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斯诺命题”这个斯诺不是在我们北大未名湖边上长眠的那位埃德加斯诺，是 C.P.斯诺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的物理学家。1959年他在剑桥大学做了一个演讲，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正式出版。他在演讲中提出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由于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基本素养、他们使用的研究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在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上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局面。而这两个阵营的人又相互鄙视，相互看不起，甚至于就不屑于去理解对方在说什么话。他们在说什么我根本不要听，完全是 rubbish，这个现象被称为斯诺命题。一、从“斯诺命题”透视西方文化的分裂和融合C.P.斯诺是一位英国学者,他在
2、 2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文中提出了“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和“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分别对应于我们讲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他认为,这“两种文化”是难以融合的,由此造成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困境及困惑问题难以解决。这就构成了后来所谓的“斯诺命题” 。所谓“斯诺命题”指的是,由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一直相互鄙视,甚至还不屑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
3、 20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的英国及国际科学研究领域,而且从 18世纪 60年代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状况一直是这样的。 其实,“斯诺命题”的提出,与那一时代的社会背景有关。20 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西方国家即将走完战后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社会各种矛盾逐渐凸现,一系列重大的综合性社会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不仅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而且涉及自然科学,更多的还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问题。斯诺认为,他有可能调停甚至解决现存的“两种文化”的分裂和差异。他写了一系列文章,特别是在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文章中,对“斯诺命题”的核心观点
4、作了集中阐述。在斯诺看来,“两种文化”之所以分裂,直接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高等学校对专业化教育的盲目追求。他回顾了英国及欧洲的高等教育历史,认为“两种文化”的分裂就在于高等教育的专业化教育。这种专业化教育,使得青年大学生在学习期间面对的就是“两种文化”分离的现实,接受的就是“两种文化”分离的教育。二是社会形态将其定型化,即社会形态使这种分裂成为惯例。社会现实不仅默认这种分裂,而且还在制度规定、机制运行等方面推进了这种对立。特别是社会现实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不是同等的,按我们的说法就是,重视自然科学而轻视人文社会科学。斯诺认为,“两种文化”分裂的长期存在,还有一些深层的原因。一
5、是社会历史的渊源;二是学者个人的经历和禀赋的不同;三是知识分子之间不同的精神生活,主要是寻求知识的不同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四是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科学革命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斯诺特别看重最后一个原因的作用。斯诺认为的工业革命,就是我们讲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斯诺把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也就是我们讲的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内涵作了区分,斯诺作出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这里讲的工业革命,主要是技术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并没有许多自然科学家,而是众多实践家,他们从技术上解决了一系列工艺过程问题,比如蒸汽机的使用等。这里涉及的不是自然科学家的成就,而是实践家的成就,至多是应用技术的成就。始于 18世纪中叶的英
6、国工业革命,给当时的“两种文化”带来三个结果。一是传统文化主要是人文学科这种文化,开始落后于技术发展的成就,而当时很多人文学者对工业革命的成就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脱离工业革命的实践,自顾自地继续坚持传统的人文研究。二是工业革命促动的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而只是自然科学中的应用科学。三是纯粹科学即我们讲的基础学科,对工业革命的反应冷淡。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基本上是些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实践者,他们通过工业技术革命,寻求自己的发展机遇。从事人文学科纯学术研究的,都是当时上流社会的精英,他们生活有相当的保障,有可能从事纯粹的人文社会科学和纯粹的自然科学研究,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抱着冷漠的态度。特别是各
7、种学院,更是丝毫不关心工业革命,使得工业的技术革命在学院之外的社会上得到长足发展。斯诺认为,发生于 18世纪中叶到 19世纪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并没有很好地推动科学的发展。随之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才把真正的科学运用于工业,使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对工程技术和应用科学大多还是一窍不通,把应用科学研究仍然视为“二等头脑”的职业。从工业革命到科学革命,整个英国社会流行的还是重视纯科学研究、轻视应用科学研究的潮流。在斯诺看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人文社会科学更是游离于工业技术革命的主流。这就出现了“科学文化”的双重分裂:一方面是自然
8、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愈益分裂,因为自然科学较快地依附于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中应用科学与纯科学开始分裂,应用科学依附于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而纯科学游离于科学革命。纯粹的自然科学家和应用科学家尽管被纳入统一的“科学文化”,但他们之间的鸿沟依然很大。在人文社会科学内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人文社会科学整个脱离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其中,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部分应用学科慢慢地靠近和依附于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人文社会科学中纯粹的基础学科,与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离得更远些。斯诺认为,直到 20世纪 40年代以后,也就是二战以后,纯粹科学才开始转向靠近应用科学,也就是纯粹科学逐渐进入技术革命和科学
9、革命之中。这就说明,西方自然科学有一个多学科融合和结构调整的过程,其基本取向是向技术实践、工业实践和科学实践靠近。二、现代社会对破解“斯诺命题”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国内学者对“斯诺命题”比较集中的介绍,主要见中华读书报2002 年 2月 6日发表的两位学者的对话“冷战”坚冰何时打破?关于“斯诺命题”的对话 。该文较多关注的是“斯诺命题”的消极意义,对其积极意义涉及不多。我这里想着重指出“斯诺命题”中包含的两个富有积极意义的问题。第一,“斯诺命题”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广义上讲是所有的科学,其存在对象的整体性与既定学科的局部性的矛盾。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它们研究的对象无
10、非就是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在现实世界,自然、社会和人本身是一个整体。古代社会,人们往往把自然和人分离开来,人对自然盲目地崇拜,人与社会也分离开来。到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整体性。但科学研究中,无论哪一门科学、无论哪一个学科,只是对这一整体中局部现象的研究。研究自然界及其局部格局的,形成了自然科学及其各具体学科;研究人与社会的,形成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及其各具体学科。无论哪门科学或哪个学科,都只是对整体中分离出的局部现象进行研究,并由此形成一系列具体科学和学科。任何学科与整体相比都是局部的,也都存在对象的整体性与既定学科的局部性的矛盾。任何具体
11、学科对整体的理解都是局部的,所以既定的单独的学科想解决整体性的一些问题,就可能出现像“盲人摸象”寓言中的结果。每个学科都只掌握和理解整体的一部分,单独的学科不可能掌握和理解整体的全过程和全部内容。 “斯诺命题”的合理性,就在于把这个矛盾揭示出来了。第二,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中“次文化”现象的思考。 “斯诺命题”探讨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裂,但是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中“次文化”的分裂、分离化的倾向也是十分严重的。不仅如此,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分离化的倾向,以及对人自身文化的研究和对社会现象及制度的研究分离化的倾向,已经成为我们进行多学科融合、跨学科研究的鸿沟和藩篱。对“斯诺命题”的破解,在
12、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就有过诸多尝试,主要如西方一些国家中对科学、技术和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Society,或简写为 STS)的研究,也就是理科、工科和文科结合为一体的研究,亦即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合为一体的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 STS的研究又有了进一步拓展, 不只是技术和科学相结合的研究、人和社会相结合的研究,而是把四者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研究。任何涉及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要从科学和技术、人和社会的密切结合中进行探索,也就是从自然界、人和社会发展整体性上加以研究。纵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当我们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
13、生态文明建设等融为一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等,才可能有较为全面的更具整体性的研究结果。可以说,现代社会对破解“斯诺命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三、破解“斯诺命题” 走跨学科路径探索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路径及其条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从破解“斯诺命题”的角度,谈一些自己的粗浅看法。首先是跨学科研究的起点。跨学科研究的起点,就是要搞清和解决人文社会科学是以学科的研究还是以问题的研究为起点。学科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出发点。高校之为高校,其内部的分类必然以学科为基准,这
14、是高校学科建设的根基,是高校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在高校是无可更改的。因此,对于高校来讲,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学科的研究较问题的研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高校的教师更容易以自己所在的单学科的研究为起点,完全忽略单一学科之外问题的研究,更缺乏以问题为起点的研究。学科的研究过程,易于把现有的学科不断深化、不断细化,由此学科的系统性和稳定性会越来越坚固、越来越精致。问题的研究是按照社会现实的要求设定的,它既不可能以学科的先验划分为依据,也不可能恰好对应于一个或几个学科的范围。问题的研究具有极为广泛的学科的综合性,是以问题本身的需要来组织不同学科的学者的研究过程。因此,在高校强调跨学科研究,着力要解决的
15、是问题的研究在高校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不能以问题的研究来取代学科的研究,但是也不能把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固化在学科的研究上,而不进行问题的研究。后者毕竟是社会的需要,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和价值所在。学科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是可以结合的,实现这种结合要澄清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方面,要理解学科有其系统性,也有其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是,随着学科的不断细化,它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局部化。也就是说,学科的研究范围越来越小,与对象整体性的反差就越来越大。学科的研究过于精细,通俗地讲,就是越来越类似“钻牛角尖”,这样下去就可能会舍去整体而只顾局部。另一方面,问题的研究不是按照学科体系而是按照社会发展需要提出
16、来的,问题的研究本身具有综合性,这就决定了其在起点上就有着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的规定。问题的研究有其综合性,但也有其模糊性。也就是说,它不按学科的边界设定研究范围,不仅研究过程是跨学科的,而且还会产生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其实,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并不产生于学科的研究中,而是由问题的研究的综合性和模糊性的特点发展而来的。关于跨学科研究,要搞清楚是学科的研究还是问题的研究,抑或两者并行、结合的问题。强调跨学科研究,不能舍弃学科的研究,要通过问题的研究来扩大和推进学科的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路径。第二是跨学科研究的过程形式。在人文社会科学具体学科的研究上,人文学科较多强调的是个体研究
17、,社会科学一直以来就较为注重团队研究,这是各自的学科特点决定的。对于问题的研究来讲,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如何从学科个体研究的习惯转向团队研究的形式。显然,在一些以问题为导向的重大课题的研究中,人文学科学者融合的难度较大,社会科学学者的融合就较容易些。在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过程中,特别需要关注如何顾及人文学科或者个体研究的这种特色,怎样对社会科学固有的团队特性设计更为合理的研究过程。扬学科的研究中个体研究和团队研究各自之长,避学科的研究中个体研究和团队研究之短,形成问题的研究的过程形式,实在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式的一场变革。第三是研究者的个人禀赋。对于问题的研究来说,研究者兼
18、备科技文化和社会文化当然是最为理想的状态。但是,面对学科越来越细化、越来越细分的现实,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晓科技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学者,也不可能成为通晓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者,甚至连成为通晓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所涵盖的各学科的“全才”学者也已经不可能了。我们现在痛惜“大师”的消失,实际上认可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师” 。传统意义上的“大师”是在传统学科基础上产生的,那时的“大师”广博有余而精深不足。就广博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大师”在数个学科多有建树,那是建立在学科还没有细分、划分还十分粗陋基础上的。现在再产生这样的“大师”几乎不可能了。现在的“大师”也许应该以精深为主,而兼有广博。以经济学为例,
19、亚当斯密可以说是经济学“大师”,在他那个年代,他既懂理论经济也懂应用经济,既懂财政也懂税收,既懂政府经济也懂企业经济。但是,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在世界上也许找不到一个可以和亚当斯密这样通晓全部经济学的“大师”了。这不是“大师”消失了,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师”不再可能产生了。正是由于当代学科的发展,就不能再要求个人既懂自然科学又懂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也许只能要求个人具有通识意义上的科技文化和社会文化背景。对于现代学者,其学习和研究只可能根据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的学术分工,在某一个细小的界域有所作为。假如要求学者个人在广博上有突出绩效,就只能在精深上作出让步,在既定学科的尖端和前沿上作出牺牲。从学者的
20、个人禀赋而言,不能要求一个学者通晓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但可以要求其有相当的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针对教育的状况,应该在强调学科专业学习研究的同时,注重通识教育。现在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学科专业教育过强,应该把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产生的现实状态便是,我们倡导的跨学科研究,不是建立在单个学者个人禀赋的多学科基础上,而是以多个学者群体性禀赋的多学科和跨学科为基础。只有多个学科的研究者的结合,才能形成跨学科研究的知识基础。在这意义上,“斯诺命题”的破解在于学者的团队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于科学发展中团队研究取向的蔚然成风。第四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与管理形式。在跨学科研究中,
21、有两个导向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社会导向,另一个是环境导向。社会导向是指,无论学科的研究还是问题的研究,既要讲学术民主,更要讲学术自由。我们现在学术民主运用过度,抵消甚至取消了学术自由的空间。实际上,学术民主的适用性是有限度的。当下体现学术民主的情况很多,如申报课题要通过专家评审、最后投票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专家的票决决定课题立项的指向。再如学术成果评奖,也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主导。但是过度的学术民主,有时也会走向它的反面。无论是在学科的研究还是在问题的研究中,更不用说跨学科的研究,都要留下更多学术自由的空间,营造良好的学术自由的氛围。实际上,学术自由有其内在规定性,最主要的有以下方面。一是,
22、学术自由是以宪法为基础和圭臬的自由。二是,学术自由是通过自己的诚实研究,对自己探索真理结果的自由表达,它不同于一般的言论自由。三是,学术自由中包括对学术问题进行平等的学术讨论,而不能以行政的、政治的或者宗法的权力来压制学术的发展。学术民主是需要的,而学术自由更应该成为与跨学科研究并行的科学研究导向。环境导向主要是指,高校的院系要形成学科的稳定性与团队研究的多样性并行的环境。高校应该实行“双轨”的研究方式:一个是以院系的学科的研究为主体的方式;一个是学校内跨院系的以问题的研究为主体的方式。这两者的稳定性与多样性应该是统一的。另外,在课题研究的指南上,既要有学科的研究的课题导向,也要有问题的研究的
23、课题导向,而且应该逐步形成以问题的研究的课题导向为主导。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划部门,要跨越学科的限制,超越学科分类的局限,形成以问题的研究为导向的课题指南,对跨学科研究作出积极的引导。第五是研究结果的评价体制与机制。其中包括对学术内涵的理解、学术的分类、学术评价的分层和分解等问题。首先是学术的内涵,学术的内涵并不只是纯粹的论文和专著,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发展有意义的所有研究和探索的结果,包括咨询报告、政策建议等等。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内涵,应该有现代意义上的突破。学术的分类也不应该等同于学科的分类,学科的研究不等于学术的分类。跨学科研究要突破以学科为学术分
24、类标准的做法,形成适合于问题的研究的、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类标准。关于学科评价的分层、分解问题,应当注意对不同学科研究的内容作出不同的评价。对于在书斋里花费 20年时间写成的一部高水平的学术巨著,应该有一套评价办法;对于 200人用一年时间完成的一份不足万字的同样高水平的咨询报告,应该另有一套评价办法。如果把这两个成果用同一个标准来评价,就难免会产生学术上的不公正和不公平。学术成果的评价应该分类和分级,至少应该区分学科的研究和问题的研究这样不同的评价标准。先从上述这五个方面推进,跨学科路径可能会越走越宽。跨学科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我们既要看到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又要找到
25、当前走向跨学科研究的路径。我们也寄希望于中国社会科学,能为此作出自己的特殊贡献。索卡尔事件的哲学文化意义（要点）黎德扬（一） 事件及其文化背景一、 事件1996年 5月 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报道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诈文，标题是“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 ，其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是 5位主编都没有发现这是一篇诈文，没有能力识别出作者有意识捏造出来的一些常识性科学错误，也没能识别出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识捏造的“联系” ，一致通过把它发表，引起知识界的
26、一场轰动。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二、 索卡尔事件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领域中的渗透，在知识界充满着对科学技术的价值持怀疑倾向的相对主义思潮，其特点是：对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客观真理与实验证据等认识论价值进行挑战，强调政治权力的规则，把科学变成一种权力，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在其中科学家堕落了，堕落为争权夺利的政客。在过去 20多年中，大量“进步的”和“左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由于受法国思想家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女权主义影响，已经抛却了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投入各种相对主义的怀抱。科学元勘认为科学研究要比科学家所承认的，
27、更容易受到社会的污染，对真理和客观性的追求应该根据科学所依附的政治意识形态、部落文化以及性别等外部因素来 确定。科学史上对科学进步的英雄般的赞美叙事，受到了科学元勘的怀疑。这种对科学的歪曲，曾受到科学家的猛烈抨击， 高级迷信一书率先发动了这场反击战，索卡尔是后继者中最有影响的人。这场科学保卫战的目的，正如索卡尔所说的那样，是保卫科学，真理、客观性、逻辑与科学的方法，反对从社会学角度对科学进行歪曲，同时，认为这些科学元勘学者没有能力对他们所涉及到的科学领域进行充分的分析。索卡尔自己说过，他的诈文的目 的是要把左派从相对主义思潮中解放出来。这篇诈文一出现，就立即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由科学家、持实证
28、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 。这本书的出现标志着对后现代科学思潮的批判已从第一阶段的对认识论相对主义的批判进入第二阶段对其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是一场真正的科学与人文的大论战，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涉及面如此广泛的论战，它几乎涉及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吸引着全球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者的介入，而且这场论战已经进入到了大众传播媒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也应引起我国学术界诶的关注。（二） 事件的哲学文化意义第一， 索卡尔事件是对反科学思潮的特殊形式的批判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全球出现一股反科学思潮，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从文化
29、背景上看，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对宗教权威，向一切教条挑战，因此是深受社会的欢迎，推动了思想解放。然而，自 17世纪以来，科学与科学所驱动的技术已经深入到整个社会之中，形成了一个奠基于理性科学的不可抗拒的世界观。这样一种“专横”的态度引起了西方社会中其他文化的极大反感，于是便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触发，反对把科学设想为“社会神话”地位。特别是现代，西方人对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科学权威的盛行，一向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在过去数十年中，伴随某些西方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后现代转折的思考，后现代已经在大范围的学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被鄙视或抛弃，文艺复兴精神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批判
30、性评价的传统在后现代运动中已近消失殆尽。对科学和现代性的诋毁，伴随着对“利益知识”与“地域知识”的鼓吹，已经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非理性主义与反科学主义泛滥的温床。从认识论上看，当代科学技术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从精确走向模糊，从因果性走向偶然性，从确定走向不确定，从可逆性，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从定域论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科学自身的发展冲击着传统的思维方式，在科学方式的转变中，产生着相对主义。科学界的困惑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反科学思潮的蔓延。我国反革命思潮的出现是国际反科学思潮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科学意识和素质较之发达国家更为薄弱，传统文化封建
31、迷信对科学的抗阻本来就十分强烈，因此更易于迎合这种所谓的新思潮。我国当今社会，哲学界一批人言必称后现代，以此为时髦，殊不知，相对主义是后现代的核心。坚持后现代主义必然否定客观存在、客观真理，否定科学。反思今日社会的浮躁，实用主义的横行，理性沦落，人们忙于生活的应对，理念的漂浮或无所适从，都根源于无真理和谬误、无正确和错误可言。唯物主义是生活的基石，真理是人生的指南，抛却唯物主义的哲学（不管是什么唯物主义）都是哲学的倒退，是社会倒退，是生活基础丧失的重要原因。这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切实的关注。第二， 索卡尔事件及其科学战争说明两种文化论战是旷日持久的斯诺命题昭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割裂与制
32、衡，乃是人类近代思想史上一条醒目的轨迹。斯诺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的重要性在于引起世人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注意，而这一重要性是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的。萨顿提出了在其科学史实践中真正实现其新人文主义纲领，实现新人文主义的前提是，通过科学史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将是完全可能的。他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而寄希望于 21世纪。20 世纪末发生的索卡尔事件它暴露了在人类文化领域里普遍存在的误解、偏见与不信任达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它把两种文化的冲突地区扩展到全球并彻底公开化，使 21世纪龙种文化的融合的美梦破灭。人们重新陷入困境。如何消解这一困惑，将是科学文化科学哲学的重大课题：两种文化的整合的可
33、能性及其根据何在？第三， 当代中国面临的“科学战争”对“科学万能”的幻想和对反科学思潮的漠视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由于传统思想的稳固和近代科学的缺席， “两种文化”的问题在中国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得以彰显并导致一场思想大辩论。1923 年在中国爆发的“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次高水准的理论交锋，论战双方的主将都受过西方学术思潮的熏陶，论战的焦点可以归结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是非，以及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是“斯诺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自“五四”请出“赛先生”到今日“科教兴国”喊得震天响，科学在中国似乎逐渐得到重视。这种对国富民强的追求和对现代化的苦恋，对
34、于一个在近代饱经忧患的民族来说是十分自然的。“斯诺命题”在今天仍然具有活生生的现实基础。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我们世界观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从而探索科学技术的社会合理性问题。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凸显，向传统的科学观提出挑战。在我国具体的国情中，科学观的转变是我国发展方向和途径的重大的历史性的选择，然而常常使我们处于两难的选择。面对现实的两难处境，如何作出具体的方案，只有依靠辩证法的智慧了。另一方面， “后现代主义”传入我国，未经批判地而广泛传播，把科学看成是由社会环境、政治权威、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等组成的复杂网络下的一组精致的约定，而不具有客观的可验证的基础等极端的建构
35、论者观点来观察中国，从而提出反科学主义的主张，使还十分幼小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受到伤害。保卫科学，发展科学事业，弘扬科学精神，将捍卫中华民族魂的永久性课题。对“科学万能”的幻想和对反科学思潮的漠视同样必将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本文的结论。从索卡尔事件看科学与人文的纷争索卡尔事件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对社会文本杂志的编辑们一次成功的调侃，是对与浮躁的学术风气纠缠在一起后现代思潮的讽刺，是对否定科学认识程序、科学认识对象和科学认识结果的客观性的极端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质疑，在第三个意义上事件放大为科学与人文的纷争。科学与人文之纷争由来已久，从斯诺命题的提出到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科玄论战” ，构成“战争”要
36、素：包括第一，科学与人文这两个大的学问阵营中的人士的相互轻视和不理解，如艾伦索卡尔与社会文本的编辑；第二，两个大的学术体系在概念、方法和工具体系方面的不可通约的特性，如关于人文如何不科学的种种责难和批判；第三，两大观念体系在整个人类的观念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认定，如科学的发展与科学的异化之争等等。西方的文艺复兴依赖，就有了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的关注和对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的期盼。笔者认为，如果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或者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针对的是第一类纷争，即科学家与人文学者能够相互理解对方的立场，进而能理解对方的概念及方法，这个意义上的融合是必要的，但这个问题更多的涉及的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而
37、不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纷争的正题。至于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的融合问题，笔者认为值得重新思量，基本的看法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既无融合之必要，又无融合之可能。首先，文化作为人的存在及活动方式，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是一个结构复杂的体系，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区分为地域类型或民族类型，如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时间类型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属性种类，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于整个人类文化体系而言，分化以及由分化导致的多样化是其进化发展的基本取向，恰如生物界须通过进化创造多样化的生命形式才能确保生态体系的稳定与延续一样，人类文化体系也应当保护其自身的多样化的构成，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于是在
38、实践中，才有了对融入到汉族文化中、自身的痕迹消失殆尽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对融入到现代潮流中的古代文化进行发掘整理。惟独到了文化的属性种类，似乎非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为一体不可。其实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人类文化体系的两大性质域，在科学与人文文化内部各自包含着具有次一级性质差异的具体的文化形式；人类文化在属性向度上的分化，标志着人类具备了应对不同界域生存方式，是人类进步的体现，是文化进化的体现。因此，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融合无必要。其次，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人类的存在及活动方式，应对的是人类生活的不同界域，在前提预设、概念体系、活动程序等方面具有与各自对应人类生活域界中相一致的规定，本不可通约
39、。科学就是科学，人文就是人文，在人文的域界中相信存在与人无关的历史实在与在科学文化的域界中相信物理实在是社会建构一样荒谬。同上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在人类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两者不可相互替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从确切无疑的科学知识当中推倒出理所当然的道德准则。因此科学与人文亦不可能融合。需要明确的是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相互鄙视或相互理解不应视作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或融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只有按照各自的规定性发展，才能在人类文化体系中，地位各得其所，作用相得益彰。 （洪涛）生存论视域下两种文化的融合孙德忠人类对两种文化差异的体认可谓久已。老子曾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最早就划定
40、了“为学”与“为道”之间的悖反。为自由平等奔走呼号的卢梭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败坏了风俗，只有自然状态下的野蛮人才是善良的。古代世界人们的生活更多地浸淫着人文文化的合法性，拉开了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两种文化众声喧哗的序幕。近百年的论争中，极端的“交恶说”因其片面的彻底性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它无法阻挡两种文化通融汇合的现实潮流。因此，在两种文化之间关系的讨论中，重要的已经不再是这种融合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即两种文化融合的根源何在以及如何理解这种融合。从哲学生存论的视域契入，或许是理解这一问题的一种合理进路。一 科学文化：人类生存背景的延伸和拓展。由于“科学”和“文化”这
41、两个概念的歧义性， “科学文化”一词的内涵与外延更是捉摸不定。在生存论的语境中，人是依赖、创造和占有文化的存在物，人的活动的任何产物都将进一步转化为他继续活动的条件。科学原本追求的是与人无关的自然现象的知识，但这种知识通过人的活动又进入人的生活世界。首先是由具体科学知识以及从这种具体科学知识中凝聚出来的科学精神渗入到人类一般思想之中，它由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对科学的文化内容进行第一度阐发，促使渗透到人文社会学者和普通大众的话语和思想体系，并升华为支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观念、精神、信仰等。其次是通过技术手段的中介，科学由知识理论形态进入制度和器物之中，使人类生活在一个人化世界、科学世界、技术世界之中
42、，由此科学文化成为人类生存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文化并不是指纯粹的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知识，而是科学知识向人类其它知识形式和社会生活的渗透和转化形成，是科学知识走出科学研究的“象牙塔”向下、向外衍生和辐射从而进入大众生活的结果。因此，科学文化不是一个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知识论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文化学意义上的活动概念。科学文化的昌明意味着人类生存背景、生存空间的延伸，标志着人在宇宙中活动能力、活动范围的拓展。二 人文文化：人类生存根基的铸造和自觉。人在本质上是生活于社会之中的精神存在物。活动空间的拓展和生存背景的延伸无法替代内省的精神诉求。仰视无限而永恒的宇宙自然，有限的个体生命既孜孜
43、以求“头顶上的星空” ，又时时敬畏“心中的道德律” ；在鳞次栉比的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安顿了自己的肉身的同时，也还要茫然四顾寻找心灵的绿洲。科学文化在外向的探求中弘扬了人的主体性，祛除了自然之魅，使之成为万物的灵长和宇宙的主人。人文文化则通过对历史之谜的破译确立人对历史和实践的依赖，澄明人类生存的意义和根基，使人成为自己的真正的主人。科学文化崇尚“求知是人类的天性” ，人文文化则对一切探求保持人类学的关注和自觉，其最终的指向是“学问之道无他，惟求心安而已” 。三 两种文化的融合：人类生存具体性和丰富性的展现。人的生存活动不是单一的界面，而是环绕在必然与自由周围的一系列两极对立形成的复合体：物质与精
44、神、肉体与灵魂、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个体与类等等。人类生存只能是在这些两极之间的张力中所进行的抗争与劳作。科学文化突破人类生存的物质阀限，也可能摧毁人们想象的界域；它使外部世界的奥秘愈来愈彰显。也可能使内在世界的意义愈来愈迷失。想象能力的恢复和意义世界的拯救需要人文文化的自觉开掘。若说科学文化是思之结晶，那么人文文化则是诗之绽放。思而无诗则罔，诗而无思则殆，既思且诗才有健全、健康、持续的人类生存。所以，两种文化的融合不仅在于它们外在功能上的互助补益，而且更在于它们同根共源地生长于人类生存活动之中。从“索卡尔事件”看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与融合毛新志1994年，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
45、会文本提交一篇诈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 。 社会文本在 1996年推出了一期名为“科学大战”的特刊。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索卡尔的“诈文”恰恰发表在这期特刊上。但索卡尔随即在大众语言月刊上发表了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 ，文章披露，他的那篇“诈文”不过是“把有意编造的谬误、语言的滥用以及各种毫无根据的结论捏合在一起的大杂烩” 。他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识地捏造“联系” ，甚至还加入了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索卡尔认为， “诈文”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听上去很有趣” ，并且“迎合了社会文本编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在曝光一文的开头，他引用了劳丹的话：“用
46、主观的兴趣和思想来代替事实和证据这种做法，是我们时代最突出和最有害的反理智主义的表现。 ”这就是在西方知识界引起极大轰动的“索卡尔事件” ，并由此引发了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一场大论战。索卡尔的“诈文”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从科学大战后期战事全面展开的情况来看，索卡尔本人在他那场“恶作剧”中以嘲弄后现代人文学者对物理学的无知作为开端，他主要反对的是他所谓的相对主义哲学，以及他所理解中的社会建构论，但战争一旦全面爆发，对立的双方所涉及的冲突就远远不止索卡尔最初的关注了。但无论在局部的冲突中双方表现出来的分歧具体何在，从总体上讲，这场战争背后最本质的冲突，仍然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
47、及其带来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存在，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从斯诺明确注意到两种文化的分裂问题，并呼吁沟通两者算起，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在局部，在一些特定的领域中其矛盾有所缓解（而且这种努力更多地是来自人文学者） ，但在整体上，这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却从来没有被真正地解决过。而且，由于科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西方科学）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主义也随之强大，与人文的对立愈发尖锐。就像美国纽约大学的罗斯教授对高级迷信一书的作者格罗斯和莱维特的倾向的形象描述那样；他们“加强了一种超自然的前哥白尼主义，它把整个社会领域看成是围绕着科学家而旋转的，而且认为这个宇宙中所有的天体都沿着显示出反科学倾
48、向的轻微偏心轨道运动。 ”这里有一个问题，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及其矛盾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者本身所固有的，还是因为人的认识的差异或人为因素造成的。我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主要是因为人的认识的差异或人为因素造成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的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要追究到现代教育体制的结构本身。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终目标之一应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作为一项基本策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上的通才教育、文理渗透却存在很大的困难。从理论上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这两种文化取长补短，才是人类的真正福音。科学作为近代以来得到特别彰显的文化，虽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但科学首先是人类的科学，它
49、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人性所有的种种特点。因而，对科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整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仅是“科学社会学家”的工作，也是广大科学从业者的工作。真正弄清科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恐怕还需更进一步的、长久的研究。面对如此艰巨的重担，每一个与科学打交道的人都应有勇气来承担。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它暴露了在人类文化领域里普遍存在的误解、偏见与不信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当然，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相互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对立，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侧重点存在差异，这是不能否认的，而诈文、造假之类的事件，就表明双方都不是完美无缺。但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都不是完美无缺并非就表示两者自身就是根本对立的或分裂的，这是两个问题。一方面，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都不是完美无缺更表明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可以取长补短，共同走向完美，两者走向融合是必然趋势。但融合不是统一，是“和而不同” ，不是“同而不和” 。另一方面，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或者是根本对立的是人的认识造成的或者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从本体论上讲，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不是分裂的或者不是根本对立的。我觉得诈文事件的意义，其实就在于通过这样一个有点恶作剧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人文学术中有一些不太可靠的东西或一些不规范的东西。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