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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08 历史学李国正一、典当商食盐专卖牟暴利-盐商徽商业盐，是随着明初实行开中制而出现的。当时明朝根据边防军事需要，凭借所控制的官盐，定期或不定期的出榜招商，以往边地输送军需物资（主要是粮食） ，然后按价付与盐引（引，盐之文凭） ，允其行销。徽商中的一部分人为利所驱，也挟盐，开赴九边。如歙籍盐商汪玄仪早先曾“聚三月粮，客燕、代，遂起盐荚” 。休宁盐商五全也曾“蒙故业，客燕、赵、齐、楚间” 。当时业盐，专以粮换引，售引为业者，称出者，称为“内商” 。徽商开中九边，本小力微，人孤势寡，自然多为“内商” 。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提出开中变法，用纳银开中代替纳粮开中。徽商随着资金的不断

2、增多，便在当地纳银购引，业盐谋利，并兼顾旧业；主事开中，纷纷涌入“内商”之中，同南下“内商”中的徽商合于一起，结成一团。特别是余盐开禁以后，盐商可径自向灶户购盐，徽州盐商人数又一次激增，其资金势力也急剧膨胀；与之相反， “内商”中的其他开中商人，主要是山、陕商人南下淮、浙盐场后，因远离本土，商线拉长，消耗了实力，再加上南下进入徽商势力范围，处处受到排挤和打击，因此难以立稳脚跟，结果徽商逐步形成“内商”的主体。在清代，徽州盐商内部的专业分工及其组织机构，较之明代更为细密。 清史稿云：“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 ”“场商” ，是指寓居各盐场的商人，他

3、们专以向灶户收盐为务，是商人中直接控制盐业生产，并与灶户建立包购关系的一部分商人。徽州场商人众，他们的经营，对整个两淮盐商行销活动影响极大。“运商” ，是指占有引窝的行盐之商。因其销运盐引的性质不同，名称亦稍有异。如行销纲盐者，称之为“纲商” ；行销食盐者，称之为“食商” 。但在实际的行销过程中，由于纲、食并行，界限亦不明显；如顺治十五年（1658 年） ，行销上元、江宁八县食盐的徽商张子谦，即认运食盐 96700 引，纲盐 138840 引。“总商” ，是诸运商与盐政交涉的代表，也是清王朝为便于催缴盐课而设。所任者，皆为“资重引多”和“家道殷实者” 。可见，总商是两淮盐运中之核心人物。在两淮

4、总商中，以徽州人所占比例最大，势力亦最强。 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两淮盐总为 30 人。乾隆皇帝南巡，扬州“自高桥起至迎恩亭止，两岸排列档子，淮南、北 30 总商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迎銮于此” 。又云：“乾隆辛末，丁丑南巡、皆自崇家湾一站至香阜寺，由香阜寺一站至塔湾，其蜀冈三峰及黄、江、程、洪、张、汪、周、王、闵、吴、徐、鲍、田、郑、巴、余、罗、尉诸园亭。 ”这些以其园林著称的诸姓氏，除尉、田两姓可能非属徽人外，其余诸姓，皆属徽州名门望族。最为出名的，乃是歙县盐商。两淮盐商世守其业，盐业销运始终控制在上述姓氏的徽人手中，徽州其他小姓、细民，是根本无法钻入淮盐的世袭领地中来的。两淮“运商

5、”中之“总商” ，多为徽人担任，对于淮盐产销方面的各个环节，亦为徽商所把持。清初，还出现“巡商” ，其目的是巡查各盐场，以防私煎私鬻。雍正时，两淮煎盐用“火伏法” ，所谓“火伏” ，即是一昼夜每具盘铁、锅馓产盐千斤的定额。每一火伏，均由场商造册立案，由巡商稽查督办， “灶户临烧向本商领取旗号，举火则扯旗，息火则偃旗。”用此法以防私煎。每次熄火之后，由灶户填写单页，申报灶长、灶头及商人，并由商人将盐统运商垣贮存，以资商支，不许颗粒私卖。巡商还配合长江和盐场运盐河巡江兵勇巡察缉私，从而保障了盐商的利益。盐商中，还有水商，或称水贩、水客，是领取水程中转引票的中小盐运商人。按清代行盐口岸规定，纲、食盐

6、商把盐运到岸，或分售盐店，并通过口岸盐店批发，各小盐店售卖；或交水商，由他们向当地驿盐道领取水程引票，行销府、州、县各地。淮盐行销水运路线，多以长江、淮河流域，故而长江中下游以及江淮之间，皆为徽州人经营盐货之域。长江沿岸城市，随处可见徽人足迹，并以坐贾居多，也不乏在乡村开盐店者。如道光廿九年（1849 年） ，徽人“汪左淇，同弟实卿、逊旃、蛭湖，缘道光廿七年（1847 年）冬间，在昌化县百牛桥镇地面顶戤盐典一业”所立合同墨据，说明徽州盐典开设已深入到乡间村镇之中。明末以来，徽州盐商已形成集团，控制了淮盐产、供、销的特权，在两浙业盐活动也十分活跃。在这种条件下，徽商中的“总商”所攫取的盐业高额利

7、润是惊人的，因此积累的资本，极其雄厚。如淮鹾备要云：“闻父老言，数十年前淮商资本之充实者，以千万计，其次亦以数百万计。 ”所以时人亦有“江淮繁富，为天下冠”的说法。而且徽州盐商人数也大占优势。据光绪两淮盐法志记载：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期间，在扬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 80 名。徽商独占 60 名，山、陕各占 10 名。嘉庆两浙盐法志记述，明清时期，在浙江的著名盐商共 35 名，其中徽商就占 28 名。由此可见，徽商在两淮两浙盐业界的显赫地位。二、放贷生息好生意典当商典当业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古老的一种信用行业，专为私人提供抵押品贷款，最早称为“质”和“质库” 。到了明朝，名称多达十几种，通常称之为“当铺

8、” 。明、清时期，徽商经营的典当业遍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城镇。长江以北、徽州典当商也很得势， 明神宗实录中记载的河南巡抚沈季文言：“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计汪充等二百一十三家。 ”除此，北京和山东、福建、广东诸省也都有过徽州典当商的踪迹。经营典当业以休宁人最为活跃。典当店铺多为石库门面，并在外堵或影壁上，书写一个楷书大“当”字，大到几乎占了整个墙面。店堂里面高大，窗户却又高又小，光线晦暗，黑黝黝的墙壁上，贴着一些红纸条。上面写着“失票无中保不能取赎” 、 “虫蛀鼠咬各听天命” 、 “古玩玉器周年为满” 、 “神枪戏衣一概不当”店堂横门一溜砖砌的高柜台，差不多超过中等

9、人一头，只有仰脸踮足高举双手，才能交货接钱。因此， “高柜台”就成了典当店铺的别称。徽州典当商属于徽商中的“上贾” ，资本极为雄厚，在当时激烈的商帮竞争中，他们联合族人乡党集中于一地同治典业，以较低的典利排挤其他商帮而占领市场。明人周晕在金陵琐事录中称：“当时南京的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小，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贫民。 ”在取和予上，徽州典当商很注意掌握分寸，在“予”时好像吃了亏，而在“取”时却终究能占大便宜。明代休宁人程锁在江苏溧水开当铺， “使得细民称便，争赴长公（程锁） ”，他本人也从一个资本不大的典当商，成了“累资万金”的富翁。徽州典当商在内部管理上很有

10、特色，主要是分工精细，制度严明。据清末民初老当铺客介绍，明清时期，一般规模的典当店铺里，都设有“柜台先生”二至三人，鉴别顾客典当的货物，评估价钱；写票二人，专写当票；中班六人，有正有副，负责货物打包；挂牌二人；学生 10 余人，按能力大小依次排成序号，序号 1 至 6 的学生分别协助各管事料理业务，序号 7 以后的学生负责跑包楼，送包取包；管事若干人，分管包房、钱房、首饰房和账房，人人各有所司，各司其职。 “柜台先生”统称“朝奉” ，原来在封建社会里，凡是典当店铺开业，统称“朝奉” ，原来在封建社会里，凡是典当店铺开业，必经朝廷核准，也就是“奉旨经办” ，谁也不得借题滋扰。 “柜台先生”对货物

11、鉴别眼力极高，古玩字画、珠宝玉器、苏绣宁绸，皮棉衣物样样精通，一眼就能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此，他们还老于世故，与社会上各阶层人物打交道，很会察言观色，相机行事。从“柜台先生”收当货物到存入包房，每经一手，各人都需认真仔细地对照验点，一旦出了差错，就层层追查，谁出的差错，由谁照价赔偿损失。因此做生意时，人人谨慎负责，谁也不敢打半点马虎眼。徽州典当商对典当取利以及满当（典当满期）后因顾客无力赎取而转销的货物盈利，并不全由老板独得。一般规定字画古董，包当包销，即由“柜台先生”取当，满当后无人赎取，由柜台先生经销，除当银外，盈利归“柜台先生”所得，老板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钱。如果收当了假货，亏损亦由“

12、柜台先生”自负。铜锡器满当后的存留货，则由中班经销，盈利归中班。其他金银首饰以及衣类等满当后的存留全由老板经销，盈利归老板所得。另外，老板还根据生意情况，奖赏伙计一定的小费。同时，业务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升入中班，中班也可以升入“柜台先生” 。随着职位的升迁，不仅能获得较好的待遇，而且有更多的获取额外收入的机会。这些措施关系到伙计的切身利益，所以促使伙计努力钻研业务。提高鉴别货物真假优劣的能力，也使伙计乐于为老板效力。经过徽州人的苦心经营，使典当业发展成为了徽商四大店业之一，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本之雄厚，是其他商帮不能比的。有的由典当起家，后来还成为钱庄资本家。在上海 9 个钱庄资本家中就有

13、1 个是徽州人。三、徽茶香飘海内外茶商徽州地处亚热带，重峦叠翠，雾色空濛，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宜茶宜林，茶叶便成为徽商赖以发迹的主要行业之一。据史料记载，徽州商人四出经营茶叶，始于明代。而徽州的茶叶买卖是很早的。唐元和十一年（816 年） ，诗人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琵行中曰：“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 ”说明原属祁门之浮梁，远在 1100 多年前就已成为茶叶的集散地。唐咸通三年（862 年） ，歙州司马张途著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所载：“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给食、供赋，悉恃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 ”可见当时祁门茶市相当兴隆。宋代贡茶录所说的：“早春英华，来泉胜金”

14、 ，诸名茶皆出自徽州。徽商经营茶叶，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 “茶号”犹如当今的茶叶精制厂，乃从农民手中收购毛茶，进行精制后运销。 “茶行”类似牙行，代茶号进行买卖，从中收取佣金。 “茶庄” ，乃茶叶零售商店，以经营内销茶，进行精制后运销。 “茶行”类似牙行，代茶号进行买卖，从中收取佣金。 “茶庄” ，乃茶叶零售商店，以经营内销茶为主，后期亦少量出售外销茶。 “茶栈” ，一般设在外销口岸，如上海、广州等地，主要是向茶号货放茶银，介绍茶号出卖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徽商的内销茶经营，谓之“茶庄” ，明代即有茶叶运销京津的，尔后遍及东北、鲁、豫、江、浙、沪等地。清氏是徽州茶商的鼎盛时期，

15、乾隆年间，徽商在北京设有茶行 7 家、茶庄千家以上，在津、沪开茶庄也不下百家。茶叶经营日盛，由大城市延伸到小城镇，江、浙等一些小镇也有了徽籍人开的茶店。其时汪茂荫的祖父汪槐康就在通县开设森盛茶庄。当时，内销茶花色品种甚多，有松萝、六方、毛峰、烘青、炒青等数类数十种，后又有各种花茶，所以有“茶叶卖到老，名字记不清”之说。茶商在外开茶庄、茶行很快发迹者，各地均有，明清歙人吴景华、吴永祥、吴炽甫在京经营茶叶，均成为赫赫巨富。徽商的外销茶经营，谓之“洋庄” ，始于清嘉道年间。当时英国控制印度，大量鸦片输入我国，换取丝茶。徽商开始是“漂广东” ，由于海禁，当时买卖双方只能在船上做交易，价格茶商可以自主，

16、因之利润较高，谓之“发洋财” 。五口通商以后，交易地点慢慢转移到上海。婺、休、歙三县茶商因新安江运输方便，故集中在屯溪设号精制，得名“屯绿” ，销往俄国和欧美国家。在“屯绿”外销兴盛的 1920 年，屯溪茶号达 109 家之多，故有“未见屯溪面，十里闻茶香，踏进茶号门，神怡忘故乡”和“屯溪船上客，前渡去装茶”之诗句。1875 年，自闽罢官回乡的余干臣，在祁门按“闽红”的制作方法，改“绿”为“红” ，从此，祁门功夫红茶开始问世，销往国外。 “祁红”茶号也发展到近百家。1915 年， “祁红”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膺金奖。茶号系季节性经营，然徽州茶商并不闲暇。他们多半兼营其他行业，或开钱庄、布店、

17、南货店，或为木材、粮油行商。在上海茶界的郑镒源、洪纯之两巨子，就分别兼营钱庄和绸、瓷业。一些中小茶商，在茶季来临时，将资金重点投入茶叶，茶叶脱手，又在沪、杭采购各类商品回徽州贩卖，所以徽州茶商大都家大业大，根基甚牢。历来茶商均是各自经营，清末吴俊德、洪其相发动建立六邑茶务总会，才有了茶商组织。30 年后改为茶叶公会，才有了茶商组织，但都是办理日常事务，并不研究生产经营。且徽州茶商素无外贸机构的设置，这就给外商造就了机会，他们操纵市场，尽量压低外销茶价，有些茶栈也以回收贷款等方式施加压力，迫使外销茶商就范。抗日战争开始，渠道不畅，外销阻滞， “祁红”与“屯绿”出口日渐减少，1944 年，由最高收

18、购 26 万担，下降到 7 万多担，当时，多少茶商为之哀叹！四、洪涛大浪惊不醒木商木材贸易是徽商经营的一个项目。徽人做木材生意，至迟始于宋代。与其他行业相比，做木材生意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担风险的买卖了。正如方志所称，徽州木商“以其赀寄一线于洪涛巨浪中” 。如果把木排比作褐色的长龙，那么，在几个世纪中，拥资巨万的徽州木商正是凭着自己的胆识，驾驭着这条长龙，冲破惊涛骇浪，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架设牢固的桥梁。古徽州辖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邑，木商以婺源为著，休宁次之，祁门、歙县等又次之。 “婺源贾者率贩木” ，势力最为雄厚。光绪婺源县志载：在湖南德山，“婺邑木商往来必经其地，簰夫不下数千人”

19、 ，并披露说徽州木商在水中放木排的竹缆绳（篾缆） ，是由名噪一时的婺源木商程文昂始创的。徽州多木商，与当地山多田少、水路交通便捷的地理条件，以及民间靠山吃山、种山养山的风俗习惯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宋歙人罗愿在新安志中说：“民以茶、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给” ，又说“休宁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江，往者多取富” 。在徽州任过司户参军的南宋诗人范成大在他的一个集子中也记载说：“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出山时价极贱，低郡城已抽解不赀。” 徽州之木，松杉为多。民间栽杉以 30 年为期一伐，谓之拚山。以种杉为业的徽民，将成材的松杉作为商品拚给专事木材贩运的商人，

20、赚取货币收入，再去换取生活必需品。据传，当年商宋迁都临安（杭州） ，大兴土木，所需木材，多由徽州木商提供。徽州木商拚木贩木，讲究季节性和周期性，采伐贩运的过程也有一定的规律。清代休宁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徽处万山中笔，每年木才于冬时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涨，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为力甚易。 ”木商的整个经营活动，包括拚山、采伐、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他们在深入产区“采判木植”的基础上（俗称“买青山” ） ，于冬季雇佣木客上山砍伐，蹲山棚、做“白杉” （徽人称利去皮的杉木为“白杉” ）或锯松板。尔后，将“白杉”或松板驮运下山，堆放谷地。再就是量尺、打印、

21、编排等等，要整整忙一冬，候至次年五六月，梅水泛涨，再编成浮排置入小川小河之中，运到水路交通干线之岸，由排工编成大排，顺流而下。如果是在徽州本土贩木的话，那么这最后的出口商路一般有二：一是出浙江者，由歙县浦口顺新安江而下；二是出江南者，收绩溪顺流而下。徽州木商的活动范围，并非局限在本土拚山贩木，他们还远赴其他产地采购木材，转贩求利。与徽州接壤的浙江、江西，是徽州木商贩木最为活跃的省份。明代浙江开化的杉木，几乎全部仰给徽商拚木。崇祯开化县志中说：“开（化）地田少，民间惟栽杉木为生杉利盛时岁不下数十万然而仰给于徽人之拚木盈” 。清初成书的醉醒石第四回中提到：家居衢州开化县城外的徽州婺源籍人程翁“是个

22、木商，常在衢、处等府探判木植，商贩浙西南直地方” 。 详状公案中记载徽商王恒带家丁随行下余人到常山贩杉木，一次拚买丁氏山林即“用价银一千五百两” 。浙江严州淳安、遂安两县多山，盛产木材，徽州木商亦“岁经营其间” 。徽州木商还深入到到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去采贩木材。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在婺源县志里是最多的。湖南木材主要产于汀西山区，这里多有苗族人居住，故所产木材又称“苗木” 。清康熙年间婺源县志中说当地木商“贩木苗疆” ，指的就是到湘西山区贩“苗木” 。不论是“贩木源南” ，还是“货木三楚” ，所贩之木，皆编排放入长江，输往江南等地。值得注意的是，徽州木商还在一些商埠重镇开设“木行。

23、 ”所谓“木行” ，即旧中经官府批准设立一种专为木材买卖双方说合交易，抽收佣金，监督商人纳税收，并向官府缴纳牙税的一种专业组织。徽州木商在外埠开设的木行，以旧时杭州候潮门外的“徽商木业公所”最为出名。历史上徽人经营木业而出人头地者不乏其人，他们往往利用替宫廷采办木材的机缘而大富。如，明万历年间修乾清宫、坤宁宫，徽州木商在北京大肆活动，利用采办官物，进行木材走私。据陈眉公冬官记事载，当时婺源木商王天俊等“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割创付，买木十六万根，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即此十六万根，税三万二千余银，亏国课五六万两” 。又如，明天启年间，歙县西溪南人吴养春在黄山占有山场 2400 多亩，每年

24、单木材一项收入就有几万两银子。天启皇帝在北京建宫殿，都用了他的木材。再如，明崇祯七年工部修造皇陵，祁门木商廖延训受命采购木材，诏赠“御商” 。五、囤积经营巧生利米商徽州山多田少，粮食不足，不得不仰给于四方。自唐宋以来，徽人就重视经营粮食贸易。但那时徽州粮商的活动主要是将外地粮食贩入徽州，其规模还不算大。明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粮食反而不能自给，必须依赖长江中上游的接济。于是惯为粮商的徽人便迅速扩大了他们的经营规模，一跃而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了。 古今小说中曾描写明万历年间，徽州陈姓商人以两三千两银子作本，每年从襄阳贩过豆米

25、至枫桥镇发卖的故事。这表明，当时在徽商中这种有固定贩运路线的专业粮商已大有人在了。明万历初年，苏州发生灾荒，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而期中“徽人尤众”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苏州粮价大涨，饥民强借徽商之米，遭到官府的弹压，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差一点酿成大乱。这两件事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入清以后，苏浙闽等处粮食的需求大增，而湖广地区的稻米生产也大有发展。清雍正以后，四川又成了一个重要的商品粮供给地。在地种形势下，徽州粮商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了。清乾隆时，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川米数万石。许多徽盐商也兼营粮食贸易。他们的盐船在汉口卸货

26、之后，往往把粮食作为回头货，满载而归。当时盐船贩粮的多寡，直接影响着湖广粮价的张落。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盐商江楚吉等禀报官府，自愿从江西、湖广运米至江苏“平粜” 。巡盐御史李煦为防止他们采购粮食引起江楚地方粮价上涨，只许他们以销盐所得银两的十分之一购米东运。清雍正八年，盐商黄德光曾奏请领运湖广常平仓积压的陈粮 30 万石，随时随地发卖。他们贩运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六、松民之财归徽帮布商早在明成化年间就有人说：“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 。足见那时盛产棉布的松江，已经成了徽人况趋逐利之场，棉布显然已成为徽商经营的重要商品了。明嘉靖、万历以后，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也进一步活

27、跃起来。苏浙盛产棉布的城镇，几乎无一不是徽州布商辏集之处。他们或持有少量资本走街串巷，从农家织妇手中零星收购棉布；或开设牙行、布庄，把持市场压价收布。明末嘉定县钱门塘市居民丁娘子善于纺织，所织之布，细密柔软，质地精良。有一徽商便在钱门塘市赁屋居住，收购这种布，行销四方，深受用户欢迎。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 。从此钱门塘布也就成为徽商手中的畅销货。清代在苏州开设色布字号的徽商都在附近市镇上开设布庄，自行收布。如嘉定县外冈镇压所产冈尖最宜染色， “苏郡布商多在镇开庄收买” 。南翔镇所产之布厚实耐用， “布商各字号俱在镇，鉴择尤精” 。在松江的徽州布

28、商往往既是色布字号老板，又是开设棉布牙行的经纪。他们的“字号在松，发卖在苏，且牙行亦多居松” 。徽商吴舆藩在松江开设“富有”字号，同时又设立许多收布的门市部。他们在收布活动中，一般都利用封建牙行制度，操纵价格，把持市场为自己收购价廉物美的棉布。在那些地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谓之“花布行” 。此外在常州、上海等地也有许多徽商开设的字号。他们染色技术极精，又能选用上等的布料和颜料，所以染出的布鲜妍可爱，色泽宜人。他们为了提高信誉，扩大销路，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以防假冒。清康熙时，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他暗中贿赂缝工为他的产品

29、做宣传，使益美的声誉大起，一年之内售布竟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 200 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货。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他们通过运河把江南棉布运往北方销售。当时运河一线的棉布集散地如淮安、临清等处，都有许多徽州布商从事贩运活动。清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场开设日成祥布店。该店从南方字号中提货运往北京发卖，然后把银子利用会票陆续汇往南方偿付货价。其中一次汇兑银子就达3000 两，足够偿付六七千匹色布的货价。还有许多“徽苏闽浙之人”搭乘沙船把江南棉布和其他货物海运至辽东、山东、淮扬等处销售。当时长江中上游也是江南棉布的重要市场，每年都有大批商船载米东下，贸布而归。安徽的芜湖，枞阳以及和县的运漕镇都是进行米布贸易的重要场所。这些地方的米布贸易都有徽商插手其间。明末清初，家产百万的徽商吴逸公就曾“为米布于运漕” 。自明中叶至清道光年间，徽商保持了三四百年鼎盛辉煌的历史。他们拿出十八般武艺，身手尽显；或百折不挠，创业发展；或攀缘权贵，以为靠山；或依靠宗族，作为后盾；或创新制度，招牌永立；或广告促销，出奇制胜；或巧用商术，力挫群雄。本间讲述被称为“徽骆驼”和“绩溪牛”的徽商传奇故事，以展现他们的营商观念，致富内幕，儒商风度，特别是作为成功关键因素的徽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