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外贸依存度基于 19782007 年改革开放 30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王德祥 李建军内容提要：本文以我国 19782007 年的数据，运用协整、Granger 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长期内，财政分权会推进外贸依存度的提高，而短期内财政分权对外贸依存度的作用不显著；以人均 GDP 衡量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可提高外贸依存度水平，而在长期中却会降低外贸依存度。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引致的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对FDI 和出口的激励，以及贸易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内需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外贸依存度之间动
2、态关系产生的内在逻辑。关键词：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外贸依存度一、问题提出及文献回顾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1978 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为 355 亿元，2007 年增加到 163502.4 亿元，30 年增加了近 460 倍。与此同时，以进出口额占 GDP 比表示的外贸依存度由1978 年的 9.74%，提高到 2007 年的 66.3%(如图 1)。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否过高？外贸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这成了各界关注的热点。关于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很多，但国内对外贸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都是对 D.H. Robertson(1937)外贸是“ 经
3、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命题在中国进行检验分析，集中于对外贸易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分析，而研究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作用的文献却比较少。涉及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影响的文献多是在用协整、ECM 及 Granger 检验等方法研究外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对经济增长与外贸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沈程祥，1999 ；魏巍贤，1999；王坤等，2004；杨斐等，2007)。由于使用数据及其具体 granger 检验方法的差别，这些研究并没有形成共识。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的研究都没有就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作用方向、强度及机理等进行深入研究。关于外贸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外研究也是更关注于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机理，且也多是在研究
4、进出口及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所进行的考察，如 John Thornton(1996)、Francisco F. Ribeiro Ramos(2001)、Saibu Muibi Olufemi(2004)等，他们的研究显示，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作用存在着国别差异。本文着重从我国经济增长与外贸之间的因果关系、前者对后者的作用方向、强度及其机理方面进行研究，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用外贸依存度代替了其他研究者用的进出口总额，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相对指标外贸依存度能更好地反映一国的对外贸易状况；另一方面这又可直接考察经济增长对我国外贸依存度提高的影响。改革开放 30 年，财政分权是重要的制度变革，也是
5、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重要变量。主流财政分权理论认为，信息优势(Hayek，1948)、同质偏好(Oates，1972)和“用脚投票”(Tiebout，1956)使地方政府在公共品供给上更有效率，虽然我国地方政府还没有标准意义上的“用手投票” 机制，城乡户籍制度也削弱了“用脚投票”机制的发挥，但地方政府作为辖区居民公共利益的法定代表，其行为必然要考虑辖区居民的偏好，“用手投票” 和“用脚投票”机制依然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软化条件下，地方政府便可能在居民公共服务需求集中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偏好和需要提供选择。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最大特点是经济上的分权和政治上的集权相伴，在地
6、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 下，地方官员之间始终围绕经济增长而进行激烈的“晋升锦标赛 ”竞争(LI Hongbin、Li-an zhou，2005；周黎安，2007)。在财政分权情况下，地方政府拥有本地财政收入支出权、投资项目审批权和各种资源配置权，而为了更好的政绩，地方政府便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掌握的资源鼓励投资和出口，以促进经济增长。与内资相比，地方政府更青睐于外商直接投资(FDI) ，其一是 FDI 的进入取决于外资公司的决策，不像内资面临来源地地方政府各种形式的竞争压力；其二是 FDI 可以绕过中国僵化的金融体制，直接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大量资本，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王文剑等，2007)；
7、其三是 FDI 带来资本、管理及技术，是“ 资本、专利和相关技术的结合体”，可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溢出效应(沈坤荣、耿强， 2001)。为赢得更多的 FDI，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土地、金融信贷，以及偏向于招商引资的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大量提供，进行 FDI 的吸引竞争。吸引 FDI 的直接结果是机器设备、原料及能源的大量进口。此外，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外资又利用我国劳动力等成本优势，把我国作为其全球重要的生产加工及出口基地，从而使 FDI 产生了巨大的进出口效应。由于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地方政府还在国家优惠的基础上竞相出台了名目繁多的更优惠的出口鼓励措施，下达并考核出口指标(魏兴民，
8、 2006；陈文玲，2007)，以促进各类企业的出口。财政分权引致了地方政府吸引 FDI 和出口的热情，从而促进了国内进出口的长期快速增长和外贸依存度的持续攀升。本文以我国 19782007 年的数据，运用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对我国外贸依存度的影响。二、实证研究1.数据及平稳性检验关于财政分权的度量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最常用的是 Oates(1985)首先采用的财政收支指标，用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份额来刻画财政分权程度。研究我国财政分权的文献也大都是基于这种方法(Zhang和 Zou，1998；Jin 和 Zou，2005；王文剑等，2007)。本文沿用这一方法，财政
9、分权(FD)用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衡量，地方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越高，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外贸依存度(TR)即进出口总额与 GDP 之比；用人均 GDP(PGDP)表示经济增长；分别对三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可能的异方差性，分别表示为 LFD、LTR、LPGDP。本文样本区间从 19782007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和200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并经计算整理而得。在检验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外贸依存度的协整关系之前，需要检查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是平稳的，则变量之间自然是协整的；如果变量非平稳，就需要进行协整检验，否则可能出现伪回归错误。用 ADF 单位根
10、检验方法检验三变量的平稳性，结果如表 1，由检验可知三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所以是一阶单整序列 I(1)。本文所使用的软件都是Eviews5.1。2.协整检验与协整方程如前，我们所涉及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如果这些变量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协整(cointegration) 关系。对于服从 I(1)过程的变量的协整检验，从检验的手段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 EG(Engle & Granger，1987) 两步法；另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1988)检验。EG 两步法易于计算，早期被广泛采用，但其缺点是在小样本下，参
11、数估计的误差较大，并且当变量超过两个以上时，变量间可能存在多个“协整” 关系，其分析结果不易解释。Johansen(1988)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极大似然估计法(MLE)，Gonzalo(1989)利用模拟分析显示，Johansen 检验优于 EG 两步法。由于本文研究变量超过两个，样本量也相对有限，所以这里本文采用后者进行分析。在运用 Johansen 协整分析方法来检验 LTR、LPGDP 和 LFD 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之前，需要先根据无约束的 VAR 模型确定最优滞后期。由于 VAR 模型的稳定性是判断模型好坏的关键条件，而且随着滞后期增长模型稳定性越差，所以当 VAR 模型不符合稳定条
12、件时的前推一期为最长滞后期，然后根据残差检验逐期剔除不显著模型，通过残差自相关、正态性、异方差性检验的模型为最终模型。依据上述思路，当滞后期为 6 时 VAR 模型稳定性条件不满足，比较滞后 1 到 5 期 VAR 模型残差自相关、正态性和异方差性检验，最终确定最优滞后期为 2 期。用 AIC、SC、HQ 信息准则、FPE 最终预测误差方法以及 LR 统计量标准来选择，可以得出最优滞后期为 2 的一致结果。协整检验实际上是对无约束 VAR 模型进行协整约束后得到的 VAR 模型，该 VAR 模型的滞后期是无约束 VAR 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由于前面确定的无约束 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
13、 2，因此协整检验的 VAR 模型滞后期应确定为 1。表 3 检验的结果表明，在 5%的显著水平上，变量之间有两个协整关系，说明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外贸依存度之间具有很强的长期均衡关系。估计出的经过标准化的协整关系式为：上式所示协整系数下小括号内数字为渐进标准误，中括号内为 t 统计量，表明各个变量在协整关系中显著，且方程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由(1)式可知，就长期而言，财政分权对外贸依存度具有推进作用，财政分权度增加 1%，将促进外贸依存度提高 0.77%；经济增长在长期中对外贸依存度则有负向作用，人均 GDP 每提高 1%，可以使外贸依存度降低 0.91%。在长期，财政分权对外贸依存度的增进
14、作用略低于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上述结论是基于协整检验得出的初步分析结果，尚有待于结合其他方法进行综合分析。3.基于 VECM 的 Granger 因果检验与脉冲响应分析从上述协整检验结果可知，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外贸依存度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这里我们采用被广泛使用的 Granger(1969)因果关系检验法。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传统的基于 VAR 模型的检验；另一种则是最近发展起来的基于 VEC 模型的检验。两者间的区别在于适用范围有所不同。Feldstein & Stock(1994)认为，如果非平稳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15、则应考虑使用基于 VEC 模型进行因果检验，即不能省去模型中的误差修正项，否则得出的结论可能会出现偏差。由于 VECM 的滞后期是无约束 VAR 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根据无约束 VAR 模型的滞后期为 2 确定 VECM 的滞后阶数为 1，构造外贸依存度的 VECM 如(2)式。式中的 ECt-1 为(1)式，人为调整系数向量，包含着变量的过去值对现在值影响的信息，可以反映系统中上一期的均衡误差修正项在决定变量的当期增长中起的重要作用。VECM 估计结果为(3)式：该 VECM 残差序列的 Jarque-Bera 统计量为 1.9189，相伴概率为 0.3831；White 检验统计量为
16、52.692，相伴的概率为 0.2975；LM 统计量为 12.618，相伴概率为 0.1807，说明 VECM 的残差序列满足正态性，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验证了 VECM 模型的有效性。模型调整系数 EC 为-0.829823，符合反向调整原则，表明校正上一年非均衡的程度为 82.98%，对失衡调整的速度很快。由于误差修正模型的随机扰动项具有独立同分布的白噪声性质，可以使用 Wald 检验对误差修正模型各方程系数的显著性进行联合检验，以判断各变量因果关系的方向。表 4 列出了依据 Wald 检验对 VECM 方程系数显著性进行的联合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均衡误差修正项系数在 5%
17、的显著水平上不为零，因此，在长期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都是外贸依存度变化的原因。从短期来看，经济增长在 1%的显著水平上是外贸依存度的 Granger 原因，且由(3)式知人均 GDP 的提高对外贸依存度有促进作用，而财政分权不是外贸依存度变化的 Granger 原因。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仅说明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因果关系，但不能说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和路径。我们在 VECM 基础上得到脉冲响应函数(见图 2)。由图 2 可知，在短期内，财政分权对外贸依存度的影响不显著，而在长期财政分权对外贸依存度有持续的促进作用。财政分权的一个信息(1nnovation)的冲击，在第四期达到冲击作用的最
18、大值，并长期保持这个水平。在短期内，以人均 GDP 表示的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有正向作用，而在长期经济增长则会降低外贸依存度。人均 GDP 的一个信息在第二期对外贸依存度产生一个正向冲击，接着开始衰减，第三期以后冲击作用小于 0，在第六期达到最低值，其后长期保持这个水平的负向冲击效应。这与我们前面进行的协整分析和 Granger 因果检验是一致的。三、结论与启示本文运用协整检验、基于 VECM 的 Granger 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技术，分析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外贸依存度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外贸依存度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长期内，财政分权会推进外贸依存度的提
19、高，而短期内财政分权对外贸依存度的作用不显著。以人均GDP 衡量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可提高外贸依存度水平，而在长期中经济增长却会降低外贸依存度水平。以上实证结果基本符合我国的现实状况。经济上分权和政治上集权相结合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基本特征。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这使各地方政府都采取多种措施以扩大投资和出口。财政分权引致的地方政府吸引 FDI 和扩大出口的激励，促进了各地进出口的长期持续增长，而由于从财政分权到 FDI 及出口激励，再到进出口形成的时滞(time lag)，使财政分权对外贸依存度的短期效益不明显。经济增长的直接结果是产生大量的需求和产出，在经济全球化
20、、供求多样化的现实下，经济增长便导致进出口的增加，这就产生了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的短期正效应。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居民购买力提高，内需则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和引擎，这便使外贸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下降。另外，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 FDI、贸易方式和产业结构的演变，而 FDI 的升级、加工贸易比例的下降将直接降低进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由于我国进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属于低外贸依存度产业，因而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提高，也将导致外贸依存度的下降。本文对我国的实证分析，验证了库兹涅茨(S. Kuznets，1966)关于一国贸易依存度与其国民经济规模负
21、向关系的观点。上文的研究为我们降低及保持合理的外贸依存度，规避外贸依存度过高可能带来的风险，提供了以下的启示：(1)应关注财政分权制度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完善相关法规，加强“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的双向财政监督，防止财政分权制度在给予地方政府激励的同时，造成其在 FDI 和出口鼓励上过度的税收优惠及支出偏向政策，并且应使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体现公众需要及其效率化，在地方层次上实现“激励相容” 。(2)改革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机制，建立有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科教文卫、社保、基础设施、安全秩序、环保等指标构成的地方政府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改变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的竞争标尺。(3)改变事实上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实现外资引进和国内产业的升级，降低加工贸易比重，改善贸易条件。作者：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王德祥 李建军 来源：世界经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