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新教传教士和戊戌维新派的关系49 第 12 卷 第 4 期 邯郸师专学报 2002 年 12 月 Vol. 12 No.4 Journal of Handan Teachers College Dec. 2002 论新教传教士和戊戌维新派的关系 刘焕峰 1 , 张 波 2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政治教研室，河北 石家庄 050000； 2. 邯郸师范专科学校 历史系，河北 邯郸 056004) 摘 要：新教传教士为传教而参与维新，戊戌维新派为挽救危亡而推动变法，两者之间交往密切，形同师生，共同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的浪潮。同时，新教传教士的弱点也影响到了戊戌维新派。 关键词：新教传
2、教士；戊戌维新派；关系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32(2002)04-0049-06 100 多年前，在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戊戌维新运动。该运动的兴起虽源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刺激。但新教传教士和戊戌维新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们是变法运动的两大推动力。1( P296)维新派力图用变法维新运动在帝国主义瓜分狂潮中力挽狂澜；而新教传教士则为变法维新运动推波助澜。两者之间交往亲密，联系密切：维新派视新教传教士为“吾人维新运动的一位良师” 。2(P130)新教传教士则视维新派为“我们的学生” 。3(P99)师生之间又遥相呼应，互相援引，
3、共同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的浪潮。 一、 “良师”的“醉翁之意”和“图报”情节 1860 年以后，新教传教士借助于炮舰的威力，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传教。由于他们身份特殊，加上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使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文化掮客”的作用。他们打着知识传教的旗帜，利用建学校、译西书、办报刊等方式向中国传播西艺、西政、西教等西学。例如傅兰雅创办的图文并茂的杂志格致汇编 “专译西国农、矿、工艺、格致等报，而以言政治之报辅之，亦间载重要时事”4(P69)；狄考文、丁韪良等传教士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在 18771890 年间出版教科书 100 多种，3 万多册，其中包括算学、天文学、历史、地理、
4、宗教、伦理学等书籍；尤其重要的是“广西国之学于中国”的广学会（初名同文会）及其报万国公报的创办，更加加大了西学的传播力度。西学的传播对当时中国人民思想解放，对近代化人才的培养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教传教士不但宣扬西学，还针砭时弊，倡言革新。他们指责洋务派“不学泰西养民之妙法，单讲西国枪炮之势力”5(P232)；指出中国政治上下不通情，官民不相通，批判八股 收稿日期：2002-04-19 作者简介：刘焕峰(1975)，男，河北南皮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基础课部讲师，史学硕士。 502002 年 邯郸师专学报 第 4 期 取士的科举制度。他们在批判时政时，还“屡进善言，赞襄善举”5(P
5、247)，提出具体的革新措施，如（英）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中提出：“亟行变通改革者：一曰教民之法，二曰养民之法，三曰安民之法，四曰新民之法”5(P233)；（美）李佳白在上中朝政府书中提出：“养民有要” 、“教民知本” 、 “和睦有序” 、 “武备亟讲”四大端5(P249)；在改政急便条议中提出：“重农而奠民食” 、 “取才以获实用” 、 “建学以储人才” 、 “专任以定趋向” 、 “制禄以劝官吏” 、 “设法以励操守” 、“举善以公仕路” 、 “经武以备不虞”等八事5(P252)；（英）甘霖在中国变新策中提出撮举新法四条：“善待救世教会以博收道学” 、 “广立庠序以参考西学” 、 “任设报馆以增
6、益知识” 、 “建造铁路以广商务”5(P265) 等等。 新教传教士不但倡言改革，而且还亲自投身到维新变法洪流之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推进中国的革新运动。新教传教士经常与维新人士会晤，共商变法大计，他们在“开启民智”方面，建议维新派办报刊；针对维新派组织涣散，行动不一的状况，他们建议维新派广集社、立团体。对这些建议维新派无不采纳。新教传教士还亲自参加到这些团体之中，如李提摩太、李佳白、白礼仁都曾列名强学会。其中李提摩太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周旋于各派之间，协调各方推进变法。他曾尽力平息李鸿章胸中的怨气（李鸿章因想加入强学会遭拒绝，而对维新派心存怨恨） ，他还会见了翁同龢、孙家鼐等人，据苏惠廉所著
7、李提摩太传中说，李提摩太“用书劝人和亲自会面中国官员绅士，受（李）氏的感力，多至不可计数”6(P237)，并非是夸大之辞。戊戌政变前，为挽救危机，李提摩太又北上入京，出入英馆，寻求援救。政变后，他又致电英驻上海领事，要求搭救康有为，使康脱险。尽管人们对英救康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李提摩太致电上海领事求救却是事实，其电报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故事后，梁启超致信李提摩太说：“大邦仗义之盛心，与足下待友之忠悃，令人感谢不已。 ”7(P417)李提摩太作为一名外国传教士为中国变法奔走呼号，出没于顽固派刀丛剑林之中，实属不易。其后，在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论现在救中国的问题，我是尽力所能”6(P234)。这
8、也的确是实情。 那么，新教传教士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西学的传播和中国的革新运动呢？这是因为： 第一，新教传教士的“醉翁之意”在于传播“上帝的福音” 。 传教是他们的根本目的。他们所以热衷于西学的传播，一方面是想把科学置于宗教的控制之中。狄考文认为，中国终归要引进西方科学，传教士应设法把这种西学置于基督教的控制之下，而不应落到唯物主义者手中8(P96)。但是使传教士始料不及的是，以后事实的发展，却是科学成了维新派抵制宗教的工具。另一方面，传播西学是为了减少传教的压力，促使中国人信教。正如唐才常所言：传教士所引进的“所谓西学者，不出呻吟彼族之天主、耶稣各经旨” ，其意在“使人渐平其恶教之心，与彼相安无
9、事而已。 ”9(P193)。 在传教士的革新言论之中，也不乏为基督教褒扬者，以为其传教开通道路。甘霖在中国变新策中提出的撮举新法四条中第一条即为“善待救世教会” ，还说， “传教士奉其善道，劝世化民，断不可凭籍权势” ， “教会则推爱己及人之道，无远弗届，爱邻国如己国，故中国兴立新学，舍教士而鲜有能助之者” ， “彼天主、希腊等教蒙不敢越俎而言，惟吾耶稣救世教，深愿有一举。 ”5(P266)这些无非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为扩大教务大开方便之门。 第二，新教伦理的影响。新教是 16 世纪西欧宗教改革的产物，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 512002 年 刘焕峰, 张 波：论新教传教士和戊戌维新派的关系 第
10、4 期 起而产生的革新派别。它“强调的是此岸的拯救，是从现实的苦难中解脱” ，使“人们的心灵从追求天国的虚幻来世的拯救转向现世的生活和劳作”10 (P166)，它宣扬“因信称义” ，使人们从中世纪基督教繁琐礼仪和压抑封闭式的苦修中解脱出来，使宗教生活世俗化，使人的个性得以解放。正因如此，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才能够接受科学，并能产生革新思想。新教还宣扬“天职观” ，使世俗生活宗教化，他们认为所有世俗的工作都是神圣的，都是在光耀上帝，这就使他们对各自世俗工作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并努力在各自工作中恪尽“天职” 。这就使新教传教士能够进行世俗的西学传播和革新变法的宣传工作，并为此殚精竭虑，往返奔
11、波。不但在中国是这样，即使在近代日本也是如此；是新教，特别是美国的新教在日本通过创办印刷出版业和新闻事业等，向日本民众灌输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使“日本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产生了根本性扭转其结果构成了全面吸收西洋文化学问的趋势。 ”11(P77)中日两国这种相同的情况并非是一种巧合。 第三，新教传教士的“图报”情结。诚然，在近代中外冲突之中，外国传教士是站在本国政府一边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即使在他们倡导革新的言论中，也不乏为本国谋利益的企图。李提摩太在新政策中提出的中国应办九事中，有五事要求聘用西人。为什么要用西人呢？用李佳白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宜用本国之人，以其性情同而关系重也。然而时会所乘，
12、局势各变，有时不得存畛域之见况中国近数十年间渐用新法，而习新学，而制新器，以至生财济民之术，多取法泰西各国，斯不能不用西国之人。 ”5(P257)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就在李提摩太聘用西人的五事之中，有四事要求用英美之人。还说， “其当用英美二国者，因英美两国并无忮心，皆不好战，最宜襄助中国耳。 ”5(P240)其为本国谋利之心昭然若揭。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些新教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者，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不能将他们和本国政府完全等同起来。这些新教传教士或由于久居中国，日久生情，或出于一种宗教徒的宽大、慈悲与诚善的情怀，他们对中国产生的深情厚意，深切期望中国变法革新
13、的愿望也是客观存在的，对此不能完全否认。李提摩太曾言：“於中外之士，言中国宜改行新政者，或正襟端笏，或沥胆披肝，谆谆而道，要皆深望中国之由蹇而解，由困而升。 ”5(P251)又说：“士居其国，既与人以同乐，而不能共人之忧，则亦妄人而已，又何士之足贵哉？” “圣门之内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皆不虚也。 ”5( P249)林乐知也说，要中国变法是“区区之心，实于中国不胜其图报地主之情。 ”5(P262)变法前后，有的传教士殚精竭虑，上书言政、倡言革新，有的教士不避危险，奔走呼号，既是“图报”情结的体现，也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受此情结的感染支配所为。 二、 “学生”：借风使船与“买珠还椟” 新教传教士在华活
14、跃，传播西学，倡言革新之时，也正是康梁维新派宣传、领导维新变法时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使新教传教士的言行对维新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早在长兴讲学时，康有为就“好浏览西学译本，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置。 ”6(P240)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他又要求弟子读西书。据梁启勋回忆，在万木草堂读书时， “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如江南制造局（该局翻译馆中有传教士，且均为新教传教士引者注）关于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所应读。522002 年 邯郸师专学报 第 4 期 容闳、严复诸留学先辈的译本皆读。 ”12 (P63)梁启超不但自己广泛地阅读，他还向读者推荐了大量
15、的西书西报。他说：“癸未、甲申间西人教会创万国公报每月一本，中译西报颇多，欲觇时事，必读焉。 ”7 (P456)他尤其称赞泰西新史揽要 ，说该书是“西史中最佳之书。 ”7(P455)谭嗣同也曾广泛阅读西书，梁启超初见他时，说他“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 ”6 (P53)谭嗣同所著的仁学中“以太”的提出，可能就是受了傅兰雅治心免病法的影响。 维新派的革新措施也常受新教传教士的影响，对此无须多言，单就“公车上书”中具体变法措施来说，康有为提出的“富国” 、 “养民” 、 “教民”的具体方案与李提摩太的，言论如出一辙。怪不得李提摩太看后，惊呼康有为“把我所做的各种建议都缩小在这篇
16、文章里，我们的见解如此相同。 ”3 (P99) 不仅在具体的改革措施上，就是在具体维新行动上，两者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试举几例：(1) 1895 年传教士在上海创办天足会，1897 年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在上海发起“试办不缠足会” ，1898 年春，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又在长沙创办“湖南试办不缠足会” 。(2) 1897 年前，新教已在上海设有女学；1897 年经连三也在上海创办华人第一所女学堂。(3) 广学会自 1889 年起出版月刊万国公报 ；1895 年 8 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双月刊，也称万国公报 ，后改名为中外纪闻 。 这些事实的出现，并非都是偶然因素。更有意思的是，在维新运动中，维新派
17、所表现出来的缺陷，也恰恰是新教的弱点所在： 1. 康梁等人在百日维新前，曾一度流露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羡慕之情，希望中国设议院，走资本主义君主立宪的道路。但在运动高涨时，却仅仅提出开制度局的主张，尽管其中原因种种，但也不能不说明这是康梁思想的倒退。与此相类，戊戌变法开始后，传教士纷纷上书献计献策，但很少有人对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发表议论，他们认为设置议院“在中国尚难仿照办理。 ” 13 (P608)。 2. 人们在谈及维新运动失败原因时，常说维新派严重地脱离了民众。14 (P272)这种严重脱离民众的现象固然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本性有关，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另一种现象：他们的“良师”新教传教士的传教地点常
18、常只在城市及周围地区。15 (P615)王韬曾说：“天主教行之最久，亦最远，内地乡落，无所不至；耶稣教（新教）只不过通商口岸耳。 ” 16 (P435)其传教方法又是“走上层路线，争取影响官僚和士大夫。 ”8 (P96)也就是说，新教在传教过程中本身就脱离了下层民众。那么新教脱离民众与维新派严重脱离民众的现象有没有关系呢？这一点值得深思。 谈及新教传教士对维新派的影响，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维新派所编印的皇朝经世文新编 。据统计，在其收入的 615 篇文章中，传教士的文章占 178 篇，而李提摩太的就有 36 篇，仅比康有为少 2 篇，足以证明李提摩太等新教传教士在维新派心中的确占据了“良师”的位置
19、。2 (P130) 新教传教士为什么能对维新派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其言论为什么能够得到维新派广泛的接受呢？这其中除了新教传教士本身的努力以外，还有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严重的民族危机把维新变法提到了历史的日程上来。甲午战后 532002 年 刘焕峰, 张 波：论新教传教士和戊戌维新派的关系 第 4 期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了民族的觉醒。老大弱的中国败于新小强的日本，使人们认识到维新变法的重要性。奕訢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 ”17 (P164)在中国洋务运动开展 30 多年后仍言中国“不西化” ，无非是希望中国“西化”得更彻底些，这必然会使中国走上维
20、新变法之路，变法维新已提到历史日程上来。为挽救民族危亡，康梁等知识分子联合举人 1300 多人“公车上书” ，要求“拒和” 、 “迁都” 、 “变法” ，就在这振聋发聩的呐喊声中，中华民族开始觉醒。此后“公车上书”的内容被广泛印刷传抄，不胫而行天下。自此中国知识分子“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18 (P114)。正是这种“蒙昧启辟”的局面及维新变法的急迫性，使新教传教士的言论获得了更广阔的市场。也正因如此，诸如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 （该书介绍甲午战争经过、胜败原因及中国以后应采取的举措）一类书籍，在当时四海风行，中国知识分子争相购阅传抄。 其次，文化发展的必然。一方面，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
21、角度来看，以儒、释、道三者合一为特征的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末期的主导思想，它的核心内容是孔孟的伦理思想，注重道德本身的价值，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等教条，尤其推崇孔孟“杀身成仁” 、 “舍生取义”等说教。这样虽然砥砺了一种高尚的民族气节，但却严重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近代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日益显出衰落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文化要谋求生存与延续，需要对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进行改造。其方法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进行改革，或是借助于外来文化的冲击。 新学伪经考 、 孔子改制考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革新的产物；而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则是从外部对中国末世思
22、想体系的冲击。无论哪一种，都是适应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的，都会受到走在时代潮流前面的维新人士的热烈欢迎。另一方面，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是一种文化涵化的过程。这其中既有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斗争，也有中西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而双方的吸收和融合不仅包括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如林乐知、花之安研究经学，用经学阐发教义，利用“孔子加耶稣”的方式传教） ，更重要的是落后的中国文化对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吸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代表者维新派对西方文化传播者新教传教士言论的广泛接受，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维新派“借风使船” 。戊戌变法前后，守旧势力在中国异常强大。据李鸿章说，当时政权在“守旧派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僚得
23、格外小心，不敢倡言新法，即使有新主张、新政见，也作不成什么事功。 ”6 (P238)政治上如此，学术上也是一样，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出，即遭封建卫道士的围攻。叶德辉说康有为“新学伪经之证，其本旨只欲黜君权、伸民力，以快其恣睢之志，以发摅其傺侘不遇之悲，而其言之谬妄，则固自知之也，于是借一用周礼之王莽、附王莽之刘歆以痛诋之。 ”19 (P189)该书还两次被勒令禁止流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只有唯唯诺诺，墨守成规。而新教传教士这些“外来的和尚” ，由于具有特殊的身份，他们敢于在中国“念经” ，敢于开风气之先，破封建之藩篱，敢于针砭时弊，倡言革新。正如孙家鼐评述中东战纪本末所说的那样，该书“于
24、中国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不敢言者，林牧师剀切指陈。 ”20（第 91 卷）维新派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由新教传教士代而言之，维新派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由新教传教士先行为之。如此这样，新教传教士的言行又怎么不会得到维新派的热烈响应呢？维新派正可“借彼西542002 年 邯郸师专学报 第 4 期 风，使此东船” 。这也是为什么维新派尊新教传教士为“良师”的根源所在。 在维新派心里，新教传教士的确是“良师” ，但在传教士眼中，维新派未必是好学生。因为一方面，在变法维新过程中，新教传教士“常劝诫改革的运动须用和缓的方法开导守旧派，并启迪皇太后，而后可以成功的。 ”21 (P435)但实
25、际上在他们看来，维新派却“过于激烈，未免更张太急，以致于守旧派设法阻止”6 (P233)，而导致维新变法的失败。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维新派对基督教采取拒斥的态度。确切地说，基督教对维新派影响是相当大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维新派提出按基督教的模式创办孔教。梁启超曾提出在中国“设建孔庙，立主陈器” ， “每值西人礼拜日，咸诣堂瞻仰拜谒，并听讲圣经大义，然后安息。 ” 22（文集三第 5 页）提出创立这种基督教化的孔教，虽难免有“东施效颦”之嫌，但也的确反映了基督教对维新派的影响。尽管如此，维新派对基督教本身还是持一种排斥态度的。他们力倡“西政、西学与西教无涉论” 23(P27)，他们愿意买进“
26、传教士兜售的东西”西政西学这一“宝珠” ，却交还了“传教士想要在交易中暗藏的条件”西教，15 (P615)这一“匣椟” 。维新派创立孔教的目的之一，即为“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 ”24 (P132)何谓“异端”？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教也。不仅如此，维新派还要“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 。 22(文集二第 29 页)这些无不使以传教为最高职责的“老师”大为光火。他们在广学会第十一届年报纪略中说：“所谓康党者，粤人康有为实倡之。康有为虽知新法之善，而恐外人之吞噬，又忧古教之凌夷，于是有保国保教之说。 ” 6 (P216)其憎恶之情，溢于言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矛盾与不睦，但是团结
27、与合作是他们之间关系的主流。即使变法失败后，他们仍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在日本，梁启超曾致信李提摩太，向他推荐汤觉顿作李的翻译，即是很好的证明。 综上所述，新教传教士为传教而参与维新，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推动变法，尽管目的不同，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促进中国维新变法却是一致的。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够走到一起，进行合作，成为变法运动的两大推动力，从而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 上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2 宝成关. 论新传教士对戊戌维新思潮的引发、推进与制约J. 社会科学战线，1995，(1). 3 施宣圆，吴树汤. 李提摩与戊戌变法J. 复
28、旦学报，1998，(4). 4 丁文江、赵丰田.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 中国史学会主编. 戊戌变法(三)A. 中国近代史料资料丛刊Z.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6 中国史学会主编. 戊戌变法(四) A. 中国近代史料资料丛刊Z.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7 中国史学会主编. 戊戌变法(一) A. 中国近代史料资料丛刊Z.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8 何桂春. 明末至近代天主教和新教在华活动比较研究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1，(4). 9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唐才常集C. 中华书局，1980. 10 李平晔. 宗教改革与西方近
29、代社会思潮M.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 (下转 65 页) 652002 年 张树彬：三部学术著作中的错舛及其改正 第 4 期 (6) 第 473 页第 1 段第 7 行“第一个揭示现实主义旗帜的是库贝尔” ，似乎文理欠通，不知“旗帜”如何“揭示”? (7) 第 525 页第 1 段第 6 行“在西非的塞内加尔。几内亚和达荷美，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抗法斗争” ，句中的句号应为顿号； (8) 第 526 页第 2 段第 7 行“由于军需订货的税减” ，“税减”应为“锐减” ； 应该说上述错误均为校对之错，印刷之误，不足挂齿。但是第 347 页第 2 段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论述， “自 185
30、3 年被迫开国至 1889 年明治宪法颁布,就是明治维新时期。 明治宪法的颁布意味着日本资本主义体制的确立，日本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就令人费解了。因为，日本 1853 年被迫“开国”至 1868 年 1 月倒幕派政变获得成功乃是“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怎么能把这段时间也归入“明治维新”时期？笔者认为应该把它改为“自 1868 年 4 月明治政府成立至 1889 年明治宪法颁布，就是明治维新时期。 ” 作为严谨的学术著作，特别是高等学校专业课的教材，质量建设尤为重要。如果我们的编著、校对者稍加注意，这些只要认真看一遍就能发现的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热切盼望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学
31、术著作面世。 参考文献： 1 李宝俊. 当代中国外交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 王绍坊. 中国外交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1998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3 刘宗绪. 世界近代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 2000 年 10 月第 20 次印刷). 4 新华词典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上接第 54 页) 11 大久保利谦. 明治的思想和文化M. 吉川弘文馆，1988. 12 梁启勋. “万木草堂”回忆A. 文史资料选辑：第 25 辑Z，中华书局，1962. 13 林乐知. 中东战纪本末: 卷 5-6A. 沈云龙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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