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文学批评史绪 论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掌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了解掌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发展史；了解掌握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特点和表现形态。教学重点：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设与历史发展教学难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特点教学学时：2学时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一）研究对象：以中国历代（先秦迄近代）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著作或篇章为依据，研究、探讨、总结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的基本规律。（二）学科性质以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中文艺学的三大分支、五小分支为指导，结合学科发展实际，辨析“中国文学批评史”与“中国古代文论” （中国文论）课程命名的优劣。所谓“中国文学批评
2、史” ，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理论和思想的历史。1、历史悠久。2、内容丰富。3、富有特色。二、百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设与历史发展（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产生的原因1、 “五四”时，文学史的编纂浪潮影响、刺激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郭绍虞在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文中回忆自己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缘起时说：“五四时期,我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了，我当时的想法是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后来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发现有许多文艺理论的材料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方面而写起中国文学批评史来了。 ”（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3、郭绍虞的经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时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陈中凡、罗根泽、方孝岳、朱东润等都是当时声望颇著的文学史家，所以文学史编撰对文学批评史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2、中外学术交流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学术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曾于1916年来华留学两年，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对批评史的个案研究已经起步许多报刊都刊登有关批评史的研究文章，铃木自然受到一些濡染和启发。1925年铃木出版支那诗论史 （实为三篇长文：周汉诸家的诗说 、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论 、 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 ） ，由日本京都弘文堂刊行，并很快由北新书局易名为中国文艺批评史出版了汉译本，比国内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还要
4、早出两年。而且该书的一些主要章节早在1911年至1920年间，就以论文的形式付诸报端。（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设与历史发展1、草创（20s）在中国，1914年至1919年，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对于古代文论的认真研究才算开始。这一课程的讲稿，就是后来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 。1923年，范文澜也在南开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讲稿后来修订出版，成为文心雕龙研究的里程碑。近百年来的古文论研究从文心雕龙起步，亦最先从文心雕龙取得突出的成绩，与这本书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十分相称。可以说，这是古文论研究的一个良好开端。1927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标志着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
5、史学科正式形成。陈著共12章，约七万余字，所涉及的批评家达90余人，大体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初步框架。第一章总论“文学之界义” ；第二章总论“文学批评” ；第三章为“文学批评史总叙” ，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始于典论 、 文赋 、 流别论 、 翰林论 ；自第四章后，直到第十二章，将我国的文学批评史划分为九大时期，其各时期的论述较详，如第五章中论王充的文论，就标列了七个方面。该著或以批评家标目，或以时代为纲，或以文体为序，前后体制大不相同，但它对本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所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从1927年至1940年短短十余年间，陈著再版达六次之多。2、第一次高潮（30-40s）1934年是中
6、国文学批评研究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和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以及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同时出版，一时云蒸霞蔚，使中国文学批评史顿呈显学之势。40年代中后期，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郭著下卷、罗著魏晋南北朝、隋唐、晚唐五代分卷陆续推出，使持续了十余年之久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热潮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穴。（1）1934、1947年郭绍虞先后出版了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下册，70余万言，大大拓展了由陈钟凡建立起来的最初框架。由于其规模之宏大，郭先生也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2）1931年，朱东润在武汉大学开讲中国文学批评史，写有讲稿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
7、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也由开明书店出版了。作者以慎思明辨的态度，采取“远略近详”的叙述方法，勾勒出了从周秦到清代陈廷焯的文学批评发展概况， “这还是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朱自清语)。此书“著者的长处在能够根据客观的态度选出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代表批评家”(朱自清语)，如南宋的张戒，清代的叶燮、纪昀、赵翼、金圣叹、李笠翁等批评家。著者的另一长处则是用现代文艺观诠释古代文论家，如说殷璠、高仲武、司空图是“为艺术而艺术” ；说元结、白居易、元稹是“为人生而艺术”等。（3）1934至1943年，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至四册出版。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第二、第三分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第一册论周秦两汉文学批评，第二册论魏晋六朝文学批评，第三册论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这部批评史较郭著“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平了” ， “这是一部值得细心研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朱自清语)。（4）1935年，许地山为香港大学中文教授，次年，港大成立中文系，由马鉴主讲文学批评，这是古代文学批评进入香港大学课堂的开始。这时期，还有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 ，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 。方著与傅著在体例上略有不同，然对于后来的文学批评史之撰写启迪不大。对于后来文学批评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郭著。直至今日，国内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体例，也还没有超越郭著的范围。朱自清称他是“白手成家” ， “可还得算是开创之
9、作” 。3、平稳发展（50-60s）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195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郭绍虞先生的修订本和改写本(书名亦易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 ，作者自称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 ，其实这是中国百年以来第一部完整的、影响最大的文学批评史，曾被教育部列入文科教材。全书将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上古期自上古至东汉(纪元期?纪元190年)” ，即“文学观念演进期” ；其间周秦为一期，两汉为一期，魏晋南北朝为一期。 “中古期自东汉建安至五代(纪元191959年)，即“文学观念复古期” ；其间隋唐五代为一期，北宋为一期。 “近古期自北宋至清代中叶(纪元9601839年)” ，即“文学批评完成期
10、” ；其间南宋金元为一期，明代为一期，清代一期。前两期主要是论述对文学的认识，后一期“才是以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为中心” ，这种划分法源于作者认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观点。黄海章先生则推出了中国文学批评简史 。这一时期最为学界称誉的是由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4、辉煌发展（70s 末以来）197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撰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原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共为七编:一，先秦两汉；二，魏晋南北朝；三，隋唐五代；四，宋元；五，明；六，清；七，近代。刘大杰先生因全书未编完而仙逝，后续书稿则由其同仁们共同完成。此书运用马
11、列主义观点，系统介绍了上起先秦、下迄“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过程和文学理论斗争的概况。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则严格区分文学观和文学批评理论，从文学批评理论的角度，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划分为先秦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每一时期中，著者以章题或概括断代的文学现状，或文学理论批评概况；以节题独标古代文论代表论家或代表作的批评观。极具特色的是，各个时期的“绪论”对当时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现状的总揽，有助于人们在当时的整个时代背景下去探讨各个时期文学批评理论滋生的土壤及其意义。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撰写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则从“经
12、济、政治、哲学、文学四个方面” ， “论述了中国文学理论赖以发生、发展的客观因素，以及它们怎样以各自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方式推动着世世代代的中国古人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理论思维” 。张少康、刘三富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 ，全书分上下两卷共四编，重在用发展的观点来探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如“严羽沧浪诗话和诗禅说的发展” 、 “明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等章题。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 ，丛书共分七册: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 、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 、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 、 宋金元文学批评史 、 明代文学批评史 、 清代文学批评史 、 近代文学批评史 。这套丛书以其宏大的规
13、模展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全貌，以其各册的特点汇聚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多姿多彩的理论风貌，集近七十年批评史研究之大成，把本学科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80年代初，罗宗强提出把文学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与文学批评结合起来研究，以文学思想发展的不同段落为纲，出版了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之后有张毅的宋代文学思想史等同类著作问世。近十余年来，分类的文学批评史也大量出现，如蔡镇楚中国诗话史 ，王先霈、周伟民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 ，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 ，方智范等中国词学批评史 、梁荣基词学理论综考 、谭帆等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等。通史和分类批评史撰写，似乎正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
14、古文论作为一个学科进入大学课堂，如上所说，始于黄侃之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 ，在20年代，此一课程之列入教学计划，除北大之外，目前所了解，似就只有南开了。在1925至1926年文学系的学程纲要中，二年级有一门“文论”课，在注中说明：读文心雕龙 、 史通 、 文史通义 ，尤以文心雕龙为重要。注中并且说明，以文心雕龙讲疏为课本(11)。30年代以后，武大等校相继开出此一课程。而本世纪的后半，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的高校，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课程进入教学体系中，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了。大陆还在复旦、南开、川大、华东师大设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学位授权点，作为培养此一学科高层人才的基地。古文论作为课
15、程进入高校，这一点对于此一学科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它不仅说明，此一科学成了高校中文系学生知识结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保证了此一学科的研究者队伍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以台湾为例，70年代以来，研究古文论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现在已是学术研究中的中坚。5、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课题自1996年10月17日至21日由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陕西师大首次召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中提出至今已有十年了。在这十年里，无论是古代文论研究界，还是普通文学理论研究界，都对这一命题的研究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热情。许多专家、学者围绕这
16、一问题从各自的不同角度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近十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课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讨论：一、为什么要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二、何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三、怎样实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随着这三个基本问题的探讨和深入，中国古代文论和当代文论的研究都进行到了一个新的理论深度并将继续向广度、深度拓展。6、就古代文论的研究而言，目前，学术界主要做的工作（1）整理出版原著五六十年代，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 ，后来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先后出版各种诗话、词话、文话、赋话，台湾也有类似的著作出版，重要的诗话词话文话，差不多都有校注本或标点本
17、出版。此类著作大陆规模较大的，有唐圭璋词话丛编 ，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郭绍虞、钱仲联、王遽常万首论诗绝句 。台湾有台静农主编的百种诗话新编 ，以类编次。台静农自1948至1968年主持台大中文系20年，此项工作即其在任时组织研究生所完成，而出版则迟至1974年。类似的还有王国昭词话类编 。大陆与台湾，都有历代文论选出版，选目除少数不同外，大体相似。至于从各种诗话中摘编材料，以己意重新组合，出版各种中国诗话精要之类，数量就更大。不过此类出版物，于一般读者了解诗话或有助益，而对研究者来说，则并无实际的意义。虽然，原著的整理出版已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诗话词话文话赋话在古文论中只是一部分，如前所
18、说，大量的文论散见于各种文献，无论是研究一位批评家还是研究一个时期的文论，仅靠有限的诗话是不够的。或者有鉴于此，有研究者正在从各种典籍中摘录论诗语，编成断代的诗话大全。不过，如果要研究的话，仅靠这些摘编也还是不够的，这些论诗的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有个语境问题，离开语境，妄下论断，往往有违原意。（2）对于古文论的训读(包括校勘、注疏、今译、集注、义证等等)在这方面，近百年来已出现了一些非常有功力的著作。陈湛铨陈湛铨先生讲学集中， 毛诗序 、 典论论文 、 与杨德祖书 、 文赋四文之讲疏，其中毛诗序讲疏疏证之详明，使人叹为观止。关于诗序作者种种说法之原始材料，引用近万二千言，而凡所摘引，皆极简
19、洁之精粹处，可见此万二千言容量之大。之后又引有关子夏生平之材料，除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 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两传外，又揭示了见于群经诸子的103条材料线索(13)。关于子夏生平的资料，可以说已经大备于此了。这样的注疏，对于研究诗大序者来说，当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们当然不提倡汉儒解经的繁琐方法，说“粤若”而至十万言，但详明确切的注疏，则是不可少的。对文本没有确切的了解，望文生义，随意发挥，强范古人，年来在古文论研究中似亦所在多有。在古文论文本的训读上最受关注，用力最勤，成绩也最大的，还要数文心雕龙。 文心注，宋人辛处信注已失传，明人王惟俭训诂 、梅庆生音注 ，清人黄叔琳辑注 ，近人李详补注 ，都
20、有创获，然均简略。黄侃札记 ，除注较前详赡外，篇首之发明题旨，多有极精彩之见解，而于原书之选文定篇每附录原文，便于读者披览。黄札记 ，无疑在文心研究中占有重要之地位。但是，到了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出来，才算在文心研究中立一里程碑。范注的功劳，在于无论在校勘、释义、还是在资料的附录上，都奠定了文心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规模。有人对范注之价值作了研究，指出它校勘上的成就，它用对校法、他校法、本校法、理校法在校字上的严谨细致作风， “从文心校勘史上看，范注校字，上补清人黄叔琳的疏漏，下启今人杨明照、王利器等人的精审，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 ”至于他征引典故的详细、准确与通俗，释义的每多精解，附录
21、原始资料之丰富详尽至几近繁琐，亦为学界所共识。正是由于它所达到的高度的学术水准，它出版之后，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梁启超称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 ”日人户田浩晓在他的文心雕龙小史中称范注“不可否认是文心雕龙注释史上划时期的作品” 。当然，像文心雕龙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要作到解读的字字精当，是极难的。范注作为全面精详注解的奠基之作，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少问题，是书出版之后，先后有李笠、杨明照、赵西陆、斯波六郎、张立斋、王更生等人撰文补正。杨明照提出范注底本不佳、断句欠妥、不明出典而误注、不审文意而误注等二十条欠缺，以证文心之需要重注。这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学术的发展，后来者
22、之以学术发展之成熟的眼光，去看先躯者之幼稚，那是很自然的事。何况，像文心这样博大精深的巨著，要完全正确的训读它，恐怕一时不易做到，从前这样，现在恐怕也是这样。即以杨先生所说范“注与正文含义不一致”这一条来说，杨先生所举的例子是范注把“文之为德也大矣”的“文之为德”释为“文德” ，错了，应该释为“功用” ， “犹言文的功用很大啊!”其实，范注错，杨注也错了。若解为“功用” ，则接下之天地山川有文彩，就 格难通。已有人指出，道无形，运而为德则有形，德乃道之表现形式，文之为德，是说文作为道的表现(15)。这样解，上下文就解通了。从这一个例子，是要说明，范注虽远未完备，然其于文心研究史上之里程碑之地位
23、，是无可疑义的。 文心雕龙注的另一里程碑是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是书积杨氏数十年之心血，一出版即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此书除杨氏校注外，又过录黄叔琳注和李详补注。李详补注在范文澜注中曾有摘录，原注已很难见到，杨注全部过录，无疑给研究者带来方便。除注之外，附录有历代著录与品评、前人征引、群书袭用、序跋、版本、引用书目，校注之精审，为前此之所未见。杨注一出，实标志着文心雕龙之注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除校注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在做词语释义的工作。这方面的著作有好几种，而最值得重视的冯春田的文心雕龙释义 。此书对文心雕龙中难解或有争议的辞语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每有所见。同一作者，1990年又出版了文
24、心雕龙语词通释 ，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对文心雕龙全书的词汇进行语义的分析。这一成果不仅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具有意义，于文心雕龙的解读亦有所帮助。与校注有关的另一种解读，是文心的今译。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 文心之今译数量都很大。这样一部义理如此精深，文辞如此优美，而表述又是如此深约的巨著，要准确传神地翻译，难度是很大的。自1961年周振甫开始在新闻业务发表文心雕龙今译以来，已有今译专著12种。这些今译各有特色，周振甫、牟世金、王更生、王礼卿在译释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绩。译释无疑为文心之传播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许多的便利。 除文心雕龙之外，对陆机文赋 、钟嵘诗品 、司空图诗品 、严羽沧浪诗话 、王国维人
25、间词话等著作，学者也下了不少的功夫，有不少注释本译本。关于钟嵘诗品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王叔珉、曹旭的有益的工作。司空图诗品则有8种以上的译本；沧浪诗话有几种比较详明的注释本；张少康的文赋集释是这方面较好的一种。我们在原著解读上作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如果从整个研究的规模与进展看，原著的解读较之于理论的研究，显得薄弱得多。面既狭窄，亦欠深入。注疏的工作集中于少数专著上，大量的原著我们还没有加以必要的注释。就是已经注释的部分，亦有待于进一步使其更为精确。以文心雕龙为例，在古文论研究中，没有一部著作像文心雕龙这样在训读上集中了这样多的力量，取得了这样多的成就，达到了这样的深度。但就是这部书的训读，问题
26、似乎比比皆是。试举一例:原道中有“惟人参之”一句，此“参”字所有的文心雕龙的注释与今译，均解为“三” ，意谓人与天地并列而三，有的注译在“三”之上，又加上了“等齐、加入”义。作如此之解释，虽文义可通，然衡之于彦和原意，则似有前后 格之感。彦和明谓天地有文，人参之，人也有文，故赞称:“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 “效”亦“参”义。其实，在这里不仅是一个字词训诂问题，它还涉及刘勰思想的一种历史渊源。在我国思想史上，有一种人比类天地的观点，大意谓人仿效天地，比象比德。在文子十守 、 淮南子精神训 、 管子四时、五行、水地诸篇、 左传昭元年医和论疾、昭二十五年赵简子论礼、 列子杨朱篇、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27、、阴阳尊卑、人副天数各章、 太平经分别贫富法都有人比象天地的论述。而在荀子王制 、 礼记经解、孔子闲居、中庸、礼运中，都有圣人比德天地的论述。无论是比象天地还是圣人比德天地， “参”都是“参拟、仿效”义。在现有的古汉语词典中， “参”字均未列“参拟、仿效”这一义项，而此一义项实际是存在的，唐人孔颖达疏礼运 “圣人参于天地” ，谓：“圣人参拟于天地，则法于天地是也。 ”早已注出此一义项。 文心中类似的语词注释至今尚须商榷者，还有相当的数量，例如原道 “谁其尸之”一句，仅从语词训诂的角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须于古代文化活动有所了解，方能有确切之解释。用了如此力气的文心尚且如此，他书可知。而如果原作
28、之训读这一步未能做好，于原作之含义未能了然，则一切之理论研究，皆为架空之楼阁。（3）是对于史料之考辨不少严谨的研究论著，在史料的考辨上都下过功夫。王梦鸥之于唐代诗话研究，傅璇琮之于王昌龄诗格研究，饶宗颐的六朝文论摭佚 ，就都是例子。辨史料的真伪，实为研究之起点。近年陈尚君、汪涌豪提出司空图诗品非司空图所作，颇引起古文论研究界之关注，即是一例。对于诗品作者，向无疑问，四库馆臣言之凿凿，研究著作比比皆是。当然，此一问题尚在探讨过程中。二君认为诗品作者为明人怀悦，张健已加推翻，提出可能是元末的虞集(祖保泉后于张健，也提出类似的看法)。是不是虞集，也还存在许多疑点。 诗品的真伪问题的提出，再一次提醒研
29、究者，一切的理论研究，离开了史料的认真考辨，那是非常危险的。（4）理论阐释古文论是一种理论形态，仅靠字词训诂是难以完全正确解读的。它还需要借助于理论的阐释。这一点似乎常为部分研究者所忽略，往往字词之含义注出来了，而理论上的问题则说不明白。若风骨，若势，若神韵等等，牵涉的更多的是理论的问题。可以说，古文论的研究除原作的训读之外，大量的是在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辨、训读的基础上，描述古文论的原貌，作理论阐释和理论评价。在这个领域里，取得的成绩是不少的。本世纪的后半，在古文论的研究文章中，约有四分之三以上，是对于古文论作理论阐释的。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考察古文论，有相当一部分是专题通论性研究，如研究风
30、格论的形成、发展、特色，明道说之传统、文化内涵、价值，文意论源流研究，古文论中的雅俗观念研究，中国诗学的正变观念研究，禅学与诗学关系研究，言志说与缘情说研究，文气论研究，等等。这类研究，也有作出出色成绩的，但由于涉及面大，通论古今，亦往往仅能泛论大略。优点是能勾划出所研究对象的大致面貌，给人以此一专题之完整印象，亦给人以理论的启迪；而其不足，则是难以有深入的探索，常常是点到即止，粗枝大叶，历史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并不十分了然。在这种模糊的基础上发议论，更多的是代表研究者的意见，而并不是原作的本意，于开阔研究视野来说或有好处，而对于深入研究问题，作用有限。有的研究题目，大得惊人，写成一本书的难度
31、都相当大，要在一篇不长的文章里表述清楚，则几乎是不可能的。能够作到的，充其量是说出一点并不十分准确的印象，如此而已。学会。刊物。硕博点。三、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分期与基本特点（一）历史分期1、奠基期-先秦2、初步发展期-两汉3、趋于成熟期-魏晋南北朝4、繁荣期-唐宋元明清（二）基本特点与中国古代长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大体同步，中国文学批评史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体系，独具一格，有其正确性与深刻性，但变革缓慢，也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其基本特点有：1、与中国古代长期封建社会发展大体同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有其正确性与深刻性，但变革缓慢，也有其保守、
32、落后的一面。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持点在于它以农业经济为主，自给自足，商品经济不发达，带有封闭性，社会组织机构相对稳定，变革迟缓。这样，一方面固然创造了欧洲中世纪难以媲美的封建社会精神文明，但另一方面也延缓了精神生产领域的变革过程。与此基本一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汇小溪而成江河，自成一体，具有很高的水平。从表面上看，它们往往是随感而发的，缺乏系统性，没有什么体系，但历史地、综合地看，它们又是世代相承、彼此连贯、共成体系的。这个体系，我们既要看到它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深入揭示文学自身诸因素的内在联系，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规律，有其正确性和深刻性，同时又要看到难免有其落后性与
33、保守性。 这主要表现有二：一是通俗文学如戏剧、小说始终未能取得像欧洲那样的正宗地位，对它们的研究始终受到排斥和歧视，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小说、戏剧已在城市普及，理论研究也取得重大成就，也难免如此。二是尽管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有了萌芽和发展，也发生了性质近似欧洲启蒙主义运动的思潮，但最终敌不过浓厚的传统封建势力，不久便低落了。到了清朝由于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以致文学理论的研究及其成就，主要停留在对传统思想资料的汇集、整理和总结，缺少革新，更没有像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那样把传统的文学理论发展和提高到具有现代的科学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理论体系的高度。2、由于中国社会的农业型和宗法性，中国古代文学
34、理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重视道德实践，强调文学的社会内容及其教化作用。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而农业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风调雨顾的自然条件，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二者的和谐一致。先秦道家的天人台一、顺应自然、法天贵真的宇宙观和审美观正是其产物。道家的这方面思想在魏晋时期发展为玄学，它与东汉以后传入我国的佛教思想融合，共同对中国古代的诗文创作和文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古代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所追求和表现的人与自然的交融冥合而获得的意境情味，在古代文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比兴说” 、 “物感说” 、 “意境说” 、 “神韵说”等等，无不与此相关。又由于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与社会
35、活动是以家庭、家族和血缘氏族为单位，社会也就具有宗法性。在这种宗法关系中，入与家庭、家族、血缘氏族命运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自商周以来早已形成一套由儒家总结的、以忠孝为核心、旨在维系家庭氏族的道德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它要求个人先是自我修身养性，学道好礼，在家庭宗族孝敬父兄长辈，使人伦和谐，进而忠君报国，实现家庭、宗族和国家社会的安全昌盛，最终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受此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偏重强调文学的社会道德内容，强调“温柔敦厚” 、“怨而不怒” ， ，强调发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数化，移风俗”(诗大序)的作用，把文学视为教化工具，鼓吹“文以载道” 。大致说
36、来，儒家的影响活的关系、文学的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等等方面；而道家(含玄学和佛教)的影响则主要是在文学的内部规律方面，即文学的构思与创作、文学的美学特征、文学的风格等等方面” ，而且两者在文学家和文论家的身上往往是兼收并蓄，外儒家而内释老。这显然不同于西方的由于是商业性和宗教性的社会而偏重于人与自然的对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注重个人的价值、权益而形成的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迫切感、崇高感和强调个人对自己的命运、前途的抗争、奋斗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悲剧意识，而文学的作用则偏重其认识作用(这也与西方的科学精神一致)。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概念、范畴往往是抽象与具体、概括与体验的统一，其内涵既具有确定
37、性，又具有多义性。与西方商业性、开放性社会所形成的重视概念、范畴内涵的明确性，分析、归纳的逻辑性，和抽象性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古代早在先秦已经形成了感悟式直觉思维方式。前者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重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征服，故重在宇宙的客观构成规律，努力运用明确的概念、范畴探究事物的内在联系与逻辑关系；后者则偏重人与自然的统一，它看到宇宙的变化无穷和事物的运动转化，却忽视其构成规律与逻辑关系，偏重整体的、直观的把握，忽视精密的和抽象的逻辑分析、归纳。如，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先秦道家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可以概括为“以物观物”(不同于西方的“以我观物”)。在道家看来，宇宙是浑然一体、自然
38、纷呈、变化无穷的，因此人和难运用概念、范畴对它进行分析研究。如老子就说“道可道，非常道” ，意谓人们可以运用语言概念说明的“道”并不是真正的“道” ，因为作为最高宇宙本体的“道” ，本来无形无迹，无声无息，却又无所不在，它是不可能用语言概念说明的。庄子进一步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这种感悟式的直觉思维重在整体的直观把握，不同于西方的偏重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它虽已上升为理性，但仍不离感性。当它运用于文学理论时，所特有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如文气、韵昧、风骨、意境、风雅、比兴、阳刚、阴柔等等，也就并非像西方那样先作一番明
39、确的界定，然后步步为营，经过严密的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是多起源于感性体验，又经过有如电光火石的感悟，后又约定俗成，代代沿用的逐步明确、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具有具体与抽象、体验与概括相结合的特点。它在不同时期，不同的个人、流派那里，其内涵既有差异性、多义性，但又有历史的连贯性、一致性。如“味” ，本是饮食之味，原属感官体验。 左传昭公九年：“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吉，言以出今。 ”意思是说，饮食之味会影响到人的精神状态，进而扩大到语言文字的运用。汉时人们不时把饮食的体验与审美体验相提并论，魏晋以后则直接把它移用于文学的鉴赏。到了唐代的司空图，更是以“辨味”为中心建立起
40、自己的诗学理论。4、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偏重于表现（抒情言志） ，发展为以意境说和教化说为两大支柱的文学理论体系。这不同于西方偏重于再现（模仿） ，发展为以典型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我们知道，西方受古希腊以叙事和再现文学(史诗、戏剧)繁荣的影响，其文学理论一开始就以戏剧和史诗为主要研究对象。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实际上是戏剧(尤其是悲剧)的理论。这样，其文学理论体系也就以摹仿说为中心发展为典型说。在中国，由于汉字保留了一定的意象性，加之一子一个音节，可以灵活组合，故诗歌意象丰富，样式多样，数量之多，成就之高，为西方所难企及。由于诗歌自古以来成为士大夫进行社交活动相应试及第、入仕为官的重要手段，故历来受到
41、高度重视，被视为文学的正宗。与此一致，中国自古以来诗学特别发达。早在先秦已形成“诗言志”的传统，并总结出其偏重抒情言志的持征。其后，又从诗歌的实践发展中总结出的偏重诗歌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的教化说和偏重诗歌自身审美待征的意境说，形成了以它们为两大支柱的文学理论体系，与西方偏重于叙事文学以典型说为核心的文学理论体系相互辉映。中西文学观念的差异很大。如，神话、悲剧。就悲剧而言，（1）中西文化内涵不同。西方人重对人的生命本体的探究，中国人重对人的社会命运的呈示。西方悲剧的建构基础是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中国悲剧的创作意图是形而下的现实裁判。西方悲剧是一种“诗”文化，而中国悲剧是“史”文化。西方悲剧偏重于性命
42、层面的人文反思，中国悲剧则偏重于生存层面的道德评价。（2）美学基调不同。西方悲剧以“悲壮”激发观众，中国悲剧多以“悲苦”感染人群。前者潜在阳刚之其，后者娴熟着阴柔之情。（3）艺术处理不同。西方以正面形象的死亡、毁灭等惨烈情景作为结局，而中国悲剧却往往在“大团圆”中落下帷幕。因之，审美效果也不同，西方悲剧通过主人公的死亡或毁灭这样极端化的人事渲染，给观众以强烈的振动和刺激；而中国悲剧则通过“大团圆”的处理，给人一种“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伤感之后的“抚慰”与“宽解” 。与这种文化传统、文化心理相关，中国古代文论有其鲜明的民族特点。四、中国文学批评的表现形态1、散见于经史子书中的文论形态这主要有两
43、种情况：一是先秦时代文文哲尚未分家，诸子的言论自然也会涉及文学问题，如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初步总结了文艺的特性及其社会作用。有些论述虽不是直接论述文学的问题，却涉及文艺的思维方式、批评方法和政治的或哲学的思想基础。如庄子的言不尽意说就涉及文学反映现实的思维方式；孔子的“反苛政” 、主张“仁者爱人” ，和孟子的“民责君轻”的民本思想，就成为我国古代现实主义创作和理论的政治思想基础(如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和理论)；孟子的“知人论世”则涉及文学批评的社会学方法，等等。另一种情况是，先秦以后虽然文史哲逐步分离，但一些大思想家、学者在探索、研究社会思潮、人文现象时，自然也把文学现象包括在内，文学理论
44、也就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如东汉的思想家王充的论衡 ，对汉赋和学术界华伪不实、因循守旧、于世无补的时弊进行的严肃批判，文学理论自然也是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如，晋代葛洪的抱朴子 ，强调文章必须有益教化、文章与德行并重、文章今胜于古，乃是研究当时文坛状况相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不应忽视的重要资料。2、诗话、词话中国古代有许多笔记体的诗话、词话，数量众多，持帖浩繁，仅以诗话为名者即有数百种，是一笔丰富的诗歌理论遗产。它们多用随谈录的方式，自由灵活，不拘一格。诗话的源起，应以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最早。宋人诗话大多是以资闲谈的，但也出现了岁寒堂诗话(张戒)和沧浪诗话(严羽)等针砭时弊、理
45、论性较强的著作。其后诗话逐渐趋于严肃。明清不少诗话都是有明确的诗论宗旨的。如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标举汉魏盛唐，提出“格调说” ，清王士祯渔洋诗话提倡“神韵说” ；翁方纲石洲诗话倡“肌理说” 。到了近代，更有王国维在继承传统诗学的基础上融人西方审美理论而提出的“境界说” ，等等。在资料辑录方面，至今已有何文焕的历代诗话 ，丁福保的历代诗话续编 、清诗话 ，和郭绍虞等的清诗话续编等。词话，早在北宋已有晃补之、李清照论词之作，南宋、元、明亦时而有之，至清而极盛。唐圭璋词话丛编共收六十多种，其中清代占去四十多种。这些词话不但保存了关于词体的源流演变、格律声韵、佚闻趣事、考订校勘、佳作品赏、炼意造境等等方面
46、大量珍贵的资料。3、书信序跋由于中国古代文论家往往也是政治家和文学家，一身三任，而入世致仕、建功立业才是他们的主要的人生理想。这样，也就很少有人自觉地把文学理论的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主要事业(像自居易之作与元九书在被贬之时、司空图之撰诗品在归隐之际，而刘勰之著文心雕龙 ，不过是他入仕前的牛刀小试)。因此，很多文论家的思想、理论往往散见于他们的书信序跋。如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的理论。主要是体现于他们给朋友、门生和互相之间的书信之中。有些由于时在被贬或退隐，思考、总结的时间比较充裕，系统性、理论性也就比较强，如白居易的与元九书 。再如萧统的文选序不但指出了文学由质朴走向华丽的发展趋势，而且提出
47、“事出于沈思，义归于翰藻”的选文标准，要求作家精心构思，辞藻华美体现了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趋向。4、小说(含戏剧)评点评点，包括对小说(含戏剧)的眉批、夹批、总评以及各种墨色、符号的“圈点” ，又是我国古代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表现形态。最早运用的是南宋末年的刘辰翁。他曾对老子 、 庄子 、 世说新语及多家文集进行评点，并在评点中提出了一些关于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的精辟见解。这一形式到了明代中叶为李李贽、叶昼等继承和发展，至明末清初的金圣叹达到了高峰，其水浒评点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其后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以及脂砚斋的红楼梦评点，均取得了重大成就。由于评点是在对作
48、品进行反复深入的阅读、体味相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评点家既是鉴赏家又是理论家，其评点也就往往显得具体、亲切、深入浅出，易为读者接受，做到感性与理性、具体与抽象相结合。5、散见于诗、词、笔记、小说、戏剧、经传训估、艺人谚语中的文论钱钟书先生指出：在我国古代， “诗、词、笔记里，小说、戏剧里，乃至谣谚和训访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入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有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 ”（旧文四篇26页；管锥编第四册，1517页。 ）这也是我国独有的文学理论表现形态。如民间流传的艺人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 ，钱先生就称誉它的理论价值不下于狄德罗的著名论文关于戏剧演员的诡论 。又如艺人谚语音云：。一招鲜，吃遍天” ，其强调艺术创新的理论意蕴通俗易读，深入浅出。有些作家并不直接著书立说阐述其创作宗旨和理论主张，而是通过作品的人物之口体现出来。如曹雪芹就在红楼梦的第一回中通过空空道人和石头的对话说明该书的创作是从“亲睹亲闻”的生活经历出发，力求“追踪蹑迹”即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进行的。还有五十四回贾母对历来才子佳人小说戏剧的讥贬，四十二回薛宝钗论画，还有黛玉教香菱学诗的议论，等等，都包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