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代文学史第一章 深刻的转折：讲话的方向与革命文学的范例第一节 启蒙运动与革命文学现代启蒙文学后来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这中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变异与深刻的断裂，不揭示和理解这些变异和断裂，就不能真正恰切地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不能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变异过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革命文艺及其后来的社会主义文艺之间，尽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但后者所表现出的转折是非常明显的，而且也是实质性的。只有揭示出历史的内在变异，才能充分把握不同时期的内在本质。而这里发生的历史变异的最内在断裂，就在于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文艺的世界观）取代了五四新文化培养起来的启蒙主义世界观。李泽厚在中
2、国现代思想中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提供了对中国现代思想变异颇为有效的解释模式。事实上，这个“双重变奏”包含着不断激进化的趋势，变异与断裂是主导的，而所谓变奏则最终被变异所淹没。也就是说，这个激进化的进程其实是演化为“救亡”独奏曲；而革命与启蒙并不能简单调和。第二节 革命文学方向的确立与主体建构 1942 年 5 月，毛泽东的讲话奠定了中国革命文艺的理论基础，确立了革命文艺的性质、任务与方向。1，立场与态度。立场和态度问题，实际就是世界观问题。革命文艺要求作家放弃个人的立场，也就是放弃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潮中形成的那种以个体自由为本位的认知方式。由此也就表明革命文艺与五四的启蒙文学传统存在的深刻
3、差异。2，方向与性质。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也就是世界观立场转变问题的具体化。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革命文艺的方向就是为工农兵的方向。毛泽东在这里提出文艺界的宗派问题。这些基于自由主义理念或个人主义形成的宗派团体，其实也就是一些自由组合的文学社团，这是扎根在五四启蒙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小集体，他们无疑具有着维护个体的自由价值的顽强倾向，这是一些坚固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小堡垒。它们是革命文艺建立统一规范与统一领导的障碍。3，普及与提高。为工农兵服务重在普及，这包含了二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被改换了，他不再是教育民众的高高在上的历史的先知先觉者，而只是写作
4、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作品；其二，普及本身是为革命文艺的性质的决定的，革命文艺就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但这里的“团结、教育”决定不是知识分子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的表达，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的名义底下进行的文艺传播活动与精神审美动员运动。毛泽东的讲话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精神指南，为革命文艺确立了方向和任务，规定了革命文艺属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为作家艺术家规定了文艺来源于生活的创作途径，明确了创作方法和艺术标准。从此，中国的革命文艺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方向，它既反映着革命的伟大进程与愿望，也创造着革命
5、文艺自身的宏大而艰苦的历史。第三节 解放区革命文艺创建的美学范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在解放区出版的最有份量的长篇小说，这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直接直接而生动的反映。小说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表现土改这一历史巨变的戏剧化过程，写出了不同的人物在这场革命中的命运遭遇。 “不要落在群众的尾巴上，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这是这部小说反复强调的一个句子，实际上也是整个土改运动的经典语录，这是中国革命不断激进化的一个经典概括。激进的革命群众就在想象中被创造出来了，成为推动革命绝对激进化的动力。这使中国的地主阶级没有活着的退路。这部小说最重要
6、的是揭示了地主阶级在革命来临时表现出的自作聪明、绝望与极度恐惧，同时表现出贫苦农民对翻身的急切渴望与仇恨心理。在这里，要重点理解的是太阳为代表的解放区的经典作品所创造的美学范例。也就是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其叙事模式、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情感的本质等等，在这个时候已经被确立了。1，阶级斗争的关系决定了小说的人物形象的典型性特征。2，启蒙主义的“爱” ，在革命文艺中转化阶级仇恨，革命文艺的情感本质就是“恨” 。3，革命暴力的快感问题。小说的高潮部分，写了斗争钱文贵的场面。这个场面是作为革命的高潮与成功来表现，它在当时无疑是诉诸于快感，是大快人心的阶级斗争最早的象征仪式。四、革命文学的
7、乡村起源在讲话的指引下，解放区的文学创作迅速走向繁荣，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创造了一系列新型的农民形象，它们在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中，觉醒而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这些作品对于鼓舞工农兵群众的革命斗志，宣传革命理想都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在革命文学最初的创作道路上，赵树理无疑是一个勇猛的开路先锋。他是凭着他的本色在写作，具有别人难以比拟的那种自然纯朴之气。赵树理是革命文学期待已久的一个新起点，所有前此的革命文学都依然是在五四的阴影底下，那是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城市，在知识分子的精神之乡演绎的革命神话；只有赵的出现，革命文学才第一次获得了他的本真性的起点。革命文学在乡村、在最贫脊的土地上，找
8、到最坚实的根基。当然，赵依然是特定时期的特定象征，革命文学的起点一直就是一个可疑的动态之点。赵论证了毛泽东的“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样一个真理。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与书本知识，都与知识传统脱不了干系，只有赵才具有纯粹性，具有生活本身的纯粹性，赵是一个起源性的新的神话。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终于从资本主义的城市中心，转向了乡村，革命文学因此获得了全新的时间空间。这是革命文学对整个世界现代性文学的颠覆和重构。革命文学以二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产生审美效果。一种当然是代表着时代精神，表达着革命的理念，对历史发展方向的揭示；另一方面则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含义的生活情境。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艺术形
9、式，这不只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表现手法，它也是革命的审美意识形态。这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却又是对革命理念的消解。喜闻乐见的形式最终最让人忘记革命，回到质朴的生活本身。在绝对而超越性的革命性理念与最平实的生活之间，到底是天衣无缝的融合，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第二章 开创与清除：建国初的文学运动第一节 伟大的开始或确认革命文学的历史图谱 1949 年 7月 2 日，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正式代表及邀请代表共计 824 人。由此拉开新中国文学艺术历史之激动人心的序幕。这次会议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会议期间毛泽东亲临大会，朱德代表党中央在大会上致贺词，周恩来向大会作了报告。周恩来还具体阐述了文
10、艺的六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和周扬做的报告。7 月 4 日，茅盾做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 。这个报告显然是对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进行一次全面的历史总结。尽管茅盾也谈了成就，茅盾既是在进行历史的清理，也是在做历史开创，这就是建构一个革命文艺的历史观念，这个历史起源实际上被确认在以延安为核心的解放区。而国统区的革命文艺只有与这个核心相呼应，在精神上靠近讲话 ，才分享到这一崭新的历史起源。 7 月 5 日周扬做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周扬的报告清晰地勾勒出革命文艺的历史图谱。这篇报告的第一节的标题就是“伟大的开始” ，同样，他要总结的是 1942
11、年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以来解放区的文艺的全部发展过程及其在各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周扬指出，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他全面展示了解放区文艺取得的伟大成就。革命文艺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新的创造，都意味着“伟大的开始” ，这一切从讲话这里找到开始的伟大契机。这一切都说明，革命文艺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从这里起源。这真正是一次胜利的大会，一次历史结束与开始的伟大仪式。因为 1949，历史被重新追溯，被重新书写。这一切已经十分清楚，从 1949 年回溯，确认 1942 年，成为革命文艺自我起源的标志。新中国的文艺从这里出发，走上了并不漫长然而激进的革命不归路。第二节 在主流边缘的胡风与沈从文处在这样历史时刻
12、的作家诗人和理论家们，都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为未来所激动。无数的颂歌赞美共和国的诞生，赞美人民站立起来，赞美伟大领袖。胡风也写作了一首长诗时间开始了 ，热情讴歌伟大时代的开始，讴歌伟大的毛泽东主席，表现人民群众经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并且展现新时代人们对自然事物情有的纯净美好的情感，表达诗人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对历史沉思。胡风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写作这样的史诗，并不奇怪，那个时代的所有的诗人都有这样的诗作。但胡风似乎显得特别卖力，他的这种卖力似乎隐含着更为复杂的动机。与胡风的激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沈从文在 1949 年的 5 月 30 日显得郁郁寡欢。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的书写充满了绝望感。这个人
13、一度在中国文坛享有独特的位置。然而，这一切在革命文艺占据主流的时代到来之际便开始崩溃。沈从文始终怀有启蒙主义的思想理念，与革命文艺保持着一定距离。特别是革命文艺更趋激进化的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沈从文似乎保持着另一种立场。这是一个真挚而诚恳的人的倔强的自我认同产生的困惑与绝望，在我与“非我”之间的辩析，成为革命与“反动”之间的选择的投影。第三节 关于肖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 1950 年人民文学第 3 期发表肖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 。这篇小说遭遇到严厉的批判。参与批判的人有：陈涌、李定中（冯雪峰的化名） 。丁玲、康濯。对肖也牧的批判引发了对当时被认为有同样倾向的作品的批判，电影关连长长
14、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穷的 （碧野） ， 战斗到明天 （白刃） 。显然形成一股批判的气势。这一切都说明，革命文艺本身是运动与斗争中发展的，斗争与运动形成的不断激进化的趋势，由此构成了其历史本质。正如冯雪峰以读者名义对肖也牧展开激烈的批判一样，革命文艺家都有一个想象的人民和群众，都以人民和群众的名义进行思想和写作，这是使个体行为集体化和历史化的方式。第四节 对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51 年 5月 20 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拉开序幕，由此开始了建国后没完没了的“文艺战线”上的批判运动。这篇社论经毛泽东手笔大量修改，表达了毛泽东对历史、对社会
15、主义文艺的基本立场。其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二，文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其三，清除资产阶级残余与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构成文艺界的长期任务。建国初期，毛泽东多次直接干预文艺，并且把它引向严厉的政治斗争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除了毛泽东本人对文艺的特殊偏好外，更重要在于他对建国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巨任务的认识，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理解。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紧接着毛泽东又亲自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李希凡、蓝翎显然是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阐述红楼梦 ，从而批判了俞平伯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李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观
16、念解释红楼梦 ，这正是建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所急需的观念立场和思想方法。毛泽东在两个青年人的身上敏锐地看到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建立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当然，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毛泽东从李蓝揭示的问题看到胡适的阴影依然在社会主义时代潜移默化。建国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带有很强的激进主义色彩。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 “资产阶级”是一项命名，一项纯粹的能指，任何不适应社会主义主义革命当前形势需要的思想，都可以指称为“资产阶级”或“封建主义” 。另一方面，建国后的思想文化也面临如何与五四传统重建历史关系的难题。尽管毛泽东通过对鲁迅思想的阐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17、高度评价，但具体到五四的思想文化传统时，除去鲁迅，很难有可以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文化找到沟通的文化资源。第三章 冲突与献祭：现实主义理论源流及其斗争本质第一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起源与扎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一个理论口号，一面堂皇的招牌，一面宏大的旗帜；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精神实质，一种魂灵，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历史内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口号来源于 30 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拉普” （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成员，在 19291931 年间从哲学的“唯物辩证法”移用过来来的。能够在现实主义前面冠上“社会主义”
18、，这是早期革命文学理论家们意想不到的突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播过程中，周扬是一个关键的人物。1933 年 9 月，周扬写了一篇题为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的文章。1933 年 11 月，周扬在现代杂志第四卷第 1 期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这是可见的在中国最早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说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和深入，周扬本人也开始把浪漫主义融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建国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中国文学的理论纲领。但它并没有真正明确的定义，它与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也没有明确的分界，它的意思似乎表明，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就
19、都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这倒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没有被拓展，也没有被质疑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像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这是一个外在的、历史化的和政治时间化的定语，因为这样一个绝对的政治时间化的标记，这使它的存在也具有绝对性。第二节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与文艺批评活动胡风的主观精神战斗论，是他多年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化的结晶，事实上，这个理论也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理论，它带有相当强烈的那个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它是胡风个人对文学的体验与对时代的革命要求相融合而产生的思想。同时也是团结在希望和七月杂志周围的那些文学同仁的共同理念。胡风始终从作品出发来阐发他的文艺观念，不管他多么激进，多么急切地为
20、革命文艺开创局面，但他始终要面对作品，特别是面对新生的文学事物。他是一个真正有艺术感觉的人，作为一个批评家，具有艺术感觉的人，很难越过这一巨大的障碍，这是艺术具有的那种倔强性，对艺术怀有真诚信念的人，都不得不受到它的约束。胡风无论如何不能放弃作家个人的自主性，胡风多少年来放的致命的错误，就是他始终想保持文学的最低限度的自由特性，而不能完全彻底从政治革命的需要来对待文学。 胡风与革命文艺方向的冲突是必然的。其悲剧就在于他与革命文艺运动的本质产生抵牾，他始终是以文艺来进行革命，而革命文艺的本质则是以革命来进行文艺。前者还不过是文艺的政治化，而后者则是政治文艺化，本质上是彻底的政治化。胡风始终幻想在
21、学理的层面把这些问题理清，在逻辑上与毛主席开创的革命文艺路线接轨。他显然犯了历史性的错误，胡风从头到尾就没有明白他错误的根本。真正理清胡风与革命文艺运动的冲突的症结，也是从内在深处揭示中国当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内在本质，那些个人的命运与历史铁的必然冲突的悲剧性的状况，以及文学的倔强本质与政治权力构成的复杂关系。第三节 左翼阵营对胡风的批判胡风在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阵营内部，与周扬就因观点不同而产生诸多理论争论和分歧。胡风的分裂和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二方巨面都怀着大的历史渴望，既有一种纯正的革命，又有一种纯正的艺术，而革命文艺就是这二者的统一。然而，历史注定了这二者的本质分离。经历过讲话 ，中国革
22、命文艺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但胡风却还沉浸在由他的七月和希望编织的文学艺术氛围里，在这里，革命与艺术在胡风的想象中达成了统一。在左翼革命文艺阵线内部，以及在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家的领导人那里，对胡风的批评就没有终止过。但真正有份量的批判直到 1948 年 3 月，由邵荃麟执笔的文章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检讨批判和今后的方向 。这篇文章显然是冲着胡风来的，邵荃麟出于党的革命文艺总体思想立场，要要维护由毛泽东的讲话已经指明的革命文艺的方向与性质，对胡风的“主观论”进行了深入严厉的批判。胡风的立场观点，他在国统区主编七月的巨大影响，他的主观论严重偏离讲话指引的革命文艺方向，这些都使他在解放后的中国文坛命运
23、未卜。1949 参加完开国大典之后，胡风写下时间开始了 ，这像是一种表白，又像是一种证明，更像是一种臣服，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1953年之后，开始了对胡风的猛烈批判，革命的写作就是献祭式的写作，只有生命的本色才能涂染它鲜艳的颜色，胡风以他的热烈与狂热最早成为革命文艺旗帜奋勇前进的理想祭品。第四节 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批判 1953 年， 文艺报发表林默涵的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开始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的清理与批判。1954 年 3 月至 7 月，胡风写成了震惊中国的“三十万言书”。他认为林何的文章暴露出长期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即：共产
24、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方面的理论观点。胡风认为随心所欲操纵着这五把刀子的是“宗派主义” ，由此，他提出，文艺从理论到组织要全面改革，他还提出极为具体详细的措施方案。毛泽东在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上写下按语，直接将胡风文艺思想确定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 ” 1955 年 5 月 13 日， 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胡风问题已经被确定为：“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1955 年 5 月 25 日，通过决议，把胡风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
25、” ，开除胡风的一切政治职务，所有与胡风有较多联系的人，他们所有的文艺观点和活动都被判定为反革命的言行，并由此开始了全国的肃反运动。胡风案株连 2100多人，胡风本人在监狱里关押直到 1980 年平反，出狱不久胡风逝世。第四章 革命与快感：农村阶级斗争的文学图谱第一节 革命文学的本土化策略革命文学把自己放在历史变革和前进的先导位置上，它也就陷入了文学表达的主体与被表现及接受主体之间的矛盾结构中在这一结构中，后者始终是沉默的被想象的主体，他永远处于被捕获与逃脱的游戏之中。文学如何去表现他们，并且使之成为这个历史变革的主体，与文学对历史想象一致，并且使其在文学的创作接受中，共同融入被叙事建构起来的
26、历史中，这是一个真正的难题，一个革命性的课题。在现代性情境中发生的农民革命，这是一个早产革命，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相互碰撞的产生，它在政治上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依据，而在文化上却无法从世界的现代性进程那里获得真正的资源，因而有必要从中国民族传统那里找到可供得用的资源。从中国整体的现代性革命进程来看，在长期的革命暴力冲击下，中国的历史处于剧烈的动荡与断裂之中，从思想上与传统决裂，这是走向现代革命的必然选择；而革命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的精神焦虑，这一切需要文学艺术提供可理解可感觉的艺术形象，民众可以接受历史，进入历史情境，并且从中受到审美的抚慰。革命文艺不仅描写和建构了革命的暴力与断裂，同时
27、也承担着抚平这些暴力的痕迹与历史断裂的任务。毛泽东始终在寻求革命文艺的民族化形式与风格，以此来使革命性的文学艺术具有本土性的可接受性。我们所所能理解的，也就是去理解在政治压力之下，文学依然保持的那些品质，那些依靠文学自身的力量表达的审美意义。第二节 赵树理的创作：在概念与本真性的生活之间历史选中赵树理作为革命文艺获得本土化的形式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这个偶然性在于，象赵树理这样保持着民间文化记忆，带着质朴的乡土经验进入革命文艺队伍，而始终保持其本色的作家，实在是绝无仅有。赵树理这个始终要回到乡土生活气息中去的人，他也不得不讲述这个农村中正在发生的巨大的变革。这回他借助了“世界进步文学”的影响，描
28、写起农村合作化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三里湾描写了农村合作运动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事实上，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这种两路线的斗争的激烈性只是表面化的和概念化的，赵树理并不是狂热的意识形态的信奉者，他既要顺从时代政治潮流，也要面对生活经验与事实，这些被夸张的历史的与阶级的冲突，像是赵树理要解决的标签问题；而他花大气力描写的，依然是那些家庭内部的冲突和困境，那些乡土中国社会更为真实和内在的矛盾。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学叙事中，我们都可能看到这种分裂：一方面是从政治上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表现中国农民的思想状况，对他们的进步与落后的描写与评价；另一方面，只要回到乡土
29、中国，回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他们的道德与伦理的状况中，更为朴实的真实生活就会呈现出现，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始终是概念化的历史规律，关于先进与落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的调和剂。前者使文学在社会主义时代有立足之地，而后者维系住了文学的基本审美的品质。他对生活的那种理解和感受，也始终渗透在那些对历史的概念化描写中。只要摆脱那些虚假的历史与阶级的冲突来看，赵树理的小说依然具有生活的本真的那种质朴性，那些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的日常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第三节 历史地与感性地把握乡土中国 1953 年，李准发表不能走那条路 ，描写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民观念和立场转变的故事。这篇小说在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
30、开始时发表，非常及时地反映了农村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农民依然眷恋土地，梦想回到过去的发家致富的传统社会模式中。1960 年，李准发表李双双小传 ，很快被改编成电影李双双 。作品描写一个农村妇女在大跃进中如何积极勇跃“办食堂” ，作品通过妇女的积极性与崭新的精神面貌来歌颂大跃进。不用说，这部作品表达的主题是当时政治路线的产物，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谬误。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也确实不是当时意识形态的简单演绎。即使在今天看来，这部作品依然具有某些文学性的感染力。这就是民族性的表达与风格在起作用。如果放在现代性的框架中去理解的话，正是现代性巨大的断裂，革命给乡土中国造成的巨大的社会伤痛，需要一种“喜闻乐见
31、”的艺术形式加以抚平与安慰。民间性的艺术，本质上也是一种美学的合谋。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反映了高级合作社给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新的精神风貌。作品也包含了一个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结构框架，但作者并没有刻意去写两条路线斗争，相反，他还是花费相当多的笔墨去描写那些落后的“中间人物” ，或者小脚式的“右倾”分子。这些人物显然更多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真实情况。周虽然非常虔诚信奉毛泽东文艺思想，也相信土改至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但周的作品还是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周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把握了当时的部分现实，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来写农村正在发生的变革。过多的自然风景描写，优美的抒情笔调，小说努力创造一种
32、审美的氛围，这都与那个时期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很不协调，它是一种补充，一种对立，还是一种替换，一种留恋？第四节 柳青的创业史：超级现实主义到现在为止，柳青的创业史依然代表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这部小说描写了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互助组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历程，小说反映农村存在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以及产生的矛盾冲突，由此来揭示农村开展互相合作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表明了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小说的主题完全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宣传，当时的政策方针确立的意义来构造的。在今天，要从主题思想深刻来论证这部作品的伟大意义，它的“史诗”特征，显然是徒劳的，其史诗特征，本质上是超级现实主义
33、，而它在美学上的意义，只是超级现实主义的美学剩余。只有回到文学，把文学从政治的压力底下解救出来，才能看到它有限的文学性品质，在那个时期依然保持的美学意义。这部小说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在艺术上显示了它的特点。其一，小说视野开阔，结构恢闳，最突出显示了现实主义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其二，对人物行为描写的生动性与对心理刻划的细致性。其三，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显示了一种丰富性的力量。作者把抒情性描写与对现实的反思性评价结合起来，使得叙事的要素显得相当丰富。第五章 宏大的建构：革命历史叙事的展开第一节 重写革命历史的中国现代性动机新中国的文艺界的短暂历史充满了各种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把文学艺术紧密地统一在社会
34、主义政治结构中。文学与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达到如此高度，其表意的内涵与策略也无疑贯穿着民族国家的特征。如何建构历史，使之与现实构成一个整体，这是新中国文学在创作上面临的根本任务。事实上，现实的本质规律已经明确，其意义可以在当下的各种政治权威话语中确认；但是，要全面而肯定地确定现实本质规律，则要从历史中找到依据。全部历史发展至今，它是现实的前提，也是现实的结果。因为人们是根据现实需要来建构历史的。在 50年代中后期，纷纭复杂的现实斗争，需要历史来给出正确的承诺。党需要文学艺术在历史发展中来把握现实，而描写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战胜各种困难终于取得胜利，这对于建立现实的斗争的信心是非常需要的自我认
35、同，对于全社会也是一种信念的保证。现代性在中国就以其宏大的民族国家的革命性认同来展开历史实践。现代性在文学上的表达，就渴望建构宏大的历史叙事，以此来展现统一整体性的历史。革命历史叙事就是要建构一个客观化的历史，这个历史是被事先约定的经典意义所规定的。这个历史叙事被确认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对前此所有历史的超越，并且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纪元降临。现实主义的叙事使讲述的历史变成了客观化的历史，讲述隐没了，讲述者也隐匿了，只有历史自在自为的绝对客观化的呈现，这使历史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但文学性的品质终究会在历史叙事的修辞性裂缝中涌溢出来。第二节 革命历史的重现：宏大场景与英雄气概 1954年 6 月，人
36、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 。小说以某部一连连长周大勇为主要人物，描写了一大批解放军指战员的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取得全面的英勇故事。小说在叙事上显示出现实主义艺术初具规模：其一，情节跌宕起伏，紧张而富有戏剧性。其二，在紧急的战争氛围中刻画人物，通过行动来展现人物性格。其三，对暴力的纪实性呈现。这部小说可能是最早描写血淋淋的战争暴力的场面的长篇小说。在五十年代中期，虽然国家面临艰巨的革命和建设任务，也面临比较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国民经济的增长势头保持良好，对工商业私营资本的改造也顺利完成，党牢牢控制了一切经济与政治命脉。由于开足宣传机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37、的口号激动人心，党和人民信心十足，迎接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那些反映战争的小说就显得尤为受欢迎。文学不只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是时代精神的塑造。在五十年代，人们需要战争小说，体验那种巨大的场面，那些残酷，那些杀戮的场面。体验那些巨大狂喜，那些伟大的难以置信的胜利。1957 年， 红日又一次再现了战争的宏大情景，展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勇无敌，显示了人民的正义必定战胜反动势力的历史规律，这正是这个时代需要的精神力量。这些都显示出这部作品在表现战争生活时，更富有层次感。第三节 历史的奇迹化：革命传奇与英雄主义： 50 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激情洋溢的
38、年代，人们渴望一个又一个奇迹在一夜之间诞生。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对战争年代的表现，正是对现实心理的一种提炼与催化。那些艰难困苦已经腿尽了它的悲性性原色，存留下来的只是英勇与信心。把战争经历作为现实经验的精神指南，或者作为经验主义的注脚。那些宏大场面真是美好，它们使历史重新复活，并且获得了更加典型集中的形象。历史是属于胜利者的，历史因此变得无比壮丽。50 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需要这样的历史，文学做到了，及时送上现实投射的历史形象，华美壮丽，场面宏伟，声势浩大。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也应运而生。 1957 年 9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长篇小说林海雪源 ，这部小说以其传奇般的故事，生动的情节，活泼鲜明的
39、人物形象，迅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这部小说显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虽然不是什么艺术上达到更高更完美的境界，但透示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文学的“早熟性” 。所谓“早熟性” ，也就是这种这种文学在其艺术规范内较早地达到自身的限度。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已经非常成熟，也就是说，它达到到理想化的极限。其一，矛盾对立的法则。其二、必胜的法则。其三、英雄主义为中心的原则。其四、绝对快乐原则。其五，更加细腻的情感与心理表现。在革命文学作品中，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显得有所不同，它笔下的人物与生活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小说叙事在紧张惊险的情节推进中，始终有一种和缓而
40、温馨的情调。第四节历史化的叙事与文学的品质1957 年，梁斌的红旗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它所建构的那种革命历史观念、那种叙事法则，它的审美趣味，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高度。 红旗谱或者梁斌是如何完成他的革命历史叙事的呢？在这样一个断裂的、自我起源的革命历史叙事中，我们确实看到其中包含的强烈的政治诉求，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在场。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设想，在主体隐匿的客观化历史建构中，是否说文学写作就不再有个人起作用的空隙呢？隐匿的主体是否可能从那些字词、从那些生活的质朴状态中透示出他的能动性呢？这牵涉到一个理论问题：那就是在革命化的写作中，是否只有历史叙事的客观化运动，而没有写作主体的痕迹？如
41、何理解革命化写作中主体的位置和作用，以及字词的修辞所提示可能性呢？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激进的革命写作，才与文学传统在最低限度上可以衔接上，才可以被文学共同体认可为文学。字词的记忆正在于它与现实生活保持习惯指涉关系，它使文学的那些修辞方式，那种表意形式得以存在。而个人记忆则是使文学作品的发生和存在具有创造性品格的根本依据。在这里，完整的革命历史建立在不完整的个人记忆基础上。在梁斌反复叙述的创作经验谈中，不断出现那些片断的乡土中国的往事，那些有着深挚情感的个人记忆。正是这些被称之为“生活”的东西，与革命历史并没有本质的联系。例如，那些生活细节，家庭伦理，婚姻情爱等等，这些作为革命历史叙事的补充
42、和佐料的成份，其实是小说叙事的血肉，它们支持那些革命故事得以存在和展开。革命确实要清除那些真实的个人生活，个人的记忆，然而，还是它们，给“革命”以一种具体的形象，给革命以一种可感知的可体验的存在方式。革命的命名并没有真正改变历史，但命名使革命获得自己想要的假像。文学的写作既具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史的梦想。对于文学叙事来说，真实的历史在别处；而对于历史的自我建构来说，文学也在别处。这就是文学得以永久存在的根基。第六章 边缘处的遗漏：历史之外的个人情感第一节 双百方针：短暂的解禁1956 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双百方针” ，如昙花一现，极尽绚丽，却迅速凋零。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翻云覆雨的斗争，显示
43、出它极端复杂而微妙的特征。 1956 年 1 月，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周恩来试图赋予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平等的地位。党的革命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也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全身心投入。 1956 年 4 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这个报告无疑鼓舞人心，它反映了当时革命形势的乐观局面：中国经历过对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后，对城市工商业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顺利完成。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提出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毛泽东显然重视了陈伯达的意见。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5 月 2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这
44、一方针。 1957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党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并要求非党同志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运动随即在全国开展，到处是各种各样的整风会议。但形势急转直下，整风变成了引蛇出洞，变成揪出隐藏的反党分子。一场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放局面，现在突然变成了打右派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在短短的数个月内，也就是在当年十月反右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万人，另有不少人未戴帽但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和降职降薪等处分。第二节 个性的自觉：反官僚主义的文学 1956 年的百花运动，在相当热烈的程度上鼓舞了青年作家，一大批怀抱着理想与责任的青年作家写出了不少在当时看来相当
45、尖锐的作品。干预生活，暴露问题，揭露阴暗面，从 56 年到 57 年的上半年，中国文坛确实有一股生龙活虎的气氛。显然，当时苏联文学的影响不可勿视。例如苏联“解冻”潮流中出现的奥维奇金的特写，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影响了百花时期的特写与小说创作。1956 年人民文学第 4 期发表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 ，对当时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状况作了深入揭示，产生强烈的反响。 1956 年第 9 期的人民文学发表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这篇小说讲述一个 22 岁的小学教员林震，因为工作积极向上，被调到区委组织部任干事，他的一腔理想热情与这个官僚作风严重的机关产生矛盾，他被怀
46、疑与失望的情绪所困扰，但他最终还是站出来与官僚主义进行斗争。与典型的官僚作派的韩常新比较起来，刘世吾的形象显得复杂得多。这篇小说一发表，立即引起热烈反响，主要在于作品揭露了社会主义党政机关的阴暗面，揭露了当时盛行而人们不敢发言的官僚作风。但严厉的批评一度还是占了上风。关于这部作品，后来的文学史有不同的评价和读解。这篇小说从另一方面来看，是五四时期在革命文学中已经断裂的个人的自我意识的那种叙事的重新抬头。如何理解这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五四文学的内在联系，是一个新的思考点。第三节 情感的多样性：战斗、红豆与百合花 尽管社会主义文学一直以乡村为其起源，在与五四启蒙文学形成的断裂中，拒绝了小资产阶
47、级形象在文学中的显现，但文学的写作主体不可逃脱的是知识分子，而且世界观改造也不可能完全彻底。写作主体总是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达其主体性的内在情感，那些被称之为资产阶级个人的思想意识也会在那些历史缝隙遗露出来。建国后开展的一系的思想文化斗争，确实有效消除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 ，但在文学创作领域，文学写作的那些内在规律，那些对艺术性单纯理解，也必然促使无产阶级思想不可能完全压制文学性表达。1956 年的“双百”方针，给文学创作带来了生机，作家们又试图表达个人的生活体验，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感也若隐若现地流露出来。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 （以下简称洼地 ）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 年 3 月号。这篇
48、小说讲述一位志愿军战士王应洪深入前线，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发生的无法实现的爱情故事。作者也试图表明，一方面是与美帝国主义的战斗，另一方面，我们的战士也以经历着精神世界里的战斗。小说描写情感心理的笔墨显得细致入微，作者显然是想表现革命战士丰富的内心世界。尽管说 1957 年 6 月过后，风向已经开始转变，但刊物发稿与印刷的周期导致 1956 年或 1957 年上半年写成的作品，直到年中以后才得以发表。1957 年第 7 期的人民文学发表宗璞的红豆，小说讲述解放前夕一对大学生之间爱情故事。事实上，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关于一个年轻的女性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犹豫与选择，经过小资产阶级式的徘徊之后，她战胜了个人
49、的情感，认清了资产阶级情感的虚伪，而投身于革命。这部小说显然竭力从阶级对立的观点来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爱情描写无疑给人们吹了一股清新的气息。1958 年秋天， 人民文学第 11 期发表茹志娟的百合花 。这篇小说讲述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新婚小媳妇把结婚被献出来包裹伤员，而结果包裹了向他借被子的年轻战士。小说描写了年轻朴实的战士纯朴性格，写了他向新媳妇借被子的生动过程，也写了新媳妇生动微妙的心理。小说最出色处就在于心理描写，这篇小说在跃进年代讲述一个如此绝望而的美丽的故事，这无疑是令人难以思议的。第四节 回避现实的企图：一些边缘性的写作 1956 年的双百方针显然影响到知识分子的内心的表达愿望，干预现实是一种方式，另外，还有通过对古典时代的写作，隐晦地表达他们对现实的态度。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就是这样的一部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