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与重建路径兼谈郑永年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一文的是与非郑永年先生著文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下称“郑文”) ，直陈“中国社会道德处于解体之中”并溯求造成这一现象的祸根。问题找得准，分析也颇深刻。但是，道德解体论是一个大问题，可以且也必须从多个视角观察，如此才能避免“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研究困境。基于此，郑文有是有非。本文在评析郑文“是、非”基础上，也谈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与重建路径，希望能把这个问题引向更深层次讨论。只有“是”更清晰的展现， “非”更深刻的挖掘，道德重建才不至于永远是那张画满饼子的白纸。先看看郑文的主要观点：1、当代中国道德处于解体当中。2、至于解体的原因，左派认为市场化
2、是道德解体的根源，右派认为权力寻租导致道德崩溃。因此，左派把回到毛泽东时代当成理想，右派把实施市场经济的西方民主国家当成效仿蓝图。3、左右两派都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左派遭遇的问题有二：(1)毛泽东时代大搞计划经济，造成权力和经济的高度结合，进而导致权力的腐败。(2)当时的普遍贫穷，人们基本生活得不到维持。贫穷生活产生不了道德。相反，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好的创造财富的机制，而且，这种机制不仅反对出现“以政治权力为基础的官僚阶级” ，同时它能够对政治权力形成强有力制约。右派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有二：(1)市场经济对道德有腐蚀作用。而政府某种程度上可以遏制市场经济的“道德败坏” 。(2)自由
3、派呼吁“去政治权力化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毫无可操作性，只不过是一种过度理想罢了” 。4、郑文给出道德解体的原因：只有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的互动关系出发，才能把中国道德解体根源挖出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有三个特征：(1)经济应当“可以也必须加以市场化，甚至货币化 ”，同时，政府远离经济。(2)“经济和市场必须有一个边界。如果经济领域可以也必须加以市场化，甚至货币化，但社会领域则必须也可以拒绝市场化和货币化。 ”(3)政府从经济抽身的同时，应该花大力气去服务社会，为社会提供保护机制，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人们称之为“公共财政”的公共服务。这样一个社会，经济按照经济法则运行，而社会却在
4、政府的保护下开出灿烂道德花朵，并滋润经济发展。而当代中国却反其道行之。一方面，政府和市场紧密结合，不仅市场原罪无法遏制，权力寻租现象更是让市场自身蕴涵的道德基因(如权利意识、规则意识、自由意识、公平意识等)荡然无存。另一方面，在 GDP 主义的催动下，市场化迅速攻占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结果，(1)“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钱再也不是人们生活更好的手段，而是异化成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要么有钱要么死亡”的选择，让人们焦虑。当钱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时， “贫贱不能移”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坐而论道的前提是还有一口饭吃。(2)当钱进而异化成人们的最高目标时，其他的道德追求便被遮
5、蔽了。没有钱的人为了钱可以出卖一切，钱少的人为了钱可以践踏良心，富豪们则在“金钱通吃”的逻辑下因富而淫。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是当代中国道德的彻底解体。集中表现在于大家对金钱过于追求，以至于中国成为金钱拜物教的国度。根源则在于市场滥用和权力滥用。前者在于市场不该侵入社会领域;后者在于权力的滥作为和不作为。滥作为在于，权力不该和市场结合;不作为在于，权力没有在社会领域构建公共道德基础，也没有阻止市场对社会领域的吞并。本文认为，要分析道德解体根源，首先要厘清道德是什么，才能明白道德怎么了，进而探寻重建道德的可行路子。1、道德的内涵。一般来说，道德可以分为公德和私德。前者可以称之为规则性道德， “
6、规则性道德认为私德信仰和人生价值追求等因人而异，但人组成社会却必须依赖大家遵守某些共同的规则。如果没有这些共同规则，社会将会陷入一片混乱。 ”后者可称之为德性道德， “德性道德主要功能是告诉人们如何寻求美满人生。 ”从道德的起源来说，不同的人们首先有了纷繁复杂的私德，它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私德的起源也是人们幸福的起源，人的幸福大多因私德和人生信仰而产生，因为它告诉人们“如何成就美好人生” 。然而，当这些私德体系碰撞而冲突时，公德的产生就成为必要。公德就是一组大家都必须遵守的理性规则，它要求私德之间彼此尊重，不能相互伤害。显然，公德不是幸福的源泉，但它是幸福的守卫者，是私德的守护神。套用柏格森在
7、宗教与道德的两种起源中的观点：道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义务性道德，一种是抱负性道德。义务性道德具有强制性，即所谓公德;抱负性道德具有冲动性，即所谓私德。后者与信仰有关，前者则建立在理性、逻辑和博弈基础上。后者如流水，或好德或好色波涛汹涌，前者如河岸，静静的约束着流淌不尽的河水。就两种道德的关系来说，公德高于私德。前者往往和法治联系在一起，在社会治理中具有基础地位。各种私德只有在尊重公德的前提下才能获得认可与尊重。换言之，公德是全体社会成员公共理性“约定”的结果，其地位比基于社会部分成员集体理性而产生的私德要高。郑文所指“当代中国道德解体” ，没有明确究竟是公德解体还是私德解体。从其笼统论述立场
8、看，应该既包括公德，也包括私德。本文赞同这个观点。当代中国，不仅公德崩溃，而且私德溃烂。2、当代中国道德解体的表现。本文部分认同郑文对当代中国道德解体症状的描述。中国人过于追求金钱，以至于舍此没有别的人生意义，或者为了追求金钱不择手段。 “不要做对我毫无经济价值的事情，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座右铭了。医生可以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止手续、律师可以为了钱而出卖灵魂、因为担心被索取金钱而不敢扶起倒地老人、教授为了致富而把学术和教育当成了副业等等中国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然而，本文认为，郑文对道德解体症状的描述过于笼统，而且基本上没有跳出传统“义利之辩”窠臼。按照郑文的逻辑，中国人可以在经济领域追求“利
9、” ，同时应该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追求“义” ，二者并行不悖，且用“义”驾驭“利” ，最终鱼与熊掌可得兼。这种观点与涩泽荣一“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等观点是一致的。问题在于，道德作为“义” ， “义、利”并非永远相离，有时二者是重合的。想当然地认为， “义、利”永远冲突，不仅不科学，甚至会犯道德独裁主义的错误。事实上，道德有公德与私德之别。某种程度上，公德作为“义”可以和“利”相区分。君子爱财取之以“道” 。这里的道就是公德，这里的财就是包括金钱在内的各种利益追求，也包括他的私德追求。而私德作为“义”则不必和“利”绝对区分之。因为，怎样才算美好人生(私德追求) ，完全由社会主体进行理性思考
10、后自由选择。如果某人像雷锋一样，认为“专门利人，毫不利己”是幸福，那么，他的“私德”作为“义”和“利”是分离的。但如果某人认为追求金钱便是幸福，便是自我实现，便是自己的私德。难道，你能否认这是他的“义”么。这个时候， “义、利”就合一了。基于这个逻辑，本文不赞同将当代中国道德解体的症状片面叙述为“中国人的眼里只有钱” 。因为从私德的角度说，中国人选择爱好金钱，让金钱温暖自己，没有什么可非议的。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们可以主张有其他类型的“幸福” ，但只能倡导和以身作则，而不能强迫别人一定要和我们一样“过日子” 。因为人类的有限理性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先知先觉的人，也没有圣人和伟人，人生的幸
11、福全在于自己塑就和选择，换句话说，没有谁可以胜任别人的“人生导师” ，包括孔子、佛陀和耶稣。否则， “致命的自负”会让人们“通往奴役之路” 。不过，从公德的角度来说，当代中国道德解体可以表述为很多社会成员“一切向钱看” ，“为了钱不择手段” 。因为，公德的规则性要求：社会成员可以追求金钱和其他私德，但是，其前提在于遵守公共规则。也就是说，公德针对全体社会成员而言，不管你是为了钱，还是为了所谓的宗教，还是为了革命理想，你都不能触犯这个保证社会和谐的“高压线” 。否则，就是公德的断裂，社会的崩溃。而我们这个社会，多少人为了钱和其他利益，或明火执杖的违反公共规则，或让“潜规则”盛行，害得社会公正渐行
12、渐远。根据上面的推论，本文认为当代中国道德解体呈现如下两个病症：(1)私德溃烂，多呈病态状。一是， “依附人格”积淀日久、大行其道，许多社会成员缺乏一个正常人应该具备的主体精神和理性精神。二是，许多社会成员道德人格分裂， “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三是，登峰造极的“重生”文化经久不衰，许多社会成员缺乏宗教性的生命反思，满足于“好死不如赖活着” 。(2)公德崩溃，几乎形同虚设。一是，许多社会成员匮乏权利意识、规则意识、契约意识。要么默默的做“臣民” ，任人宰割直到成灰蜡炬，不愿意也不敢维护社会最基本的公德规则;更多的社会成员暴起做“刁民” ，根本不遵守任何规则，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不择
13、手段。整个社会退化到“自然状态”或曰“丛林法则时代” 。二是，许多基于公德的规则体系被拔高(主要是和权力行使者所倡导的私德混同，事实上，权力行使者希望以私德代替公德)，导致公德体系难于执行，而潜规则相应盛行。很多时候，拔高的公德体系，成为约束别人、打击别人的锐利武器。显然， “私德溃烂”和“公德崩溃”是联系在一起的，有共同的根子。这个根子就是：(1)从社会成员角度看，社会成员因匮乏主体精神和理性精神，进而匮乏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进而不能形成健康的私德，也不能自发形成理性的公德。(2)从政府角度看，社会权力委托对象政府，长期运用自己所依赖的私德体系(拔高的意识形态) 代替公德规则。在意识形态极度
14、强大的时代，整个社会万马齐喑，在“拔高”意识形态的规制下，整齐划一。如今，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意识形态的控制变弱。一方面，拔高的意识形态因为其拔高，也因为其与市场经济不吻合，不断被抛弃，另一方面，又因为没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德规则作为支撑，很多社会成员甚至包括一些权力主体便在崇高私德面具下(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个社会仍然施行传统的私德代替公德)，运用丛林法则来谋取利益最大化( 这就是道德虚伪化和潜规则盛行的根本原因)。(3) 从政府角度看，政府虽然放松了意识形态控制，但是，全能政府体制没有改变。这些年来，通过经济垄断的方式反而有所加强。政府因为掌握了大量的经济资源而又缺乏有效控制，结果，政府了
15、成了自然状态中最大赢家。几乎任何人要想获得最大化发展，都需要进入政府或靠近政府。近年来考公务员人数一浪高过一浪便是证据之一。整个社会评价机制呈现出极端官本位色彩。古人尚说，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而今天这个社会，不管何种职业，最重要的评价标准都是你有木有靠近政府或就在政府中。人们所渴望的社会至少有“政府企业大学”三个中心，已经彻底沦落为政府一个中心。不在政府工作或远离政府，对不起，你就是被边缘化了。被边缘化的结果，不仅是缺乏经济资源，而且缺乏社会尊重，进而缺乏社会安全感。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全能政府体制之下，基于主体精神的健康私德与基于互相尊重的刚劲公德都很难生长起来。(4)孟德斯鸠说：“在民法
16、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 ”只有每个人都有一些基本权利永远不受侵犯，或永远受到法律保护，社会成员才能够获得真正的主体精神，并进而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和主体性，尊重他人的权利与主体性。相互尊重和免于侵犯的理性精神因此而产生。孟子也说：有恒产者有恒心。有恒心的人是为有主体精神的君子。这样的君子，才能够因为自己的“恒心”做到“君子固本” ，进而做到尊重理性法则，再进而做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然而，由于全能政府体制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加上宪政缺失，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没有能够让自己感到完全和放心的私产。于是，有钱的人看到自己的权利很难得到保护，与其无望地奋起保护权利，不如
17、用脚投票移民到国外;没有钱的人则打破头想靠近权力，在等级深严的体系中获得生存资源。显然，一个人连自己都无法尊重，如何去尊重他人，如何去相互温暖。要知道，相互尊重的道德发端于人类理性自保，发端于两个有主体精神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理性博弈。(5)此外，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作为意识形态的一元化私德刚性推广，尽管政府仍然是全能体制政府。但是，一元化私德不仅要限制普通社会成员，而且要限制政府行为。某种程度上，一元化私德成为那个社会的宪政，成为全体和尚都要念的经文，犹如传统社会的三纲五常。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行为就不能表现出依靠“权力”赤裸裸的攫利，而是要遵循作为“理”的一元化私德。如果政府(方丈)违背了这个私
18、德，小和尚们也可以断然指出并予以评议。换句话说，政府的行为是有所限制的。如今，一元化私德日渐式微，政府的权力和全能体制依旧，政府行为越来越多的呈现出从“力理”到“力利”的转变。在很多人看来，这个社会已经“礼崩乐坏”了，至少政府的行为已经很难让人们相信前面还有“奉天承运”的大话了。3、当代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首先需要说明，讲当代中国道德解体，不是说历史上我们的道德建设达到过“郁郁乎文哉”的境界，是当代才解体了。事实上，传统中国包括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都呈道德建设的失败症状。主要表现在，整个社会不注重公德建设，而是强调用拔高的、一元化的私德建设取代公德建设，毕其功于一役。比如，儒家主张用君子私德建设
19、社会，相信只要每个人成为君子“己欲立而立人” ，就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结果：(1)社会成员对私德的自由选择权利被剥夺。(2)社会成员长期“被命令” 、 “被自由” 、 “被幸福”和“被计划”，导致社会成员的主体性精神湮没。(3)私德拔高而公德体系匮乏，导致整个社会道德虚伪化严重。人们言必称“高尚道德” ，践行的大多是潜规则。那么，为什么左派渴望回到毛泽东时代，而一些儒家主义者则渴望回归传统。原因在于，在传统社会，因为一元化的私德被强行推广，整个社会呈现道德刚性压迫下的一致，给人产生道德建设成功的虚假镜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元化私德随着意识形态的式微而渐渐被搁置。社会在既缺乏公德规
20、制情况下，私德的约束又疲软化，便把一副道德崩溃的景象展现给世人。在这种情况下，对传统私德迷恋的人自然会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的怒火，同时表明自己“吾从周”的立场和决心。显然，当代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主要有两个原因：(1)从传统到现在，都缺乏公德规则。传统社会是以私德代替公德，表明上好像道德昌明，事实上是道德独裁和潜规则盛行。(2)当代社会，因为市场经济发展，导致原来一体化的私德规则逐渐瓦解，整个社会迎来了既无一致性公德，又无一元化私德(只有各种臣民思想与刁民思想糅合在一起的、糜烂的私德) 的“自然状态”境地。乍一看，大家都会感叹中国道德崩溃(私德溃烂与公德崩溃) 了。私德溃烂与公德崩溃的原因
21、还可做更具体的分析：造成私德溃烂的根源主要有：(1)传统儒家文化对血亲家庭的过于渲染，导致很多社会成员依附家庭，很难从家庭中探出主体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一枝红杏。梅因指出：一种文明进步的标准，当是独立的、自由的和自决的个人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而出现。圣经中也有这样的教谕：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依附家庭不仅使中国人缺乏主体性并进而缺乏理性能力(主体性和理性是现代性的两大支撑，正是在理性指引下主体经过反复博弈，而缔结社会契约并进而构建公德社会与法治社会)，而且依附家庭能够让中国人产生一种勒庞所言及的“乌合之众”的虚幻感和皈依感。基督教有这样的话：你的敌人就在你的家庭中。很多人在家庭内部，毫无原
22、则的奉献;在家庭外部，毫无原则的掠夺。臣民思想和刁民思想同时存在，互相给力。人只有从血缘纽带中超越，才能够有深刻的自我反思，并进而形成主体精神、理性精神、权利意识和契约规则意识。(2)计划经济时期全能政府体制导致社会成员无法主宰自己命运，进而形成依附单位的奴性人格。池莉小说中有一个女主人公，一天不看新闻联播心里就不踏实，好像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意义。(3)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当代意识形态，都强调“世界绝对可知，并且圣人或伟人先知先觉” ，这导致人们形成依附先知的人格，很难在怀疑论的前提下，反思自己的人生意义。(4)中国文化中“未知生焉知死”的教导，让很多中国人迷恋于世俗生活中的
23、“被动的一天天活着” ，而不能宗教性的反思“生命的选择” 。进而，很多中国人尽管缺乏主体精神和反思精神，也能在“乐感文化”中满足于“一天天的活着” 。(5)同时，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当代意识形态，都鼓励或变相强制人们效仿圣人或伟人，做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结果，在触摸不到道德天花板的情况下，很多人也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地板。道德虚伪化和道德人格分裂由此产生。造成公德崩溃的主要原因：(1)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意识形态，都不承认社会成员有选择私德的自由，换言之，全体社会成员应该在圣人或伟人的教导下，学习他们的私德。全体社会成员像蚂蚁般高度趋同化，就不存在私德冲突，进
24、而不存在发展公德的必要性了(即上文论述的以私德取代公德)。因此，中国社会缺乏尊重公德规则的传统，很多人甚至没有公德概念。这是历史的原因。(2)传统文化强调差序伦理，计划经济时代强调阶级差别和统一战线伦理，这也导致公德规则无法长成。在圈子内，实行崇高的天花板般的私德，在圈子外，则采取残酷的斗争。圈子内外，政治生态完全有别，因此，基于规则一致性和普遍理性的公德就无法形成。(3)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慢慢形成，基于市场经济的公德规则( 权利意识、相互尊重和避免伤害意识、规则意识、契约意识)逐渐形成。然而，政府不能通过法律很好的维护这些公德规则，导致很多社会成员发现违反道德成本甚至违法成
25、本极其低下。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缺乏与市场经济规则体系相适应的公德教育，传统的道德教育仍然囹圄于拔高的一元化私德(尤其是权力行使者所倡导的私德) 体系，结果，很多人做不到，加之对基于市场经济的公德规则又非常陌生，便连最基本的公德规则也抛弃了。二是，政府作为公德规则的裁判者，对违反公德规则的惩戒力度不够。需要说明的是，郑文将这一点描述为市场经济对道德(公德) 的负面作用。事实上，任何自由的私德社会，私人的任何追求都趋向扩张，并进而相互伤害或说侵犯公德规则。因此，本文不同意郑文的上述观点，可以将其修正为：任何自由的私德追求(包括市场经济中的利益追求)，如果不受限制，都会对公德产生负面作
26、用。市场经济只是自由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4)权力和经济因为高度结合在一起，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让基于市场经济产生的公德规则(平等竞争)再次遭到重创。权力主体带头违反自己的一元化私德和基于市场经济而产生的公德，对社会的腐蚀是极其严重的。其结果导致无论是一元化私德，还是公德，都无人问津。特别的，私人违反公德，是对公共理性河流的污染，作为裁判者的政府和公权力违反公德，则是对公共理性河流源头的污染。从此，很少有人相信公共理性和公德规则的合法性了。整个社会某种程度上退化到可怕的自然状态，人人包括政府都不择手段的实现自己的“私德”和私利，公共理性退隐无形。古人说， “天子者，唯兵强马壮者是也”
27、。在自然状态可以说， “利益者，唯兵强马壮者可夺也” 。这一点，郑文多有论述，本文是极为赞同的，并视为当下中国公德崩溃的最根本原因。4、当代中国道德重建的路径。左派想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或计划经济时代，显然是开历史倒车。不仅无法克服上述郑文所讲的两大难题(贫穷产生不了道德 ;全能政府导致权力的道德腐败)。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和全能政府体制“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不承认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就消灭了人的自由和主体性，进而就消灭了人。试想，在压迫型私德的强制教育下，人都成为蚂蚁王国的成员，尽管整齐划一，但那是人的道德么?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更何况，当人的主体性得不到尊重和正常向上发展的时候，它便会向下
28、堕落成为欲望的工具，结果蜕变成道德虚伪与分裂。而且，当政治权力膨胀到社会各个领域，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 ，如此一来，究竟还有哪个力量能制约权力，每个人都要依附权力讨饭吃。进而，以权力为圆心，以和权力亲疏关系为半径的无数个同心圆画成，每个同心圆都是一个等级社会。等级社会中，如何能形成基于自由和平等的公德规则和人人相互尊重的理性社会。显然，此路不通。而且本文认为，当代的道德解体不仅仅是一种危机，还隐含着一种契机。抓住的话，我们的道德重建就能获得根本型变。我们用最简单的语言勾勒道德发展图景，不难发现存在三个发展阶段：(1)第一阶段：“自然状态”社会。该社会没有公德规则，各类私德恣意生长，
29、冲突不断。最后演变成“人与人是狼与狼的关系” 、 “他人为地狱”的社会。(2)第二阶段：“一元化私德”社会。该社会也没有公德规则，私德代替公德。整个社会在一元化私德强力压迫下，整个社会高度整齐划一，社会成员缺乏主体精神和理性精神(也缺乏相应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 ，同时，道德虚伪化和潜规则也很盛行。(3)第三阶段：“公德强劲、私德健康社会” 。该社会，公德规则 (通过法治建设)大行其道，各类私德自由生长，但所有私德都不能同公德违背和冲突。私德是人们信仰的结果，公德是人们理性的结果。私德是幸福的源泉，公德则是私德的守护神。当前我国处于从第二阶段一元化私德瓦解阶段。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机会，就能进入第
30、三阶段，实现道德发展的升华。如果我们抓不住机会，就可能沦落到第一阶段(当前我国道德已经较多的呈现第一个阶段特征);也有可能在传统文化或意识形态回潮的情况下，重新回到第二阶段。在阐述我国道德重建路径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赞同郑文“政府市场社会”三分法，本文选择“政府市民社会”两分法。郑文反复强调“市场和社会领域的相对分离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种分离使得人类能够逃脱泛道德化的社会行为，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 ”好像“市场领域”无需道德支撑，而“社会领域”又是“郁郁乎文哉” ，充满了道德。如前文分析，郑文这个观点事实上隐含了这样一个观点：在社会领域，还是可以继续通行一元化私德的，至于这个私德
31、是什么，可以是儒家思想，也可以是其它，总之，是与“利”截然不同的“义”(这个观点部分契合了左派思想) 。这个观点甚至隐藏了道德独裁主义的倾向。至于市场领域，为了发展经济，只好让它陷入滚滚红尘了(这个观点部分契合了右派思想)。显然，上述观点不能成立。无论是政府领域、市场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既通行一致化的公德规则，又存在千姿百态的私德花园。事实上，只要一致化的公德规则刚劲有力，政府体系就会永葆先进，市场经济就会蓬勃发展，社会领域就会持续运转。至于郑文反复强调的政府进入社会，为社会道德夯实基础，本文赞同。这里的社会道德不是一元化私德，而是公德。公德规则不仅包括社会成员相互尊重、理性合作，也包括社会委
32、托政府对社会最基本公益事业的担当。换句话说，政府服务社会领域的公益事业，是政府履行公德规则和公德责任的一部分。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府不仅是维护公德规则的“裁判员” ，还是履行公益事业、扶持弱势群体的“救护员” 。因此，郑文认为政府过于参与经济活动牟利，同时把社会领域的公益事业“市场化” ，是道德解体的重要根源，本文也赞同。下面，本文就当代中国道德发展路径给出如下尝试性回答：(1)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本文认为，主张大力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观点抓住了道德重建的命门。市场经济最大的功能不仅在于能够提供社会财富，更在于它能够“解放人” ，能够把“人的依赖社会”转型为“物的依赖社会” 。 “物的依赖社会”
33、，人们凭借对“物”的占有，斩断了温情脉脉的家庭依赖和政治依赖，获得了权利意识，进而获得了主体意识。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具体言之：一方面，市场化像一把利剑，将传统奴性文化和计划经济时代意识形态切断，全能政府体制和身份社会不复存在。 “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 。独立于政府的市民社会领域因此产生，社会成员的权利意识，私人领域意识，主体意识也因此而产生。只有市场经济才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将束缚在人身上的各种身份依赖关系彻底瓦解，还人一个平等、自由的独立身和主体精神。与此同时，无论人的私德有多少种选择和多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但前提这个人必须具有“主体人”的意识。依附人格下的所谓种种私德，不过是欺
34、骗和麻醉。换句话说，市场经济解放了人，也让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私德有了生成前提。另一方面，市场化在激发人的主体意识后，会在市场的交换中形成契合公共理性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马克思指出：“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 ”恩格斯也指出：“商业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 ，它要求必须给与经营者以根据个人所长，权衡利弊得失，选择投资方向的自由，给与商品所有者
35、以只取决于自己自由意志的买卖商品的自由。商品交换双方互相需要对方的产品，但他们“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 ，而是“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括的自由的因素。 ”这已经是公德规则了。显然，市场化也是当代中国发生公德的最肥沃土壤。至于郑文对市场经济的一个非议：市场经济对道德(公德) 有腐蚀作用。本文的观点如下：任何私德的追求，如果任其满园春色关不住，都会侵蚀公德。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废黜私德，而在于让公德强劲，让那些渴望出墙的红杏都乖乖的呆在墙内开花结果，不敢越“公德”雷池半步。(2)政府全力从经济领域推出，承认市民社会的
36、独立地位，防止全能政府和依附人格的再次回归。政府做裁判者，则必须要从经济领域推出，否则，这个裁判者就无法中立。同时，如果政府拥有过多的经济实力，真正的市民社会依旧无法形成。全能政府体制会随时反弹回来。一旦全能政府形成，不是一元化道德重新成为强制性道德，回到上述第二阶段社会，就是权力成为资源的分配依据，回到上述第一阶段社会。(3)政府努力做好维护公德的裁判者。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公德规则是脆弱的，必须政府用法治的形式予以看护。否则，各种各样的私德会很轻佻的越过公德规则实现自己。根据洛克社会契约论，人们组成政府的第一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在于，理性的自然法无法依靠理性得到全力执行，需要委托第三者政府
37、来执行。同时，市民社会则通过宪政和民主的方式制约政府。制约政府的目的在于，让政府成为且仅仅成为合格的公德裁判者。需要注意是，政府不仅要做好裁判者，而且要以身作则，做好公德规则的维护者。 “党和政府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 。在现代社会， “政者正也”的主要含义，不是指政府成员其私德有多么高尚或纯粹，而是其模范的遵守公德。(4)大力发展理性主义教育，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相互尊重、有主义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的现代公民。让理性的公德规则成为纷繁复杂时代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让臣民思想、刁民思想、暴民思想渐行渐远。(5)市民社会和理性主义获得健康发展的背景下，每一个具有主体精神的公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私德体系。不管公民选择什么，只要他不违反公德，都是合理的。因为什么是幸福，只有作为主体的个人自己才有权判断。某种程度上，政府不能强迫公民选择什么类型的私德。但是，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做一个“私德牧师” ，身体力行，感召社会成员选择政府认为是更加健康的私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