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历史 理论分析下党化国家的制度建制具有保护权势者特权而漠视共同体一般成员权利的特性。这是由党化国家的国家结构决定了的。党化国家不可能是制度化的国家。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政制度建立的空间被扼制住了。现代党化国家形式上都有一部宪法。但是这部宪法的现代性是严重不足的。它对于独大政党的超国家权力的规定，事实上等于否定了宪法对于公民与公民组织享有平等权利的宪法基本原则的规定。而且由于独大的政党强制性地制约国家政治生活，因此宪法之通向宪政几乎没有可能。44 另一方面，国家的制度因为总是将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作为例外，因此制度的形式化作用机制总是建立不起来。制度的例外“制度化”地存在，也
2、就意味着制度只能流于文献形式。法治是建立不起来了。没有法治的支持，强控的社会政治秩序就只好以德性来支撑。像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宣称儒家德性伦理治国胜过现代民族国家以法治国一样，45 共产党的领袖也始终不忘以德治国之作为以法治国的“弥补”一样。46 一个以德性作为国家治理直接资源的党化国家，是不可能依靠真正有利于国家治理的法律资源的，法律秩序建立不起来，现代大型复杂国家的秩序也就难以保证。因此它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治理，只能流于暴力统治状态。再一方面，党化国家是不可能建立起国家的民主生活制度的。现代党化国家奉行的都是大同小异的所谓“民主集中制”。其实在这中间，“民主”始终只是手段，是达到社会有效的全
3、方位控制所借助的了解社情民意的工具。所谓“人民民主”在党化国家的工具化处境就是明证。因为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制度机制的情况下，人民根本就不可能做主。原苏联是如此，以致于斯大林晚期可以长期不召开政党的代表大会和国家的立法大会。47 毛泽东晚期的统治也是一个证据。48第三，规范的现代国家与变型的现代国家在国家的日常生活状态上也具有极大的差别。这就是一个社会是否具有与国家抗衡的实力的问题。在前者，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是国家规范运行的前提条件。在后者，党化国家之吃掉社会则是人们视为当然的事情。健全的民族国家就是宪政民主国家。因此，这样的国家里国家权力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社会的自主与自治乃是国
4、家政治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所必须的。因此，社会的自我组织状态是非常发达的。在日常政治生活方面讲，社会组织构成压力集团的时候，它就对于国家(政府)组织构成为监督和影响，同时构成社会各个阶层人士自我维护利益的凭借。在日常经济生活上讲，国家与市场的分界是比较清晰的。市场的自生自发秩序来自于价格的作用机制，它对于国家的介入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性。在人际关系的处置上讲，人们依据宽容的原则理解各自的信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以一种由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党控制下的、国家统筹的方式来“移风易俗”。49党化国家之所以对于社会生活具有吞噬力，是因为党化国家是以吞噬所有权力的高度垄断性为特质的。在政治上，党化国家绝
5、对不能容许相异的权力体系的存在，它只要面对不同的权力结构，就意味着它的根本缺陷具有显示的可能性。要维持它绝对的伟大性、正确性，就必须以吞噬所有权力为前提，并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绝对不可替代性。在经济上，党化国家一定要通过对于经济的刚性计划控制所有经济资源，以便强化它对于政治资源的控制。这两种控制是相互依赖的。假如它在控制政治资源的时候忘记了控制经济资源，它就无法达到对于国家资源的垄断，也就会生长出一个基于独立经济力量支撑的反对者来。但是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是极低的。因此政党国家的经济始终是低效经济和短缺经济。经济生活的韧性匮乏和脆性结构，决定了经济生活的不安定性-饥荒的随时伴随就是一
6、个很好的证明。50 取决于这种短缺经济所可以供给物质的缺乏，所以党化国家总是要经由掌握国家权力的独大政党来提倡节俭道德，以便将物质短缺可能导致的政治统治风险加以化解。而且在政党权力借助国家力量介入居民的生活时，国家还故意以极其轻慢的态度对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异，随意地干预个体的私人生活。私人生活构成为国家统治的重要领域。私人生活被国家组织化的生活完全吞噬。“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将个体纳入党化思维轨道的运动将私人空间干干净净的占据了。权力之吞噬权利的情形从政治领域直接打通到生活范畴。51四、党化国家的转型党化国家的内在缺陷体现在它的历史运行过程之中，并必然导致它的外部竞争能力的
7、孱弱。因此，党化国家面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范运行压力，以及内部整合的需要，几乎都遭遇了转型的问题。审视党化国家转型问题有两个视角：经验的视角与理论的视角。经验的视角其实是对于一个社会政治事实的刻画。理论的视角则是对于一个现代政治规范的重新申述。其一，经验层面的描述。就经验层面来看，党化国家的典范形态是原苏联东欧国家。从历史形态上来讲，延续较为长久的党化国家形态、尤其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形式的党化国家形态，52 可以说都是苏东国家形态及其变型形式。就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来看，无疑，中国现代党化国家形态的形成，也是移植和重组苏联党化国家形态的产物。就此而言，审视苏东党化国家的转型，有利
8、于我们从宏观视角转而审视中国党化国家转型问题。从历史回溯的角度分析，苏联与东欧从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起自 1950 年代。那个时候党化国家的转型，从国家间的关系这种外部因素讲，是因为遭遇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内部分裂。由于苏联将自己党化国家的统治方式推移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遭遇到了与国家建构同时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抵抗。像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捷克等苏联卫星国，对于苏联的专断作风进行了基于民族主义的抗拒。东欧几个小国的政治转型，从那个时候找到了自己的历史起点。加上后来政治强人斯大林去世，苏联内部也开展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运动。党化国家的基础结构-苏联共产党的天然正当性受到动摇。党化国家
9、据以生存和维续的基本结构-共产党的道德正当性资源受到严重的损耗，党化军队对于政党的无限支持开始衰减，国家对于社会全方位的控制有所松动，党化政府对于政党本身有了游离。如果将苏东情形切分为苏联与卫星国两种情况来看，苏联的情况较为复杂，而卫星国的情况较为简单。可以说苏联的转型起伏曲折。而卫星国几乎是处于一个持续转型的状态。就苏联来说，1950 年代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是苏联党化国家转型的开端。后来勃涅日涅夫将改革扭转，党化国家的转型实际发生回流。苏联经历了长达 30 年的停滞。党化国家的积弊越来越难以克治：政党对于国家的控制越来越僵化，经济的军事化越来越拖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军企集团对于权力的
10、掌控越来越具有威慑性。于是，苏联党化国家的稳定转型越来越显得不可能了。党化国家积累起国家运作的脆性机制。事实上，后来苏联的崩溃已经在这个时期埋下伏笔。53 卫星国里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1956 年和 1968 年是匈牙利党化国家转型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两个年份。1956 年前，匈牙利是较为典型的苏式党化国家。“其结构特征是集权的交叉连线与强制性的计划，秘密警察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54 1956 年后匈牙利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导向是分权，是将过去高度集中的权力下放到基层组织。但是改革的总的意图是巩固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权力。1968 年的改革具有新的性质。政治上要求党的机关减少干预，经济上采取有指导的
11、市场模式，对于政府管理则强调规范化，55 这为后来匈牙利从党化国家较为顺利地转换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奠定了基础，不至于经历原苏联那样的国家崩溃。台湾地区的政治结构从党化国家结构形态向民族国家结构形态的转型经验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这是因为，一方面，国民党大陆政权的建立、尤其是孙中山对之的改造，使得它具有浓厚的苏联党化国家的色彩。虽然后来蒋介石似乎要朝悖反的方向行走，但是在政党的结构上并没有改变。国民党对于权力党化的迷恋、对于军队的极度重视、对于党管干部原则的把握，在在都反映出它的苏式党化国家特点。另一方面，在政治谱系上转接苏式党化国家传统的国民党政权，实际上是后来接掌中国大陆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党
12、化国家的历史原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建构国家形态上的结构一致性，使得二者间具有直接的政治亲缘关系。相对于苏东政党国家转型来说，国民党党化国家的转型对于共产党来说具有切近性，而前者不过是外部的震撼而已。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承接了大陆统治的形态，依旧是典型的党化国家政治结构。只是由于内部外部的诸种原因，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直遭遇抵抗。这给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一直造成压力。加之后来台湾经济的发展，使得政治改革的要求有内转的趋向，更促使了国民党进行自身的改革。于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后来终于还是以解除戒严令奠基，相继解除党禁、报禁，使得台湾地区的国家形态走出了党化国家的形态，具有了政治结构上的民族-国家的规范国家
13、的运作的可能性。56 因为解除党禁，使得现代政治最为紧要的政党竞争制度可以建立起来，进而使得国家(政府)权力系统的开放变得来可能了。而开放报禁，使得民族国家最为紧要的、事关共同体公共空间建立的可能性具备了，社会的自治也因此具有了一个与国家的统治不一样的“地盘”。与解除党禁相关的一系列变化，尤其对于民族国家的规范建构具有重大意义-最为紧要的有两点。一是党化军队的改变。一是党管干部的突破。前者使得党化国家统治的暴力逻辑有根本的改变;后者使得社会公共职位不被一个独大的政党垄断。前者使得国家权力的逻辑具有了同意权力的性质;后者使得独大政党独占公共职权的局面彻底打破。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于台湾走出集权的
14、党化国家，迈向现代民主的民族国家政治运作形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7其二，理论层面的刻画。理论层面的刻画，是要缕析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涉及到的观念层面的问题。从而在理论层面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党化国家需要转型?另一个问题是党化国家如何可能转型?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党化国家之所以需要转型，就是因为它不是现代国家的规范形态。由于它的不规范，因此对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党化国家中独大的执政党控制了一切社会政治资源，这种垄断性的控制，必然造成资源的低效甚至无效配置。从政治资源的配置来看，由于党化国家禁绝了政党之间的竞争，因此垄断性地握有国家权力的独大政党便几乎没有什么顾忌地
15、行使权力，这使得权力存在与行使的合理性都大大降低。而且，没有限制的权力不仅在结构上的合理性没有保证，而且在权力与革命的结合松动的时候，即在权力与利益钩连的可能空间加大的时候，权力腐败就成为一个泛滥的社会现象。从经济资源的配置上分析，由于党化国家的支撑力量主要是独大政党的道德理想主义，因此，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党化国家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在党化国家中，经济是政治的奴婢。一方面这是因为党化国家没有支持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财产观念。58 于是财产与财产的增值就不是经济运行的目的。经济运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体现某种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党化国家将财产视为国家所有物，而因为国家的支配者是力图德
16、性化的政党，因此财产的占有与财产的支配都缺乏现代经济理性，对于财产使用的精确计算观念建立不起来。再一方面就是因为党化国家的非制度化运作使得经济生活的自主性要求得不到满足，人们无法自主地运用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资本，从而造成短缺状态下的节俭美德，社会因此成为无可救药的匮乏社会。从社会其他资源的配置来看，文化上的自闭性使得文化的自我更新变得来不可能，教育的意识形态化使得知识创新缺乏基础，科学的工具化使得自然世界的认识扭曲为政治正确的依据。党化国家确实不是各种资源配置的现代方式，而是集纳了传统和现代资源配置弱点的一种缺陷性极其明显的资源配置体系。这注定了党化国家在与它所拒斥的民族-国家的竞争中，就长时
17、段来看必然处于劣势处境。在我们不怀疑党化国家转型的经验事实与理论论证的前提下，三个问题就需要我们加以理智的分析：第一个问题是，党化国家如何可能转型的问题。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从现代国家建构规范的参照意义和党化国家的自身变化两方面加以审视。前者是转型可能性的外部显现问题。后者是转型可能性的内部动力问题。就前者来看，它总是显示出民族国家在其国家运转上具有的运作强势状态。并且显示出党化国家向何处去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使得党化国家的走向问题获得了解决。它转型的可能性就潜藏在这种相对的走向显示中。就后者来讲，党化国家的运作困境促使它自身经历一个强化自身、僵化自身到否定自身的过程。像苏联东欧这类党化国家与国民
18、党政权的走向几乎都经历同样的变迁历程。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定数的话，后者可以说是一个变数。只要两者有机会扣合在一起，党化国家转型的可能性就会转变为现实性了。第二个问题是，党化国家转型的主要症结问题是什么。审视党化国家的基本结构以及它发挥功能的方式，关乎党化国家转型的主要问题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社会发展的政治要求如何的问题。从党化国家中独大的政党主宰国家生活，垄断一切资源而造成社会其他阶层、集团失去发展空间，由此必然引起社会各界或骤或渐的反弹，驱使独大的政党逐渐分权予其他社会政治组织，显出淡出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势。这种变化轨迹是党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的关键，因为它显示了党化国家在现实压力的逼
19、迫下逐渐会与它视为政治对手的政治组织妥协。因此，可以说党化国家转型是不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态势，取决于社会组织在社会发展腾出政治空间的时候是否适时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其二，权力体系的重建可能问题。党化国家的权力体系是封闭的、僵化的、排他的，往往是独大的政党毫无余地地占据一切权力。绝对权力的绝对运作，既使得权力运作的效率低下，也使得权力在不受约束的情况下变质为权力与利益的直接钩连。因此，党化国家的转型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力体系的重建问题。党化国家的权力体系重建，涉及到三个关键环节，一个环节是掌控国家一切权力的独大政党本身的结构是否容纳了异质因素。这是党化国家独大政党因为利益甚至价值取向陷入派系分化，而使得
20、它必须学习与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分享权力的基础。因为只有这样，独大政党不可能怡然自得地复制自己，它必须为维护自身之作为一个团结的掌控国家权力的组织而耗费大量组织资源，从而为其他社会政治组织进入国家政治生活提供空间。59 另一个环节是除开独大政党之外的党派组织的存在与成长状态。这是一个是否有组织足以与将国家党化的那个独大政党抗衡，而承担党际竞争责任的基础。无疑，在中国，被冠以“民主党派”的政党的政治能力是非常孱弱的。它在中国共产党于 1949 年执掌国家权力之后，就一直处于一个自我复制和壮大的萎缩状态之中。这一历史处境，使得民主党派的自我发展变得来很为紧要。60 如果民主党派足以发展成为成熟的现代政
21、党的话，那么党际的竞争就有利于独大政党放下权力架子而与其他政党平等分享国家权力。再一个环节则是社会压力是否足以使得政党将自己准确地定位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而不是将自己确定为独享国家权力的法外超级政党。这关系到国家权力相对于政党组织的独立性能否获得认同的问题。其三，政党竞争制度是避免党化国家的重要政治制度安排。政党竞争制度的建立首先依赖于不同权力体系的相对独立。国家权力独立于政党，使得政党可以成功地区分出执政党与在野党，这是政党竞争的前提。一个或多个追求“全输全赢”的政党，都必定是拒绝党际竞争的、倾向于建立党化国家的政党建制。61 只有将政党建制安顿到党际竞争的现代政党位置上的多个、两个政党之间
22、，它才是一个规范意义上的现代政党。也才可能是促进规范国家建构的政党建制。这对于后发现代国家中强调政党作用的情形尤其关键。第三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即占有一切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执政党如何可以有一个准确的政党定位。为什么说党化国家中独大政党的定位对于党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具有核心性的作用呢?原因很见简单，当这个政党在独占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资源的情况下，它只会以政党组织自然要求的执掌权力的独大心理来处理党际竞争问题。它对于党际竞争的排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有在它或主动愿意或被动同意改变独占国家所有的社会政治资源的条件下，关乎国家权力结构正常化的党际竞争、乃至于宪政安排等等等等的制度建构，才可能提上政治改
23、革日程。就此而言，在政党定位上，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是党化国家政党改革必须首先进行的政治改革工程。在政党的定位问题上，确立起将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政党理念，还只是一个将政党安置到国家之下的合理转变的原则举措而已。对于独大政党的转型来讲，关键还是在政党的转型举措安排上。关于这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强调，其一，独大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人们业已指出的通过党内民主，扩大到社会民主的政党改革进路，也许是值得重视的进路。其二，政党竞争的制度承诺问题。面对执掌国家权力的政党建构初衷，党际竞争如果是可以期望的，不是因为它依托于独大政党的道德觉醒，而是因为民族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没有将哪一个政党规定为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党，而另将其他政党规定为只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参政党，而是在党际之间寻求理性竞争，以便合法取得国家权力。就此而言，政党竞争制度的建立既需要党际竞争，更需要政党轮替。否则，一个政党将自己安置在国家法律之外之上，就永远也难以实现党化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低价购买卖百度文库财富值帐号 QQ174788632 旺旺 whx0910 怎么增加百度文库财富值 怎样增加 如何增加 增加百度财富值 如何快速增加百度文库增加财富值专业的爱问共享资料积分销售团队http:/ 或者 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