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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朱嘉明: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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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嘉明: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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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朱嘉明: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上) 2013-03-20 10:30:43| 分类: 时代观察 | 标签:时代观察 |字号 订阅编者按: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在2013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敢于啃硬骨头。但改革攻坚的前提是对中国国情有基本和清醒的认识。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将陆续刊出维也纳大学朱嘉明新书中国改革的歧路中第三篇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的内容。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中国国情是什么?“超大”无疑是最显著的特征,十几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然而,除了“超大”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变动” ,经济发展阶段更迭、制度解构和重建、社会转型,等等。而造成“变动

    2、”的因素,从历史到现实,从国际到国内,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利益,相当复杂。其中,发生过影响的各种主义就不下十种。所以,30余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各种因素的“杂合化”过程。中国当然早已经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更不是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混合经济” 。无论“资本主义” ,或者“社会主义” ,甚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不可能概括中国的基本特征。中国是什么,竟然成为问题,以至很难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给以清晰的定义。古今中外,都没有观察中国的现成参照系。关于中国的判断,此时此刻似乎是正确的,到了彼时彼刻就会错了。所以,分析中国,仅仅避免“盲人摸象”式的片面性是非常

    3、不够的。因为,连中国是不是一头真的“象”本身都是问题。当你事先假定中国是“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犯了“先验主义”的错误。退一步,即使中国曾经是“象” ,因为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不断处于变异和演进之中,此“象”也已非彼“象” 。总之,中国是一个处于持续“变动”之中的庞然大物。认知中国新国情,需要具有全面和动态的双重意识。笔者选择和讨论的八个问题,所要揭示的是,任何一个描述中国的概念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重新解读。第一个“关键问题”“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只要面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极端主张:一极是肯定政府干预,甚至主张由政府来控制市场和

    4、管理市场,以求产生超越自由市场的效率;另一极则倾向“市场经济万能” ,反对政府参与和干预市场活动,认为市场可以通过公平竞争,避免资源配置扭曲、寻租机会、权钱交易。上述两种看似极端不同的主张,都隐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于中国。其实,这是最大的“幻觉” 。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是有标准的。如果以世界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可以从“国家”或者“宏观” ,以及“企业”或者“微观”两大类标准,衡量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这些标准至少包括:产权的清晰程度;对私人财产权保护程度;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程度,决定价格、成本、投资程度,决定汇率变化程度等等,或者反过来说政府干预和控制市场经济

    5、运行的程度;劳资双方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企业会计制度达到国际规范的程度;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企业向国外转移利润或资本,以及决定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自由程度;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程度,垄断行为是否得以控制,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的完善程度,等等。上述标准中,市场决定价格、自由贸易和货币的可兑换最为关键。如果以这些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并没有形成市场经济。最多是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外壳,并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质。所以,诸如“市场失灵”和“市场失败”的问题,无从谈起。在中国过去30余年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第一阶段是 1980 年代,计划经济解体,政府作用下降,市场经济开始;第

    6、二阶段是 1990 年代,政府作用全面反弹,发育不久的市场经济遭到压制。在这个阶段中,既有对 1980 年代改革的“路径依赖” ,也有对 1980 年代改革的背离。第三阶段是在 2000 年之后,政府彻底控制市场,市场沦为政府工具,不仅远离了市场经济,跳跃过自由竞争阶段,直接走向了国家垄断经济。其间,只有 1980 年代,曾经有过市场经济发育和成长的机会。那么,为什么政府在和市场的博弈中成为了赢家,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却没能使之建立市场经济呢?以下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政府具有天然优势,主导“市场经济”的创建。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企望通过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废弃计划经济。

    7、但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传统在 1950 年代被彻底摧毁和连根拔掉,重建市场经济需要政府主导。也就是说,新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然发育出来,而是要依靠政府培育和扶植。这是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初始“悖论” 。问题是,政府原本是计划经济的核心,掌控着几乎全部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空间。而且,并不存在任何对拥有绝对经济权利的政府的制衡力量。所以,依赖这样的政府重建市场经济,划清政府和市场边界,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完成行政资源转换为市场资源,从头至尾都是和政府的原有利益和意志相矛盾的。对于政府来说,市场不应该成为削弱政府作用的新经济形态,而是政府的“新领地” 。当然,政府的意志是通过决策集团的意志和政策取向表现出来

    8、的。在 1990 年代中期,决策层受计划经济传统影响,加上吸取东亚市场受政府管制的经验,在强化市场、民营经济和地方权力,还是强化国家管理市场、国家垄断和中央集权的关键问题上,选择了后者,最终导致了计划经济的回潮,不是扶植而是抑制市场经济制度。结果是政府自身利益不但没有削弱,而是更加扩大。政府功能、政府机构、政府雇员、政府经费全方位增长,政府系统高度官僚化。政府所使用的法律、行政、技术手段增多,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显著上升。第二,政府改造和利用了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工具。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方式。具体地说,在各类市场上特定的并起独特作用的市场机制包括: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机制、外汇市场上的汇率

    9、机制、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机制,等等。在中国,是政府的官僚系统决定货币供给量、利息率水准和汇率波动,没有市场机制的任何空间。例如,利息市场化喊了二十年,至今看不到它实现的可能性。此外,货币化应该是中国重建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但是,货币化很快被政府所利用。政府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垄断,长期实行宽松和放任的货币政策;成为铸币税的唯一享有者,而且通过货币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形成隐蔽“税收” 。还有,所谓的债券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甚至衍生工具,无一可以摆脱政府的监控和操纵。金融经济部门形成之日,就是政府获取新经济板块之时。政府的货币权力不断扩大,成为货币化的最大收益者和金融资源的最大经营者。第三,政府

    10、异化为经济实体。政府不仅是国家对土地、矿产资源、国有企业和资本所有权的直接代理者,不仅拥有税收资源和对金融资本的操控力,成为中国财富扩张运动的发动者受和益者,而且集储蓄、投资和消费主体为一身,成为实在的经济实体。以土地资源为例,自 1990 年之后席卷全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化” ,还有以城市化名义对城市居民的“拆迁”和农民土地的“征用” ,其实就是政府主导之下的土地资本化。土地70年使用权的收益变成土地出让金,政府一次性收取和一次性花掉,成为国有土地价值升高的最大受益者。政府财政能力的扩张速度,持续超过国民所得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的经济行为,从动用社会保障基金到投资基础设施等

    11、“公共品” ,对国民经济影响至深。如果说,中国存在一个市场,那么政府就是左右这个市场供求关系背后的最大变数。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特别是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政府通过对危机性质和严重程度的误导,降低民众对市场制度的信心,增加对政府的依赖,加速国有企业对金融、能源、通讯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垄断进程。历史告诉我们,计划经济制度的衰败和瓦解,并不能推导出市场经济必然取而代之的结论。1990 年代以后,政治改革停止,1980年代一度显现的市场经济雏形,很快遭遇扼杀。没有约束的政府,凭藉在计划经济时期对经济的“自然垄断”地位,包揽“市场经济”的设计和建造,怎么可能产生出独立于政府的自由市场呢

    12、?经过政府之手建立的所谓市场,天生地不具备排除政府干扰公平竞争的本能,不过是政府的一种工具,甚至是政府的婢女。所以,政府也就无需扮演市场经济的“守夜人”角色,为经济活动提供法治、秩序、保护等,而是按照自身的利益影响和改变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政府不是防止、抑制和打击垄断,而是推动和加剧垄断,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中介” ;对于国民所得的分配,不是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保障社会公平,而是挤占民间和个人财富,加剧贫富悬殊。在股票市场开放之时,人们曾经对其抱有极大希望,以为是走向市场经济的里程碑。然而,2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在政府操纵下,通过国有企业上市劫取民间资本的场所。简言之,政府以

    13、市场的名义,不断重复着各种反市场的行为,将市场异化为实现扩大经济权利的手段,政府权力已经超过计划经济时代,至今看不到衰减的趋势。第二个“关键问题”“关于垄断国有企业”1949 年之后,伴随私有制被消灭,中国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企业形式。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是国有企业。1970 年代末初始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政企分离” ,扩大企业自主权,推动企业加入市场竞争。与此同时,各类中小型民营企业得到政府的扶植,经历了短暂的“黄金”时期。但是,1990 年代以后,中国再次回归对国有经济的依赖和培育,市场基本中止了正常发育和成长,加之政府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以及国有企业强化对资本、原材料、能源

    14、以及市场的垄断,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全面进入被限制、被压抑和日益萎缩的状态,成为了国有企业的附庸。至 2000 年前后,垄断的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垄断,导致了中国企业结构进入严重的单一化和畸形化状态。不论是企业组织,还是企业行为,都以国有企业为标准,以极少数中央企业为马首是瞻,地方政府所属企业跟进。严格地说,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国进民退” ,因为根本没有过“民进国退” 。以下是国有企业的若干基本特征:第一,国有企业的行业和部门垄断。以中央企业为主,完成了对重要行业的垄断经营。包括公共供水、能源、金融业、保险业、石油业、矿业、能源、通信、航空、铁路、公路。其间,企业数量减少,但是,其平均规模、市场

    15、地位和垄断能力急遽增强。中央企业是国有企业的核心,而能源和通信业的中央企业,又构成了中央企业的核心。例如,在成品油市场,虽然零售商很多,但是,中石油和中石化这两家大型国企控制了产业链;电信市场,产业链较长、市场主体很大,但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公司几乎瓜分了全部基础电信服务市场;国家电网公司改变原本“厂网分离,主辅分离,输配分离”的反垄断政策,实现了对电力工业的彻底垄断。因为实现了行业和部门的垄断,为实现有效控制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主要产品市场的份额,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以行业垄断为基础,通过联合的管理控制,联合的股权控制,各个行业的“龙头老大”之间构建垄断联盟,通

    16、过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控制定价权,比较常见的具有串谋定价性质的是大型国企的固定价,共用垄断利润收益。例如,中石油和中石化凭借政策优惠和石油开采炼制权垄断,长期操纵价格。国有企业之所以长期维持超额利润,除了可以实行垄断价格之外,还可以寻求减低税负,减少分红比例等特权,降低成本。不仅如此,国有企业凭借垄断资本优势,建立无孔不入的垄断资本网络,正在进入一切有较大利润空间的行业,房地产业、文化产业、农业、零售业、旅游业和餐饮业,有的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开始大规模投资养猪业。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方面,私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被排斥出越来越多的行业,其生存空间日益狭小,另一方面,更多产业部门的进入门槛成本迅速

    17、提高,只有垄断国有企业具有相应的资本实力。第二,政府和国有大型企业的“结盟”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扶植,可谓不遗余力,将公共财政资源转移到国有企业;给与税收的超国民待遇,使其少交或不交资源租金;进出口免税、管制推迟和豁免,限制国外竞争;实行“金融压迫”政策;通过银行拥有大量存款,以及金融当局拥有制定存贷利率和选择贷款目标等权力,提供低于市场水准的优惠贷款和成本低廉的融资服务;给亏损企业注资和补偿;排斥或限制民营资本和其他竞争者,保护国有企业高额利润。特别是,在国家的支持下,大型国有公司正在大面积地演变成跨国公司,享受资本主义大公司和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的双重好处,其财力之膨胀,如同宇宙大爆炸那样不

    18、可遏止。伴随政府对经济资源控制规模和国有企业财富的扩张,政府和国有企业成为联盟,共同创造、维护和分享财富的结构。国有企业领导同时具有行政级别,可以按级别与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互调。政府和国有企业精英互为代理人,保证政府行政权力和大公司经营权一体化,形成利益相互输送的稳定机制。第三,全民丧失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按照法理,一切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人民委托国家行使其所有权。国有企业所得属于国民,国家可以用于再投资,也可以用于全民的基本福利。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由于没有民主制度的制衡和监督,加之资讯严重不对称,官僚和国有企业高管不仅获得了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而且利用多种手段将本来属于全民的权益转归自

    19、己,成为事实上的所有者。全民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不过是一种名义,是一种虚幻。国民被排除出参与分享国有企业所获得的丰厚红利。长期以来,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由于管理制度不完善,创新能力不足,监管缺位或不到位,如果以净资产收益率、人均利润水准、劳动生产率和资产周转率等指标加以衡量,其经济效益普遍低于民营企业。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国有企业享有垄断超额利润,以及对垄断超额利润的不合理分配。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个人收入和福利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准,成为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的突出表现。例如,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垄断行业的员工人数不足全国职工人数的10%,其所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 50%以上,或者说

    20、,这几个垄断行业的平均工资和福利数倍于其他行业。国有企业领导除了天价年薪还有支配大量资源的权利。中国的垄断国有企业现象,不仅让人们看到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经济特权传统,还让人们联想到美国建国初期那种政府和公司的紧密关系,在重商主义影响下,从公司创立目的、公司运营到公司资本构成,都需要和政府权力相结合,需要体现政府意愿,甚至不乏官商“混合企业” 。特别是,随着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接轨,中国的垄断国有企业嵌入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 corporation的“独立法人”和“自然人”等新特性。所以,垄断国有企业包括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基因,现代资本主义公司特性,以及国家赋予的垄断特权,正在异化为“超级”

    21、力量,不仅成为权贵用以转移或者攫取国民财富的工具,还是阻止市场经济发育,破坏市场规则和市场的自由组织机制,以及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政府企业化和企业政府化已经成势。如果没有深入的政治改革,垄断国有企业作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会进一步渗透、侵入和影响到国家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参与制定“游戏规则” ,政府系统会继续堕落,国家会走上逐渐被国有大型企业控制之路。第三个“关键问题”“关于地方政府公司化”从1950 年代至1970 年代末期,虽然中国多次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但是,因为计划经济和中央集权的互补性,中央集权构架大体稳固。在1980 年代,开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人民公社制度

    22、解体,乡镇企业兴起,国有企业下放,试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方政府的经济资源得到显著扩大。在 1980 年代末期,伴随中央控制经济资源的减少,中央集权弱化,地方权力增强,一种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模式开始形成。但是,自1990 年代开始,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模式被否定,集权模式被重新确立。发生这样的转变,既有1989 年天安门事件的影响,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包括来自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冲击。如果说,1989 年重申“党管干部”是再建中央集权的重要政治举措,那么,1994 年的“税制改革”是再建中央集权过程中重要的经济举措。但是,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在重建中央集权权威的同时,地方权力不但没有遭到真正抑

    23、制,而是以更大的能量崛起。毫无疑义,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是地方权力崛起的关键。第一,地方政府公司化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1994 年,中央政府实施“分税制” ,替代“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根据“分税制” ,税收被分成中央税(国税) 、地方税(地税)以及共用税三大类。地方税种大都属于比较贫瘠和征收困难的。所以,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政府立竿见影地占有了全国大部分收入。中央财政收入跃升,而地方财政普遍紧张,对中央财政依存度增加。中央政府很快意识到,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维持地方政治稳定,都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是,进入中央口袋的钱已经出不来了,只能容忍地方政府另辟财源,创立创收新模式。于是

    24、,中央政府被迫对地方政府让步 : 其一,容忍地方政府在维持传统功能的同时,兼有“发展型政府”和“掠夺型政府”的双重功能。其二,容忍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控股的公司或者关系公司参与所辖地域的经济活动,并且参与经济活动成果的分配。换句话说,地方政府经济利益的实现是通过公司行为实现的。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自然不可避免。第二,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运作方式。地方政府公司化,意味着公共政策和服务不再是政府行为的唯一目标,GDP 成为政府行为的目标。而 GDP 的增长,则是考核政府官员政绩、决定其升迁的关键指标。完成 GDP 增长的主体是公司。于是,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也就直接转化成为所控制公

    25、司的产值、营业额、销售额等指标。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与其所控制公司的利润目标重合。在追求增长和利润的动力下,政府以“为企业办实事”为名,不择手段、不计成本地支持它认为有利可图,又能增加“政绩”的企业,甚至直接主导相关企业的经营活动,包括与投资者洽谈项目,承诺各种优惠政策,提供财政担保、土地抵押,影响银行贷款,参与公共项目投资等等。地方政府公司化的资本来源主要有四个:税收、卖地、国有企业利润分红和地方借款。其中,土地收入资本来源是大头。举债则是另一个资本来源。例如, “城投债”就是解决地方政府项目资金缺口的一种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所控制的公司利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财政

    26、收入因为企业利润增长而“水涨船高” ,财政收入增加,则可以补贴关系企业。地方政府和所在区域企业结盟,互惠互利。一方面,政府屈从于大企业(集团)的资本利益,提供源源不断的各种资源支持,从给钱到给政策;另一方面,做大的企业则给地方带来名声和税收。其中,也不乏民营企业家在政府支持下扶摇直上,成为有影响力的企业家领袖,或是进入人大、政协。第三,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与科层化。地方政府,包括从省到地级市,到县级市,县,再到乡镇一级政府、街道一级政府或者政府派出机构。中国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省会及经济发达的非省会城市几十个,被归为五级市场的县级市有数百个。一般说来, “上行下效” ,地方政府的

    27、公司化和科层化是不可分割的,即使基层政府,也需要独立的经济利益,也有自己相关的公司。所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直接投资和控股的各类公司数目,成千上万,所涉及的经济利益庞大。2009 年县级经济总量已经占全国的 56.31,地方财政收入超过了 1/4。毫无疑义,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必然导致垄断的科层化,不了解这一点,就不会明白何以在中国的县一级,甚至乡镇和村一级,都会产生拥有巨额财富的家族和个人。第四,地方政府公司化与经济联邦制格局。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始终拒绝联邦制。虽然地方官员拥有很大资源支配权,法律上也有地方自治的规定,但是,地方自治程度普遍低下,地方政府仍然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政治上维持

    28、集权结构。近二十年来,这样的情况正悄悄地发生改变。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实际权力的扩大,地方利益独立化,而且已经尾大不掉。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实际权威,呈现衰微趋势。地方政府、地方国有企业、地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结成一体,加速各地形成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利益结构,其直接后果便是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事实上开启了经济联邦制进程。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为例,民间融资支援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最终导致供给过剩,大量开发商破产,众多民众血本无归。在这个过程中,看不到内蒙区政府对鄂尔多斯市的监管权威。这也间接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内蒙古自治区并没有约束力。在经济联邦制进程中,地区之间的竞争主体与其

    29、说是地方性企业,不如说是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这种形式的竞争,很可能导致地方市场割据,不是充分竞争,而是垄断竞争。应该说,中国经济连续二十多年高增长,与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以及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分不开的。但是,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甚至直接公司化,成为具有无限管理职能和利益诉求的经济主体,以 GDP 增长作为政府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追求 GDP 背后的经济利益,导致政府迷失公共价值目标,本应承担的公共职能严重缺位,公共产品和服务匮乏,社会保障制度滞后。不仅如此,一旦政府进入公司化的轨道,在权力的驾驭下,无视市场经济秩序,破坏游戏规则,为官商的权力和金钱交换提供制度性条

    30、件。特别是,地方政府各级党组织的“一把手”就具有了“董事长”身份,政府的“一把手”也具有了“总经理”身份,这种事实上的双重身份,加速了腐败向各级政府及其各个职能部门的蔓延。人们对于因为地方政府公司化所付出的历史代价,至今还没有予以充分估计。放任地方政府公司化继续下去,无疑会彻底腐蚀现存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但是,如若停止,地方政府回归其履行一般公共职能的角色而不是发展地区经济和维护政治稳定,那将意味着地方政府和官僚体系的独立利益被彻底否定,也意味着改变地方政府参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动摇现存的政治统治架构。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是个两难的选择。第四个“关键问题”“关于既得利益集团”在现代民主社会,几乎

    31、每一个人都归属于某一个或几个利益集团,也就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群归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不过是各种利益集团的一种特殊形态。在中国,各种利益集团尚在发育和形成之中,只有既得利益集团捷足先登。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于1990 年代,获得长足发展则是过去10年间的事。虽然,既得利益集团的历史不过20 年,其人数在整个人口中比例很低,却足以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及历史走向。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并注入了西方国家既得利益集团的某些特性,具有如下特色:第一,既得利益集团是由特权阶层转换而来。早在毛泽东生前,中国社会已经存在一个特权阶层。这个阶层的主体是新政权的“高级干部”及

    32、其家庭成员,还有依附于新政权的知识分子。这个特权阶层的基础是政治权力,并凭借政治权力,获得在经济、消费品、资讯、教育等方面民众所没有的资源。例如,阅读参考消息和“内部读物” ,拥有电话和小轿车,享受“特供” ,都属于特权。用今天的眼光看,如此特权似乎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比较当时民众贫乏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那就是天壤之别。文化大革命动摇和冲击了这个特权阶层。但是,自 1990 年代开始,伴随国家极权主义复辟,威权政治兴起,国家资本主义起步,原本被胡耀邦和赵紫阳时代所抑制的特权阶层再次得以凝聚,并以政治权力为中心,向经济领域扩展,参与和从事各种商业活动,改变了存在形态,使得原本简单和单薄的政治特权转

    33、化为相对复杂和雄厚的利益集团。第二,既得利益集团的高度家族化。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家族化最初表现为“太子党”现象。1989 年之后,共产党元老在平衡家族利益和默认“太子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问题上形成共识,大体奠定了家族化的既得利益集团格局。2000 年前后,以政权新贵为背景的“新太子党”全面崛起,并派生出“官二代”和“富二代”现象。在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中,不乏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但是,他们基本被同化。另外,家族化的既得利益集团,通过联姻,逐渐形成了新型“门阀制度” 。在社会上,再次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现象。值得提及的是,在这种新型的“门阀制度”中,还混合了所谓西方贵族文化、礼仪,甚至等级

    34、元素。为此,他们的后代,对欧美的所谓贵族式教育趋之若鹜。在 21 世纪的中国,这种和血统紧密联系的、以家族化为基础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拥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特权的同时,还拥有在社会财富资源配置中的优先位置,无视法律,破坏社会基本的公平规则,阻碍其他社会精英,特别是“底层知识青年”的上升通道,让人们相信和崇拜权力,羡慕金钱和家庭背景,动摇支撑一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理念。几年前的那个“我爸是李刚”的故事,就是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基层的一种畸形和变态的显现。第三,既得利益集团的扩张基于权力和资本的持续交换。一方面,政治权力具有强烈的资本化冲动,一切资本需要得到权力的保护。通过商业操作和权力运作的结合,实现最

    35、少投入和最大产出,权力最终转化为财富。另一方面,资本也有权力化的冲动。通过金钱改变权力结构,影响甚至驾驭决策,控制行政资源配置,可以获得超常的高额回报。通过权力和资本持续不断地交换,既得利益集团的能量得到积聚。如何划分既得利益集团的类型,有不同的方法。最有影响的分类是将既得利益集团分解为政府官僚利益集团、部门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利益集团和地方利益集团。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这四种既得利益集团是互相交叉的。需要强调的是,权力和资本比较,权力更为重要。在中国权力至上和官本位的国情之下,支撑既得利益集团的基础始终是政治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既得利益集团抵制和反抗任何改变现存政治体制的改革。第四,既得利益集团的

    36、板块化、体系化、国际化和多面化。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板块化,主要指既得利益集团的产业和地区板块。既得利益集团的板块几乎涉及一切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部门。即使是文化、教育、医疗和法律系统也不可幸免。例如, “石油帮”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中的“石油板块” ;“上海帮”属于既得利益集团的“上海板块” 。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体系化,是指既得利益集团的纵向分布,从中央到基层。乌坎村事件的对抗双方,一方是村民,另一方则是村和乡镇一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国际化,是指既得利益集团与跨国公司和海外资本紧密合作。西方国家各种机构参与其中,从大型公司、投资银行、全球性基金到名牌大学,其地理跨度从东京、莫斯科到

    37、伦敦、纽约。所谓既得利益集团的多面化,则是指既得利益集团大都有合法的外壳,例如,公司、基金,甚至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庙宇和 NGO,都可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载体或者平台。还有,既得利益集团与“黑社会”的联系,参与肮脏不堪的交易。第五,既得利益集团左右政府政策,却不受制衡。在民主体制下,既得利益集团要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获得某些经济和政治利益分配,需要通过各种“院外活动” ,以求影响政府官员的相关决策。但是,因为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制衡,政府依民主程序而更迭,以及媒体和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长期操纵政府运作,一手遮天。但是,在中国,既得利益集团之间互通有无,

    38、诉求基本一致,彼此之间不需要竞争,不存在制衡。此外,因为没有民主制度,既得利益集团可以和政府建立稳定的利益关系,政府不仅难以成为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反而成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者,甚至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具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垄断能力,根本不需要支付“院外活动”和“游说”成本,政府部门就会做出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决策。既得利益集团还可以从政府的公共政策,诸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区域政策,甚至扶贫政策中获得新的利益,直接参与和享用公共产品的分配。更严重的是,即使既得利益集团侵害了公众利益,例如毒奶粉事件,也可以被网开一面。薄熙来事件所折射的是既得利益集团如何实现了政治权力、

    39、司法权力和经济利益的紧密结合,以及国内和国际权势网络的紧密结合。毫无疑义,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过去20年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如今,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显现出三个趋势:其一,既得利益集团和垄断国有企业融合。垄断国有企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重要的安身之所,从而强化了既得利益集团和垄断国有企业对某些产品、行业和区域的市场控制,增加超额垄断利润。在中国,没有垄断的既得利益和没有既得利益的垄断是不可想像的。其二,既得利益集团向媒体渗透和延伸,主导舆论,完成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转变。其三,既得利益集团对司法系统的影响全面增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国家利益不断被分解,中国的政

    40、治和经济利益格局不断被重组。所以,今天的既得利益体集团,已经不是一个“集团”二字所能容纳,而是拥有共同意识、共同利益、共同生活方式的新的社会阶层,甚至说,是一个新的“阶级”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既得利益阶层,蔑视法律体系,破坏市场规则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机制,压缩中产阶级生长空间,加剧贫富差别,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中国要进步,不仅要正视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而且必须打破其存在的格局。第五个“关键问题”“关于经济增长”过去20年,中国处于一个特殊的经济增长时期,在政府、国有金融机构和垄断国有企业共同组成的“增长联盟”主导下,实行了一种接近“大推进”理论的增长模式。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下,曾经盛行于西

    41、方发达国家的“福特生产方式”在中国得以空前的放大,使之成为了“世界工厂” 。但是,2012 年,几乎所有宏观经济指标显现和预示着经济增长速度发生下落。对于这样的经济现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种判断是,2012 年的经济下落是暂时的,只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找到新的增长点,仍旧可以重新回到高增长的轨道。另一种判断是,2012 年是历史性拐点,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中、低速增长时期。后一种判断更接近事实。从中长期看,至少有如下五个约束条件发生作用,使中国的高增长被中速甚至中低速所替代。第一,经济增长阶段。在当代世界,分析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格局和速度,都需要确认其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一般来说,因为彼

    42、此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新兴市场国家。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 1960 年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对于分析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依然很有帮助。根据罗斯托的理论,中国目前显然完成了起飞阶段,处于向 “技术成熟”和“大众消费”阶段的过渡时期。不论是依据统计资料还是经验观察,1980 年代是中国经济起飞的准备阶段,从 1990 年代初至 2010 年前后则是中国经济的起飞阶段。在起飞阶段,经济增长需要加速度,一般国家如此,对中国这样的巨型经济体尤其如此。但是,一旦中国开始进入向“技术成熟”和“大众消费”阶段的过渡时期,经济增长的放

    43、慢就是不可避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成熟”的前提是知识经济。建立知识经济需要资本和人力资源对教育和科学技术大规模地、长期地投入,还需要教育、科研和企业制度的配套改革,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刚刚起步。而实现“大众消费” ,需要整个社会将注意力从供给转到需求,从生产转到消费,将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服务领域。现阶段的中国,告别贫困不久,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贫富差别严重,中产阶级成长缓慢,区域发展不平衡,民众消费能力不足。中国还面临着要对传统农业和工业补课的问题。例如,在农业领域,如何避免粮食大规模减产和发生粮食危机;在工业领域,如何在发展资本和科学技术部门的同时,避免劳动密

    44、集型产业过早或过快地衰落,以维持就业水准。特别是,不论进入“技术成熟” ,还是“大众消费”阶段,都需要进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变革。所有这些问题表明,中国要全面进入大众消费阶段,还需要相当的时间,要建成一个福利社会,是一个更为遥远的目标。目前有种看法认为,以高档耐用消费品普及化、住宅建设热潮和闲暇消费兴起作为标志,经济正在从过分依赖投资驱动转型到倚重消费拉动,所以中国已经步入“大众消费”阶段。这种看法的根据没有普遍意义,与实际差距甚远,并不代表中国的整体状况。总之,与“经济起飞”阶段相比较,向“技术成熟”和“大众消费”阶段的过渡,需要更长的时间,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减速。第二,经济周

    45、期。任何经济体都受制于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没有超越经济周期规律。那时的经济周期一般为期五年左右。影响周期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经济与五年计划相关的工业投资和政治运动。进入经济改革开放时期,计划经济时代的周期规律被打破,经济周期明显的模糊化,呈现紊乱、滞后和延迟等特征。中国经济学家在解释这个时期的经济周期现象时陷入了困境。有一种解释是以 197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末的 GDP 增长率为主要根据,提出这个时期经历了四轮完整的波动期(1977-1981,1982-1986,1987-1990,1991-1999) ,经济周期特点分别是:增势平稳, “增长型”占主导,没有发生经济负

    46、增长;波峰和波谷的落差缩小在“高位型”向“中位型”变动之间;周期波动系数显著下降;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提高。在此基础上,他们将中国经济周期概括为“高谷底、低峰值、长平台” 。这样的周期分析,显然背弃了经济周期终究与繁荣和萧条相联系的根本特征,换句话说,没有了繁荣和萧条,哪还有周期可言?为了自圆其说,有学者创造了一种“反周期”理论,即政府通过实施行政干预和宏观调控政策改变了周期。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周期的内在机制和规律,是可以通过政府的“反周期”政策和实践加以改变。按照这种“反周期”理论的逻辑,中国经济可以彻底摆脱经济萧条的阴影,持续处于高增长和繁荣状态。这无疑是不足为信的理论。中国在过去30余年

    47、,因为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和干扰了其经济体内部的经济周期机制,但是,并没有可能消除经济周期的规律。进入2012 年,由于经济增长放慢,经济周期“水落石出” ,原本遭到掩盖和干扰的那些造成经济周期的因素开始全面显现。这些因素包括创新因素、政治性周期因素,以及货币化、投资周期、消费周期和社会预期心理,等等。不仅如此,长期处于压抑状态的长、中、短三种周期的迹象开始同时呈现,形成制衡经济增长的大环境。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创新长波因素的作用。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每个周期取决于新技术、新产品和新领域等创新活动的勃兴和衰落。中国不得不告别以往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过渡到以“

    48、创新”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意味着,创新等影响长波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的经济周期步入尾声,过去的产业结构均衡开始被解构,经济制度有待全面调整。繁荣需要创新,创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垄断。但是,中国的现实却是高度垄断的经济制度,畸形的资本和技术市场,抑制竞争和企业家成长,不利于创新。中国只有两种选择:或者制度变革,推动创新;或者继续压制创新的体制。但是,不论是哪一种选择,经济增长成本都会提高,增长速度放慢不可避免。第三,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首先发生在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之间,主要是货币金融经济失衡。货币金融经济市场化滞后。其次是工业内部结构问题,虽然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

    49、相对下降,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出现增长,但是,工业结构总体水准仍处于较低层次,技术密集型产业仍未发挥主导作用。简言之,就是高加工度化和技术集约化部门落后。例如,资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航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开发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创新结构尚未全面形成。再次,产业结构还是一个动态概念。近年来,加工工业的数码化,引发了新的工业革命。3D 印刷机正在实现资讯革命、网络革命和加工工业的融合,是这场革命的重要标志。其意义远远超过 18 世纪英国主导的纺织, 20 世纪初以福特工业生产线和企业管理代表的工业革命,颠覆了人们的工业生产概念。工业化由此从 2.0 版跳跃到 3.0 版。所以,中国至今所完成的不过是传统意义的工业化。要实现 3.0 版的工业化,必须改造工业结构,为此,需要时间、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投入。第四,人口年龄结构。在当代世界,人口的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不可置疑的相关联系。这是因为不同年龄组的人的经济行为,如生产、储蓄、消费、投资行为等,存在着“异质性” ,且通过一系列中介变数最终影响经济增长方式。一个年轻人口比重大的社会,劳动力抚养负担较小,劳动力供给充足,容易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所谓“人口红利” 。中国过去30年,大体是工作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劳动力充裕和价格相对低廉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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