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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东京城的商业街市.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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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1、北宋东京城的商业街市北宋之一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都可称之为辉煌的历史时期,也是城市发展的第一个极盛时期。但在汉代以后,城市的发展受到独尊儒术、重农抑商等国策的影响,经济上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国家对盐、铁、酒等盈利较高的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实行专营;对商人实行了“算缗”、“告缗”(算缗:亦称“算缗钱”。西汉官府对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和车船所有者征收的财产税。告缗,百姓告发偷漏缗钱者),不得衣丝、不得乘马等打击政策,由此,自春秋战国以来盛极一时的商业及商人阶层受到沉重的打击。到唐代前期,以唐长安为例,这个一直令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宏伟的、规整如棋盘的建筑典范,除了宫城和皇城占地 9

2、.4 平方公里,108 坊就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区,它占据了全城的大部。但是,其商业区-东市和西市却只各占两坊之地,四围皆有墙。而且,两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古时一种用铜做的乐器)三百声而众以散。这就是所谓的坊市制。唐人有诗赞叹:长安大道横九天;又感慨长安城: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坊市制是一种在空间和时间上对城市生活加以限制的封闭型管理体制。在这一制度下,民居的“坊里”和店肆集中的“市”四周都筑有围墙,所有门户都设官把守,早晚定时启闭,夜间不准出入,且民居、店肆只许设在坊市围墙以内,不许当街开门。随着商品经济及城市自身的发展,其过细、过死的管理,已成为城市进一步发

3、展的障碍。北宋的街市制至北宋,城市制度最大的变化就是坊市制的彻底崩溃,形成了临街开店的街市制。由此,城市中新的街市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的“市”,居民区与商业区交叉存在,并逐渐连成一片,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也逐渐形成,居民众多的小巷不再相互隔离而直通大街,从而使大街小巷的畅通结构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坊里结构。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中有街市的记载: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 1037 年)八月三日诏曰: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四铺:我国传统建筑的一种房屋四面装饰)作及斗八(斗八:我国传统建筑天花板上的一种装饰处理。多为方格形凸,有彩色图案。)北宋年间,尤其到了宋徽宗的政和、宣和年间,东

4、京城内的街市交易非常旺盛。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有:青鱼市、肉行、姜行等等,即是专门经营批发商业的市场。另有:如果木亦集于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谓之果子行。意为,客商贩运果木来京,先入果子行,然后由果子行批发给水果商,再由水果商零售给居民们消费。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描写的里城街市,各类商店鳞次栉比,其中大部分都是直接向居民们出售货物的零售铺席。东京梦华录有:马行北去旧封丘门外新封丘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至门约十里余,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这里所列举的沿街铺席,是一个交易旺盛的零售市场。日市一般从早上开门营业到晚上闭店。这类全日开门营业的店铺为数较多。东京梦

5、华录中提及的诸如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铺、百钟圆药铺、梁家珠子铺之类的商店,大抵都是全日开业的店铺。夜市,始于北宋初年的东京城。宋以前,夜市往往为官府所严禁。入宋后,东京城夜市日益兴旺,宋会要辑稿食货有宋太祖赵匡胤于乾德三年(公元 965 年)下令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自此以后,夜市不断发展,至徽宗政和、宣和间尤盛。其中特别兴盛的,据东京梦华录有记载州桥夜市情景:夜市北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都人谓之:里头。在同书卷二中,还有州桥夜市的描写,说: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

6、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在同书卷二中还有,在夜市的酒楼里: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东京城夜市以酒楼、食店居多,主要是娱乐性质的。而且,不管酷暑严冬,还是刮风下雨,夜市始终旺盛非凡。有: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抹脏、红丝水晶脍、煎肝脏、蛤蜊、螃蟹、胡桃、泽州饧、奇豆、鹅梨、石榴、查子、榅桲、糍糕、团子、盐豉汤之类。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热闹的夜市,使东京城成了一座不夜城。宋蔡绦(蔡京次子)铁围山丛谈有:天下苦蚊蚋(蚊蚋:音 wn

7、ru;苍蝇的幼虫,一般做鱼食用),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京师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光照天,每至四更鼓罢,故永绝蚊蚋。除了日市、夜市以外,东京城还有早市。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天五更时分,在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声中:诸趍(音 q;古同“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檐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更有御街州桥至南内前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早市,主要是为郊区入市作买卖的农民和城内上早朝

8、的百官服务的,也有向居民出售鲜活商品如鱼肉蔬菜之类的副食品。如东京梦华录有:卖生鱼则用浅抱桶,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卖,每日早惟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如此生鱼有数千担入门。早市也有买卖衣服日用品以至奢侈品的。如在里城东南角的潘楼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这种早市,还有被称为“鬼市子”的,如:潘楼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东京城的季节市,既有时令的特征,亦有节日的气氛。端午节前开市的“鼓扇百索市”,七夕节前开市的“乞巧市”和中元节前开市的“中元节市”等等,都是东京城的季节市。东京梦华录说到了端

9、午节:端午节物:百索、艾花、银样鼓儿、花花巧画扇、香糖果子、糉子、。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鼓扇百索市”内买到。当时人说:鼓扇百索市,在潘楼下。丽景门外、阊阖门、朱雀门内外,相国寺东廊,睦亲、广亲宅前,皆卖此等物。鼓扇者,俗造小鼓,悬于梁,或置台座上,或鼗鼓(鼗:音 to。鼗鼓:两旁缀灵活小耳的小鼓,有柄,执柄摇动时,两耳双面击鼓作响。俗称:拨浪鼓。)、或雷鼓,其制不一;又造小扇子,或红、或白、或青、或绣、或画、或缕金、或合二色,以相馈遗(宋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东京城的“乞巧市”,也十分热闹:七夕,潘楼前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丽景、

10、保康诸门及睦亲门外,亦有乞巧市,然终不及潘楼之盛也。乞巧市上供应的商品,突出一个“巧”字,其中有不少是精致的工艺美术品,专供当时人们在七夕节相互馈赠。至于七月十五“中元节”,俗称“鬼节”,人们往往焚烧冥器以祭祀先人,故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东京梦华录)东京城的定期市,以内城大相国寺的庙会为代表。东京梦华录,有记载大相国寺庙会的繁盛情景,叫做: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有: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采幙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帏、洗漱、鞍辔、弓剑、时果、腊脯之类。近佛

11、殿,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占定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后廊皆日者货术传神之类。可见大相国寺庙会的空前盛况,到这里来做买卖的不但有大小商贾、普通市民,而且还有小手工业者、官吏、寺观的道土、尼姑等等。庙会期间,大相国寺人山人海,仅“中庭两庑”就“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于此。”(宋王栐燕翼贻谋录)北宋东京城是全国商业中心,不但有本地的坐商,而且有外地的客商。这些客商既有南方来的,也有北方来的;不但有本国的,而且还有外国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正在鱼贯而出东角子

12、门的骆驼队,就是来京做买卖的北方客商。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结队而行,正反映了通过这些北方商人的媒介,北宋与当时西北地区如西夏、西辽之间的商业往来和经济联系密切。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其时来京朝贡的外国使臣有高丽、南番、真噶、大石(食)等国。这些使臣实际上是来作交易的商人。元脱脱等撰宋史大食传载,终赵宋一代,大食使者来中国凡二十六次:其中商人冒托国使者,不在少数。南方商人在东京城经商的为数更多,因为当时南方经济较北方发达,商品经济十分活跃。东京梦华录有:临汴河大街街西保康门瓦子,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依据清明上河图地理位置的考证,图中城里的十字路口,其东西向的一条街即是保

13、康门街,从“东去沿城皆客店”,可证图中街边的“久住王员外家”以及附近的房屋就是专供南方官员,商人居住的客店。这些客店临近汴河,这是由于南方商贾都是诉汴河抵达京师的。在南方商人中,除了经营国内商业的富商巨贾之外,还有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海贾”。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商业气息的浓厚,据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说,当时中国的商品交换的价值,合计相当于 1500 万至 1800 万盎司黄金,折合成现在的价值,约合 60 亿至 70 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商品流通量,在当时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工商行业北宋东京城商业手工业的户数,据元丰八年(公元 1085 年)的记载说,当时加入行会组织的“诸色行户”,总共有 640

14、0 多户。如果加上没有入会的商店作坊,那为数就更多了。这些商业、手工业户中,有各种不同的行业,见于东京梦华录就有:姜行、纱行、牛行、马行、果子行、鱼行、米行、肉行、南猪行、北猪行、大货行、小货行、布行、邸店、堆垛场、酒楼、食店、茶坊、酒店、客店、瓠羹店、馒头店、面店、煎饼店、瓦子、妓院、杂物铺、药铺、金银铺、彩帛铺、染店、珠子铺、香药铺、靴店等 30 多行。但实际上远远不止这 30 多行。孟元老所提到的只是这些行业的一部分。据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八年四月癸未载:汴京至少有 160 多行。这充分反映了当时东京城内商业、手工业中的内部分工已相当细致。在东京城的一百几十个行业中,尤以酒楼,各

15、种饮食店最旺盛。东京梦华录一书共提到的 100 多家店铺中,酒楼和各种饮食店就占有半数以上。城中有: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潘楼、欣乐楼(即:任店)、遇仙正店、中山正店、高阳正店、清风楼、长庆楼、八仙楼、班楼、张八家园宅正店、王家正店、李七家正店、仁和正店、会仙楼正店等大型高级酒楼:72 户。其中如著名的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另据宋周密撰齐东野语的记载,当时的白矾楼规模很大:乃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在清明上河图中,也在内城东角子门不远处,画了一家路北朝南,规模宏大的“孙家正店”,其楼高也有三层,门前缚扎彩楼欢门。门口人群熙熙

16、攘攘,还停有许多驴马。吃客们正在这家大酒楼门口拱手相让,一顶有侍女跟随的轿子似乎也正向这正店走来。这些说明正店接待的顾客是京城中的达官显宦、豪门贵族等有势有财的上层社会人士。此类正店,不仅服务工作十分周到,店里有着各种服务人员的殷勤招待,而且雇有高级厨师烹调各种时鲜名菜应市。除了上述“正店”以外,东京城还有多到“不能遍数”的称为“脚店”的中小型酒楼:卖贵细下酒,迎接中贵饮食(东京梦华录)。这些“脚店”的家数,看来相当惊人,如仁宗天圣五年(公元 1027 年)八月诏三司:白矾楼酒店如有情愿买扑出办课利,令于在京脚店酒户内拨定三千户,每日于本店取酒沽卖(宋会要辑稿食货)。政府为了便于征收酒税,竟在

17、一次命令中指定脚店三千户作为白矾楼的主顾,则其总户数之多概可想见。这些脚店的名字,见于东京梦华录的,就有:张家酒店、铁屑楼酒店、白厨、张秀酒店、李庆家、郭厨、宋厨、李家、黄胖家、唐家等等。真是: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清明上河图中在旧京城外汴河上土桥南岸画了一家“十干脚店”,其规模虽不能与“正店”相比,但门前也有彩楼欢门,四边平房,中间二层楼房突兀而起,临街的那间屋里已是客人满座,觥酧交作,门前歇着的马驴似乎正在嚼草。此外,更有大批的茶坊、食店散布于街头巷尾。有:曹家从食、史家瓠羹店、万家馒头店、丁家素茶店;矾楼前:李四家北食店;寺桥:金家南食店;得胜:郑家油饼店、海州张家胡饼

18、店、马铛家羹店诸如此类。还有: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东京梦华录)东京城中亦有相当数量的瓦肆、妓院,专供有闲阶级寻欢作乐。清明上河图中旧京城内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上,一个棚子下,坐着一群人,听一个老人说唱,可能就是当时很流行的称为“平话”的民间说书。东京梦华录有: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在瓦肆中上演的有平话、杂剧、舞蹈、杂技、影戏、说诨话等等。当时的瓦肆热闹万分,不但演戏说书,同时: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

19、此,不觉抵暮。瓦肆: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可见其盛况。在东京城商业中仅次于酒楼饭馆、瓦肆妓院的是经营堆栈、仓库的行业。堆栈、仓库分官府开设的堆垛场和民间私人开设的邸店。东京梦华录有:诸米麦等:自州东虹桥元丰仓、顺成仓,东水门里广济、里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国,广盈,万盈、永丰,济远等仓,陈州门里麦仓子,州北夷门山、五丈河诸仓,约共有五十余所。近新城有草场二十余所。这就是官府开设经营的专门藏粮草的堆垛场。此外还有:供奉库、杂物库、物料库、内外物库、油醋库、鞍辔库、内外柴炭库等。这些官府开设的仓库堆栈除贮放官府货物外,也存放商贾的私人货物,如蔡河南岸的堆栈:寄收蔡河贾人谷,及堆垛六路百货

20、(宋会要辑稿食货)。私人开设的“邸店”为数也不少。东京梦华录有,旧宋门附近:十三间楼,最为有名,规模最大。据记载,它建立于后周显德中,由当时大官僚周景(或周景威)创建,好像到北宋晚期还存在。十三间楼盖成以后,周景威:邀巨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宋释文莹玉壶清话),由此发了大财。仓库、堆栈为四方来京的商贾提供存放货物的便利,它的发达就是东京城商业繁荣的一个反映。东京城的假赁业非常发达。东京梦华录有:士庶家与贵家婚嫁,亦乘檐子,只无脊上铜凤花朵,左右两军,自有假赁所在。以至从人衫帽衣服从物俱可赁,不须借徣。余命妇王宫士庶通乘坐车子,如檐子样制,亦可容六人,亦可假赁。另有:若凶事出殡,自上而下

21、,凶肆各有体例。如方相、车轝、结络、彩帛,皆有定价,不须劳力。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东京梦华录中说到筵会假赁:凡民间吉凶筵会,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檐、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赁。吃食下酒,自有厨司。欲就园馆亭榭寺院游赏命客之类,举意便办,亦各有地分,承揽排备,自有则例,亦不敢过越取钱。可见其时汴京假赁业经办的业务是十分广泛的,从举办红白喜事所需的一切用具,到出门代步的车、轿、鞍马,甚至游湖的舟船都可假赁。这种假赁业务无疑是一种新的商品交换方式,它把商品内部的价值零敲碎打,一次又一次地与货币(一般等价物)相交换,从而使更多的有用之物跻身于商品的行

22、列,使一些高档的消费品能够被一般平民所“购买”。毫无疑问,这种方式也刺激了人们的消费。东京城商业中,“赊卖”的兴起,标志着商品经济发展的进步。如乾兴元年(公元 1022 年)六月真宗的诏令中就说:在京都商税院并南河北市,告示客旅等。自今后,如将到行货物色,并须只以此一色见钱买卖,交相分付。如有大段行货,须至赊卖与人者,即买主量行货多少,召有家活物力人户三、五人以上,递相委保,写立期限文字交还。如违限,别无抵当,只委保人同共填还。若或客旅不切依禀,只令赊买人写立欠钱文字,别无有家业人委保,官中今后更不行理会。若是内有连保人,别无家活,虚作有物力,与店户牙人等通同蒙昧客旅,诳赚保买物色,不还价钱,

23、并乞严行决配。(宋会要辑稿食货)这条诏令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赊卖的立法。买主所写的“期限文字”无疑是一张保证如期偿还的期票。这样,通过赊买过程,卖主与买主之间就形成了债务关系,而买者赊购商品所欠的款项,在约定时间必须用货币支付,由此,中国中古时期的货币职能就更扩展了,它不但是等价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同时又具有了支付手段的职能,这无疑地是商品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的如实反映。诏令十分明显地表明了北宋东京城就是这种赊卖方式的发源地。纸币的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金属货币已难以适应商品的巨额流通,铜钱、铁钱体积大、分量重,对于长途贩运或巨额批发贸易,十分不便。于是货币发生了突破性变革 出现了世界上

24、最早的纸币。宋真宗时期,益州(今四川成都)16 户富商联手发行一种钱券,称为“交子”,是由商业信用关系孕育出来的纸质货币。宋仁宗时期,政府从商人那里收回了发行纸币的权利,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务:管理机构名称),负责印刷、发行交子。这种政府发行的纸币,面额固定,盖有官印;用户以现钱换取纸币时,要把商业字号登记在册,兑现时按字号销账,以防伪造。随着这种纸币的流通范围日益扩大,中央政府在首都开封设置交子务,负责面向全国的发行事宜。南宋时,纸币逐渐成为主要货币,有四川的钱引、湖广的会子、两淮的交子、东南的会子。所谓“会子”,原先叫做“便钱会子”,“便钱”即汇兑,“便钱会子”就是汇票、支票之类的票据,

25、大约在十二世纪中叶,发展为兼有流通职能的纸币。纸币的出现,在商业和金融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在欧洲,瑞典是最早发行纸币的国家,时间在一六六一年,比中国纸币的出现晚了 6 百多年。两宋三百多年间,东京、临安这两个超级城市,人口的高峰都远远超过了 100 万大关。苏州、鄂州、泉州其居民数量先后跳跃到 40 万、50 万的水平线上。此外,北宋的西京洛阳、北京大名、江宁(南宋叫建康)、潭州、福州、广州等,其居民数量也都达到过 10万以上或者更多。至于人口在 1 万至 10 万之间的城市,北宋不会少于 100 个。人口在一万以下的城镇,总数大概 3000 个。根据元丰九域志的记载

26、,北宋神宗时,全国行政区划为:总 23 路,京府 4,次府 10,州 242,军 37,监 4,县 1235。北宋,除首府开封外,还设有三个陪都:西京洛阳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北宋后期在东京城宣德门广场左右布设了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枢密院与秘书省等最高官署,还有太常寺(礼乐祭祀中心)都进奏院(中央发给地方、地方呈进中央报告文书的总联络处)、都亭驿(对辽外事办公厅兼宾馆)、大晟府(音乐研究中心)。在这段街区中,还有景灵东宫、景灵西宫对街相望。这是两个皇家家庙性质的大庙宇。这个街区最大的特点,是店铺不避官衙,官衙不赶店铺,相安厮守,各行其事。北宋东京城的对外交通,多赖水道,

27、其交通工具当以船舶为主。周邦彦的汴都赋中就有: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钲鼓镗铃。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用三分之一篇幅和大量笔墨来描绘汴河的航运。他在画面上一共画了二十多艘大小船只,这些满载着官府和商人的百货和粮食的船舶,络绎不绝地把江南各地的漕粮、百货运进了东京城,为那里的居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再现了十二世纪初期东京城水上最重要的交通干线的繁忙运输景象。水道航运外,东京城的陆路交通也相当发达,如对北方地区的交通运输,就主要依靠陆运。清明上河图中有描绘的满载商货的骆驼队。东京梦华录记载:其卖麦面,每秤作一布袋,谓之一宛;或三、五秤作一宛。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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