用于 250 个项目的建设。这对中国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起了有益的作用。中日经贸关系近年来得以蓬勃发展，除了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地理条件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日两国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消费市场，且近年来两国分别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复苏。2006 年，中国 GDP 达 270 万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 2000 美元，日本 GDP超过 5 万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高达 4 万美元。这为双方大量吸收对方商品和扩大投资提
5、供了前提条件。二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尽管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日本，但仍是一个国民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日本仍是一个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两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仍然迥异。日本具有的资金、技术、管理、品牌、商品质量和国际市场网络等优势为中国所短缺，而中国所特有的庞大消费市场和大量廉价优质的劳动力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为日本之所需。这为双方优势互补、互通有无提供了必要的便利条件，双方均努力扩大向对方出口。中日政经关系发展不同步中日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不是同步的，两国经济关系一般要好于和高于政治关系，即出现所谓的“政冷经热”现象。进入新世纪，这种情况稍有变化。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前
6、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错误史观和推行对华强硬路线，使中日关系降到历史谷底，中日经济关系也受到冲击，主要表现有：中日贸易虽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但增速不能和两国贸易的巨大需求与潜力相匹配，明显落后于中国同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如从2001 年至 2006 年，中国同欧盟的贸易额由 7662 亿美元增至 2723 亿美元，增长 25 倍，年均增速为 25；中国同美国的贸易额由 8048 亿美元增至2627 亿美元，增长 23 倍，年均增速为 24；中国同韩国的贸易额由3591 亿美元增至 1343 亿美元，增长 27 倍多 年均增速为 27；而中日贸易额由 878 亿美元增至 20736
7、亿美元，仅增 14 倍，年均增速只有166，远落后于上述 3 家对华贸易的增长水平。双方贸易失衡趋于加剧。2001 年以前，两国贸易大体均衡，以后中方年年逆差，且呈逐年扩大之势。2002 年中方逆差 503 亿美元，2006 年增至2408 亿美元，中方逆差 4 年增加 4 倍。多年来，发展与日本贸易是中国外贸战略的主攻方向，占中国经济分量甚重；近年来中日贸易占中国经济的分量下降，而占日本经济的分量明显上升。2003 年前，日本连续 11 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中日贸易的依赖大于日本对中日贸易的依赖。2004 年起，日本在对华贸易中落在欧盟、美国之后，居第三位。中日贸易量占中国外贸总量
8、的比重逐年减少，从 1993 年的 20降至 2002 年的 164，再降到 2006 年的 118。对日本来说情况刚好相反。近 6 年来，日中贸易年均增速为166，远高于同期日本外贸年均增幅 66的水平，日中贸易占日本外贸总量的比重逐年上升，从 2001 年的 118升至 2006 年的 172 。到2007 年 3 月底，中国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日本对中日贸易的依赖远大于中国对中日贸易的依赖。日本虽然至今仍是对华的主要投资国，但投资速度及其在中国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2006 年日本对华投资 46 亿美元，同比下降 296。日本对华提供的政府发展援助日趋减少
9、，从 1990 年代初每年提供近 2000亿日元减至现在每年仅提供几百亿日元。日本对华贷款更是逐年减少，甚至一度“冻结 ”，且设定了最终结束对华贷款的时间表。中日关系展望中日经贸关系存在着一定的阻力和不利因素，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但保持稳定快速发展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前景应该是明朗的。中日两国经济关系潜力巨大，推进双方经济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趋于增强，不利因素趋于减弱。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消费能力迅增、对外开放愈益深化和扩大，以及日本走出“泡沫经济”的迷局、实现经济持续复苏，是促进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最大利多因素。展望前景，中日经济关系可望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不断跃升新台阶。
10、鸠山由纪夫不仅多次表明不会参拜，还承诺会要求所有阁员自律。很可能，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短期内将不再成为中日政治交往的绊脚石。中日政治交往史证明，日本首相以放弃“参拜”为开端，尽管不一定能快速改善中日关系，但这是中日政治步入良性发展的先决条件。当然，由于日本政治有派系林立的传统，民主党内部同样存在诸多派系，这会对鸠山外交决策形成制衡；再加上诸如领土、海洋权益、贸易摩擦等现实问题，都是中日关系的干扰因素，也是考验鸠山首相外交智慧的复杂议题。由于鸠山由纪夫过去一贯对华友好，加上新内阁重要成员都对华持友好态度，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日政治关系将会结束动荡期，迎来良性发展的新纪元。一旦中日政治关系步入良性发展
11、之路，受惠的将不仅仅是中日经贸关系，还将对东亚区域格局的稳定产生深远影响。中日两国有着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多数时期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与亚洲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中国政府始终把维护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为长期国策，置于对外关系的重要地位，并一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我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正确的对日方针、政策，推动了中日友好关系的渐次发展，从中显示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及至我国新一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对日关系以及高超的
12、外交艺术和深邃思想。 毛泽东曾多次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股逆流。中国一贯采取向前看的方针，要重建和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只是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执行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致使中日关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在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外形势下，毛泽东高瞻远瞩，倡导发展中日民间往来，以民促官，官民并举，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最终，促成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揭开了中日友好关系崭新的一页。 周恩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13、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邓小平历来重视中日关系，他也是“中日友好”的积极倡导者。他说：“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大家的理想。 ”“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江泽民也一再强调：“在我们看来，对于中日关系一要以史为戒，二要向前看，三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要以高瞻远瞩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他还主张中日两国领导人要登高望远，从长远的
14、观点来对待中日关系，使两国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 胡锦涛也表明：发展新世纪中日关系，必须牢记中日友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成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既要不断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要重视并处理好双方的关切，尤其要慎重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中日两国领导人应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 胡锦涛还指出，中日应“共同构筑友好、合作、互利、双赢 的新型中日关系。”这应该成为我们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目标和共同口号。
15、我国领导人上述致力于中日友好关系的论述昭示我们： 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关系 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在过去 100 多年，中日有过极为不幸的历史。两国在地理上离得很近，即使在和平时期也难免磕磕碰碰，产生各种矛盾。为了维护我们这块地区的稳定，以利于两国乃至本地区发展，我们应特别注意尽量化解矛盾而不要激化矛盾。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少数右翼正在有预谋、有步骤地破坏中日关系，他们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妄图激
16、化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矛盾，甚至妄图激化对方国家内部的矛盾，以达到煽动两国走向对立和冲突的险恶目的。我们决不能让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复交以来的经验教训越来越证明邓小平的一个精辟论断的正确性：“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可以说，惟其中日关系出现困难，才更需要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在对待中日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一直是人们学习的榜样。而日本历代政府中一直有人在刻意回避历史，不敢勇于承认错误。有的日本民众这样说：想请中国朋友们相信，对于这种情况，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日本国民都是深感遗憾和羞愧的。一些别有企图的日
17、本政治家想利用教科书来散布自己的主张，妄图美化战争和否认屠杀，对于这种反动的教科书，大多数日本国民都是不会接受的。”但愿我们中日的关系真的可以就这样的改善了日关系关乎两国人民及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关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从历史经验、国际时局以至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特别是对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而言，面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局面，坚持我国几代领导人倡导的“中日友好” 方针比过去更加具有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此希望中日关系可以得到改善，希望我们中国和日本可以从此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中日的明天会是美中日关系能否超越历史问题？日本方面对 中国 遭受沙斯打击表达了作为东亚最大邻国的关注，向中国提
18、供了前所未有的很大物质、资金支持。特别是，在中国对外关系由于沙斯而受到严重 影响 的情况下，5 月，日本执政三党干事长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中日关系在沙斯背景下似乎获得了新的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双方领导人几乎没有提及两国关系中的“ 历史 问题 ”，只是说，“以史为鉴” 。根据中国官方报道，中日两国 政治 领导人强调中日关系的非常重要性，“放眼长远，筹谋大局”。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有影响的中国舆论提出，中日之间应该搁置历史问题，至少两国关系的 发展 不应过多地受到历史问题的干扰。这种政策建言当然引起了日本官方的高度重视。 中日关系到底能否超越历史问题？答案是，由于中日关系的高度复杂性，做到
19、这一点，不容易。 东亚一个不确定因素 历史问题不仅是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 社会 问题。靠政治家的智慧与对国家利益的权衡，中日之间可以有效管理其历史问题。条件当然是，双方具有这样的共同政治意志。作为殖民者、侵略者的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再回避一个真诚的历史交代。中国也不再简单地因为历史问题而出现盲目反日的非理性民族主义。 历史问题不是说回避就能回避，说利用就能利用的。历史问题之所以是现实问题是因为它是活着的。中日之间的汹涌暗流，多数来源于历史问题。在领土主权纠纷方面，日本政府试图合法化对钓鱼岛的占领，其右翼团体不断扬言再登陆钓鱼岛，刺激全球华人的民族感情。 日本与 台湾 关
20、系公开升温，日本公开支持台湾当局借沙斯之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 ）肯定不仅仅只是出于单纯的公共卫生考虑，其背后是日本全面加强与台湾的关系的战略。 日本首相小泉的一个智囊团在 2002 年 11 月发表的、引起关注的日本对外政策新战略报告，就极力主张日本加强与台湾的全方位关系。日台关系的加强触及到中日关系历史问题之神经。这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一点也不亚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更重要的是，两年来，日本成功地利用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朝鲜核危机的机会，完成了一系列国内立法，在实质上已经使日本和平宪法空洞化，有助于日本重新武装。日本首相已经公开承认，“日本自卫队就是日本
21、军队”。 日本今天还没有重新武装，但是，要求日本重新武装的声音很大。日本的重新武装当然不一定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但是，日本国内新政治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势力不断抬头。 一旦全面重新武装，日本更会彻底否定与中国、亚洲之间的历史问题。一个没有正确历史观但重新武装了的日本是东亚的一个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按照自己版本看中国上升 一些中国人在历史问题上考虑放松对日本的要求，可能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中日合作在东亚合作中的关键性。良好的中日关系不仅有助于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整个东亚合作进程确实离不开一个紧密的中日关系。 在这点上，无论中国还是东南亚，以及东亚其他地方，对此的认识是大体一致的。
22、人们寄希望于中日两国改进关系，在东亚合作中发挥“龙头”的共同领导作用。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日本一直在按照自己版本的政治现实主义关注着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上升，并未真心实意接受中国在亚洲的大国地位。 直到现在，日本仍然认为自己是亚洲地区的最重要的国家。在外交辞令上，日本一再称，日本欢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日本也愿意参与中国的 现代 化。这无非是居高临下的观点。日本特别强调自己是“西方”发达世界最重要的部分（世界 经济 第二大国），其具体标志是“8 国集团 ”（G8 ）。 其实，回顾最近十几年日本与东亚关系的演变，我们也许用不着太在乎、太着急中日关系。日本作为一个发展模式的神话已经破灭。日本模
23、式的产、官、学一体化（勾结）的政治经济结构，弊病丛生，不适应全球化 时代 的要求。 日本 政治 体制的开放性不足，自民党独大，而其内部派别林立，黑箱操作。日本模仿性的 研究 开发模式缺少原创性，在信息技术的 时代 丧失了国际竞争优势。 日本无力再成为区域发动机 冷战结束后，随着 经济 的长期低迷，日本无力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亚洲地区的经济作用已经下降。如果日本在东亚合作进程中不肯起建设性的推动力量， 中国 与南面的东南亚、北面的韩国等完全可以首先形成东亚合作的大局，而让日本处于东亚合作的边缘地位。到时，东亚合作成了气候，该着急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欲在亚洲地区发
24、挥更大的作用，日本也难以做到。何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并不情愿只从亚洲出发办事。日本虽然已经开始与亚洲国家（包括澳洲）谈判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日本的重心仍然在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上。 日本仍然强调日美关系在日本对外关系上的中心性。在安全上，日本仍然要依靠美国，比如，靠美国之力解决朝鲜对其构成的核威胁；在战略上，日本仍然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的 影响 。 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中日关系如何改善，日美关系都不可能弱化。也就是说，日本不可能以日美关系为代价去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加强中日关系是大家的共识，但是， 历史 问题 总是中日之间的最大干扰因素。中国确实需要长期巩固的、友好的中日关系，但
25、是，一厢情愿、简单化，急功近利，甚至缘木求鱼之所谓“战略”要不得。其实，中国完全没有必要靠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单方面让步而求得中日关系的片面 发展推出“友爱外交” 以区别“价值观外交” 安倍和麻生政权都曾提出“价值观外交”，强调以价值观异同划线，在价值观相同的亚欧国家间构筑“自由与繁荣之弧”。该主张实际是要在中国周边构筑一道封锁线，这给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了阴影。 鸠山由纪夫对此表示反对，并提出了“友爱外交”理念。5 月 15 日，鸠山在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讨论会上表示：“我很讨厌麻生内阁推动的价值观外交 。强化价值观相同的国家的外交关系那是理所当然的，所谓外交，更应考虑如何构筑关系，使价值观不同的
26、国家实现共存共荣、自立共生。” 政权更迭后中日关系依然会出现摩擦 但从政党本质和主张的政策上看，民主党和自民党一样，都是保守政党。在民主党政权下，日本对华政策既不会出现倒退，也难有大幅进展。需要注意的是，民主党内部派系复杂，思想主张从极左到极右都有。部分保守派议员在台湾、西藏等涉华问题上的做法与民主党基本方针相左。成为执政党后，这部分议员如果不能有所收敛，将给中日关系带来麻烦。 此外，自民党成为在野党之后，党内的反华保守势力不再因执政党身份受到约束，有可能会跳出来对中国的民主和人权状况、军费透明度、东海问题等指手画脚。 日本有分析指出，这些潜在因素充其量只会给中日关系制造小摩擦，终究不能对中日
27、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大趋势构成威胁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 关系，又是“南北” 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 。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 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
28、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
29、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 而无视“ 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 两千年友好”而无视“ 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
30、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 和“明治维新” ，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 ”。“两千年友好” ，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 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 ，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
31、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32、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
33、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 20 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 21 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 21 世纪后，中
34、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 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
35、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
36、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
37、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 21 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
38、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
39、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其中“以史为鉴” 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
40、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
41、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
42、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
43、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 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
44、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每日时评：“桥裂裂”是咋评上“优良工程”的2010 年 4 月，浙江衢州长风大桥开裂并被迫重修。据悉，2000 年年底完工的该桥依据的设计标准应抗百年一遇的洪水，建设投资 1000 多万元，曾被评定为“优质工程”。
45、大桥建成以来，当地并未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知情人反映，事发至今已近百日，没有一家单位和个人被问责。一个被评为“优质工程”的大桥，居然不到 10 年时间，上千万元的投资便这样被浪费，这是莫大的讽刺。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此番重修，只要扩大基础桩不能全部改成钻孔桩（从技术角度讲几无可能），同样的隐患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排除。更应引人注意的是，由此导致的损失理应有一个明晰的界定，也应有单位和个人承担相关责任，这才是根治“短命建筑”弊病必须付出的惩戒成本。按百年一遇标准设计，却未能考虑到已建成大坝的洗刷，这荒唐解释的背后，让人顿生出许多担忧。面对被洪水冲得破损不堪的公共设施，前几年动辄“五十年一遇洪水”的解
46、释已无法吸引公众的眼球，就是百年也未必能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前不久，格尔木市居然冒出个“两千年一遇”的更大噱头来，在媒体的强烈质疑下，当地又不得不站出来澄清。洪水被扩大化，在给老百姓造成更大心理恐慌的同时，工作再不济的地方，在天灾不可抗的人造“客观”现实面前，政绩非但不可能被忽略，反倒可能更为醒目。另一方面，那些本就难以逃脱天灾检验的问题工程，自然也可借此规避公众的追问，正所谓坏事变好事。这样的分析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浙江省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受贿案件中，有七成以上的人乐于插手工程建设，或直接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工程指挥部指挥，或借道指挥部、以向指挥部人员打招呼等方式进行权钱交易（
47、新华日报4 月 28 日）。一些人虽被问责，但由腐败导致的工程问题并未同步纳入公众视野，带病“服役”现象并未消除。更让人揪心的是，当一项工程的质量只能由自然灾害来检验，真不知那些看似周密的监管机制有何信用可言？信用崩塌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在 3 年前的广州九江垮塌事件中，原定半小时的新闻发布会，结果仅因专家要赶飞机这个毫无技术含量的理由便草草结束，以至留下太多的疑团至今无法揭开。在该事件的最近庭审中，控辩双方甚至还在为到底是桥压船还是船撞桥展开激烈的争论。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更是显示，只有 65的人认为“专家是社会权威，值得信赖”。记得国内有位市长出访法国时，曾向同行讨教拆迁经验，对方回答却是几
48、乎没有拆迁，因为规划本就十分科学，用不着动辄再大兴土木；另一方面，大多数建筑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本身就具有极佳的品质。显然，这种品质除了个人的追求，更在于信用体系牢牢扼守住各自的关卡。毫无疑问，工程建设行业那些看似缜密的信用体系，其公信力如果不能得到大幅提升，就不可能抛弃装模作样的摆设之嫌，也无法抛舍公众对腐败嫌疑的穷追猛问。信用体系的重塑虽内涵众多，但离不开“违者必究”这一根本举措。衢州长风大桥要重修但更要问责，只有责任的回归，质量才可能得到保证。每日时评：让平民子女冲破权力潜规则公平向上考生张竞 2009 年参加陕西省公务员考试，以总成绩第一被录取。然而，当她去单位报到时，却被告知因另
49、一考生张洋之父西安某区建设局副局长的举报而“暂缓接收”，而这一缓就是 8 个月。日前，这起广受关注的“招考风波”终于在法院宣判之后尘埃落定，西安城改办被认定故意行政不作为，张竞终于可以正式上班了。近些年来，在各地公务员招考中，各种风波时有耳闻：有事先安排实习，招考时因人设岗的；有考试泄题，内定录取的；有面试放水，左右成绩的；甚至出现过总成绩排名中前几名被当地“领导”子女所垄断的现象。张竞被卷入的这场风波，毕竟还有陕西省、西安市两级公务员局为其主持公道，有法院的公正裁判为其伸张正义，还有敢说真话的媒体为其正本清源，比起那些在权力的潜规则下发不出声音的考生，无疑要幸运得多。然而，这起事件给公务员招考录取程序的公信力敲响了警钟。公务员考试的初衷就是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择优选拔人才。它打破了传统社会中权力分配的世袭、垄断和近亲繁殖，使得优秀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为国家治理输入新鲜的血液。在这个意义上，它赋予所有考生平等的机会，给张竞这样的平民子女一种“向上”的可能性。“张竞们”的父母不是当地部门的领导，不存在事先就安排子女到用人单位当差的便利，也不可能对用人单位施加压力。在这场“招考风波”里，专业是否符合，其实是一个不难判断的问题，公务员局也有明确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