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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现代史看伊拉克的民族构建问题.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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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近现代史看伊拉克的民族构建问题黄民兴 在世界进入 21 世纪之时,美国在伊拉克发动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局部战争。同时,有关伊拉克领土分裂、民族宗教问题、反对派、政治独裁等等话题也铺天盖地般地出现在各国报刊上,所有这些报导和评论实际上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伊拉克的民族构建(或曰国家建设)问题。本文试图从近现代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1尽管两河流域曾有过极为辉煌的古代文明,但它在上古和中世纪经历了频繁的外族入侵和重大结构性变动(伊斯兰文明取代古代文明) 。近现代的伊拉克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民族构建问题,这一问题长期困扰着伊拉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一、

2、领土形成的晚近现代伊拉克国家的领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的,而且带有殖民主义的痕迹。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今天的伊拉克主要分为三省,即巴格达、巴士拉和摩苏尔。伊拉克尤其是巴格达省因为地处帝国东部边境,而拥有较多的军队和独立性。各省帕夏(总督)由中央任命,但由于伊拉克较为偏避,有时强大的地方贵族也会出任帕夏,甚至建立世袭的家族王朝,尤其在摩苏尔和巴士拉;而在巴格达,势力日增的马木路克最终垄断权力,建立了马木路克王朝。因此,当时伊拉克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较为薄弱。实际上,阿拉伯语中的“伊拉克”一词源于中古波斯语,意为“低地” ,最初指中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低地,而不包括北部山区。除了自

3、然地理以外,三大省份在人文地理上也存在重大差别。北部的主要居民是多数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库尔德人,南部主要是信仰什叶派的阿拉伯人,中部则杂居有信奉逊尼派和什叶派的阿拉伯人。从经济文化上看,北部与叙利亚、土耳其联系密切,巴格达和南方什叶派圣城则与波斯及西部的沙漠地区交往频繁,巴士拉与波斯湾地区和印度关系密切。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巴格达对其他各省的影响逐渐扩大,并成为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三省间的联系也在加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外交官赛克斯与法国驻贝鲁特总领事皮科经协商,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赛克斯皮科协定 。其中关于伊拉克部分规定如下:巴格达和巴士拉两省由英国直接统治,摩苏尔为法国

4、的势力范围。之后,英国出兵占领巴士拉和巴格达,并于战后将两省转变为自己的委任统治地。由于 1920 年伊拉克爆发了反英起义,英国被迫于次年成立伊拉克王国,赋予其以形式上的独立,并邀请汉志谢里夫哈希姆家族的费萨尔担任国王。在大战中,协约国曾许诺同意西亚的库尔德人建国,但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独立战争粉碎了这一幻想。此时,仍在英军占领之下的摩苏尔地区并未划入伊拉克的版图,从而成为伊、土两国激烈争夺的对象。安卡拉坚称摩苏尔是在停战后被占领的,而且不是阿拉伯地区,应当归属土耳其。英国出于对凯末尔的敌视,以及对摩苏尔丰富的石油蕴藏的估计,倾向于将其划入自己控制下的伊拉克。在 1921 年 7 月举行的关于费

5、萨尔出任国王的全民投票中,摩苏尔地区支持费萨尔,同时要求保证库尔德人等少数民族的权利,而北部基尔库克和苏莱曼尼亚地区的库尔德人则分别以投反对票和弃权票的方式表示反对。 21923 年夏,伊拉克政府宣布在库尔德地区进行立宪会议选举,同时许诺任命库尔德人为官员及使用库尔德语,摩苏尔由此结束了它的地位未定状况。1 参见拙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 ,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2 英S.H.朗里格:伊拉克(1900-1950 年) 上册,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90 页。1924 年 9 月,英国把摩苏尔问题提交国联仲裁。1925 年 13 月,国联派调查团到摩苏尔进行实地考察,

6、调查报告建议摩苏尔归属伊拉克,但要求承认库尔德语为官方语言,并在行政、司法和教育部门雇佣库尔德人,而英伊条约的有效期须延至 25 年。12 月,国联行政院决议认可了调查团的建议。从此,摩苏尔完全并入伊拉克,现代伊拉克的版图至此最终确立,至今不到 60 年。 二、尖锐的民族矛盾伊拉克位于阿拉伯世界的边缘,这是其国内民族矛盾尖锐的根源。民族矛盾主要体现在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的矛盾上。库尔德人是分布于阿拉伯世界东北边缘的一个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占到伊拉克总人口的将近 20%。它也分散在与伊拉克接壤的叙利亚、伊朗和土耳其。在奥斯曼时期,帝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是伊斯兰教,而且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是土耳其人,因此

7、与土耳其人同奉逊尼派的库尔德人并未感到遭受歧视。他们擅长于军事,从不纳税,其代价是在各地为摩苏尔帕夏服役。从 17 世纪初开始,著名的巴班家族逐步确立了其在摩苏尔地区的强势地位,在基尔库克等县影响日增,建立了事实上的库尔德地方王朝。 1传统上,巴班家族总是在巴格达和波斯两个权力中心之间摇摆,但 1800 年以后它决定性地倾向于波斯,并借助后者的力量扩大了在北方的地盘。 1850 年,土耳其将军伊斯马仪结束了巴班王朝最后一任帕夏的统治,但此后有许多库尔德人进入地方政府为仕,并建立了为素丹服役的骑兵部队。 如前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最终同意将库尔德人居住的摩苏尔地区并入新生的伊拉克王国。伊拉

8、克由此事实上成为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一时期,伊拉克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 2其流派众多,而围绕着伊拉克国家的定位存在着两种看法,即泛阿拉伯派和伊拉克派。前者为逊尼派阿拉伯人,谋求阿拉伯世界未来的统一,其中又分为两大派:(1)以国王和执政者为主的温和派,该派主张渐进地争取国家独立和实现现代化,把阿拉伯统一作为将来的任务;(2)包括军官、自由职业者、学生、中小商人、手工业者等的激进派,它强烈反对殖民统治,主张通过军人干政实现国家完全独立和阿拉伯世界的统一,对外企图联络德、意以对付英、法。伊拉克派得到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的支持,它主张维护伊拉克的独立,反对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主政的温和的

9、泛阿拉伯派采取了融合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的政策,曾任命库族成员担任议长,但这一政策的成效有限。在两次大战之间,泛阿拉伯派与伊拉克派、泛阿拉伯派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围绕着统一问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民族主义者大批来到伊拉克,叙利亚的著名民族主义者胡斯里出任教育总监,他对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情有独钟,认为拥有共同语言、历史的阿拉伯人同样应当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3亚辛首相公开宣称要使伊拉克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普鲁士。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也以多种形式支持叙巴两国的民族斗争,甚至为起义的巴勒斯坦人募捐购买武器。 4但泛阿拉伯派的激情引起了伊拉克派的担忧,1936 年,以西德基为首

10、的伊拉克派库尔德派军官发动了阿拉伯国家现代史上第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亚辛政府。同年 8 月,泛阿拉伯派军官又推翻了西德基政权。1941年,以金方阵(四位校级军官)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袖阿明侯赛尼为首的泛阿拉伯派发动了反对英国和温和派的起义。1 Stephen H. Longrigg. Four Centuries of Modern Iraq,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p.81.2 参见拙文:1900 至 1941 年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发展 , 西北大学学报1996 年第 4 期;试析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历史地位 , 中东南亚研究 (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三辑)

11、,三秦出版社 2000 年版。3 参见 Bassam Tibi. Arab Nationalism: A Critical Enquiry, MacMillan Press, 1981.4 Reeva S. Simon. Iraq: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The Cre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Nationalist Ideology, New York, 1986, pp.68-71.1958 年卡塞姆领导的革命成功后,继续奉行伊拉克主义政策,新宪法宣称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同为伊的两大民族。但是,阿拉伯政府与谋求自治的库尔德人

12、无法达成一致,其结果是政府军开始了对库尔德运动的镇压。1963 年主张泛阿拉伯主义的阿里夫政府上台,及 1969 年力倡阿拉伯统一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上台后,库、阿关系均经历了同样的三部曲:妥协矛盾激化武装镇压。1970 年,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与库尔德人签署协议,第一次规定在库尔德地区实行自治,库族在立法机构中可拥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和副总统等。此后,库尔德语在库族地区成为官方语言,并发行了使用库尔德语的小学课本。1971 年,库族与伊共等加入了民族进步阵线。不过,几年后双方再次发生冲突,此时库族开始得到美国和伊朗的支持,同时中止了与苏联的联系。70 年代后期,形成了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两大

13、反政府组织。埃及学者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指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把非阿拉伯人排除在具有充分资格参与政治体制的人群之外。 ”1此说确有一定道理。当然,与完全不承认库尔德族的土耳其相比,伊拉克对库尔德人的政策要更加开明。另外,伊拉克的民族问题不限于此,像土库曼人、亚述人与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也存在矛盾。例如,在 1933 年的亚述人事件中,信仰基督教的亚述人遭到伊拉克军队的镇压,有 300 余人被杀。 2三、复杂的教派矛盾伊拉克的教派矛盾主要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什叶派占伊拉克穆斯林人口的60%,其主体为阿拉伯人,也包括少数波斯人,他们主要居住在南部。因此,伊拉克也是唯一的什叶派居多数的阿拉伯国家。

14、 3什叶派与伊拉克有着极为密切的历史联系,伊拉克可以说是这一教派的发源地。公元656 年,穆罕默德的女婿、四大哈里发之一的阿里在巴士拉与反对派的军队交战,此为“骆驼之役” 。其后,阿里将首都迁到伊拉克城市库法。此时,叙利亚省长摩阿维亚拒绝向阿里效忠并与后者的军队展开激战,而阿里的一些部下也反对向处于劣势的摩阿维亚妥协,他们(即哈瓦立及派)于 661 年在库法附近刺杀了阿里。上述斗争具有深远的影响。阿里一派坚持认为,先知去世后应由阿里及其后代继承哈里发职位,前三任哈里发均属非法。这一派被称为“什叶派” (“什叶”意即“宗派” ) ,它后来发展为宗教派别,主要分布于伊朗和伊拉克。相反,正统的穆斯林

15、则逐渐形成“逊尼派” 。661 年,摩阿维亚建立倭马亚王朝,定都大马士革。阿里次子侯赛因继续反对朝廷,于 680 年在库法城西北的卡尔巴拉村受到政府军的阻击,侯赛因不幸殉难。阿里和侯赛因均被什叶派奉为伊玛目,两人的陵墓所在的纳贾夫和卡尔巴拉也成为什叶派的圣地。两城位于伊南方,每年中东各国、尤其是伊朗的什叶派信徒都要到此朝圣。中古以来,伊拉克曾有个别什叶派王朝(如白益王朝和萨法维王朝)实施统治,对于推动什叶派教义、礼仪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两大教派的矛盾也在发展中,双方发生过多次严重的流血冲突。972 年,巴格达的逊尼派与什叶派发生大规模冲突,据说有 1.7 万人死亡,300 座商店和 22 座

16、清真寺被付之一炬。 416 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使伊拉克永久地脱离了什叶派国家波斯萨法维王朝的版图(在此前的萨珊王朝、白益王朝、塞尔柱帝国和伊尔汗国时期,伊拉克一直与波斯处于同一政权的控制下) ,从而使逊尼派最终在当地占有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什叶派一向遭到逊尼派的歧视,而后者在阿拉伯世界占绝大多数。所以,正是阿拉伯1 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阿拉伯世界中的民族冲突与建国 ,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09 页。2 Abbas Kelidar ed. The Integration of Modern Iraq,

17、 New York, 1979, p.105.3 有的外国学者认为,由于库尔德人比例较大,伊拉克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4 Joel L Kraemer. Humanism in the Renaissance of Islam: The Cultural Revival during the Buyid Age, Leiden, 1986, p.51.逊尼派支持泛阿拉伯主义,而什叶派则与库尔德人一样,坚决反对之,因为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建立将进一步降低伊拉克什叶派的地位。由于宗教上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的落后,什叶派比逊尼派更趋保守,宗教情绪更为浓厚,表现在其对伊拉克共产党和政府世俗化

18、政策的反对上。1920 年,伊拉克的什叶派曾与逊尼派联手起义,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是伊拉克现代史上两大教派唯一的一次重大的联合政治行动。 1此后,什叶派部落多次参加过反政府叛乱。二战后,什叶派与政府的关系相对稳定,政府采取了若干措施发展南方(及北方)的经济文化。在卡塞姆时期,什叶派宗教上层开始反对支持政府的伊拉克共产党和政府的国有化政策。1968 年后,复兴党激进的世俗化政策加剧了其与什叶派的矛盾,政府对圣城纳贾夫和卡尔巴拉的宗教势力进行了压制。此后,出现了反政府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伊斯兰号召党” 。1974 年,政府秘密逮捕和审判了数十名什叶派领袖,据说处死了其中 5 人。在 1977 年的

19、阿术拉节(什叶派宗教节日)中发生了什叶派骚乱,政府军经过几天才将其镇压下去。1979 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进一步刺激了伊拉克什叶派的反政府情绪,当年在南方大城市和巴格达的什叶派郊区爆发了大规模骚乱,次年政府处死了宗教领袖萨德尔。在两伊战争中,什叶派正式展开反政府的武装斗争,一些组织在南方沼泽中打游击。据估计,到 1984 年至少已有什叶派伊斯兰组织的 600 名成员被处死。1982 年秋,什叶派宗教领袖穆罕默德巴基尔哈基姆在德黑兰成立了伊斯兰革命高级委员会,这实际上是流亡什叶派政府的雏型。复兴党政府逮捕了该家族约 80 名成员,于 1983 年 5 月处死了其中 6 人(均为宗教领袖)。1987

20、 年 6 月,政府军向南方沼泽地大举讨伐,据说使用了毒气。显然,无论是库尔德人还是什叶派,其与逊尼派的矛盾影响到伊拉克国家的稳定,而且这些少数民族和教派往往得到外部势力(包括邻国和超级大国)的支持。从地理条件上看,北方的山地和南方的沼泽也有利于当地的反政府组织展开武装斗争。四、游牧民的频繁袭扰与部族社会的长期存在由于地处土壤肥沃、农业发达的平原地区,缺乏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以及位于三大洲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控制令人垂涎的东西方商路,伊拉克在历史上遭受过无数次的入侵。事实上,该国绝大多数的中古王朝是由征服者建立起来的,其中有波斯人、阿拉伯人、塞尔柱突厥人、蒙古人、土库曼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等。连年

21、战乱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像奥斯曼帝国在征服伊拉克以后,为确保对该地区的控制与波斯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拉锯式争夺。可以说,伊拉克的历史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冲突的典型例证。9 世纪阿拔斯王朝的衰落导致了伊拉克历史上最后一次游牧化过程,此后部落组织日趋兴盛。来自波斯、中亚和蒙古的入侵者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一些地区水利失修,运河淤积,洪泛更为频繁,造成南方沼泽面积的进一步扩大,为瘟疫的频发埋下了隐患。由于兵荒马乱和重税盘剥,农民或者进入城市,或者弃农从牧。同时,长期以来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游牧部落不断迁入伊拉克。其结果是定居地区的逐渐缩小,大量土地抛荒和盐碱化,以及游牧半游牧地区的扩大。18 世

22、纪的耕地只有 10 世纪的几分之一,而在 1800 年,定居人口仅占 60%。16 世纪的定居地区实际上如同孤岛般地分布于大城市附近及大河河岸,集中于巴士拉、迪亚拉和北方地区,而只有拥有稳定而丰沛的降水的北方保持了定居地区的相对稳定,这些定居地区是地方政府真正实施统治的地域。相反,伊拉克大部分地区则为部落所控制。17-19 世纪,一些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大游牧部落联盟继续迁入,其中有阿尼扎人、沙马尔1 关于现代伊拉克什叶派的状况和政治活动,参见 Joyce N. Wiley. The Islamic Movement of Iraqi Shias, Boulder and London, 1992

23、.人、孟塔菲克人等。 1迁移的原因是土、波的长期战争、政府控制的衰落和瓦哈比派的入侵,这些部落因此要寻求新牧场及捍卫和扩大自身利益,从而导致伊部落分布状况的改变和社会动荡。伊拉克部落一般分为以畜驼为主的北方游牧部落和兼事农牧业的南方半定居部落。前者拥有高度流动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往往凭借武力控制邻近的定居地区,向农民征税。一些部落联盟甚至拥有自己的城市。另外,部落也向过往于沙漠中的商队和河流中的商船征收过路费和保护费。部落与各省政府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酋长们谋求帕夏或阿加(高级官员)的恩宠,以得到采邑、官职、免税权及征收过路费的权利,或出任部落联盟的埃米尔(首脑) 。同时,他们有义务向

24、政府提供部落军队(粮草由政府负责) 、缴税、维修本地区的水利设施和维护道路安全。有时,个别贵族通过讨好帕夏而获得酋长职务。另一方面,部落又畏惧政府的控制和盘剥,酋长们一般不住在省会,他们时常联合其他部落举兵反叛,或谋求波斯出兵援助。浩翰的沙漠、广阔的沼泽和曲折的河汊成为躲避政府军清剿的理想场所。就政府而言,它一方面利用部落作为对所在地区的控制工具和军事资源,另一方面则通过任命酋长、授予采邑官职、在省会容留酋长的人质、军事讨伐、离间各部落或同一部落酋长家族成员间的关系等对部落进行控制,或维持平衡。一般而言,政府可以一时压制某个叛乱的酋长,但不可能长期而有效地控制该部落,清剿并不能完全奏效。总的来

25、看,直到 20世纪之前,部落一直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在伊拉克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 19 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恢复了对伊拉克的直接控制,并实施了将部落公有土地转为私有土地、促使部落酋长进城居住(奥斯曼化)的政策,定居农业开始扩大,人口增长也加速了。1867 年,伊拉克人口为 128 万(英国领事馆的估计),到 1890 年达 172.6 万(奥斯曼的人口调查数),1905 年达 225 万(英国估计数)。同时,人口的职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867 年,游牧民占人口的 35%,农民占 41%,市民占 24%;1890 年,上述比例分别为25%、50%和 25%;1905 年

26、为 17%、59%和 24%。 2显然,游牧民大批定居了,但城市人口的比例没有变化。而且,受游牧部落的影响,在定居农村、甚至城市中也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部落关系及其价值观念。五、伊拉克民族构建问题的表现伊拉克民族构建问题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下面仅举几点主要的表现:(1)经济规模的小型化。小型家庭企业流行,因为企业的资本、人员均来自家族内部,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化企业。1962 年,制造业的大企业(雇工为 10 人和 10 人以上)为1186 家,占企业总数的 5.5%;雇工共 77690 人,占雇工总数的 64.3%;小企业(雇工低于10 人)为 20191 家,占企业总数的 94.5%,雇工

27、共 43136 人(其中 24113 人为不拿工资的家庭成员),占雇工总数的 35.7%。到 1981 年,大企业增至 1449 家,占企业总数的 4.6%;雇工共 17.7 万人,占雇工总数的 73.3%。小企业为 30013 家,占企业总数的 95.4%;雇工共64.4 万人(其中家庭成员为 35539 人),占雇工总数的 26.7%。而且同期小企业的平均雇佣人数不变,均为 2.1 人。 3以上数字充分说明了伊拉克工业结构的二元性,即少数资本密集的大型国营企业和大批小型家庭作坊式企业的长期并存。(2)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经济发展的落后前文已有述及,它本身可以被视为是民族构建问题的表现之一,其

28、后果之一是血缘关系的长期存在及阶级关系的不发达。 4在农业方面1 Tom Nieuwenhuis.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Iraq,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2, pp.122-138.2 Charles Issawi ed.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1800-1914,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pp.154-160.3 Phebe Marr. The Modern History of Ir

29、aq, Westview Press, 1985, p.257.表现为私有土地的不发达。近代伊拉克的所有土地名义上均属于素丹所有,但实际上分为米利(国有地) 、采邑、穆尔克(私有土地)和瓦克夫(清真寺土地) 。米利是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但因有很大一部分分布于部落地区而受到限制。部落内部实行土地公有制,公有地在各氏族间分配。1858 年的奥斯曼土地法把土地廉价授予酋长、商人和前采邑主等,此后基于私有土地的地主经济才得到较快发展。 1同样,伊拉克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形成得较晚。一次大战前的商人和金融家均控制在外国人和本国的犹太人、基督教徒手中,直到伊拉克王国建立后穆斯林商人和实业家才开始迅速成长。但在

30、 1958 年以后,地主和资产阶级均受到国有化的沉重打击,而随着石油收入的迅速增加,真正发展起来的是官僚控制的国有经济。因此,伊拉克的公民社会十分落后,(3)小党派林立,并深受民族、教派、部落因素的影响。由于民族构建问题的严重和西方各种意识形态的输入,伊拉克社会四分五裂,缺乏凝聚力和有全国影响的社会组织及政治人物。1920 年起义之后,英国人不得不从汉志请来费萨尔出任国王。当时,国内的政治力量除温和及激进的泛阿拉伯派、伊拉克派外,还包括社会改革派(倡导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党派和伊共)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主张阿拉伯统一和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 。上述党派人数均不多,而且有强烈的传统

31、色彩,如泛阿拉伯派和复兴党成员主要是阿拉伯逊尼派,伊共早期主要是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等。1958 年以后,逊尼派在政权领导层中的主导地位甚至超过君主时期。19481958 年,在部长以上的统治精英中,逊尼派占 44%,什叶派 33%,库尔德人 19%,其中只有库尔德人的比例接近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到 19581968 年,在同一层次的统治精英中,逊尼派占 54%,什叶派 30%,库尔德人仅为 11%;在最高层中,逊尼派的比例甚至达到 79%。 2受部落价值观念影响,裙带主义十分盛行。在萨达姆政权内,来自总统家乡提克里特的人在党政军高层中占有绝对优势,共和国卫队的军官均出自提克里特。(4)政治斗争

32、激烈而血腥,统治者独裁,缺乏社会公平。在君主时期,当局对 1941 年起义的领袖使用了绞刑,并在战后血腥镇压反对政府对英国屈膝让步的示威群众。同时,由于各政党成员不多,而相互矛盾尖锐,党派斗争也显得相当激烈,二战前爆发过多次政变和大规模部落起义。1958-1968 年,先后发生过反对君主制、卡塞姆和泛阿拉伯主义者的三次流血政变,而政变之后往往伴随着对前统治者、甚至参与政变的同路人(如阿里夫对复兴党和复兴党对民族主义军官)的无情镇压。1968 年复兴党上台之后,长期保持了对政权的控制,但内部经历了多次流产政变和重大的清洗,并依靠军队、情报机关、准军事力量和告密制度维持统治。虽然政府在改善库尔德人

33、和什叶派地区的社会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与逊尼派地区的差距依然鲜明。在这种形势下,统治者却专注于对外扩张,先后发动了战后第三世界规模最大的两伊战争和入侵科威特行动。1968 年以后,库尔德人和什叶派与政府的矛盾先后转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尤其是在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期间。当然,正像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所说的:“只有在多数人的合法人权和政治权利得到尊重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对少数人和少数民族集团的合法人权和政治权利的尊重” 。 3诚然,现代伊拉克国家的形成已有 60 年的历史。在这一领土疆域内,伊拉克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迁,包括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社会流动的发展、议会制和普选权的确立

34、、民主观念的普及等等,原有的一些问题已经得到克服,新的纽带和意识在形成。例如,复兴党并未放弃阿拉伯统一的纲领,但事实上则采取了国家民族主义(即伊4 关于伊拉克的阶级问题,详见 Hanna Batatu. The Old Social Class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of Iraq,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Chapters 5-10.1 参见 Longrigg 前引书第 306-309 页和 Issawi 前引书第 164-169 页。2 Marr 前引书,第 282 页。3 易卜拉欣前引文,见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第 320 页。拉克主义)的政策。此外像库尔德人已经停止了独立诉求,而要求在伊拉克国家内的全面自治。在两伊战争中,进入伊拉克的伊朗军队也未得到当地什叶派的支持。但是,长期积淀的传统因素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强大影响,因此,伊拉克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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