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强敌”成为榜样：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对日本的反思 分类：教学研究 作者：李喜所 字数：2936 来源： 历史教学高校版 第 4 期 摘要鸦片战争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国人主要关注欧美，很少研究日本。但是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迅速出现了介绍和研究日本的热潮。梁启超正是顺应这种潮流，开始评论日本的成败得失，指明中国应该从哪些方面向日本学习，从而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日本观。梁启超的日本观一是反映时代呼声，代表群体走向；二是善于从世界的角度和中日的历史文化特点进行比较研究。具体观点是，日本之所以强盛在于坚持变法维新、创造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重视教育。这种看法深刻准确，一直为后人所接受。 关键词梁启超，
2、日本观，特色，内容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4-0012-05 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五年(1895-1900 年)中，25 岁左右的梁启超面对严酷的现实，充分发挥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敢于抨击时弊的胆识，结合其善于思辨和勇于捕捉时代潮流的思维定式，在一系列论著中评论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变迁，初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日本观，集中反映了当时一代人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新的思索。透过梁启超的言论，大体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承受巨大的战争创伤后，怎样去观察、思考、评论日本这个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仇人”。 一、基本特色 和康有为、谭嗣同、黄遵宪相比，梁启超的日本观并无惊
3、人之处，其不过是多数思想者的一种提炼和综合，起的是集众人之所言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其日本观的第一个特色：代表群体走向，反映时代呼声。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就面临一个并不情愿但又必须去解决的如何“师夷” ，即向自己切齿之恨的“仇敌”学习的问题。英国的大炮，迫使魏源等人去著 海国图志，研究“师夷” 之道；圆明园的大火，悲愤之极的中国人不得不去考察放火的“强盗”，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潮。至于边疆危机、中法战争，更唤起有头脑的先进的中国人去探求侵略者的“强盛之源” 。但在甲午战争之前，人们注重的是来自西方的敌人，用力最多的取道于“西方列强” ，对东方的日本注意较
4、少。 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改变了中国人的视角，研究日本，效法日本，成了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梁启超甚至认为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知日本太晚、太少，他在给黄遵宪写的日本国志后序中批评黄此书虽十年前已写成，但不发行，致使“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梁启超提出，中国欲自强，首先是“ 取法东洋”，“以日为师” ，这较单纯“学西洋”要见效快，收益高。其称： 今吾中国之于大地万国也，譬犹泛万石之 木航，与群铁舰争胜于沧海也。而舵工榜人， 皆盲人瞽者，黑夜无火，昧于然而操柁于烟雾 中，即无敌船之攻，其遭风涛沙石之破可必 也。况环百数习于出没波涛之铁舰，而柁工榜 人，皆渔户为
5、之，明灯火张旌旗而来攻。其能 待我从容求火乎!然今之诸舰之未来攻也，吾 速以金篦刮目，槐柳取火，尤不容缓也。然即 欲刮目以求明矣，而泰西百年来诸业之书，万 百亿千，吾中人识西文者寡，待吾数百万吏士， 识西文而后读之，是待百年而后可，则吾终无 张灯一日也。日本之步武泰西至速也。故 自维新至今三十年，而活艺已成。大地之中， 变法而骤强者，惟俄与日也，俄远而活效不著， 文字不同也。吾今取之至近之日本，察其变法 之条理先后，则吾之活效，可三年而成，尤为捷 疾也。 这段宏论有四层意思：1甲午战争后的中国正处于世界列强竞争的漩涡之中；2中国犹如一只破船无法与强者竞争，唯一的办法是向强者“取火” 自救；3
6、向西方“ 取火”求经困难太大，短时不可奏效；4唯一可行之路是向曾从西方“取经”大获成功的日本学习。梁启超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从康有为、谭嗣同这样的改革派，到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洋务派官僚，以及翁同和一派的帝党人物，甚至光绪皇帝，都持这种看法。即使是地方绅士、官员、知识分子等，也在呼吁向日本学习，变法图强。如果说甲午战争前半个世纪的向西方学习，仅是少数人的呐喊和步履维艰的实践的话，那么，1894 年之后的取法日本，则变成了多数人的呼声，是群体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对此，梁启超曾经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 始也。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 之既久，民
7、之自视。故非受巨创负深痛， 固不足以震动之。昔日本当安政间，受浦贺 米舰一言之挫辱，而国民蜂起，遂成维新。吾 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圆明园 之变，再经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 知痛痒，未学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 湾既割，二百兆之债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 渐惊起，此亦事之无如何者也。 一般来讲，某个历史时期产生少数几位思想先驱并非难事，难的是精英思想家的意识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出现群体的觉醒即真正理性意义上的民族觉醒。尤其在封建专制极强的古老的中国，没有长期的历史的准备和偶然的历史事变的撞击，群体的觉醒是不可能的。鸦片战争后外力压迫下多次出现的民族耻辱，已经使中国人重新去思考中
8、国的现状和外面的世界，这种特殊的思想积淀遇到甲午战争巨大的冲击，“沉睡” 的中国人惊醒了。这种觉醒以 1895 年的“公车上书”为标志，开始去理性地思考中国的前途，特别是深入研究日本这个“仇敌” ，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日本热” 。梁启超不过是这股热潮中的弄潮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人很早就注意研究日本。魏书的东夷传就介绍了日本的一般情况。明末清初有关日本的著述则逐步增多。薛俊在嘉靖初年著的日本考略，凡 15 略，是了解日本的百科手册。郑若曾在嘉靖末年编的日本图纂，绘制了中国最早的日本地图。郑舜功在万历年间撰的日本一鉴一书，涉及日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民情风俗。此外，还有日本考日本风土记
9、等著作，均对中国人了解日本起到了促进作用。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 1871 年中日签订了修好条规后，不少文人学者热衷于研究和介绍日本。还有王韬的扶桑游记、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备要和琉球地理志、傅云龙的日本游历图经、何如璋的使东述略、李筱圃的日本纪游、黄庆澄的东游日记等，再现了日本的社会风姿和人文景观。但是，这些论著多限于一般性的描述，介绍有余，思想性不足。甲午战争前后的有关日本著述，则有了一个新的飞跃，由一般性的记述升华到强烈的针对性和使命感，将研究和学习日本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联系在了一起。尤其是 1896 年中国第一批留日生的派出，将中国人研究日本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梁启超的日本观即受这种新阶段的
10、制约，集中反映了日本研究中的新动向，同时又较一般人高出一筹。这就是其日本观的第二个特色：善于比较研究。 进行中日比较研究，是甲午战争后多数思想家采用的一种方法。康有为、黄遵宪等人总是从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与清廷加以比较，阐述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梁启超虽然也沿用这一做法，发表过不少论著，但他较他人又深入一步，能站在世界各国竞争的高度，从东西方关系，对中日两国的发展加以定位，对中日关系提出真知灼见；从中日在世界文化变迁中的走向，分析中国应选择的改革疲乏路和向日本学习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这种比较研究，则既有世界意义，又有地区特点，还较康有为等的观点要稍科学一些
11、。梁启超曾明确指出： 观美国之富庶，而知民权之当复；观日本 之勃兴，而知黄种之可用；观法国之重振，而知 败衅之不足惧；观突厥之濒蹙，而知旧目之不 足恃；观暹罗之谋新，而知我可耻；观德之锐意 商务，而知其将大欲于中国；观俄之阴谋，而知 东方将有大变；观俄日之拓张海运，而知海上 商权，将移至太平洋；观德美日之争工艺，而知 英之商务，交有蹶讯；观各国兵力之日厚，而知 地球必有大血战；观土希之事，列国相持不发， 而知其祸机必蓄洩于震旦。有天下之责者，将 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 由是观之，梁启超的日本观是以世界为基点的。由此引申开来，他提出中日在世界竞争中有利益交叉点，日本应视中国为“兄弟” ，应全力
12、支持中国的改革。其云： 夫欧人之心目中，蔑视我亚洲人也久 矣。支那固视为彼怀中之物，即日本亦岂彼 等所认为东方之主人哉。福建虽有不让与之 约，而德觊觎之，彼其视其约，殆如无有也。 倘一旦有分割之举，彼欧人之意，殆将使亚 洲大陆之上，亚人不得有其寸土地。观于前 者辽东之干涉，可知其用心之所存矣。 日本得一台湾，至今数年，未见活效，然则虽 得地于支那，未必为日本之利明矣。故视与 欧洲均势坐视成败之论者，诚所谓自撤藩 篱，招唇亡齿寒之戚而已，殆非远见者之立 也。 从中日在东西交往中的共同利害关系出发，梁启超严厉抨击日本政府的排华政策，郑重提出： 1排斥支那人，即窒日本东洋商务扩充 之机也； 2欢迎支
13、那入，可利用我支那之资本力， 以助日本工商业之发达也； 3排斥支那人，害彼此之感情也； 4排斥支那人，即损黄种之资望，促东洋 之危机也。 梁的结论是： 日本与我唇齿兄弟之国，必互泯畛域，协 同提携，然后可以保黄种之独立，杜欧势之东 渐。他日支那日本两国殆将成合邦之局，而言 语之互通，实为联合第一义焉。故日本之志 士，当以学汉文汉语为第一义；支那之志士，亦 当以学和文和语为第一义。 梁启超这种看法，一厢情愿，充满幻想，但从甲午战争后的世界格局看，的确是颇有见地的。这样的具有世界眼力的比较研究，使梁启超的日本观异彩纷呈，发人深省。当我们进一步考察其具体内涵之后，必将加深这样的认识。 二、主要内容
14、梁启超的日本观主要有相互关联的三个层次组成： 一曰，日本之强由于变法。 梁一向将日本视作由改革而振兴的样板，他总是以日本为例论述变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并大声疾呼走日本维新之路。他从日本维新变法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日本是主动变法的范例，一变而为世界一强国；印度是不求改革的典型，国势一天不如一天。梁启超明确指出：“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
15、也。”改革，是中国救亡图存的唯一嶷药。梁启超的日本观总是贯穿这一主线。 要改革，就须将静态社会变为动态社会。梁启超一向认为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变法是古今不易的真理，运动是天下万物的常态。日本之所以变法成功，首先是由一静变动，打破了传统的东方静态社会的模式，引入了竞争机制，将一潭死水弄活了。在梁启超看来，日本开启了社会的活力，才取得了变法的硕果。他极具煽动性地指出： 凡物之具永静性者，不加以力而不能动 也。及其既动，不加以力而不能静也。中国、日 本，同立国于震旦，画境而治，各成大一统之 势，盖为永静之国者，千年于兹矣。日本自劫 盟事起，一二侠者，激于国耻，倡大义以号召天 下，机捩一动，万弩齐
16、鸣，转圜之间，遂有今 日。后之论者，悼诸君所志之示成，而不知其 所成盖亦多矣。我国自广州之役，而天津，而 越南，而马关，一耻再耻，一殆再殆，而积薪厝 史，鼾声彻外，万牛回首，邱山不移。呜呼，岂 外加之力犹未大也，抑内体之所以受力者，有 不任也。抚王室之蠢蠢，念天地之悠悠， 乃掩卷而长太息也! 观日本，想中国，掩卷叹息，忍泪而思，是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经常遇到的。日本可以在外力压迫下，行动起来搞明治维新，而清廷则只能求其末搞洋务运动。其根本的差异在于一学制度，一学“皮毛”。梁启超多次论证日本变法之所以成功，在于学制度这个根本，清廷则拒绝变革封建制度，仅注重引进“坚船利炮” ，结果仍然不能将静态变为
17、动态，不能唤起全民的变法勇气，招致甲午战争的惨败。他在变法通议中称：“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在上书张之洞时，梁启超又进一步指出： 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 政治为最，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 形，讲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勃兴 也。 至此，梁启超将自己的逻辑推理表述得很清楚，日本兴盛之源在变法变法核心在学西方社会制度。从日本这一基本经验出发，梁认为清廷要像日本那样： 1创造条件，实行君主立宪。这样即可使民权发达，又能保皇帝尊荣，社会安定，国家昌盛。梁启超称：“日本东方
18、之民权先进国也，国会开设以来，巩自治之基，厉政党之风，进步改良，蹑迹欧美，而国民于其天皇，戴之如天，奉之如神，宪汉中定为神圣不可犯之条，传于无穷，然则兴民权为君主之利乎，为君主之害乎?”既然君主立宪利君又利民，中国理所当然应该仿效。2研究日本商法商规，建立商会管理制度。梁以日本为考察对象，曾专写一篇论商业会议所之益，分析了商法商规的重要性及其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特殊作用，并郑重提出：“日本商学商法之书，不可不研究也。日本商法，采自泰西，集诸邦之长，定一成之律，诚保商之甲胄，抑亦经商之圭臬也。” 3译西书，尤其是译日本书。梁启超认为译书是为变法提供精神食粮，日本维新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
19、翻译欧美图书。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法律、思想文化及艺术等方面的图书，大都译成了日文，为日本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清廷要变法，必须大力译书。但梁认为，中国通欧美文字者少，学起来也难，最好的办法是从日本翻译，这样事半功倍，收益速且高。 4仿日本妥善合理地安置旧官僚。梁启超向来认为变法的根本在变制度，变制度的关键是改官制，改官制的核心是“弃旧用新” ，但旧官僚的裁撤是最难办的一大问题。他根据日本维新的经验，提出对旧官僚：一是给其爵位，使其心理平衡；二是减少或免其办事，分出部分或全部权力；三是增加其俸禄，得到实惠。这种办法，在日本确实可行，但在清廷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中国的官僚视权如命，仅用
20、收买的办法是不会服从的。不用强大的带强制性的办法给予“剥夺” ，旧官僚的反抗是消除不了的。梁启超在这方面难免书生气太足了。 5变法应一省或数省先起，推及全国。梁启超在南学会叙中明确提出： 吾闻日本幕腐之末叶，诸侯拥立者数十， 而惟萨长土肥四藩者，其士气横溢，热血奋发， 风气已成，浸假遍于四岛。今日中国之大，积 弊之久，欲一旦联而合之，吾知其难矣。其能 如日本之已事，先自数省者起，此数省者，其风 气成，其规模立，然后浸淫披靡以及于他省，苟 万夫一心，万死一生，以图之，以力戴王室，保 全圣教，噫!或者其犹可为也。 这种办法应该说是可行的。问题在于“出头鸟” 究竟有多大实力以及 “出头”时全国的大气
21、候如何。梁启超在仿效日本，呼吁变法时，一味地模仿有余，结合中国实际认真思想不足。由此可以讲，梁的日本观颇具直观倾向。 二曰，建立开放的环境。 古代搞改革可以关起门来搞，近代的改革由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并带有世界意义，闭关自守是绝对不能成功的。改革和开放如某车上的左右轮，缺一不可。客观来讲，开放是改革的基础，改革是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梁启超在认真研究日本的明治维新史后，在甲午战争后的数年中总是批判闭关自守，呼吁清廷开放。他认为日本由于开放，一是加强了和世界的联系，使日本成了世界一分子，进入了世界民族之林；二是促进日本工商业发展，解决了日本发展经济当中难以克服的许多问题；三是加强了日本与西方各国的文化
22、交流，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更新了观念，解放了思想；四是培养了日本人的竞争意识，滋长了争强好胜的进取精神。而这种在开放环境中形成的竞争思想，对一个民族的腾飞和改革的成功尤为重要。梁启超指出： 西方天演家之言日，世界以竞争而进化， 竞争之极，优者必胜，劣者必败，久而久之，其 所谓优者，遂尽占世界之利权，其所谓劣者， 遂不能自存于天垠，此天演之公侧也。虽然， 优之与劣，果何自分手，智而强者常趋而进于 优，愚而弱者常退而即于劣。故自存者必以求 智求强为第一义。等是人也，何以此智而彼 愚，此强而彼弱，合众人之识见以为识见则必 智，反是则愚；合众人之力量以为力量，则必 强，反是则弱；故合群者战胜之左券也。
23、 东西各国，皆合其一国之力以与我相竞，我亦 必合一目之力然后足以抵制之，大局昌，则人 人受其利；大局损，则人人受其害。 一个国家开放的过程就是走向和世界各国竞争的过程。梁启超通过日本的开放历史，引申出竞争的观点，是颇富哲理性和现实感的。说到底，建立开放的社会环境就是逐步确立世界一体化的自由竞争机制。没有这种机制，改革不可能成功，民族不能振兴。梁启超在百年前能看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三曰，重教育，育英才。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他将教育视为救中国的根本。甲午战争后，随着其改良主义政治理论的逐步系统化，其对教育的改革以及通过教育来培植人才、提高国民素质的言论越来越多，并且亲自执鞭任教，献身
24、于新学堂的创建的维新人才的培养。这虽然与他“开民智”的一贯主导思想密不可分，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受日本的影响。在梁看来，日本之所以变法成功，之所以在短短二三十年内雄视亚洲以及世界，根本的原因是重视教育。试一解甲午战争后梁的论著，总是反复以日本兴办新式教育的历史经验来呼吁中国人为教育的勃兴出资出力。他明确指出：“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致，此为立国基第一义。日本效之，变法则独先学校，学校则独重政治，此所以不三十年而崛起于东瀛也。”梁启超从变法的政治指导出发，把办政治学堂放在首位，其日本观带有明显的实用性质，受其政治需要所
25、左右。不过他确实看到了日本社会变革成功的根本。教育这种功用，是潜在的，又是带决定性的，愚蠢的政治指导者往往会忽略。梁启超特有的政治敏感，使他不仅能从日本的教育来促进清末教育的发展，而且还将女子教育特别是日本的女学视为开民智的关键。这对一向歧视妇女的中国人来讲，确有振动。请看梁的惊人之论： 今语人曰，欲强国必由学校，人多信之。 语人曰，欲强国必由女学，人多疑之。其受敝之 原，尚有在焉。今日攘臂奋舌，以谈强国，震惊 于西人，而思效其长者，则唯是船舰之雄也，枪 炮之利也，铁路之速也，矿务之盛也，若此者， 皆非妇人所能有事也。故谋国者曰，教妇人非 所急也。而不知西人之强在此。农业也，工 作也，医学也，
26、商理也，格致也，律例也，教授 也，男子所共能，抑妇人所共能也。西方全 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男 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日本 之女学，约分十三科：一修身，二教育，三国 语，四汉文，五历史，六地理，七数学，八理科， 九家事，十习字，十一图画，十二音乐，十三体 操，其与男学相出入者，不过数事而已。 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 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法德日本是 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 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女子由于肩负着繁衍后代、教育子女的主要任务，其社会性和民族性往往大于男子。将女性的解放和素质作为衡量一国强盛的尺度，无疑是科学的。在甲午战争之后那种国民水平低劣的年代里，能够有这种见解的只有梁启超。因此，梁的日本观并非直观，而是观察和思考相结合，观日本和观中国相结合，观日本与观全球相结合，其哲理性和现实性、启发性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简介李喜所(1946-)，男，南开大学历史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近现代史研 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留学史和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