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怎样看标本-对初学者的一点小建议作者：杨亲二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我不在大学教书，对现在我国大学的生物系是怎么教植物分类学这门课的情况不太清楚。但从与一些研究生的谈话中了解到，这门科在大学里完全边缘化了。大学里的老师开这门课，主要是讲一些代表科、属的特征，然后是野外实习，让学生采一些植物，查检索表，将植物鉴定出来。这当然也不错。不过这样做的结果，是给学生留下了一种强烈印象，让他们以为研究植物分类学就是采一些标本来查检索表，鉴定学名，认认植物，非常好玩。就我所知，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拿一张标本去查检索表或在网站上贴一张照片让大家猜名字的方法，不是分类学家用的研究方法，是植物业余爱好
2、者所用的方法。学生考入研究所以后，很长时间都难以改变这种认识和习惯，以致不能快速地进行一个具体类群的分类学研究，不知道怎么去标本馆进行那种追根究底式的真正的分类学研究。一些初学植物分类学的研究生跟我说，在选定所要研究的分类群以后，去标本室看标本时，却不知道怎么看-不知道应该怎么看植物的哪些特征；往往看了很久，但总是不得要领，发现不了问题，因而提不起看标本的兴趣。有些学生拿着一本植物志，根据检索表去看标本，经常觉得一张标本可以定为这一种，又可以定为那一种，但又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该如何解决，有时觉得相当苦恼。我在昆明植物研究所读研究生时，吴征镒先生曾指导我在标本室看过一个月毛茛科乌头属标本
3、。我觉得吴老看标本的方法很好，利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迅速地进入一个分类群，很快抓住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做研究的兴趣。我在这里冒昧地向初学植物分类学的研究生介绍这一方法，希望能供他们参考。当然由于我悟性不高，也可能强作解人, 有将吴老的方法理解错误的地方，那么这些错误自然都是我的。我们选定一个类群后（吴老通常建议选比较有经济价值的类群，反映出吴老做研究工作时是很关心国计民生的） ，首先当然应当查阅文献，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文献要尽可能查全。分类学文献很多，又很分散，我们要特别注意查阅那些引证有标本的文献，这样的文献对我们去标本室看标本至关重要。将文献大致查全以后，我们就可
4、以去标本室看标本了（这里所指的标本馆是 PE 和 KUN 这样的大标本馆） 。我们必须将所研究的类群的标本全部摊开在桌子上，耐心细致地做一番清理功夫。首先要仔细看标本上的号牌和记录，将同号标本清理在一起，夹在同一张衬纸里。这一步骤很简单，但实际上很重要，因为这样做可以避免将同一号标本定为不同的种。我们在标本馆经常会发现一些学者将同一号标本定为不同的种，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做这种简单的清理的缘故。另外这样的清理也经常可以帮助我们将一些只有号牌而没有野外记录的标本补上野外记录-几份同号标本中常常有一份标本贴有野外记录，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多的供研究和比较的材料（如果标本上没有产地记录，其研究价值会减低很多
5、） 。做过这番清理后（我们清理标本时，要两手轻轻将标本端平，不能象翻书一样翻，因为标本很容易碎） ，我们可以再将同一产地的标本清理在一起，一边进行清理，一边也将植物进行比较。然后我们应当看文献了。将从早到晚的那些引证有标本的文献排列好，首先看第一位作者引证的标本（模式标本） ，这样就可以知道该种的模式产地，然后再看第二位作者是怎么处理这个种的，将他引证的标本清理出来（吴老将这样的标本清理出来后，还在定名签上写上“吴征镒据某人在某书刊以及页码年代” ） ，其他没有引证的标本暂时放在一边。这些引证的标本就代表了该作者对这种植物的认识。我们要特别注意将标本摊开进行仔细比较，看他引证的标本与前一作者有
6、何不同，地理分布有了什么变化。以同样的方法，将其他作者所引证的标本也全部清理出来（有些标本藏在国外，必须写信去借） 。这样清理以后，应当说我们对这个种的形态和地理分布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很容易就记住了植物的很多性状及其地理分布（有人认为研究分类学就是死记硬背，这完全是错误的，那是在大学里学习分类学时留下的错误印象；通过将大量标本与分类学文献的互相参证，根本不用背就记住植物的性状了） ， 同时也了解了不同作者对该种的处理意见是否一致，不一致的地方是什么。最后我们就可以鉴定那些没有被前人引证的标本了。因为我们这时已经知道了某一产地大致有该属的那几种植物，我们不应该有太大的困难将这些标本进行正确的归类
7、。我们会发现：1.有些种类是很容易分开的，不同的作者对其处理没有分歧。2.有些种组成一“堆” ，与另一“堆”很容易分开，但同一“堆”内的种不易区分，不同作者意见不一（在我们研究过较多的属后，会发现一个规律，即一个属的种类总可以分为不同的“堆” ，不同的“堆”之间是容易分开的，而“堆”里面再细分就比较难。这样的“堆”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是亚属、组、亚组或系，或是一个复合体） 。3.有些作者在标本的鉴定上有问题，造成植物名实不符。4.有些种类现有标本太少，需要进行野外采集。总之，种种问题就出来了。在研究过程中，只要发现了问题，兴趣自然就会有了，有时走路、吃饭都会想着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想着到处去翻找
8、标本，想着哪坐山非去爬不可。这就是做分类学研究的乐趣。如果体会到了这种乐趣，应当说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类群，关于这个类群就可以有自己的一家之言，可以与该类群的专家进行学术讨论了。在上述工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避免模式概念。在进行标本的比较时，要通过阅读文献参考前人主要利用哪些分类学性状进行种类的划分，注意分析哪些性状是可靠的（既相关又有间断的性状） ，哪些是不可靠的。进行这种研究，有大量标本并有将这些标本摊开进行比较的空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然，上述过程并不是我所说的这么简单，清理和整理标本可能需要几次反复。对一个 100 种左右的属，整理三次应当就比较熟悉了。这即使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如果他勤奋的
9、话，半年时间应当够了。另外，我们一些研究生看标本之前还应当有一些知识储备(当然也可以边干边学,慢慢积累)。首先应当有阅读外文文献的能力。现在的研究生英语都很好，但如果从事分类学研究，植物学拉丁文、德文和法文至少应该有借助字典阅读的能力，否则有些问题就难以解决，也不能很好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使研究难以深入。我在研究一些科、属的过程中，发现有些问题长期以来悬而未决，主要原因是一些作者没有仔细研究有关中国植物的德文著作（如 Handel-Mazzetti 的著作）和法文著作（如 Franchet、Finet Gagnepain 的著作） 。其次应当有一些关于采集史的知识，对一些重要采集人的采集路线
10、应当有所了解。我在研究乌头属时，发现中国植物志记载 Aconitum delavayi Franch. 和 A. episcopale Lvl.都产于云南西北部，不产于云南东北部，并记载两者的花梗都有开展的毛。我在大量标本中只能鉴定出一种来,其花梗都有开展的毛。吴征镒先生很快就帮我发现了其中的问题。Aconitum delavayi 的模式由 Delavay 采自滇西北大理，但 A. episcopale 的模式由Marie 采自一个叫“烂泥箐”的地方。吴老告诉我 Marie 主要在云南东北部采集，这个“烂泥箐”是云南东北部会泽一带一个地方.中国植物志记载 A. episcopale 反而只产
11、于云南西北部了，这要么是这两个种不能分开，要么是中国植物志中的记载属于错误鉴定，即其中记载的 A. episcopale 不是真正的 A. episcopale。吴老指示我去爱丁堡植物园借该种的模式标本。借来一看，果然发现 A. episcopale 的花梗是被稀疏卷曲毛的，从而证实中国植物志记载的 A. episcopale 确实不是真正的 A. episcopale。我从此以后感觉到了解一些采集史是很有用的。 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印有一些中国植物采集史和地名考证的材料，虽然不够全，也存在一些错误，但也可以参考。根据我的一点有限的经验，我觉得上述看标本的方法有两点最为重要, 一是首先根据文献将别
12、人引证的标本清理出来，二是将标本摊开，进行反复比较。这样做很容易发现问题所在。汤彦承先生是不赞成上述看标本的方法的（但愿我没有将汤先生的意思理解错） 。他主张研究一个类群时，先不管别人对该类群是怎么处理的，而是首先将有关标本全部摆开，分析性状的变异式样(特别注意寻找前人没有利用的性状)，然后根据性状的相关性和间断性,看该类群到底包括几个实体（taxonomic entity） ，然后再根据文献和模式标本来给这些实体命名。应当说，从理论上来讲，汤彦承先生的方法是极为正确的。我们都知道，分类应当先于命名（Classification precedes naming） ；分类学家只有将一个类群先分好
13、了“类” ，才能给这些“类”以名称（Only when taxonomists are sure they have achieved，on the basis of information available，the best possible systematic arrangement of the organisms they have established，do they begin to ascertain the correct names for the taxa they have established） 。但在实际操作时, 尤其对一个初学分类学的研究生来说, 如果所研究
14、的类群种类较多, 用这种方法去看标本会使人一时摸不着门路,难以快速地发现进入一个分类群并发现其中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不如首先利用本文介绍的方法，先尽快地熟悉一个类群，将其种类分为几“堆” ，然后在每一堆里面再按汤先生所主张的方法来研究。我发现，只要标本丰富，又能全部摆开进行仔细研究，两种方法实际上是可以殊途同归的，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有些理论总是让人感到矛盾，因为“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 。汤彦承先生的方法既可爱又可信，但我总觉得有时不好操作，而且完全不管前人的结果也是不好的，我们应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水平有限，只能说上面这些平常的话，请多指正。吴征镒先生培养了不少博士生，都是会做传统分类
15、的。我对吴老研究方法的理解是否与师兄弟们相同，我还没有与他们印证过，所以我不敢肯定我学习到的标本室研究方法是不是吴老的真传。在吴门弟子中，由于性格的原因，我可能是事师最为不勤的一位，因此失去了很多宝贵的学习机会。吴老主张在分类学研究中要将文献、标本室研究、野外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他也认为植物园栽培工作对分类学研究很重要，但这在我们国家结合得不太好，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觉得，野外工作和植物园栽培工作实际上是对标本室研究的补充，总之都是对植物本身进行研究。我们现在太需要这种整天对植物本身进行研究、能对一个类群如数家珍的 practicing taxonomist 了。我最近在看大风子科的标本，发现
16、即使象山羊角树属Carriera 这么一个只发表过两个种（C. calycina 和 C. dunniana）的小属，也还没有研究清楚贵州植物志说前者的果实小，后者的果实大， 云南植物志的说法正好相反，前者的果实大，后者的果实小， 中国植物志不提果实的区别了，指出它们的区别在叶上面的脉是否凹陷和小苞片的形状以及是否被毛上。我仔细清理了标本，发现中国植物志上提到的区别特征在标本上根本看不出来。PE 可靠的 C. calycina 很多，而不能找出一份可靠的 C. dunniana。有一份采自广东乳源县一个村子后面的标本曾被陈焕镛先生发表为 C. calycina，后来广东植物志中又认为是 C. dunniana。这份标本只有幼果。仔细比较起来，这份标本倒更象也采于这个村子后面的山拐枣Poliothyrsis sinensis。Poliothyrsis 是与 Carriera 极为近缘的一个单种属。看起来，要清楚地认识山羊角树属，还得花一番工夫。我们国家的植物中，这样的例子还不少，需要我们扎扎实实去工作。我辈老矣， “重整河山待后生” ，但愿我们的研究生能迅速成长起来。- 自仙湖 （深圳仙湖植物园）2006 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