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启蒙运动,又称“新五四运动 , 、 “第二次新文化运动” ,是由共产党人发起的,广泛吸引其他爱国人士参加的,以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为特色的思想文化运动。20 世纪 30 年代,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五四”阵营的瓦解,各种思想黑潮又沉渣泛起。如何在国难当头的新形势下继承并完成“五四”启蒙的使命,唤起民族的觉醒,引起了进步思想界的广泛关注。1936 年,以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张申府、柳提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毅然举起了思想启蒙的旗帜,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口号,发起了震动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新启蒙运动。它历时不长,但在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
2、用不容忽视。1936 年秋,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中共理论家在思想文化界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 。这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化,更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迅速普及,尤其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场“新启蒙运动”,实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极大之事。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对此只字未提。在“新启蒙运动”中被“启蒙”,从而选择了共产党的李慎之,在晚年论及这场“新启蒙运动”时说:“翻检中央党史部门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新启蒙这回事。拿新启蒙运动的讨论和五四运动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从讨论的规模上,还是
3、从引起的社会反响上,三次论战,都无法跟新启蒙运动相比。为什么三次论战可以进入书写视野,而新启蒙运动却在排斥之列呢?后来,吴雁南先生在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一书时,以“新启蒙思潮”的方式,将新启蒙运动编入书中。理由可能因为新启蒙不是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也从来没有成为什么路线斗争的议题。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 ”1于此可见,“新启蒙运动”很值得我们今天重新翻检出来,并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再评价。一、 新启蒙运动发起的背景任何历史事件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4、经历曲折的演进过程逐渐促成的。新启蒙运动也不例外。新启蒙运动之起,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反对国民党文化法西斯主义。在外敌压境、亡国灭种国难的时刻,国民党政府视历史潮流于不顾,为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力图重建大一统的思想文化秩序。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一切代价,培植了大批御用文化机构。 “民族复兴社” 、 “中国文化学会” 、 “中央俱乐部”等法西斯社团纷纷成立,正中书局、新光书局、辛垦书局等数十家国统书局遍布各地, “独裁政治论丛” 、 “法西斯蒂丛书” 、 “国际名人传记丛书”等一时大批涌现,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物的传记或言论集等,到 1935 年已出了上百种,
5、使法西斯主义黑潮一时泛滥猖獗。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绞杀革命文化,企图剿灭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思想。他们一方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 ”如:1936 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密制定的取缔反动文艺书籍一览所开列查禁的文艺书籍竟达 564种,同年 8 月制定的取缔反动社会科学书刊一览又开列查禁社科书刊 676种,至于各地方公开或秘密查办的书刊更是不可胜数。另一方面,又采取卑鄙手段对进步文人进行拘禁、迫害。 “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 。正如吴承仕当年所言, “焚书坑儒之现象,
6、不图复见于今日之中国,此诚吾民所百思莫解者矣。 ”国民党法西斯文化政策的实施使整个思想文化界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同时,国民党政府认为,中国之所以衰弱和遭受外国侵略,是由于“一般人都没有礼、义、廉、耻,都丧失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诸固有的德性。 ”13790 在蒋介石看来,个人道德的丧失必然导致民族道德的堕落,从而“使国家所赖以生存的东西民族精神民族道德,完全崩坏,而致国家民族于灭亡, ”因此,要抵御外侮,使国家复兴, “就要先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道德。 ”1934 年 5 月 31 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确定每年 8 月 27 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恢复祭
7、孔。同年 7 月,南京政府通令全国各党政军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于当年 8 月 27 日举行孔子诞辰盛大纪念活动,一时间,尊孔读经之说甚嚣尘上。胡适曾把这一尊孔闹剧讥讽为“做戏无法,出个菩萨, ”认为“这种心理,在一般愚夫愚妇的行为上表现出来,是可怜而可恕的;但在一个现代政府的政令上表现出来,是可怜而不可恕的。 ”很显然,这种状况既不能适应团结抗日形势的要求,也严重影响到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人们迫切要求“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 。如陈伯达所说,“挽救目前思想界的危机,惟一的道路就是思想的大解放。要扫清数万万同胞数千年来的愚昧,使他们能普遍走上救国的觉醒,惟一的道理,也就是思想的大解放。每人都应
8、有自由思想的权利,每人都应有自由的思想。每人都应有批评的权利,每人都可以被批评。我们所提出的新启蒙运动,其内容总括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 ”这种以“愚民”为实质的反启蒙运动也是激发新启蒙运动的对立力量。可见,众多方面表明,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正处于一种遭殖民文化压迫、受反动文化破坏、被复古思潮侵蚀的危险境地,因此,只有以新的文化运动来对抗思想文化界的逆流,才是唯一的出路。(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思想奴化。恩格斯在甲午战争前一年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是活动方式在改变了。让命运实现吧!”1894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酿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
9、巨大的历史灾难,也促成了全民族的觉醒,引发的以救亡图存和全面改革为目标的维新思潮和 1898 年的变法运动,是这场民族新觉醒的起点。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随后占领东北三省。1932 年挑起了“一二八”事件。随后的 1935 年日帝更是制造了“华北事变” 。华北几次事变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的危机当中,正加速从半殖民地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到 1936 年,中国已丧失了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六分之一的同胞,民族工商业濒于破产,整个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不仅要占领我们的国土,更要灭亡我
10、们的国家,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生死关头, “我们的国家是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国难时期,灭亡的危险已经降临到每个中国人的头上。敌人的进攻依然有加无已。抗敌救亡,成了每个中国人的迫切任务。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社会力量己开始出现分化:一方面,敌人的入侵打破了部分爱国人士的幻想,促成了对民族危机的觉醒,开始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另一方面,国民的民族意识还远没有发挥到应有的程度,种种错误倾向的存在严重阻碍着民族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唤起民众,普及和提高广大人民的民族意识,激起民族斗争的意识,使他们为民族革命而抗战, “目前的中国民族只有一条生路:这就是为国防而战。 ”“为了抗敌,必须停止内讧,为了抗敌
11、,必须全国上下精诚团结,不仅政治上的各种立场要消除成见一致对外,就是社会经济的各种势力也应该互助互援,在救亡的大前提下求生存。 ”民族救亡需要民众的广泛觉醒,然而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敌热情还急待于提高。一方面,受“民不问政”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民众不愿过问政治,更不愿参与国事。而国民党政要对民众的狭隘偏见和指导思想的错误,更加剧了民众的思想顾虑。另一方面,抗战初期,军事上的挫败、动摇、畏惧、妥协等恶劣因素,在一般民众的心理上产生了不良影响, “日本厉害论” 、 “中国不能打论”的传播表现出部分民众对抗战前途的茫然,消极厌世的“阿 Q 主义”也随之泛滥。他们固执着精神胜利的法宝,忍辱退让,不愿寻求切
12、实可行的解决途径,而是空想“两国交兵,哀者胜矣”来欺人欺己。 “日本帝国主义者凶恶的侵略,不但不能使阿 Q 主义者彻底觉醒本身的错误幻觉,而且更使他们惶恐天地,尽量发挥阿 Q 主义的精神,希望日本仍能与中国和平,妄想偏安苟存” 。所有这些,使得抗日救亡运动缺少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救亡呼唤着启蒙,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迫切需要新的文化运动的诞生,以澄清错误思潮,激发民族意识,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顺利开展。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总的政治目的是要灭亡全中国,日寇不惜一切动用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各种武器,以配合其总的政治目的。奴化教育便是服务于灭亡全中国这一总政治目的,更是其主要侵略武器之一。奴
13、化教育的方针政策,就是要中国人民在思想意识上变成日寇的牛马奴隶。正如艾思奇所说, “民族敌人不但要灭亡我们的国家,而且正在用种种方法想毁灭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在文化上也要成为他们的奴隶。 ”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大肆进行文化摧残,加紧文化侵略,实施奴化教育。据统计,当时沦陷区仅教育机关的财产损失一项,总值就达上亿元,而全国大小四千多个图书馆中被摧毁的达 2/3,被劫图书达 70 余万册;利用舆论工具鼓吹其殖民理论。他们还设立了许多奴化团体,创办了大量期刊、报纸,利用所控制的各种舆论工具鼓吹“共存共荣”等殖民理论,并将中国的“孔孟之道”与日本军国主义的“皇道”融合起来,宣称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恢
14、复孔孟之道” ,企图通过提倡复古、尊孔、迷信、盲从来麻痹中国人民的心灵;培养汉奸文人为其服务。以各种手段收买、引诱甚至强迫文化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为其服务,设立学校少年团,以大官僚、大地主、大买办的子弟为重点,培养了大批汉奸文人;改用日文教育以磨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在一些地方,采用新教材,日文成为中小学的必修课,有关民族意识的教材、刊物都查禁,许多学校己感到国难教育难以实施,部分国人的思想已产生动摇。在此情况下,只有兴起新的启蒙运动,才能打倒殖民文化暗潮,才能唤起国民觉悟,挽救民族危机。此时,新启蒙运动自然直接体现出了爱国主义运动的内容, “现在我们的文化任务,是彻底解放我们全民族同胞的头脑,使大
15、家明瞭国难及自己的前途,并且来共同解决国难,创造自己的前途”(三) 中共抗日政策的转向。面临亡国灭种之时,中共党内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也没有摆脱错误思潮的干扰。一方面,曾在社会性质、社会史的论争中败下阵来的托派分子,在进步的外衣下干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勾当,他们在文化领域散布流言,造谣中伤,分裂队伍,显然无益于即将到来的抗日救亡热潮。另一方面,在前一个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北上抗日,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封锁,因此对党内存在的许多重大思想理论问题还没来得及清算。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仍有很大市场,他们的思想严重脱离实际,看不到正在到来的抗日救亡洪流,否定领导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6、,而醉心于“左”倾关门主义政策,拘泥于狭隘的宗派主义观念,严重阻碍了党的民族救亡政策的贯彻执行,致使“民族革命的精神食粮迟迟未曾实施。 ”新启蒙运动的产生,还直接导源于“一二九”运动的胜利及中共抗日政策的转向。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 ,提出了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民族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1935年 11 月中央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 ,进一步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有力地动员和团结了全国抗日爱国的各阶级、各阶层群众。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它继承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冲破了日本侵
17、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挫败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政策,在全国掀起了抗日高潮。 “一二九”运动后,刘少奇领导的中共北方局,批判了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在白区工作中的危害,提出要在党内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改组了北方局,任命陈伯达为宣传部长。正是在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趋形成的时代背景下,陈伯达等共产主义理论家联合左翼文化人,在文化界发起了新启蒙运动。二、新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新启蒙运动自发韧到沉寂,前后存在了三年多的时间。若以文化界的反响程度为界,可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1.新启蒙运动的倡导期(1936.9 一 1936.10)。这个阶段主要是阐述运动的意义,倡导运
18、动的开展,但尚未得到思想界的广泛认同。新启蒙运动的正式倡导是在 1936 年 9 月,但“新启蒙运动”这一名词实际上早在 1933 年就有人提出,1934 一 1935 年间思想文化界也有关于开展新启蒙运动的零星讨论。据张申府称,他在 1934 一 1935 年主编大公报的副刊世界思潮时,重提五四精神,就“包有这个意思。 ”1935 年 2 月, 文化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愚公”的文章,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觉得,现下的中国,是应该再来一次启蒙运动的。 ”但这些零星的呼吁,当时并未引起思想界的注意。新启蒙运动真正作为一个运动倡导并开展起来是在 1936 年秋,直接起点是中共北方局的改组。当时
19、,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刘少奇上任后,随即提出要“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以便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同时,改组了北方局,任陈伯达为宣传部长。同年秋天,陈伯达根据中央批示精神,开始酝酿和倡导在文化界发动一场思想运动,即新启蒙运动。1936 年 9 月 10 日, 读书生活第 4 卷第 9 期上刊登了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新哲学者的自我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这篇二、三千字的文章,第一次正式地把新启蒙运动提上议事日程,并初步勾勒出初步运动的基本轮廓。文章分两部分:(一)新哲学者的自我批判;(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自我批判又分为两点,首先是说新哲学者对于旧的传统缺
20、乏系统而深刻的批判,而这种传统思想目前正成为敌人和汉奸愚昧中国人民的有力工具;其次是说新哲学者写作中,不能用中国政治的实例和现实生活来阐释和运用辩证法,以致流为空谈和被人假冒。有鉴于此,陈伯达呼吁,为着目前的困难,新哲学者应该在文化界组织“救亡民主的大联合, ”发动“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一方面“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的争斗,从事于中国现实之唯物辩证法的解释”;另一方面,要团结一切忠于祖国的分子,组织一个反礼教、反独断、反迷信的联合阵线。并倡议,要建立该运动的组织机构一“中国新启蒙学会” ,这个组织的基本纲领就是:“继续并扩大戊戌、辛亥和五四
21、的启蒙运动,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礼教、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 ”为实现这一纲领,提出要做好九项工作, “根据运动的每个参加者的能力和兴趣,实行分工合作” , “来共同发起这个伟大的新启蒙运动” 。此后,陈伯达一连 4 次撰文,申述新启蒙运动的意义,通过回顾中国启蒙运动的历程,来论证开展新启蒙运动的必然性,并对如何发动这场运动提出了原则性意见。上述文章可以说是新启蒙运动的最初呼喊,成为该运动发起的理论奠基。然而,新启蒙运动的倡仪并未随即在文化界内部引起广泛认同。当时,国内环境还处于混沌状态,未来的前景并不明朗,人们渴望新思潮的诞生,但又担心爆发新的“名词
22、纠纷” ,因此,对新名词的出现持审慎的态度,认为,“新启蒙运动 、 爱国主义我们暂时都可以不管它,我们所要认明的只是它的特点,它与过去的有什么不同处。 ”他们对新启蒙运动,只是关注,而非认同,至少对这个别出心裁的名称还不想苟同。当时,艾思奇较早撰文分析了当前文化运动的动向,自称是受到陈伯达的启发,但通览全文,毫无一处涉及“新启蒙”的字眼,大部分篇幅仅就文化上的“爱国主义”进行了笼统阐释,其言论与“新启蒙”的宗旨还存在着明显间隙。2、新启蒙运动的发展期(1936.10 一 1937.5)。这个阶段主要是围绕运动的性质、内容等问题展开讨论,在自由发表、争论榷商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影响,促进新启蒙运动
23、的广泛发展。在这个阶段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应首推艾思奇。他在生活星期刊双十特辑所发表的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一文,首次从性质和内容上谈了对新启蒙运动的看法。他指出,中国目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内容的,而爱国主义的文化运动又是民主主义性质的,其目标是要使一切文化力量直接间接地都成为民族救亡的力量。艾思奇的这一论断既是对陈伯达新启蒙倡仪的响应,又是对它的补充,为新启蒙运动的发展确定了方向。从此,人们对于新启蒙运动讨论的核心,己不再是谈论“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转到“它是一个什么运动”的问题上来。随后,艾思奇又在文化食粮创刊号上,发表了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一文,回顾和总结了以往启蒙运动的成
24、败得失,使新启蒙运动由“自发”向“自觉”推进了一大步。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论著还有蒋弗华的青年思想独立宣言和炯之的论差不多等。蒋弗华认为:当前文化落后的情况下,要救国首先必要的是开发民智,只有用知识才能唤醒民众。指出, “我们所缺乏的第一是知识,第二是知识,第三也是知识。 ”劝诫人们“赶快抛弃一切不健全的思想和信仰,走上救亡运动的道路。 ”炯之先生则喊出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的口号,对文化界的“差不多主义”进行了批判。上述二人的论断引起了一向对于当前文化事业表示不满的柳堤先生的注意,促使他对国难状态下的文化运动进行了思考,写成了国难与文化一书,对当前文化运动的病症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文化上
25、的民族救亡运动到目前为止仍未真正展开,其原因是:(一)对于文化与政治关系的机械理解,以文化作为政治的尾巴;(二)热衷于政治运动,忘记了纠正过去文化运动中的缺点;(三)犯了关门主义与公式主义的错误。为此,我们要“布置一个空前广大的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一个崭新的广大的民族解放的文化运动。 ”这就为中国文化运动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南。随后,以自由主义姿态出现的朱光潜于 1937 年 4 月 4 日大公报)发表了中国思想的危机一文,对中国旧思想的因袭性、保守性进行了批判,同时也感到了思想运动的发展困境,“中国知识阶级在思想上现在所能走的路,只有两条,不是左,就是右,决没有含糊的余地。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感到
26、这种不能不站在某一边的严重性是一种压迫。 ”朱光潜的文章立刻引起许多共鸣,狄超白和沈于田对此还进行了激烈争论,就思想与信仰、自由与统一等问题作了各自的探索。随后,江陵在国际知识创刊号上发表了开展中国新文化运动一文,对于文化上的救亡联合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尽管此阶段新启蒙者的批评多于建议,但毕竟引起了思想界的广泛关注。经过这半年多关于运动的性质、内容等问题的具体研究、讨论,使人们对问题的了解更加深刻,对运动的发展方向有了较为一致的认识,从而把新启蒙运动的进程推到一个崭新的阶段。3、新启蒙运动的高潮期(1937.5 一 1937.7)。这一时期,新启蒙者在前一阶段研究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详细、
27、具体的实践方案,并与保守势力展开了激烈论战,使新启蒙运动走向高潮。1937 年 5 月, “五四”运动 18 周年纪念日的到来,成为新启蒙运动进入高潮的标志。当时,思想界各大报刊、团体就思想文化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且提出了一个鲜明的口号:纪念五四运动,要展开新启蒙运动。在北平, 现实月报首先专门开办“特辑”作为新启蒙运动的舆论阵地,随后, 北平月报 、 华北呼声 、 新文化月刊 、 动向等各大报刊纷纷效仿。5 月 19 日,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中共地下党员、教授吴承仕会同张申府、程希孟、黄松龄、寂郁光、田佩之、张友渔、吴觉先、谭培祯等著名人士,在“星期天文学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新启蒙
28、学会,并发表启蒙学会宣言 ,发出了“科学与民主” 、 “思想自由 , 、 “追求真理反对封建和奴化思想”等倡导,吸引了北平文化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参加,成为新启蒙运动的领导中枢。在上海, 读书月报编辑部特别组织了一次“新启蒙运动座谈会, ”邀请了艾思奇、何干之、吴清友、夏征农、李凡夫、陆诏、刘群、凌青、葛乔、柳乃夫等文化界著名人士参加,就启蒙运动的发展过程、社会根据、主要偏向、推进方法等进行了讨论,为新启蒙运动的深入开展作了理论准备。1937 年 5 月,在艾思奇主持下, 认识月刊正式创立,成为上海新启蒙运动的理论阵地,并专门开辟思想文化问题特辑 ,集中讨论新启蒙运动问题。在这一特辑中接连发表了陈
29、伯达的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 、艾思奇的论思想文化问题 、何干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 、胡绳的谈理性主义等重要文章,对如何促进新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除此之外,郭沫若、周扬、胡乔木、孙冶方等著名文化人也纷纷著书立说、发表言论支持新启蒙运动。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新启蒙运动已逐渐和其他救亡团体趋于联合,使该运动开始突破思想文化界而走向社会各界,呈现蓬勃的发展趋势。新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保守分子的恐慌和反对。1937 年 5 月 4 日,制造了“五四纪念风波” ,并酿成了流血事件,使文化界新旧势力的交锋白热化。首先是陶希圣连续 3 次撰文,向其所谓的“在野党”(即共产
30、党)发难,借口左派学生在五四纪念会上唱颂扬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歌曲,低毁中共为“残余的西班牙主义者, ”劝告“西班牙主义欺骗下的青年” “不要向完整的国家发挥憎恨。”随后,杨秀峰教授对此进行了严厉驳斥,指出;“人民阵线”一语一传入中国,“就被有教养的学者故意和西班牙内战搅做一团,描成一幅狰狞残暴、丑恶不堪的画图,弄得许多人一提到不由不起谈虎色变之感。 ”之后, “新启蒙学会”的正式成立又立即引起了右翼势力的恐惧。1937 年 5 月 25 日,杨立奎在华北日报发表斥灭伦丧德的新启蒙运动 ,大骂“北平文化教育界败类黄松龄等组织启蒙学会,反对礼教,低毁忠孝节义、五伦八德为陈腐毒素,盅惑青年,自行绝灭,
31、狂悖荒谬,亘古天伦。 ”并通电全国“声讨”组织新启蒙学会的 9 位教授。遭到攻击的 9 位教授联名刊登启事,声明发起新启蒙学会,是为了阐扬文化,检讨和推进新启蒙运动, “自成立至现在,尚未发表片纸只字,而杨立奎通电全国,斥为袅樟,不堪听闻。 ”指出杨立奎的通电是颠倒是非,公然诽谤。双方甚至一度要对簿公堂。随后,署名“自非”的新启蒙运动在北平一文也对杨立奎的攻击进行了驳斥。这场关于新启蒙运动的论战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更发动起了文化界一切中立的和落后的分子对新启蒙运动热烈的拥护。 ”使新启蒙运动配合着敌人的进攻,迅速地传送到全国的各个角落,汇集成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总爆发。4、新启蒙运动的收
32、尾期(1937.7 一 1939.12)。这一阶段,伴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新启蒙者在总结前阶段启蒙成果的同时,运动也走向低潮。1937 年 7 月,芦沟桥事变之后,全国进步的文化界、知识界都卷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新启蒙运动的推动者纷纷离开北平、上海等文化中心,有的调往延安,有的前往重庆,有的流亡外地,新启蒙学会也名存实亡。他们大多无暇再为新启蒙运动呐喊,只有何干之、张申府等少数人在新的形势下对新启蒙运动做了一些总结和发挥。何干之曾多次撰文建议思想界要“下最大的决心,分工合作,来整理批评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启蒙运动史 , ,他认为“这一段血泪交流的史迹,是我们最优秀的黄帝子孙不顾艰难辛苦,冲破一切
33、网罗,振起我们爱国爱民族的精神的最光荣的一页。 ”他身体力行,经过半年的辛勤笔耕,终于使一部 10 万余字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付梓问世。1937 年 12 月在上海初版,两个月后即印行了第二、三版。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是探讨启蒙运动的意义及其社会基础;第二一五章论述了近代以来的历次思想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等,并对其作出了客观评价;第六、七章“国难与新启蒙运动” 、 “目前思想文化问题” ,则着重对新启蒙运动进行了阐释和总结。何干之通过检讨“百年来的文化思想史” ,发现其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气味,”断言“中国启蒙运动史简直可以说是爱国主义文化史的别名。 ”
34、关于新启蒙运动的性质,他综合各方的观点,提出“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反对三断” , 、即“封建思想的独断 , 、反对“以权威来统一思想的垄断”和反对“以公式作尺度的武断” 。最后,何干之呼吁,启蒙运动讨论的重点应从“性质转向“应用” ,以有利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张申府也一直致力于新启蒙运动的实践。北平沦陷后,他流亡汉口、重庆等地,仍连篇累犊地撰文要求新启蒙运动来一个“急切的应用。 ”然而,他此时己经不可能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来应用“新启蒙” ,充其量只能在“儿童的社会保育”等方面作些探索。为了重振旗鼓,张申府甚至不惜将新启蒙运动与提倡“四维八德”的“新生活运动”捏合在一块,宣称二者“都应了时代的需要
35、, ”是“互为表里” , “可以相辅相补的” , “二者同可以说是文化运动,同是要以文化方面救国家与民族的,只是新启蒙运动比较偏于思想方面,新生活运动比较偏于生活方面。 ”力图以妥协的方式继续推进新启蒙运动,但收效甚微。1939 年底,张申府将他有关新启蒙运动的文章结集出版,取名什么是新启蒙运动 ,之后再也不提及该运动。曾经在上海文化界颇有名望的夏征农,也将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主要论著收集成中国现阶段的思想运动一书,作为新启蒙运动的成果总结,也成为后人研究该运动的资料依据。至此,持续了 3 年之久的新启蒙运动降下帷幕。三、新启蒙运动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四、新启蒙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36、化1、新启蒙运动提倡“中国化”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开始于五四运动,而形成大规模和广泛深刻的影响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提出,虽然经历了长期的认识过程,但有其逻辑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其中,新启蒙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可忽视。这是因为,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阐释和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张申府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提出学习西方的文化必须走“中国为主”的“中国化”道路。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奉者,张申府认为文化建设不能离开本国的国情,不能没有“自己” 。任何事物都是“一般”和“特殊”的统一体, “
37、一般”必须寓于“特殊”之中才能存在, “特殊”是“一般”的具体表现。因此, “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 ”(张申府:论中国化 , 战时文化第 2 卷第 2 期)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则是这一运动中“中国化”的力作。艾思奇指出,哲学是推动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之一,但是,如果哲学脱离实际而变成空洞的理论,那是相当有害的。为此,他在批评哲学界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同时,殷切地希望中国的哲学界尽快“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 。他提出,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所发表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
38、,而同时却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为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必须要具体地了解中国社会。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化”的内涵上,新启蒙运动者指出, “中国化”决不是要求大家“抱残守缺” ,也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中国本位论”的再版, “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历史的、民族的,同时是国际的” , “它是综合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它是我们一切优良珍贵的传统以及国际的一切优良的传统的一种交流,是代表
39、人类最进步的立场,创造世界新文化一环的中国新文化” 。 在关于“中国化”途径的探讨中,新启蒙者认为,应该“有条件地吸收国际文化,批判接受中国历史的传统,融合贯通” (柳湜文集 ,三联书店 1987年版,第 815 页) ,要依靠传统的民族形式,创造真正中国化的民族文化。艾思奇则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出发,提出, “当我们在中国的社会里来应用来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必须要具体地来了解中国的社会。 ” 新启蒙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他们不但提出如何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问题。 “我们相信,改革中国化的中国,至少也是
40、先直接中国,其次才影响到全世界。 ”“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 ”而且“中国化”与新启蒙运动的要求是一致的, “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 新启蒙运动期间,新启蒙学者在宣扬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同时,积极倡导“中国化” ,使新文化的建设发展到中西融合的新阶段,打破了盲目崇拜西洋文化的“全盘西化”论和固守本位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2、新启蒙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中
41、国化为指导,探索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新启蒙运动不仅在理论上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还自觉地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新文化的建设上,在批判文化思潮的同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文化建设理论。 在新文化的本质上,新启蒙者认为,现阶段的文化应该是爱国主义的,而“爱国主义在中国的本质也是民主主义的” 。 “但它不是简单的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重复,就好像它在政治运动上已经有了更坚强的主力一样,在文化上也吸收了近代科学的最新成果,而有了更正确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就有了更正确的策略和战术” (艾思奇: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 , 现世界创刊号,1936 年 8 月) 。在新文化的形式上,新启蒙者强调,新文化的
42、创建和普及必须以“本国化” 、 “本土化”为前提,既要吸收外来思想的精华,又必须适合“中国土壤” ,立足民族实际,创造适合现实需要的新形式,使新文化的建构“染上中国的特色” (张申府:论中国化 , 战时文化第 2 卷第 2 期,1939 年 2月) 。在新文化的内容上,新启蒙者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反对“公式主义” ,强调“唯物、客观、辨证、解析,便是现代科学法的观点和内容” 。新文化必须“认真地宣传科学法,实践科学法” 。在新文化的主体上,新启蒙者以“大众化”为口号,广泛发动民众,教育民众,克服了以往文化运动的狭隘性。 新启蒙运动关于新文化建设的理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之间
43、,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 “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意义在于展现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多元思路,在于在中西古今的参考系中全方位地思考解决中国危机的有效方案。 ”新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新文化无论在本质上、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主体上,都已具备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雏形。这些重要思想经过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进一步总结和发挥,最终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正如著名史学家吕振羽在总结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过程时所说,毛泽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伟大方针”的提出,是“总结了新启蒙运动和以往新文化运动的全部经验,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结果。纵观陈伯达早年的履历,应
44、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早年的陈伯达才华横溢,思想激进爱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比如在陈伯达未接触中共之前,为时任师长的张贞的秘书。 “何应钦在福州创办了军事干部学校,兼任校长。经张贞推荐,陈伯达兼任该校的政治教官,少校军衔。这时的陈伯达二十三岁,月薪白洋一百六十元”“倘若陈伯达一直跟随张贞左右,则会在国民党内飞黄腾达,步步高升”而此时陈伯达认识了中共党员陈少微,并被引见与王菏波会面。须知此时“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蒋介石已在密谋向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下手,陈伯达的一举一动,引起国民党右翼人士的关注”!也就是说,年轻的陈伯达在当时看来前程似锦之时,却将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答应王菏波担任工人纠察队顾问的,
45、幸亏张贞与陈伯达“ 私谊颇厚 ”,派人护送其逃离,并赠送路费一千大洋。至此,至少不能说陈伯达入党是为了投机。随便说一下,陈伯达此举,若抛却意识形态的烙印,在当时除毁了似乎锦绣的前途外,还对不住一直对他提携相帮的张贞,并最终给后者带来祸害。张贞之所以冒着违抗南京秘电这样做,并在后来陈伯达北平被捕后大力营救,除了与陈伯达私交甚笃之外,还得具备两个条件:一,张贞人格尚可;二,张贞惜才。(二)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南昌起义前夕,中共中央派陈伯达前往赣东去策反张贞,与之同行的有福建籍的共产党员陈文总。 “一路上不断传来捕杀共产党人的消息”,之后陈文总便在半途上“ 拿走一笔经费不知去向 ”。相形之下陈伯达直到
46、到达张贞的驻防地区,一个老熟人告诉他“张贞已撕下当年国民党左翼人士的假面具,倒向蒋汪,身边多是右翼分子”,才“ 审时度势 ”,逃离虎穴。此事上陈伯达既体现了过人的胆识,又有少见的机敏,灵活的在白色恐怖之中进行斗争。也许正因为此事的表现,组织上送青年党员赴苏联学习培养时,才选中了陈伯达。至于叶先生在文中提到“ 陈文总的逃离,使陈伯达也曾想半路折回” , “陈伯达也有些胆怯” ,我想大概是处于政治大气候才这样写的吧。因为文中并未引用陈伯达本人或他人的证言来加以佐证,也许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该书 1989 年初稿,1990 年定稿,1993 年十一月第一版。(三)1936 年,陈伯达在文化界发动了一场
47、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新启蒙运动” 。对于“新启蒙运动 ”的评价,该书中叶永烈先生引用了 1985 年版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的一段话:“ 建议共同发扬五四的革命传统精神”“反对外族奴役,反对旧礼教、复古、武断、盲从、迷信以及一切愚民政策”。其号召的对象是“一切爱国分子 ”。如果说陈伯达此举出于个人功利目的也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陈伯达若出于个人功利目的,是有很多机会的。比如说陈伯达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张觉觉,投靠张贞后要比东躲西藏的陈伯达舒服多了,而张贞还经常念叨着陈伯达。后来在意识形态烙印很明显的那个年代,却将“新启蒙运动” 斥为“提出一套适应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需要的政治纲领”,很显然是用陈伯
48、达的一套来整陈伯达。延安整风运动,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上仍被认为“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使“党从思想上清算了 左 和右的错误,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但同时也指出“造成一些冤假错案 ”。这些冤假错案就有陈伯达的“ 杰作”,他整倒了王实味,又伙同康生整倒了于炳然。此时的陈伯达已彻头彻尾的成为一名职业政客了。政客应该是和政治家不一样的,政客可以不讲原则,不讲人格,不怕遗臭万年。只要跟准人、跟对人,政客可以拿别人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秦浍和严嵩如此,康生和陈伯达也是如此。纵观陈伯达的后半生,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式政客发迹史。而与以往不同的是,陈伯达及其同伙是批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粉墨登场的。本来马克思主
49、义是对社会、对历史的一种分析观点,至多只是一种学术成果。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那样,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需要不断地完善发展。而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杀人放火、排斥异己,却是马、恩、列等先驱者们所始料不及的吧。陈伯达被审判时,对自己的罪行大多供认不讳,并在晚年讲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侯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的话。陈伯达当然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是在实践自己的政客拳经“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 ,这在有独裁统治的年代里是毫不奇怪的。所以我们可以慨叹陈伯达忘了张贞冒险对他相救时的那种人格,但更应在在制度上想这来问题的根源。中学时的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上实现,但很快就是斯大林的独裁统治。连充分的甚至是初级的民主都保证不了,能算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吗?陈伯达的例子让人怀疑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陈伯达提出“ 百花怒放,百鸟争鸣 ”,却不敢把 “双百方针”的发明权揽上;提出“电子中心论 ”(发展国民经济,要以电子工业为中心) ,却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