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 为古文尚书 。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 春秋 ，子长著史记 ，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 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 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在三皇五帝的时代，书籍曾经有五典 、 三坟 ，可距离现在太久远了，没办法闹得一清二楚。从唐尧、虞舜以下直到周朝，这些记载组成了古文尚书 。但是当时的世道仍旧很淳朴，文字奉从简略，要索求完备的史书体裁，原本上就不存在。此后左丘明给春秋作解释，司马子长编写史记 ，史
2、书体裁到这时才完备了。后来接续的作品，相互遵照着写出来，即便有改动扩大，也仅仅变换一下各自的书名篇目，范围本来就有限，谁能超出这个范围呢？大致上说，荀悦、张璠属于左丘明的一派；班固、华峤，属于司马子长的同类。只是这编年、纪传两大史书流派，各自看重夸耀本流派，一定要辨明他们的优点与缺点，才能够说出个究竟来。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 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 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 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 回，终不得彰其
3、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 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像春秋这样的史书，缀联日期和月份形成编排次序，标列季节和年份来互相接续，中原国家与边疆各部族，在同一年同一时期，没有不完整地记载那些事件，显现在读者的眼前。道理全都包括在一桩记载中，语句没有重复出现的现象。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至于贤能的士人，贞烈的女子，才华出众的人，品德美好的人，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有关系，必定予以高度注意观察而完整地加以记载，如果他们的事迹与国家政治关系不大，只有坚持正直的原则的才详细地加以述说。例如绛县的老翁、杞梁的妻子，有的是晋国的国卿才获得记述，有的是因为答对齐国的国君才被记载的。
4、他们中存在着贤惠像柳下惠，仁德像颜回那样的人，最终也没能够彰显他们的姓名、显扬他们的言行。所以论起编年体史书细小内容的处理，就连最细微的事情都不遗漏；说起编年体史书重要内容的处理，就连十分重大的事情都给抛弃掉。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 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 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 ，于 项传则云事具高纪 。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 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 也。像史记这样的史书，本纪
5、用来包举朝廷大事，列传用来曲折详细地记载小事，表用来按表格形式标列年代和爵位，志用来总括本纪、列传和表所遗漏的内容。至于天文地理、国家法典、朝廷规章，明显的和隐微的，必定都完备地包括进来；重要的和次要的都不遗漏：这是它构成长处的地方啊！至于同是一桩事件，分散在好几篇里，断断续续，彼此分离，前后多次重复出现。在高祖本纪里就说事件叙述在项羽本纪中，在项羽本纪里就说是事件详载在高祖本纪中。又编排同类的人物，不讲求年月的先后，时代在后的人却选出来位于前面，时代在前的人却压下去归入后面，于是致使西汉贾谊与楚国屈原在同一行列，春秋鲁国的曹沫与战国燕国的荆轲编在一起，这是它构成短处的地方啊！考兹胜负，互有得
6、失。而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云： 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遗也。寻其此说，可谓劲挺之词乎？ 案：春秋时事，入于左氏所书者，盖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为国 语以广之。然国语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向使丘明世 为史官，皆仿左传也，至于前汉之严君平、郑子真，后汉之郭林宗、黄叔度， 晁错、董生之对策，刘向、谷永之上书，斯并德冠人伦，名驰海内，识洞幽显， 言穷军国。或以身隐位卑，不预朝政；或以文烦事博，难为次序。皆略而不书， 斯则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则汉氏之志传百卷，并列于十二纪中，将恐 碎琐多芜，阑单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设纪传以区分
7、，使其历然可观，纲纪有别。荀悦厌其迂阔， 又依左氏成书，翦裁班史，篇才三十，历代保之，有逾本传。考察这二种史书体裁的长处与短处，相互存在着得失，而晋朝干宝编著史书，竟大力称赞左丘明，却深深贬抑司马子长。他的主要意思是说：左传能用三十卷的简短篇幅，包括二百四十年的史事，没有遗漏。探究他这种说法，称得上是有力的论断吗？查验春秋时期发生的史事列入左氏所记载的，大致上获得三分之一罢了。左丘明自己也清楚他那书的缺漏，所以又编撰国语来增广它，可是除国语记载的以外，还有很多缺漏，怎么能说左传包罗无遗了呢？假设左丘明世世代代担任史官，都仿照左传写编年史，至于前汉的隐士严君平、郑子真，后汉的名士郭林宗、黄叔度，
8、晁错、董仲舒回答帝王询问的书策，刘向、谷永的献纳奏章，这些人物全都是品德在各类人中占第一，名声传布天下，识见能洞察细微和明显的地方，言论上能把军国方面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他们有的因为自身隐遁，地位低下，不参与朝政；有的因为文章冗长，事迹很多，难以进行次序编排，全都省略而不记载的话，这还勉强说得过去。如果必定是真实情况而有舍不得的地方，不加以删除的话，那么记载西汉一代历史的包括志和列传在内的一百卷汉书的内容，全部列入十二帝纪中，将恐怕成为既琐碎又很杂乱、力尽疲乏毫无力量的东西了。因而班固知道结果会像这样，就设立帝纪、列传来区分，使它们历历可观，主次有区别。荀悦厌烦班固的编排不切实际，又依照左氏的
9、编年体另成一书，对汉书进行剪裁压缩，才为数三十，历代却称赞他这部新著，认为超过了汉书 。然则班、荀二体， 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故晋史有王、虞，而副 以干纪 ；宋书有徐、沈，而分为裴略 。各有其美，并行于世。异夫 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既然如此，那么班固、荀悦为代表的纪传、编年两种史书体裁，比试生命力争占上风，想废弃其中的一种流派，压根也就很困难了。后来写史书的人，超不出这两种写史书的途径，所以晋朝的国史有王隐、虞预先后写成纪传体晋书 ，却又用干宝的编年体晋纪来相配；宋书有徐爰、沈约先后写成的纪传体宋书 ，却又分化出裴子野的编年体宋略 ，它们各自是有本身的优点，在世上一起流传。看来干令升（宝）的说法就太偏激了，它只是墨守编年体一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