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我关怀和盲目变化 两种科学中的经验主义的人种志学 卡琳 诺尔-塞提娜,1. 一种经验的人种志学,在这篇论文中，我要陈述两个关于经验论类型的故事：一种科学实验高能物理学理解和从事经验研究的方式，以及这种理解与另外一种科学分子生物学有何不同。从来没有人写过关于不同科学中的经验的人种志学。其中一个原因肯定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认为经验程序的意义对于所有的经验科学都是相同的，按照几条规定就可以进行描述，在各个领域的教课书的序言中都能得到详细阐释。通过研究科学实验室，新的科学社会学克服了科学的教材映象2，但它没有打破这样一种假设，即所有的科学都遵守相似的程序，对经验世界表现出的相似的态度，并且形成了文化的
2、一部分。新的科学社会学依然把焦点集中到偶然事件以及在科学知识的创造过程中解释和协商所扮演的角色上。被遗忘在这个画面之外的是包括在这种创造过程之内的经验机器的建构。,1. 一种经验的人种志学,高能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的观察实验程序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本身看起来好象是不可能回答的。毕竟，实验性的自然科学是按照一种深刻的方式处理它们的问题。它们所生产的事实在制作方面是错综复杂的，它们处理的事情是按照细微和复杂的方法处理的，涉及到的加工环节是无限的并且可以分割成许多的组件。透过实验操纵的绵长发展过程来寻找起调整方向作用的文化主控板的使命是压倒一切的，而社会学方面的收益在一开始可能并不清楚。我所谋取的解决
3、之道是借助于比较方法的帮助，我把比较方法用作观察框架的谦逊的供应者，而不是将其作为引出结论的一种宝贵的手段：我借助于分子生物学的好的见解来观察高能物理学，从高能物理学的视角来观察分子生物学。通过这样一种比较光学，人种志学家能看到的不是一个领域的本质特征，而是不同领域之间的区别，从人种志的角度来说这种区别远比本质特征更易于把握。观察的焦点集中在两种科学中起作用的经验机器的粗略的建造上，而不是集中在单个的螺丝刀被烦躁不安地挥动着指向一个个螺钉时的水平上。,1. 一种经验的人种志学,为了显示这些机器的特征，我使用“盲目变化和由成功选择”的类比来描述分子生物学的这种由探讨对象(referent)所界定
4、的认识学。我对实验高能物理学的一般性描述看起来则与之不同。我用一个封闭系统作类比来指明所谓的高能物理学的阈限(liminal)和循环认识学(recursive epstemics)，这个封闭系统与仅以自身内部相互作用为媒介的世界相互影响。在指明这些区别时，我不打算贴上诸如实在论、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约定论等类似的标签。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关于认识实践的更丰富的描述，如果我可以冒然使用一个曾经被普遍应用的术语Geertz的话，认识实践就类似于这种关于知识的深厚理论。如果认为任何事情都与科学哲学而不是与这种知识理论相关，把科学方法视为一个整体则可能是一种错误。所观察到的实践的不统一性（dis
5、unity）建基于这些实践所指的方向以及对符号的处理的水平上，建立在与自身的关系、主体和自然客体之间建立的联盟、从探索中获得和保证真实结果的一般性方法等相应的水平上。实践的不统一性还存在于这些实践如何建立、改变和界定所探讨的对象之中不管这些实践是企图以所探讨的对象形成一个普通的生命世界，还是把处理所探讨的对象的工作交给一台被干预的机器。,2. 粒子物理学的封闭世界,我认为有一种类比恰当地描述了粒子物理学发现真理的策略。这种类比是把大脑比做一个信息上的封闭系统。关于认知的神经生理学建立在19世纪形成的结论之上，根据这些结论，神经细胞中的唤起状态只表征强度(intensity)，而不表征唤起的来源
6、的特性(nature)。Maturana 和Varela（例如1980年）把这些结论应用到感性认识的实验研究上。他们得出结论，感性认识必须看成是一个能量上开放但信息上封闭的认知过程。感性认识是由大脑、而不是由眼睛完成的，而且大脑只解释它从映射在视网膜上的光线强度的信号中看到的东西。为了形成关于这些信号来源的特性的画面，大脑参考它自己从前的知识并且启用它自己的电化学反应。换句话说，在感性认识方面大脑只与自身、而不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它按照内部状态重新建构外部世界，并为此而“观察”自身。根据这个理论，意识是仅能进行循环的自我观察的神经系统的一项功能。,仪器自身除去真正的客体激发出的信号外从仪器中发
7、射出的信号。另外，仪器的局限性也会影响信号。所有这些现象都会对有意义的事件构成威胁。它们可能会使信号虚假化，错误地描述这些事件的特征，危害对这些事件的鉴定。它们在关于事件的存在状况上欺瞒了探测器和分析人员，窜改了事件的分布形状，并且用虚假信息取代真实的信息。它们是骗子、造假者和冒牌者，或者说是明显的破坏因素使人们本可在更好的世界中得到的结果受到损坏。它们加重了分析的负担，并且为研究人员带来了无数的难题。在这个画面中存在一些突出的力量。最阴险的力量当然是物理学家所说的背景：产生假信号的各个事件的相互竞争的过程和种类。在做质子-反质子碰撞实验时物理学家们认为自己“埋葬在背景之中”：“这个问题的本质
8、与其说是处理信号，倒不如说是处理背景。你不得不应付你不想看到的可怕的事情”。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任务是从草堆中找到众所周知的针。有意义的事件的符号几乎由于背景而销声匿迹了。如果你把这些符号当成脚印，这就好象从数以百万甚至数以十亿计的不同动物踏过一条小道后所留下的印迹中辨认几种珍稀动物的踪迹这些正是在实验中要寻找的。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CERN寻找Z零时，每10 000 000 000（10的十次方）次相互作用中只有不到1次事件保留了下来4。例如在UA1和UA2的上升期间寻找顶夸克（top quark）时，在600万个挑选出来的电子触发器（电子后备装置）中，只有40个顶事件(top event)的
9、量级达到要求，与相互作用的数目相比600万已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目。,2.3 测量的“无意义”,“外部”事件的符号构成内部世界，这些符号在内部世界里被埋没于其它符号和表象之中这二者是馈入封闭世界这个类比的前两个方面。让我提出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存在于所考虑的世界的核心。事实上，它可能是这个世界最至关重要的部分；它使那种高能碰撞物理学撇开其它许多的科学来进行描述。在许多领域，只要能进行正当的操作并且得到实验者的捍卫，测量就能作为证据。它们被坚持认为能够证明或反驳理论，提出新的现象，表征或多或少有趣、或多或少可以发表的“结论”。如果不考虑一个事实，即测量中渗透着理论，且在重大问题上易于引起争论，有
10、时甚至要屈服于重新解释，这种看法是适用的。我心中考虑的是测量作为（某些人可能会说到的）裁决路途终点的裁判所扮演的角色；这些从实验工作导出的裁决在实验的中间和最后阶段地位突出，实验工作从其中得到线索，在此暂停并重新开始。,然而在高能碰撞物理学中，测量缺乏这些性质。测量似乎是非常不成熟的东西，更多地受到它们的不完善和缺点、而不是它们能做的事情的限制。高能物理学家好像是借助于哲学家和其他科学程序分析家偶尔谈论的测量来认识问题。另外，他们好像已把一个问题推向极限并得出其它科学不能接受的结论：测量被认为不过是阶段循环中的一个阶段，它们被推回到由结论组成的路线的后面，除非由于其它因素它们不会公开显示出来。
11、纯粹的实验数据，如物理学家所说，“本身毫无意义”。不但几乎不存在可以相对直接地进行测量的量，甚至那些可测量的量也不能直接测量。它们必须由其它非测量的量来进一步界定，或者在某种其它意义上说，它们与非测量的量，例如理论比率(ratios)和蒙特卡罗模拟，相结合来界定。正如一位物理学家针对我对此的暗讽，即人们可能“仅仅是在测量”W的质量，有些愤慨地指出：“离开探测器你不能读出一个粒子的质量究竟有多大，就如离开手表你不能够读出时间一样！”,例如关于强力的耦合常数Alpha S，实质上就是对携带能量的粒子的发射可能性的测量，有趣的并不是实验价值而是“理论比率与一个给定的探测器结构所确定的实验比率的关系”
12、。这听起来当然比一次简单的实验测量更为复杂。事实也的确是这样。首先，你必须确定W加上1喷口事件的数目被W加上0喷口事件的数目相除后的比率；第二，你不得不拼凑一个蒙特卡罗工序，它包括所有必要的理论计算并且模拟探测器、“断裂”（即夸克和胶子碎裂后进入喷口）和基本事件等。在这个例子里你可以得到与理论中的实验比率相同的比率。在其它情况下，理论比率是耦合常数的函数。当相关粒子的耦合增强时，理论比率也增加。另一方面，实验比率是一个常数。“真实”的Alpha S源于实验值与理论比率的蒙特卡罗曲线的交叉。,高能实验物理学中的测量总是拄着拐杖走路。它们是一种被截肢的量，失去了那些正从其中消失的非测量部分，这种量
13、作为实验结果没有太多的价值。它不是能独自站立的最终形像，而是一种关系结构中的一个方位，在整体发挥作用之前必须把其余的方位填充到这些关系中。至于封闭世界的类比，这意味着测量被稳固地而又明显地置于实验的组成要素和等级内部而不是外部。测量没有被塑造为内部结构的外部评价，甚至也没有被塑造为人们借以与世界进行独立联系的前哨，而是塑造为受到控制并且仅当它们与其它实验特征相互作用时才能转化为有用事物的元素和阶段。,3. 自我关怀的结构,然而一种诸如高能物理学的科学如何从它处理的表象中得到真理的效果呢？简单地说，答案就是它用自我关怀代替了客体关怀（福柯，1986）。通过这个我要指出一个实验对自身、对观察、控制
14、、改善和理解自身的组成部分和过程的专注。缺乏接近它所感兴趣的客体的直接途径，被限定在表象世界的范围内，而又不愿意跨越到它的阈限方法之外，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高能碰撞实验已经选择了转换，在实验的大部分阶段，它由对客体的分析转向对自我的分析。,3.1 自我理解,仅仅通过考察实验的时间花费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在一个实验中，花费在设计、制造和安装它自身的部件，特别是花费在预测这些部件的性能以及了解部件的工作状况的各个方面的时间多于花费在处理数据上的时间。然而时间花费只是一个指示器。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可能是实践中的自我分析以及在实验活动的每一点上的话语的重要性。这在本土术语学（native terminol
15、ogy）和对“理解”实验各个方面（例如理解探测器行为）的规定中得到了编集整理，构成了自我关怀的主要组成部分。探测器是在实验内部自我创造和装配的仪器。然而这个仪器的行为，以及该行为的执行方式、缺陷和失调对物理学家来说并不是自明的。这些特征需要去学习，而理解探测器行为的方案将这一点讲得很清楚。,理解探测器的行为确切地说指的是什么呢？首先，用物理学家的话来说，这指的是“当某种物理过程（在探测器内）发生时，知道产生什么结果”。“能够对它进行完美的描绘”，以及 “试图揭示结果的输入和输出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当探测器的第一批部件，如硅探测器中的硅晶体，到位并且经受测试工作台的测量时，对探测器行为的理解就开
16、始了，通过诸如测试、特征描述、和安装等步骤这种理解得以继续，在探测器的“反应”被确定时，理解达到顶峰（根据时间的花费）。理解的这种变化通过标度表现出来。第二，一旦出现问题，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就找出问题的原因，把问题解决，不能解决的话就要对该问题多加留心。诸如“测试”、“检查”、“交叉检查”以及“一个研究项目”的成绩等属于理解的亚范畴。因此理解指的是一种揭示在材料的每一个相关部分中所发生的事情、这些发生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如何变化、以及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的相当综合的方法。这种方法，或者说这种态度，甚至在理解对于成功地完成所进行的工作并没有必要时也保留着。,3.2 自我观察,自我关怀有三重结
17、构，除去自我理解外，还有自我观察和自我描述。这些并不是通往同一个目标的三条不同的道路，而是相互补充的实践的集合。它们通过对自我理解、自我观察和自我描述的结果重新进行物理计算的原则统一起来。,自我观察是退回到硬件和软件以及对软硬件进行观察的人之后的一个步骤，这些人正做一些事情来观察这些元件在干些什么，目的是检查它们是否正常发挥作用。自我观察是存在于实验的多个层次上，尤其是存在于实验的后阶段和运行期间的一种监督(surveillance)形式。物理学家把这种自我观察中编纂和说明得最清楚的部分叫做监控（monitoring）。不同的监控任务中的观察存在着一个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制度中，首先是观察正在
18、通过（收集和读取数据的）“系统”的数据的人，然后是对系统状态进行观察和抽样分析的计算机，最后又返回到观察结果和产物的人，那些结果是观察者自己所选择的，而那些创造出来的产物则是在硬件和软件中实现的；任务在这个进程中变得更加错综复杂。,3.3 自我描述和再进入,自我理解与自我观察通过自我描述方面的小心翼翼的努力结合了起来。谈到这个我并不仅指日志的保存这种众所周知的现象。还有许多种电脑记录和磁轨保存的方式被添加到实验的“历史记录”中。首先，有一些“书本记录(book keeping)”的信息致使人们从他们所拥有的数据磁带的数目中就可达到目的。第二，在每一次数据运行中物理学家都要去掉大量的信息，例如“
19、记录类型，处理数目，处理的始末时间，信息写在哪个磁带上，什么软件触发器和硬件触发器被激活了，运行中事件的数量，所使用的磁带的长度，实验中词汇的数目，在每个层次上哪些入口，什么类型的触发器（不管我们是否正在射束中运行它，或它是不是一个时钟触发器），哪些触发器是处于激活状态的，哪种处理过程是可行的，哪些探测器是灵敏的，在一级触发器上什么是前测量(pre-scaling)因素，在二级触发器上所有的临界值是什么，在三级触发器上所有的参数是什么，如此等等等等。”,发明过程,1876年2月14日,贝尔在美国专利局申请电话专利权；3月10日,贝尔获得了电话发明的专利,宣告了人类新时代的到来。29岁的贝尔发明
20、了电话。两年后的1878年,贝尔成立了电话公司,并实现了波士顿和纽约之间相距300公里的长途电话试验。从此,电话很快在北美各大城市盛行起来,并且迅速地风靡全球。贝尔在声学和电学领域贡献卓著,曾获得30多项专利,其中一半是电话方面的。他的名字“贝尔”后来被用作声学中测定声强级别的单位,也被用作电学中计算电流或电压的比值以及输出和输入功率的比值。,正如物理学家们所说：“原则上我们准确地知道什么正在进行”。除去磁带记录和运行记录外，还有“探测器历史记录”，它包括物理学家保存的关于他们所进行的全部测试和监控的日志。与探测器相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标度档案(calibration files)能级的记录
21、，通过它们原始信号转变为物理学中的量和这些量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当“进行生产”时，人们必须知道“所有时期的所有实验的标度档案”。一些标度档案被认为是某种关于磁带正在进行记录时的实验状态的照片。最后，存在着“历史学家”。这是一个程序，该程序保有主要的生产工序及其所有的旧版本，它给了它们通路。作为“历史学家”，对“历史记录”的本土的指称以及相似的术语暗示着物理学家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进行的努力：不仅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还要存储这些知识并在将来的场合中派上用场。如上所述的记录包含着许多的用意。例如，在寻找错误以及寻找针对重复出现并新近又出现的问题的旧的解决方法时，它们允许走回头路。然而对历史记录最有趣的
22、使用可能并不是返回到实验的历史中的可能性，而是对实验中所记录的信息的再进入（re-entry）。,3.4 负面知识和阈限方法,这把我带到另一个话题。一个高能碰撞实验用来作为保证成功的方式的进一步的步骤，一个使用和拓展自我分析的步骤。这是一个转向对阈限现象的研究的转折点。我在这里指的现象既不是正面知识的现象的、经验主义的客体，也不是非定型的不可知的领域中的客体，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阈限（limen）是用拉丁文的形式表示的阈值(threshold)。这个名词过去用来意指个体处于过渡期时的不明确的地位6。我将使用这个名词来意指关于现象的知识和处于高能物理学中的客体兴趣的边缘或最低限度处的客体
23、。高能物理学已了干扰、扭曲的世界，不完整、充满错误和不确定的世界，以及对它的计划的研究的极限。通过对自身的关怀，它已把一个实验的令人讨厌的污点地带提高到聚光灯的地位，并把它自身应用于研究它的特征。它培养了某种东西即一种负面知识。负面知识不是非知识，而是关于知识的极限的知识，关于我们在试图获取了解事物时犯下的错误的知识，以及关于干扰我们的了解过程的事物的知识，关于我们不感兴趣和并不真正想了解的东西的知识。在背景、潜在的事件、噪音和干扰的污染里我们已经碰到了一些这样的力。所有这些都是实验的限制条件，而且许多（但决不是所有）与处于过渡期的客体、探测器、实验中首先承受进来的粒子的冲击的部位相联系。高能
24、碰撞物理学根据它自己的仪器和方法本身的局限定义了正面知识的混乱。但是它这样做并不只是要谴责或者抱怨这些成分。而是要奚落取笑对有限的经验存在经验研究成癖的人；它在两者之间找出区别，详尽地阐述它们，创造出论文。它把它们放在放大镜下，向公众展现它们放大的版本。就某种意义来说，高能实验物理学通过把它作为一个认识的原则已经铸造了一个阻碍了知识的与邪恶的联盟。,在基督教神学里，曾经有一个称为表面否认的神学的方法，它规定对上帝的研究要以他不是什么而不是他是什么的观点，因为不能作出有关他的存在的正面的断言高能实验物理学采用了一条相似的路线。通过发展阈限的知识，它使正面的现象的领域变得狭窄。它详细指定了它的边界
25、，精确查明围绕它的不确定性。它通过干扰和歪曲这个领域中的客体的客体的性质为这个领域中的客体的性质和可能性定下界限。当然如果人们问这个领域的一个物理学家，他或她会说它的目的完全在于捕获仍处于自由状态的（正面的、现象的）粒子，和测量它们的质量和其它正面的现象的特征，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所有其它的东西都是通向这个目标的方法和手段。无疑这个目标确实是人们所期望达到的，而且偶尔也确实成功地达到了，如获得过诺贝尔奖的1983年在CERN的矢量玻色子的发现。我的观点决不是要否认这样的动机或者说他们对此的满意。然而当一个人在文化领域工作时使他感兴趣的恰恰是一个群体达到满意的方法和手段。阈限现象的升级，照耀着它的
26、火把，给予它们的时间和关怀，是某种兴趣的文化的偏好。一方面，它拓展并强调了我所说的高能物理学的负面的和自我意指的认识论。另一方面，似乎还存在大量的没有这种偏好的领域，分子遗传学就是其中之一。第三，一个人能通过聚集负面知识做多少事是非常明显的。,3.4.1 了解一个人的局限：效率与接受，错误，限制,在三个领域中阈限方法的运用尤为明显，即错误与不确定领域，校正领域，和极限计算领域。极限计算是一种分析，其目的是确认一个领域的边界，在该领域中特定的物理过程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极限分析提供了一个产生负面知识的途径：如果一个人在他的资料中寻找的顶夸克并不存在，那么至少有可能说“直到一定的质量我们已经寻找了地
27、带极点不可能发生。”极限分析可能是碰撞实验的频率最高的输出。甚至在设计用来测量已知粒子的精确质量的实验中，如CERN的LEP实验中，极限是最可能产生的结果：LEP被说成是制造了“一条关于所有类型的事物的极限的河流”。,加入到极限计算中的是物理学家所进行的对更间接的阈值的计算，是物理学家所进行校正分析和错误与不确定性分析。校正是将实验通过自我关怀所获得的关于它自身的所有知识投入使用的方法。校正主要是指对效率与接受的计算如果一个事件在探测器中被制造出来，指示是否这个事件已被识别及在多大的程度上它已被识别的数字。用典型分析，例如一个已发表的关于搜寻顶夸克的分析，每一个作为顶的信号的一部分的粒子将有一
28、串（我数到了9个）与他们的鉴别有关的效能（粒子e对w来说是顶，轨道，顶发现物F，背景切去F）。然而，关于自身的知识也受制于极限。在一个真实的程度上，误差和不确定性，极限方法的第二要塞，在第二程度上指出了对（有效的、被接受的）极限所做的以上分析的缺点。所有的科学大概都认识到某些测量错误，但是几乎没有哪一个精心阐述了系统误差的概念，并且很少有哪一个在迫切的追求这些系统误差的细节。系统误差指向一个系统问题，就像使用一把太短的尺来量一个物体的长度一样，但不同的是这个问题还是未知的。正如一个物理学家所说的，“系统误差只是衡量我们的无知的一个方法（它）是我们尝试并估计我们已做错的事的方法。而且如果我们知道
29、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就能够校正它，而不允许它以错误的形式存在。”,在一个典型的分析中高能物理学的推测忽略了很多东西，正如在一个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分析中的误差条款表（见附表）中所见到的。有趣的是最初分析与一个具有高级的统计（更多的数据）的进一步的分析之间的区别经常涉及到误差与校正部分的切换，但是并不是说误差条款的表变短了，而是说它变得更长了，而且条款变得更精确了（某些误差可能被校正）。那些测量法倾向于校正的长表而且有误差条款的长尾巴又依次突出它们的地位作为什么都不算的形象如果它们没有被一个（尽管定量）大量的它们的环境、条件、预期、区别等等。考虑一个关于这样的误差条款的起源的例子，一个物理学家觉得
30、他们必须考虑不同理论之间的区别的例子。在1991年早期，大约有45套描绘质子中的夸克和胶子（部分子）的密度的结构功能，它们被需要来计算在一个质子-反-质子的对撞中预期的事件的数目。它们包括了不同的假定而且被看作是关于怎样推断一些可能的相对与较高能量的低能数据的不同理论：“一个结构功能可能把你引向这个值，另一个功能又会引向那个值，如此等等等等。你能够用一个平均数和一个求和公式构造出但是这些并不是测量误差，它们是不同的理论，而且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区别出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所有这些值有相同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物理学家所做的是他们倾向于把所有这些功能使用到他们的截面测量中去。那么根据一个特别
31、的夸克或夸克的截面连接体不同而不同的结构功能之间的变化（曲线之间的伸展）就阐释为理论性的系统错误或与结构功能有关的不确定性。对于那些习惯了不同优先次序的领域，这个改变一个造成错误的问题的答案和不确定性估计之间的变异的程序是非常好的。关于同一个现象的几个理论同时存在这个纯粹的事实在一个领域中算作是一个错误，而且这些领域的预言之间的偏差被用作评估错误的大小的一个来源。科学性包含对一个人能掌握的所有理论的考虑，如果被最近的测量证明它们没有完全过时。社会学家或哲学家会把针对同一个主题的不同理论之间的区别当作计算它们的理论误差的一个来源吗？社会学或者说是生物学中的不同理论导致科学的论据，而且导致了科学家
32、根据他们的理论偏好不同而形成不同团体，但是决不会造成误差计算。要求这些不同领域的分布应该某种程度上确定对这些领域会有意义，因此我们知道，如果这不是正确的，至少我们可能错得有多厉害。当然社会学家和生物学家并不做起始的大量的预言。但是要说明这种非优选这还是不够的。在这些领域中很少有人关心开发极限现象，但是在物理学领域中存在这种关心。,4. 分子生物学和它的干涉技术,实验高能物理学是以一种经验的损失为标志的。它忽视有重要性的客体的非偶然相遇的能力，取消了纯测量的本就被削弱的作用，不考虑提供证据的领域的结构，认为当且仅当这种结构深深地根植在理论预言、现象学的定律和蒙特卡罗模仿中时才是有意义的。实验高能
33、物理学同时也唤回对自身的关注，将其作为建立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和对阈限现象的及客体的复杂开发利用的行为的替代品。在另一方面，分子生物学作为一个对自然和准自然的客体开放的系统构造它自身。它既不像高能物理学那样对自我理解感兴趣，也没有显示出在独立于或依赖于它自己的成分方面有何爱好，它用连续的经验活动改进自然客体。,在实验高能物理学中，经验似乎仅提供了一个偶然的试金石，它把这个系统推回到自身，而且“成功”可能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这个系统与它自身相互作用得多么好及多么复杂。在另一方面，分子生物学似乎把进步建立在最大化与经验世界的接触的基础上。如果说在高能物理学实验中，自然和准自然的客体进入实验是很罕见的事，
34、在分子生物学中它们则是屡见不鲜的。在高能物理学实验中，所争论的似乎不再是现象本身，而是根据内部庞大机器所作出的反应，该争论围绕着物理事件，并对其追查到底。而在分子生物学中，现象被断定为独立的东西，而且用科学家的感觉和经验将其刻画出来。实验高能物理学能根据一个负面的、具有同性质的可作为参考的认识来描绘现象的特性，这种认识是建立在信号系统周围的。而另一方面，在分子生物学中，认识文化定位于用一种类似物的方式对客体进行操作的实证知识，它总是对信号过程感到厌恶。,在我们对实验工作的观察中，这种偏向性的三个方面很突出。一个方面是建立在科学家与客体之间的，通过实验中的大量的客体的存在和与这些客体相联系的封闭
35、回路一种组织模式，其中客体埋置在改变这些客体的加工程序中的封闭回路。第二个方面指的是用一个人们可以称为类似物方式的办法对客体和的经验所做的进一步改进，它组成成分中包括科学家、可视手稿和实验室的叙事文化所体现的活动。第三方面尤为突出 ，即当问题产生时将“盲目变化”和由成功自然选择作为一个分子生物学中的优先选择的战略。自然和准自然客体并不是基于一个连续的基础仅在实验室中存在，它们也可作为一种选择环境建立起来。在这种环境里，实验战略会在所研究的事物不能起作用时提出替代的东西。下面我将非常简要地总结其中一些内容。,4.1 一种干涉技术,首先考虑通过实验中的客体的大规模的存在和处理这些客体的实践，使分子
36、生物学与经验世界的接触最大化。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是以试管与吸管，样品与化学反应，小刻度的仪器与精密仪器，以及体力劳动为特色的原始模型。分子生物学并不加工处理信号，它用大量的步骤来加工物料和有机体。这个过程中使用的技术不是一种表征技术而是一种干涉技术。非生命的材料几乎受到了任何可以想象的侵扰。它们被弄成碎片，汽化成气体，在酸中溶解，绛解成抽提物，通过层析柱，与不可计数的其它物质相混合，提纯、澄清、旋转和离心，抑制和凝结，暴露在高压中，加热或冷冻，并被重构。细胞在有细菌的细麻布上生长和在基质中培养，孵化和接种，计数，转导，移液，将其浸没在液氮中冰冻。动物在笼中饲养，灌入不同的材料，将它们切开以取出部
37、位和组织，它们被称重、洗净、控制，超量排卵、切除输精管和配对。它们被麻醉、开刀、杀死、冷冻，并切成块和片，它们身上的非必需部分如尾巴被切下来以测试它们的基因组成。,4.2 类似物方式,通过这种干涉技术（通过删改已被取代的术语），自然客体和准自然客体被包括在一个共同的生命世界中，它们在其中茁壮成长，抵抗外界侵袭，执行它们的功能等等，它们与科学家和技师有直接且通常是亲密的关系。实验室是一种次级的自然生境，如我的一个学生所称呼的，是一种实验生境。特定的客体（细胞、老鼠、微生物）在其中生长和发展，通过生殖循环生活，互相传染和影响，试图安排和控制其中一些过程的人类点缀于其中。,实验生境的概念强调了这种共
38、同生活的吃力的本质；自然并没有在实验室中被浪漫地模仿，它被分裂，在被费力地重新成型的同时重新安排和损害。共同的生命世界是建立在共存之上的，絮茨把它看作是面对形势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它还建在同时性、结合时间的可能性以及结合人类和非人存在或物体的可能性之上，换句话说，它们建立在安排的结构特征之上，我们不必假定共享的信念有某种其它形式的一致性。我要指出一些有趣的结构组合。例如，分子生物学家经常用某种类比的模式针对自然客体行使功能。这里我指的是某种与计数的功能（柯林斯，1991）与那种各自的、可分的、易处理的、最重要的是可完全描述的操作模式相对立的东西。这种操作模式能够自动化，并且有时要求有工厂的工人
39、的参与。在另一方面类比作用是避免或拒绝描绘甚至认识的作用。加工类似物的也是自动装置，但是由于它们进行的加工的动力学的可适应的，和不可认识的本性，它们不太可能被人工智能程序建模。类似物作用的概念当然是对POLANYI曾描述过的不言而喻的知识的观念的某种重构，我认为这种想法不正确地强调了分子生物学家之类的专家的知识层面，没有强调具体化的技能层面。,分子生物学家把感觉的对象当作感觉的执行者；他们不通过有意识划分事物来记录它们，他们用手势的交谈而非言语的交谈来对客体采取行动；他们强调而且经常地吸收对一个对象的“经验”。而不能讲清楚也不想去理清这个经验的构成。对于研究中的类似物的角色有一个朴素的论述，这
40、个论述根植于强调具体化的经验的充分训练中它建议实践者自己去执行所有种类的个人经验活动，它警告了对一个人没有到场实验时发生的结果的误诠释，而且它建议留出用来“处理”的时间，即留出具体化处理对象的任何方法的时间。也有一种跑到对象被成功地处理了的地方而不是从实验室记录中学习它们是偏好，而且如果他们被要求去解决一个实验问题，用展示自身和衣服于问题的情况的方式来解决它。使我感兴趣的是对于在远处解决问题的想法的不信任和对为了这个目的提供必要的信息的语言和交流的不信任。通过这种不信任，分子生物学家的活动中包含针对自然客体，通过让他们的加工能力由情况激发而不是由脑力事件通过用“行为”代替认识的预先计划的行动激
41、发来是他们自己与自然对象的结盟。,分子生物学家的操作类似物模式增进了自然物的特征和反应。通常的生活世界可以说是一个骗局，它允许这种科学在一个日常的基础上适应于自然物的这些特征和反映。还有其它的扩大现象世界形式。例如，表征这个世界和围绕它的环境的方法，当通过视觉地回忆它的特征并不存在时。当贩子生物学家制造信号时，译码的行为变得等同于打开通往假定会生成信号的现象事实的窗口；有人问在实验室中发生了什么，采取了什么步骤，哪一个程序证明是怎样等等。表征在分子生物学家处理不可见的对象时也很显著不可见对象经常通过把它们画到纸上或黑板上而表现为可见的而且在技术讨论中，场景的描述表征了实验室对象，代替拆开的测量
42、和技术名词（例如，你不用克来表示一个量，你用实验室的盘子谈论它）。顺便说一句，我并没有暗示在物理学中从来不使用表征，或者说作用的类似物模式不是必需的。然而我认为这些过程发生时通常是与探测器（即仪器）相联系的，另外的以前概括出的认识策略被添加到它们身上。,4.3 “盲目”变化和由成功选择,在分子生物学中还有一种方式来改进自然物，这一点我在开头就暗示过了。现在我要总结性的将其简要地勾勒出来。自然的客体和过程在分子生物学的工作中也是作为选择环境建立起来的。实验策略提出替换物供选择。当事物不工作时，这一点尤其可见，所有与实验室中的一个普通的事件这也是盲目变化这个类比进入这个图景的关键之处。这个类比的关
43、键点是什么？在进化生物学中，突变导致基因材料的变化，它能被传递给后代分子或生物体。如果一个特定的生物体总是完美地复制它自己，它的后代将永远不改变，进化也就是不可能的。哪些突变是有益的和可存活的是由自然选择来决定的这些生物体中的由变化造成的性质各不相同的优点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会更有效。,当然，突变是“盲目的”，它们是随机的错误，而不是预适应它们所遇到的环境条件。如果说分子生物学家在面对开放的问题时有一个总的策略可采纳，那就是依赖于自然选择的盲目“变化策略。他们变换制造问题的程序，而且让它的适合度（产生有效结果的成功性）之类的东西去决定实验反应的命运。变化在一个非常精确的意义上说是“盲目的”。它不
44、是建立在那种详细地考察和对问题的理解的基础上，而这种考察和理解对高能物理学家来说是很普遍的。而对于一个失常的反应，分子生物学家不会像物理学家那样着手去通过一个“研究”来发现这个困难的原因。代替地，他们会试着做出几个变种，而且依赖于这些变种最终会导致有用的证据这个事实。要致意的是在物理学中理解和自我说服是建立在可论证的数据点的基础上的，它详尽说明了困难的关键方面。在分子生物学中，没有一个这样的可论证的数据点是必需的，或者被寻求。,4.3.1 “盲目”变化和自我关怀,“盲目”变化是处理自然对象的一种策略，等价于物理学中的自我分析和自我理解的主要策略。让我详细地论述这种等价性。意识到分子生物学对“盲
45、目”变化和由成功选择的偏好是很重要的，无论怎样这种方法并不比物理学中的对自身和负面认识的关注的效果差。实际上，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无论从哪个标准看分子生物学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似乎在可见的未来它会继续成功下去。从一个分子生物学家的视角看，高能物理学中采用的策略根本是不正确的。分子生物学家会论证说“理解”一个几乎对其一无所知的活的有机体的企图很快就会到达它的极限，因为分子生物学中所使用的机器主要是细胞和有机生殖之类的活机器，试图“自身”了解实验的工具和成分会受到与考察分子生物学的主题一样的局限。而且他们会论证说在物理学中用来校正错误和系统问题时如此有用的阈限知识可能不如一种干涉技术。,如果
46、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解析的载体（质粒或病毒，它们起着转运和复制DNA的作用）制造出错误的蛋白质，这就不能通过补救纠正的计数法将其从实验中除去这个载体必须被重新制造，直到它能行使功能。实验重视用的生化反应没有用数理方法系统地加以阐述，因此不能用对探测器中的反应所使用的方法来将它们计算出来。简而言之，分子生物学要想和实验高能物理学一样行为，它的系统中的许多成分将不得不与其它成分同步变化。换句话说，这将包括一个整个认识文化的变化。这个论点不是不可能的。一个系统的任何中心成分都将经常被其它成分所支持。它被它们有效地反映，而且与它们共同发挥作用。“盲目”变化和小客体的大量存在以及分子生物学中盲目的干涉技术，
47、它的对经验显示的许多方法一起发挥作用，从而降低了对与表征一起工作的强调。,5. 结论,人们能从这篇文章中总结出一些东西。例如，人们能集中注意力于高能物理学对反身性的使用。反身性在最近这些年已成为人类学，科学研究和文学批判及其它领域中风行一时的东西。从认识论来说，它通常被当作一个必须被牵制的怪物来讨论，即库恩（1992）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一个严重的挑战，我们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是我们对科学知识理解的一个重大损失。然而在高能物理学中，我们有一个长期将反身性作为认识的一个原则的领域，这个领域关注的是利用内部基质和关于自身的知识时信息封闭系统的可能性。它还在建立观察的三层等级时持续地缩回来依靠它自身
48、，这种等级详尽地阐述了系统的内部而非外部机制。（通过中介客体的观察、通过实验对中介客体的观察，以及通过误差计算对这些观察本身的观察）。现在可能该是问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基础及我们能不能离开环绕知识的这些基础而建立一个知识的理论的时候了。而分子生物学包含了不同类型的迂回路径，选择了通向所指的东西的另一条道路。它建立了长的前线，致力于类似物中涉及的行动的另一个方面，即“体对体”的交换，这样就包括了一个系统中的自然客体，在这个系统中通过假定它们在一个环境中的地位不断地改进它们，通过在感觉的、客观的水平上处理它们的科学家的意愿来改进它们。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科学在处理对象时所建构的狭隘的本体论的问题，这是
49、一个我只有通过提到探测器之类的过渡客体或科学家的类似作用才接触到的问题。,人们还能提到其它的一些关键点，例如，从一个文化的视角看这两种科学对信号的处理意味着什么。信号在所有的科学中都显著地存在，它是用符号学的或注重交流的视角看在所有的科学研究中都能被认出来的事实。然而从一个对文化的人类行为学视角看，关键不是它们的存在，而是它们怎样被描绘特征，如何被插入不同的过程，以及如何在一个科学实践中被吃力。在这个认识实践中，它们被明显不同地对待。行为的文化系统，如我们所知的，解析了它们生存的不同世界。打个比方说，如果这些行为的文化系统不变地包含信号过程，问题就在于它们拿他们的钱-信号或非信号为赌注。它们可
50、以根据这些信号过程构造出它们的世界，或者离开这样的过程不断地去构建它。它们可以选择把对信号的关注和对自身的一种复杂的关注连接起来，或者它们可以显示出一种对减少表征和最小化与自身的相互作用的基质的偏好。这两种方法都依照了“经验的”和“实验的”这个名字。然而这些策略的不统一性是明显的：所包含的这两种学科的不统一性以及“以及科学方法”的不统一性。这种意义上的不同的科学描绘了不同认识文化的特征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法和不同的取得有认识益处的原材料的方法。,注释,我非常感激大量的科学家，是在他们给我们的建议通过他们的耐心和勤奋这项研究才得以成为可能。我也感谢德国科学研究会的财政支持以及比利菲尔德的科学研究中
51、心对这项研究的人员支持。 第一批实验室研究在七十年代晚期进行，导致了对科学研究的新的理解（见诺尔塞提娜1994 b ）。这样的实验室研究的例子有诺尔塞提娜（1977，1981）；拉托尔和伍格（19790；琳西（1985）；特拉韦克（1988）。 一位物理学家用德语对我将它们描述为“irreale Gegenstnde”，作为无理对象（有点像无理数）。 见巴格和菲利浦（1987：31）。 这个态度的一个例子见诺尔塞提娜（1994 a:chapter3 ）。 维克多特纳使用这个名词来描述阶段的特征，当通常的主题模糊不清的时候，当转换仪式由本部落的人执行的时候。见特纳（1969）。 要想知道对这种经验制度的详细的分析见诺尔塞提娜（1999a:ch.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