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秦汉时期编户民对皇权的崇拜和依附 分类：教学研究 作者：刘 敏 字数：2916 来源： 历史教学高校版 第 8 期 摘要秦汉编户民直隶国家，其土地、官爵、财产均来自皇权，这是他们皇权崇拜的基础。皇帝、朝廷、官府，具有超阶级性，其对贵族、官僚、豪强的抑制、打击是为了维持小农经济。编户民对皇权的崇拜和依附。与统治者一统化思想控制有关。统治者神化皇权，搞天人感应，是由于民间本身就有神鬼观念和深厚的敬天祀鬼传统，这是统治者天命、符瑞、谶纬、五德转换、皇权神授等等宣传有效的基础。皇权既神授又可及，这与家国同构、君父相连、忠孝一体的文化特点有关。 关键词秦汉，编户民，皇权崇拜，皇权依附 中图分类号K7 C
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8)16-0005-05 一 秦汉时期的皇权，是一种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该制度肇始于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它伴随贵族分权的宗法封邑制被郡县制替代而形成和确立。该制度的主要内涵之一是一家一户编户民直接隶属君主，直接受制于代表君主的朝廷和官府，这就是编户齐民制。编户齐民制拉近了天子和庶民的距离，正像清人王夫之所说：“郡县之天下，诸侯无土，大夫不世，天子与庶人密迩。”与原来隶属和依附各级贵族采邑主不同，编户民直接隶属国家，直接依附君主，这是他们皇权崇拜的基础。 传统研究曾依据诗经小雅 北山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认为先秦三代有
3、上千年土地国有或称之为王有的传统，其实这是一种没有制度依托和实证基础的误识，而实际情况应如马端临在所说： 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复有公卿大夫采地禄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孙世守之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予百姓矣。 恰恰是君主集权制确立，特别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郡县制和编户制推向全国后，才真正实现了土地国有，这种国有实际是最高统治者即皇帝所有和编户民占有。秦始皇琅邪石刻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 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这应该是实在的说法，与此相
4、比，上引诗经小雅北山可谓是虚言，没有实践意义。 君主对全国土地有了实在的所有权，编户齐民同步具有土地的占有权，这种占有的土地，或者是国家按户授予的“百亩之田” ，或者是按照军功大小而被赏赐的多寡不同的土地。如传统史料记载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 ”；“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此外出土简牍也有反映，如睡虎地秦简 田律云：“ 入顷刍窠，以其受田之数，无狠(垦)不豤( 垦)，顷人刍三石、槀二石。”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载： 关内候九十五顷，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
5、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顷，公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袅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顷，公卒、士五(伍)、庶人各一顷，司寇、隐官各五十亩。 可见，中国历史上编户民最初的土地是从国家那里获得的，是皇帝“恩赐” 的。其实何止是土地来自皇帝赏赐，可以说当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利益，包括官禄、爵位、财产等等均与皇权有关，编户民因此具有感恩情愫，这是一种简单朴素的情感，加之作为感恩对象的皇帝比以往的采邑主地位要高得多，权力也要大得多，这种高度和分量也使他们对皇帝更加仰视、畏惧，易于产生崇拜，即便不是崇拜，也易于承认和接受其集权的统治。 编户齐民对皇权的崇拜依附与皇权本身的性质
6、有关。皇权作为一种专制政体，属于上层建筑，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其对小农经济，对编户齐民是要竭力保护的，这符合皇权的利益。秦汉的皇帝、朝廷、官府，作为国家统治机器，具有一定的超阶级性，并不时时事事都代表贵族官僚地主，秦汉国家对王侯贵族、对官僚、对豪强的抑制、打击和处罚是经常性的，甚至是非常残酷的，迁徙豪强、酷吏政治、限民名田，都是为了维持小农经济。 迁徙豪强是秦和西汉长时期实行的一项抑制兼并、保护小农、加强皇权的政策。略陈史料以证之：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成阳十二万户。 (汉武帝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 (汉宣帝)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 (汉
7、成帝鸿嘉二年)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 酷吏政治是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酷吏打击的对象既广且滥，但首当其冲的无疑是大家豪族。因为自汉朝建立以来，六国贵族后裔、豪杰游侠、大姓豪强等一直是朝廷的心病，在两汉史料中充满“大姓犯法 ”，“豪强大姓，蚕食亡厌” ，“ 大姓侵小民”，“郡之大姓，其子弟宾客为人暴害”；“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 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 的记载。有学者认为，汉武帝所以重用酷吏，是由于他们唯君命是从，此话无误，但不显深刻，关键还是酷吏能够满足皇帝打击豪强，保护小农经济的需要。汉代酷吏的“治绩” ，主要是杀大姓、除豪贼，如西汉酷吏赵广汉，“初为颍川太守，诛大姓首
8、恶，郡中震栗” 。 限民名田是西汉一代屡屡被提议实施的抑制土地兼并措施，最早是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朝廷还制定法律限制商人兼并和占有土地，以保护小农：“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更加剧烈，统治阶级中，特别是掌权大臣，限制土地占有数量的呼声愈加强烈，食货志记载： 哀帝即位，师丹辅政，建言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 应该承认，秦汉历史上迁徙豪强、酷吏打杀大家、限民名田等，
9、保护小农的效果都是有限的，但其还是易于获得编户民的好感和拥护，如同马克思描述法国农民对政府评价时所说：“农民根据葡萄酒税来鉴别政府的气味，判断政府的倾向” ，非常直接、实际，又非常简单、具体。这就是小农经济下编户民对皇权的直觉。 二 编户齐民对皇权的崇拜和依附，无疑与统治者宣传教育，实行一统化思想控制有关。从战国到秦汉，无论儒家还是法家，都十分重视统一思想，不论是“以吏为师” 还是“以师为吏”，目的和作用是一致的，都是用统治者尊崇的思想来教育、影响、统一全体编户民的思想和信仰。法家最大代表韩非说：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
10、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 李斯也说： 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 秦始皇要用自己欣赏的法家思想统一天下人的思想，从实现统一集权树立皇权权威看，其想法应该说是对的，但李斯过于极端的“焚书” 办法，不但没有达到思想一统，维护皇权，巩固统一的目的，反而成为秦朝二世速亡的重要原因。 秦朝君臣未能实现的统一思想汉朝君臣实现了，如众所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韩非与董仲舒除了法、儒内涵的差异外，统一思想的办法主张颇为相似，之所以前者失败后者成功
11、，汉代儒学所以能成功地独尊，原因之一就是汉儒充分利用民间广泛而长久存在的观念信仰，用阴阳五行等数术方技，用谶纬等荒诞迷信对先秦儒学进行了改造，儒学有了根植的土壤，即民间基础，才得以深入民心。 比如天人思想，其实这是上古民间普遍存在的观念信仰。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这些出于思想家的理论化说法，在一定意义上不过是民间固有观念信仰的归纳总结。董仲舒、汉武帝及后来汉代君臣较准地按到民间传统思想、观念信仰的脉动，这是他们高明于秦始皇的地方。秦始皇是过于狂妄自大，他既不敬天也不祀神，和湘神斗，和海神战，更不要说重视编户民的思想信仰了。 日
12、书是古人选择时日，占验吉凶的生活手册，类似于今天民间仍有影响的皇历。近几十年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简帛中，包含有丰富的日书材料，所记载的基本都是编户民日常生活琐事，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基本与国家政治大事无关，然而平常生活凡事，日书没有直白道出，而是与阴阳五行联系在一起，使生活小事也变得颇为神秘。如关于栽培农作物的宜忌： 五种忌，丙及寅禾，甲及子麦，乙巳及丑黍，辰麻，卯及戌叔(菽) ，亥稻。不可以始种及获赏(尝) ，其岁或弗食。 正月申，四月寅，六月巳，十月亥，是胃(谓) 地杓，神以毁宫，毋起土攻 (功)，凶。月中旬，毋起北南陈垣及矰(增 )之，大凶。四月丙午，是胃 (谓)召( 招)( 摇) 合日，
13、不可垣，凶。四月酉，以坏垣，凶。入月十七日，以毁垣，其家日减。春三月毋起东乡(向) 室，夏三月毋起南乡(向)室，秋三月毋起西乡(向) 室，冬三月毋起北乡( 向)室。以此起室，大凶，必有死者。 宜忌与时月、旬日、干支相连。日书中的宜忌特别多，从种庄稼到盖房子，从婚嫁到居行，各种行为都受到忌俗的制约。从日书看，人本身主宰不了人事，要由天定，人们只能遵从天命。所以汉代思想家张衡说： 世俗信祸祟，以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欢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丧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择吉日，不避岁、月，触鬼逢神，忌时相害。故发病生祸，絓法入罪，至于死亡，殚家灭门，皆不重慎，犯触忌讳之所致也。 除
14、了天命、神鬼、宜忌之外，传统文献史料以及出土的日书中还反映出阴阳、五行等思想观念在编户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影响。如睡虎地秦简日书中载： 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木胜土。东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 甲乙有疾，父母为祟，得之于肉，从东方来，裹以桼(漆) 器。戊己病，庚有 闲，辛酢。若不酢，烦居东方，岁在东方，青色死。丙丁有疾，王父为祟，得之赤肉、雄鸡、酉 (酒)。庚辛病，壬有闲，癸酢。若不酢，烦居南方，岁在南方，赤色死。戊已有疾，巫堪行，王母为祟，得之于黄色索鱼、堇酉(酒) 。壬癸病，甲有闲，乙酢。若不酢，烦居邦中，岁在西方，黄色死。庚辛有疾，外鬼伤(殇) 死为祟，得之犬肉、鲜
15、卵白色，甲，乙病，丙有闲，丁酢。若不酢，烦居西方，岁在西方，白色死。壬癸有疾，母(毋) 逢人，外鬼为祟，得之于酉(酒)脯修节肉。丙丁病，戊有闲，已酢。若不酢，烦居北方，岁在北方，黑色死。 阴阳五行的思想观念不但指导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宜忌择日，更重要的是规范人们的尊卑贵贱，确定人们的社会位置和彼此间的等级关系。正是有这种民众观念信仰作为基础，才使得汉儒们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鬼神宜忌的普遍观念改造先秦儒家的思想学说时，就比较容易被处于社会下层的编户民所接受。比如从阴阳思想导引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政治和社会原则，又比如王莽、刘秀者流为了代汉，为了当皇帝，为了争得天下人的支持或者起码是认可
16、，就要造祥瑞、编谶言，也是按准了汉代社会的思想脉动。根植于民间的统治思想才真正是社会化的思想，它对一个时代的习俗风尚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 汉代儒学与迷信结合成为社会性的习俗，几乎无人能够脱俗，王充是汉代唯物主义第一家，反谶纬斗士，但其大讲命定骨相，大科学家张衡也是一方面抨击谶纬，一方面又宣传封候风角，至于一般的儒生方士就更是大讲天文谶记或推言数术封候了。另外，在出土的当时的砖石、瓦当、铜镜、墓刻中也有丰富的阴阳五行、神仙方术的内容。比如像汉代的铜镜颇能反映当时人们的观念信仰，铜镜一般是仿照天象而制造，周边铸有天干、地支、四神、八卦、二十八宿等名称，另外还有表现人们理想的铭文。如河南新
17、野县出土的一面汉代铜镜，上面有铭文曰： 池氏作镜大毋伤，天公行出乐未央，左龙右虎居四方，子孙千人富贵昌。 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铜镜拓本中，有一件博局镜铭文： 新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左龙右虎掌四彭(方) ，朱雀玄武顺阴阳，八子九孙治中央，刻具博局去不羊(祥) ，家常大富宜君王。 短短的铭文不但反映出时人的富贵理想，甚至还隐含着君权观念。 三 统治者神化皇权，是由于民间本身就有神鬼的观念，统治者搞天人感应，是因为民间有着深厚的敬天祀鬼传统，民间普遍的鬼神信仰是统治者天命、符瑞、谶纬、五德转换、皇权神授等等宣传发生作用的前提基础。皇权既神授又可及，前者源于对天、神、鬼的崇敬，后者则与家国同
18、构、君父相连、忠孝一体的文化特点有关。 众所周知，汉代以孝治天下，应该说这有其特殊的原因，那就是五行思想、五德终始学说的影响，即汉为火德，而火德为孝，如东汉荀爽说： 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其象在周易之离。夫在地为火，在天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则火王，其精在天，温暖之气，养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时则废，其形在地，酷烈之气，焚烧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 家中强调父子长幼之别，不在意对错之分，孝敬家长关键在于顺从其意。由家及国推而广之，对君主的忠顺也是一样。孔子说：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
19、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汉人则进一步说：“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举孝廉”是汉代最主要的察举科目，利用教育教化、举贤任官，将孝的观念引入治国，引申为忠，宣传灌输忠孝观念以达到掌控全体编户民思想的目的。为此甚至又把忠孝由道德引入法律，奖励孝与惩罚不孝并重，不符合孝的言行做法不仅仅是不道德，而且被视为是不法犯罪，即封建国家以“不孝入罪” ，这是重视孝到极致的一种表现，对于不孝行为，是法律重点要打击惩处的。如西汉时期，杨敞、霍光等大臣在奏疏中曾说：“五辟之属，莫大不孝”，东汉肃宗孝章帝于诏令中也说： “甫刑三千，莫大不孝 ”。由于传统文献史料主要记载的是当时社会上层的事情，许多时候会牵涉
20、到政治斗争，一般来说不孝之罪都要判死刑，其中对不孝行为最严厉的惩罚当属西汉美阳女子告子不孝案。据汉书王尊传载： 美阳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儿常以我为妻，妒笞我。” 尊闻之，遣吏收捕验问，辞服。尊曰：“律无妻母之法，圣人所不忍书，此经所谓造狱者也。” 尊于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县(悬) 磔着树，使骑吏五人张弓射杀之，吏民惊骇。 二年律令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出土的张家山汉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关西汉前期的法律文书，其中包括了惩罚不孝的原始法律条文。如： “子贼杀伤父母，奴婢贼杀伤主、主父母妻子，皆枭其首市。”“ 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
21、贼杀伤父母，牧杀父母，殴詈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为收者，皆锢，令毋得以爵偿、免除及赎。”“杀伤大父母、父母，及奴婢杀伤主、主父母妻子，自告者皆不得减。” 总之，家国同构、君父相连、忠孝一体，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思想观念制约下，编户民崇拜敬畏皇权，轻易不敢违忤君主，更难以直接与皇权对抗。着籍编户，纳税服役，是君主专制下良民的标志，脱离户籍谓之“亡命” ，是秦汉国家极力打击惩处的对象，是国家惩罚性戍边的首发人群“七科谪 ”之一。编户本来是专制国家规制的管理社会的一种制度，长期实行的结果，化成了编户民的本性，正所谓“安土重迁，黎民之性” 。不仅在正史，在秦汉时期的诗文中也有生动的反映，如： 行行重行
22、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这是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类似的诗句还有许多，反映的都是对安居生活的赞美和追求。安土重迁是皇权政治下编户民思想的主要特点。 编户民的皇权思想虽然不像士大夫思想家那样系统完备、精深复杂，构成所谓的理论、学说等，而是简单粗糙，但是二者孕育和生长于同一个土壤基础，而当皇权主义不仅仅是君主的思想、统治者的思想、士大夫的思想，而且泛化为广大编户民的思想，被社会普遍接受之后，它就不再是一种精致的学说，而是一种社会性的政治思想文化，它看似简单粗糙，不如士大夫的思想那么完备精致，但其作用影响却要大得多，也深远得多。 承认皇权的至高性、合理性，因而服从、接受、效力，甚至崇拜、依附，这是秦汉时期编户民皇权主义一个方面的表现形式。 责任编辑：倪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