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近代转型意义兼及“新文体”散文的传统渊源宁俊红 王丽萍内容提要 梁启超 “新文体” 散文的创作和观念在近代散文的发展转型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其转型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设定了与古代散文截然不同的读者群体，从而改变了在古代散文创作中具有强烈参照作用的读者“期待视野”，由此触发了散文文学活动的整体 变革；第二，创作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品格的确立；第三，清晰地体现出了从各体文章的写作向现代文学散文创作的渐变轨迹。关键词 “新文体” 散文 近代转型在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中，散文的发展变革在内容与方式上都是很独特的，甚至在很多方面更能体现出近代文学转型的独特轨迹。不过，目前这一方面
2、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不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在近代众多开风气的散文作家中，梁启超有较深厚的国学根底，又明确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且对自己创作的散文号称“新文体” ，有着对散文创作有意识、自觉的变革，所以研究其散文创作的近代转型是有代表性的。梁启超不仅称自己的散文是“新文体” ，还明确指出了“新文体”散文的特点，当前学者们对梁启超“新文体”的探讨也多是依据他本人的总结展开的，但是仍然没有真正深入地指出其在近代的转型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在辨析“新文体”特点的基础上，尝试在中国散文发展的链条上探讨其近代转型意义。一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首次提出了“文界革命”的说法：德富氏为日本三
3、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从作品中看， “以欧西文思入文”也应该是梁启超“新文体”的主要特点之一。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这样评价自己的“新文体”：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 辈则痛恨， 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 别有一种魔力焉。学者们通常都从这段话出发，肯定梁启超“新文体”的变革性的特征。不过从梁启超数量众多的论说散文的角度看， “以欧西文思入文”
4、、 “平易畅达” 、 “条理明晰” 、 “笔锋常带情感”等方面，恰恰更多地反映了他对古代散文传统的继承。(一)“以欧西文思入文”与“义理、词章、经济、考据”梁启超的文章中引入了很多西方的词汇、表达方式，以此来更好地表达他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革的见解。梁启超也称“夙不喜桐城派古文” ，但他与桐城派古文在引入西方思想方面的趋向是一致的。桐城派方苞提出“义法”说，到曾国藩时进一步予以丰富，提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 ，“此四者缺一不可”(求缺斋日记类钞)，非常重视散文创作要关注现实。曾门弟子黎庶昌、薛福成都有游欧的经历，其论说、游记散文中也有很多新思想和新奇的事物；
5、曾门弟子中，吴汝纶的散文成就最为突出，他在理论上极为肯定西方思想、观念等的引入，尤其对严复译介天演论等，他十分赞赏：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 (天演论序)吴汝纶说天演论中的思想“于国论有助” ，这与梁启超“以欧西文思入文”而论国家政治异曲同工，在本质上都是对中国古代散文关注社会现实这一传统的继承。(二)“平易畅达”与宋代文风宋代以来常以“平易畅达”概括欧阳修的散文创作与主张。欧阳修通过反对唐代以来的艰涩文风以及宋初石介等所倡行的怪诞文风，把散文创作引向了平易畅达，对后来散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
6、影响。梁启超的散文创作是为了启蒙民众，所以主张言文一致，语言通俗易懂，从而也形成了平易畅达的文风。二者在“平易畅达”的内涵上稍有不同，但在主张语言应该自然流畅地表达思想而不是束缚思想的趋向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古人在创作中摸索出了关于内容表达与语言形式之间关系的一些规律，梁启超更多是在继承和发扬这一理论观念。(三)“笔锋常带感情”与“发愤著书”古人论文学创作的动因时最盛行的说法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强调了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具体论述中，古人更强调穷愁、感愤之情的表达，司马迁最早提出了“发愤著书”说，韩愈提出“不平则鸣”和“穷苦之言易好”说。欧阳修也说， “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
7、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薛简肃公文集序)。都指出了好的文学作品是因为能把穷愁、感愤之情寄寓于笔端，而使作品能够感动人心。梁启超的散文虽未如古人那样寄寓不平之气，但他把对时局的忧虑和对政治改良、开启民智的急切之情流注于笔端，希望以此感染人心，也应该是对“发愤著书”等创作方法的继承。黄遵宪在谈到梁启超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时也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也。 ”1(四)“条理明晰”与古代诸子文、论辩文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很注重系统的说理，对某个问题
8、往往要从不同的角度作周密的阐发，即“大纲小目，条分缕析” 。如论希腊学术一文，分两章，第一章“总论希腊学术” ，第二章“希腊哲学胚胎时代” ，又分五个小节分别作论述。而且在论说过程中，梁启超也特别注重论说的层次逻辑性，论“希腊哲学胚胎时代”的五个小节，就是按时间顺序，把胚胎时代分成五个阶段，然后分别就其演进特点加以论述。“条理明晰”的这一特点是综合继承了古代诸子散文和论辩文的特点而来的。 文心雕龙曰：“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诸子散文是集合了多篇论文来广泛系统地说明事物的道理；而论辩文正是通过有条理的辨析来达到说理的目的。这应该是梁启超“大纲小目，条分缕析”论说方法的传统渊源，而且梁启超
9、综合了二者的特点，在自己文章中作了突出的发挥。从以上对传统与渊源的分析来看，梁启超所谓的“新文体”的特点并不能完全把他的散文同古代文章的创作区分开，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其转型的意义。在这些特点背后应该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因素推动着近代散文的转型。二既然是探讨“转型” ，就不应该只是探讨近代文学对古代文学传统在量上的增加或发展，更应该是探讨近代文学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对传统的实质性的变革，本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探讨梁启超“新文体”的转型意义。在“作家 作品 读者”的文学活动链条上，梁启超“新文体”在观念上突破了每一个环节，逐渐改变着散文的整体话语方式。首先，对于近代散文转型最具触动性的是读者群体的变化。以梁
10、启超“新文体”创作为代表，近代散文设定了与古代散文截然不同的读者群体，从而改变了在古代散文创作中具有强烈参照作用的读者“期待视野” ，由此触发了散文文学活动的整体变革。以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在文学活动的链条上，读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读者的阅读是能动的，存在着阅读的“期待视野” ，即读者对将要阅读的作品具有的某种审美要求、倾向等，它对于创作具有非常强的参照作用，为创作提出了要求。在创作之初，作者为了达到“视野融合” ，就必须考虑到读者的“期待视野” 。中国古代散文有着特殊的读者群和特定的读者“期待视野” ，并在散文发展过程中对创作产生了强有力的控制。古代散文起源之时就与文士、统治阶层密切相关，在
11、发展过程中也很明确地把读者群限定在这一范围内。在中国古代散文萌芽的时代，尤其是商、周时期，是“学在官府”的时代，各种典籍文献和专门知识皆藏于王室，由巫、史、祝、卜等专门人员世袭掌管。这个时期的散文主要是王室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记述，多是巫、史、祝、卜等各司其职的产物，并没有专门的作者。春秋战国时期， “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随之而起的是“学在四夷” 、 “处士横议”和百家争鸣，而与此密切相连的，是真正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士”的勃兴。从商、周作为贵族阶层最底的一层，发展为数量众多的知识阶层。这一时期的士人精通各种专门学问，或授徒讲学，著书立说，或肆口游谈，朝秦暮楚，直接推动了散文创作的空前繁荣。士
12、成为散文创作的主体，后世的各体散文的创作都是由这一时期某种形式的创作发展而来的，散文也成为记述文士思想的主要形式以及文士与统治者之间有效关联、沟通的主要途径。由此也确立了散文的创作和传播的范围只能是在文士、统治阶层中，很明显与诗歌、戏曲、小说的宽泛的读者群体截然有别。从统治阶层的角度来说，他们并不是要欣赏文士创作的美文，而是藉散文来达到沟通和统治的目的。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统治阶层开始以经书、圣人的言论来规范士人的言行，也包括士人的散文写作。这一要求在后世越来越明确，就是要“载道” 。而文士也并不想以散文作家自居，而是要藉散文达到立功、立言乃至不朽的目的，所以其创作也自觉地趋
13、向于“载道” 。而散文作为文学创作也有自身的文辞和创作技巧的要求，文士只有通过文辞和技巧的运用才能更好地达到“载道”的目的。所以，能不能载道、如何更好地以文载道，就成为古代散文的读者“阅读期待”的主要内容。我们从古代一直延续着的关于“文”与“道”的探讨中，可以看到这种“期待视野”对文士散文创作的规范。汉代扬雄关于“文” 、 “道”关系的论述对后来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扬雄重视文章著述， “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汉书本传)，他所认为可以传世的文章是如经书一样事理和文辞相称的：或问：“君子尚辞乎？ ”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 ”(法言吾子)扬雄“宗经” 、 “尚事”的言
14、论奠定了后来“载道”基础。魏曹丕慷慨激昂地指出，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给了文章创作极高的评价。晋代抱朴子也指出：“荃可以弃，而鱼未获则不得无荃；文可以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 ”(抱朴子尚博)文士对文的重视使魏晋南北朝的文章创作在“文”的方面有了重大的发展。唐代，文士们又开始反思文章创作在“道”方面的失落。杜甫甚至认为：“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 ”(贻华阳柳少府)中唐的古文运动最终改变了这种面貌，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指出文章创作要道与文并重：“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明确把作古
15、文与“学古道”相联系，为明古道而作古文。虽然说文道并重，但道在其中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他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并且又说， “己之道，乃夫子、孟子、扬雄所传之道也”(重答张籍书)，俨然以儒家道统的承继者自居。自此散文创作与道统的传承被更自觉地扭结在一起，对后来的创作和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宋元明清的文士都在不同的层面上探讨文如何更好地载道，尤其是桐城派提出了“义法”说，方苞又书货殖传后说：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 言有物 ”也，法即 易之所谓“ 言有序” 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方苞提出“义法”说，
16、实质上是在韩愈等探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与道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义”是通过“法”来表现，就如春秋大义是通过具体的“笔法”来表现一样。所谓“春秋大义” ，核心内涵就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而“法”是同表现“大义”相关联的，因此在文章创作中也成为不可移易的规范。以“义法”为核心理论的桐城派，人员众多，且一直延续至近代，也充分体现了文士对“义法”的认可。近代以来，对“义法” 、 “文以载道”的批判被明确提出，但是要真正抛弃“义法” 、 “文以载道” ，革新散文创作，必须从造成“义法” 、 “文以载道”的读者群体这个根源上进行变革。柳宗元、苏轼的散文创作以及晚明小品文的创作都在“法”或“道”的层面上寻
17、求突破，但是都不免要被“文以载道”的参照系所筛选和淘汰，并不能引起本质的变革。近代以来普通民众的形象、生活状况更多地进入了散文作家的创作视野，如龚自珍、魏源等有许多“慷慨论天下事” 、关心民生疾苦的散文，也并不能使古代散文创作得到实质的变革。只有随着近代中国报刊业的蓬勃发展，各种报章散文的涌现，普通民众渐渐成为散文的真正读者，散文的读者群体与“期待视野”焕然一新，散文才真正开始摆脱“义法” 、 “文以载道”等的规范。其中，梁启超的散文理论和创作最具有代表性，他积极投身于报刊事业，通过办报、写报章散文，向民众宣传自己的政治与改革主张，并提出了“觉世之文”的观点，在理论上明确指出了民众是散文的真正
18、读者：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 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 务沉博 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温公曰：“一自命为文人，无足 观矣。 ”苟学无心得，而欲以文传，亦足羞也。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第六章)“传世之文”正是“文以载道”标准下的能传承道统的散文创作，所谓“渊懿古茂” 、 “沉博绝丽” 、 “瑰奇奥诡”等追求，目的是要符合官府、文士读者群的欣赏趣味。而“觉世之文”的读者对象是普通的民众，是以启蒙为目的的，它在散文“作家 作品 读者”的文学活动链条上触动了最具控制力量的“读者”环节，由此必
19、将引起读者“期待视野” 、作者创作宗旨，乃至作品本身面貌等一系列的变化。在梁启超等人，因为把民众设定为读者，自然会考虑到民众的审美需求，所以创作中的一系列变化就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比如明确提倡“言文一致”并阐发了其重要意义，其散文创作“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 。虽然表面看，这些自觉追求并未能使梁启超的新文体从审美性、抒情性等方面，表现出比古代散文更多的纯文学的倾向，但却在逐渐改变着古代散文的杂文学性。散文的杂文学性，是因为受到“文以载道”的束缚，使古代散文成为不是主要供读者欣赏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具有文学性的记述政治、思想的工具。梁启超等人的“新文体”散文的创作，以启蒙为目的
20、，把普通读者凸现了出来，赋予了散文新的、可供普通人阅读、欣赏的性质，从而为把散文导向纯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梁启超“新文体”散文近代转型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创作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品格的确立。古代散文的创作群体主要是文士，但他们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身份。一方面，他们把散文当作“载道”的工具，并不希望仅以作家或文人自居。如钟惺就指出散文要能担当起“经国”之义，而不仅仅是作家创作出的华丽文字：昔人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此合体用，兼华实之言。惜今人于所谓立言不朽者，直以词赋之言当之。无论视立言为浮且浅，适使簿书俗吏薄视文士为无用，则此语为之，此不讲经国二字之义也。 (南州草序)另
21、一方面，文士在创作中也受到“文以载道”或“义法”的束缚，并不能完全自由抒发己见，尤其是南宋以来对于创作之法的探讨越来越细密，明清时期“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的盛行，使散文创作的个性越来越受到束缚。近代以来对桐城派的批判很多，不满于桐城派以“义法”一统天下文章，但是应该将散文创作引向何方呢？梁启超受西方理论和日本作家的启发，引入了“烟士披里纯”：彼寻常人刻画英雄之行状，下种种呆板之评论者，恰如冬烘学究之批评古文；以自家之胸臆，立一定之准绳，一若韩柳诸大家作文，皆有定规，若者为双关法，若者 为单提法，若者为抑扬顿挫法，若者为波澜擒纵法，自识者视之，安有不喷饭者耶？彼古人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
22、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曰惟“烟士披里纯 ”之故。(烟士披里纯)梁启超所倡导的“烟士披里纯” ，即富有创造性的灵感，以此来创作，肯定了创作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品格，所以才能“纵笔所至不检束” 。如少年中国说中，他大声疾呼：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 顾 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文章痛陈现实之惨况，并不受儒家“哀而不伤
23、” 、 “温柔敦厚”规范的约束，独立、真实地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之现状的思考，痛心、焦灼之情溢于言表，对普通民众具有了强烈的感染力。黄遵宪致梁启超的信函中说：以公之才识，无论著何书，必能风靡一世。吾有一三十年故友，谓公之文，有大吸力，今日作此语，吾之 脑丝 筋随之而去，明日翻此案，吾之脑丝筋又随之而转，盖如牵傀儡之丝，左之右之，惟公言是听。吾极赞其言。2作家的身份是要在与普通读者的对等关系中才能得到确认，梁启超虽也无意被称为散文作家，但是他努力在“觉世”中求证自己存在的价值，自觉地要同读者达到沟通。他的积极创作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读者的“脑丝筋随之而去” 、 “又随之而转” ，这种对等关系中，他的
24、散文作家的身份、价值就被确立了。“烟士披里纯” ，即创作的自主性和独立品格，正是现当代散文中注重表现自我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的先导。周作人说：“文学是情绪的作品，而著者所能最迫切的感到者又只有自己的情绪，那么文学以个人自己为本位，正是当然的事。 ”3朱自清说：“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得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4他们比梁启超具有了更强烈的主体意识，已经可以在散文中充分表达一己的思想情感。第三，梁启超“新文体”散文为代表的近代散文转型的具体表现，就是由各体文章的写作向散文创作的转变。古代虽有散文的名称，主要是指与骈体文相对的散体文，不是
25、20世纪以来从西方引入的与诗歌等并列的文体的概念。古代与诗歌等并列的是碑铭、论说等各种文体， 20世纪以来我们通常把除了诗歌之外的各体文章统称为散文。从各体文章的写作转变为散文的创作，并由此也从杂文学转变为纯文学，这应该是中国散文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的“新文体”创作清晰地体现出了渐变的轨迹。“体” ，从古代的各种文体著作中可以看出，它是就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共同表现出的特征提出的整体要求，这个要求又是在“用”的基础上形成的。 文心雕龙论各体文章“体”的要求就是采取了“释名以章义” 、 “敷理以举统”的方法，如关于“奏” ，先从来源上论其“用” ，即具体产生和适用的情境：昔唐虞
26、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 谬， 总谓 之奏。奏者， 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在此基础上再论“奏”的文体要求：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古人的文章创作，体制为先，辨体尤严。到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仍然努力从“体”的角度给作者提出创作的规范和典型。但是近代以来各“体”所赖以存在的基础“用”发生了变化，上文两个部分所论述的正是这种变化， “体”也就开始瓦解。那么，如何建立起新的创作体制呢？仍然要以新的“用”为基础，即要适应新的交际环境，在纯粹的“作家 作品 读者”的文学活动的链条上进
27、行创作。梁启超在面对普通民众的读者群体时确定了自己的创作目的“觉世” ，因此他选择了能够自由表达又能引起读者共鸣、觉醒的“说”体，然后杂糅各体的创作技巧，形成了“新文体” 。论说体散文占了梁启超“新文体”散文的绝大多数。关于“说”体，源于战国时策士的游说之辞。 文赋说：“论精微而朗畅，说炜烨而谲诳。 ”“说”是为了劝说人、打动人的，所以必须注重辞采，刘勰的文心雕龙虽然不同意“炜烨而谲诳”的说法，但也指出，“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 ，并指出了策士“说”辞在战国角雄时期的普遍应用和重要地位。 “但至秦汉以后，这类文字已基本绝迹。汉以后以说命名的篇章论著，一般乃是表示说明或申说事理的意思
28、。故吴讷文章辨体称， 按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 。这个解释是适合秦汉以后大多数以说命名的文字的。 ”5尤其是唐宋以后，如韩愈的师说 、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等著名的“说”体散文，性质上也是理论性的文章，但它偏重于说明性、解说性。梁启超的文章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说”体散文，如新民说系列、 少年中国说等，而且直接继承了战国“说”辞的“炜晔” 、纵横骋辞等特点，更自由地表达思想，对普通读者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罗家伦在近代中国文学思想变迁中说，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是“策士文学”的代表作，也认为“这类纵横捭阖的腔调，在梁任公先生所办的时务报 新民丛报里，更可谓集其大成”6。文心雕龙释“论”曰：“圣
29、人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 。 “论”体是阐述经义叙说道理的，述理没有差错，圣人经典的本意就不会丧失。而梁启超“新文体”散文中有些题目中标为“论” ，如变法通议系列中的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爱国论 尊皇论等，并没有遵循“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的体制要求，更多考虑的对读者的“启蒙” 。而且情感充沛，实际上更像是打动人心的“说”辞。古人作文讲究“体制”为先，虽有“破体为文”的现象，也是在不抛弃“体制”观念的情况下借用其他文体的表现手法。而梁启超的创作已经开始抛弃旧有“体制”观念，不是“体制”为先，而是以“作家 作品 读者”的文学活动链条为基础，自由地选
30、择表现技巧和手法。对“说”体的青睐，也只是因为其表现自由与他的“觉世”的创作目标相契合，同时，这种运用也体现出继承基础上的变革。梁启超“新文体”创作的渐变模式，为现代“散文”创作和观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现代“散文” ，不仅是对西方观念和创作模式的引进，更主要的是对中国古代散文的继承与革新。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指出， “我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 ，不过现今重新发达起来罢了。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又说：“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但在现代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
31、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7唐弢的关于小品文也提出，自魏晋六朝以来，虽有小品文，倒是没有这种名目的。大概“短简” 、 “杂记”等文，都应该归入这一类。虽然其间也尽有“谈言微中”的佳作，但我们的祖先一样不加重视。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现代散文的创作中外来的因素只是触发和促进，而变革的基础仍在古代，作家选择了序记、书说或杂记等篇幅短小、更适宜表现自我、更适宜同普通读者交流的文体为基础来创作。由此也印证了以梁启超“新文体”为代表的创作模式所具有的开创性和转型意义。参考文献：12黄遵宪 集M.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490， 518.3周作人 .文 艺的统一M /自己的园地.长沙：岳麓书社，1987：25.4朱自清 .背影 序M /现代散文序跋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 34.5褚斌杰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337.6新潮， 1920年9月， 2卷5号.7周作人 .美文 N.晨报：副刊， 1921-06-08.作者简介宁俊红(1973 )，女，山西新绛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学批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