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曹顺庆：再说“失语症” 作者：河大文学院 点击数：903 更新：2009-10-1 自我于 1995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话题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学者指出：“三年前，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同一时期，他又提出医治此种失语症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主要是借助于古文论的话语转换。对文学理论界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的愿望。因它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学者们纷纷提出利用古文论以建立我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各种可能性。”（见文艺研究199
2、9 年第 3期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一文）还有人甚至说：“斯论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学者们或支持或反对，或深入追思，或另辟思想阵地，成为世纪来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见江淮论坛2001 年 3期程勇对九十年代古代文论研究反思的检视）然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这一话题不仅反响强烈，而且经久不息，历时竟达十年之久，至今仍论战不休。最近，又有两篇直接针对我所提出的“失语症”而商榷的重要论文。一篇是文学评论2005 年第二期蒋寅教授的论文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另一篇是云南大学学报2004 年第 5期陶东风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文化“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蒋寅与陶东风都是学界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
3、他们对“失语症”的“反思”与“再思考”是颇有代表性的。既然学界对“失语症”话题仍然兴趣不减，而张节末兄又建议我在这组论文中写“失语症”问题。 我只好打破我对此问题基本不回应的习惯，将十年前的旧话重提，再说失语症。十年来，关于“失语症”问题的讨论的文章颇多，但有不少人对我所说的“失语症”多有误解和不得要领之处，所以讨论与商榷时难免指东打西，方枘圆凿，甚至南辕北辙，愈鹜愈远。因此，我在这里着重解释一些误解和不得要领之处，由于篇幅限制，只能点到为止，无法一一展开，不尽之意，尚待来日。对“失语症”的一个不得要领之处是将有没有“失语”理解为会不会外语、有没有学问的问题。持此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是蒋寅教授。
4、蒋寅指出：“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学者，出国讲学能用他国语言讲另一国家的文学，钱钟书先生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说他决不会失语。这么说来，所谓失语就绝不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用不用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学问，能不能提出新理论、产生新知识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失语就是失学，失文学，失中国文学，失所有的文学。什么时候，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多了，举世钦佩的学者多了，中国学术界就不失语了。” 蒋寅这段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是将会不会“失语”看成一个外语水平高不高的问题，其二是将会不会“失语”看成有没有学问，学术功底好不好的问题。用蒋寅的话来说，“失语”就是“不学无术”。显然，蒋寅这一看法完全不得要领。当然，
5、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失语的人肯定是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人，但却不能说外语好就不失语。能用外语讲中国的文学就不失语。也不能说，有学问，学术功底好就不失语。关于“失语”与学问或曰学术功底问题，我一开始提“失语症”时就已指出来了，例如在 1996年发表于文艺争鸣的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我明确指出，“失语”与学术水平的高低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原文如下：其二是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研究专家，也不可思议地出现解读的困难，其情形是非常严重的！这种解读能力的低下，并非意味着古代文学与文论专家水平不高，而是所操文论话语不同所致。例如，当古典文学专家们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学和文论时，就不
6、可避免地碰到了难以理解的问题，产生了难于解读的现象。我在该文中还举了若干著名学者因用西式话语硬套“风骨”而出现的“失语”现象：中国现当代学者，基本上操的是西方文论话语，建国后主要操的是俄苏文论话语，这套话语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差别甚大，其话语规则，有时大相庭径。用这套与中国话语差别甚大的文论话语来解读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当然就会出现误读和曲解。于是乎，当中国学者用“内容-形式”来剖析文心雕龙“风骨”之时，就难免群言淆乱，互相矛盾，漏洞百出。兹略举几个互相矛盾之例，舒直认为“风”是形式，“骨”是内容。(舒直略谈刘勰的风骨论，载光明日报1959 年 8月 16日)陈友琴则完全相反，主张“风”是内容，“
7、骨”是形式。(陈友琴什么是诗的风骨载语文学习1958 年第 3期)，黄海章却认为，“骨”既包括了内容的充实，又包含了形式的严整。(论刘勰的文学主张，中山大学学报1956 年第 3期)，这些互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观点，竟然都出自古文论研究专家之手，似乎不能不使人吃惊，令人不可思议!然而，只要我们从话语规则的角度细思之，详察之，便会恍然大悟：中国古代文论并没有“内容-形式”这一话语。尽管中国有些话语近似“内容形式”，如“文质论”、“情采论”，但文心雕龙风骨却决非论“形式-内容”之篇，“风骨”是中国文论所独具的极有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非西方文论话语所能切割，如不顾及中西文论话语之不同，硬要用“内容形式
8、”来切割“风骨”，必然产生上述群言淆乱，漏洞百出的悲剧性结果。其中提到的舒直先生、陈友琴先生、黄海章先生，都可以说是有学问的、学术功底很好的学者。或许蒋寅认为这些学者学问仍不够好，还达不到“举世公认”的高标准，那我就举一个蒋寅在反思一文中反复提到的外文极好、学问又高深的“举世公认”的学者刘若愚先生为例。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是用英文撰写的一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我曾写过一篇论文，其中有一段对刘若愚该书的评论：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尽管论述的主要内
9、容是中国古代文论，但由于采用了西方的诗学构架，加之作者又有意识地倡导中西诗学比较，遂使这本书成为海外中西比较诗学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由于运用阿布拉姆斯之论，将中国文论加以切割、牵强之处似乎无法避免，全书为牵就架构而寻找证据的味道非常浓。有一些论证也还不够准确，例如该书说刘勰文心雕龙没有“决定论”，事实上文心雕龙时序篇通篇都论述决定论。刘若愚以西切中，常常不顾及中国文论实际，甚至扭曲了中国文论，将中国文论机械地切割到他的六种不同的理论中去，往往削足适屐，将中国文学理论硬套入西方文论话语框架中，在刘若愚的构解下，中国文论已不复是中国文论，而是西方理论话语中的一堆材料，
10、是艾布拉姆斯理论的注脚文本。这是典型的失语。对于刘若愚这一重大缺陷，考虑到他是用英文写给西方人看的，我们完全可以不必苟求，但是如果将刘若愚当作不失语的典范，那就指错了方向。对于刘若愚的这一重大缺点，台湾学者黄庆萱教授曾有专文评论。但在中国大陆，却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赞颂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崇洋，也是一种失语的根源。这是很值得反省的。综上所述可见，外语不好的人会失语，外语好的人同样会失语；不学无术的人会失语，学问好的人同样也会失语。失语与外语程度及学问深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将之混淆。因为，我所说的“话语”是专指不同的学术规则，“失语”是指失去了自己的学术规则。而并非如蒋寅等人所误导的是什么“
11、失学”，或外语不好之类。还有一个避不开的例子是钱钟书，蒋寅认为钱钟书学问好，外文好，因此钱钟书绝不会失语。我也认为钱钟书先生是中国现当代学者中为数不多的未“失语”的学者之一。但钱钟书之所以没失语，不在于他的外语好，学问好，根本原因在于他仍然运用着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而非西方的话语方式。钱钟书的代表作谈艺录、管锥编都是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连书名都承袭了明代徐祯卿的诗话谈艺录。书中虽然引用了不少西方资料，但西方的东西是仅仅作为资料而使用的，与刘若愚恰恰相反，钱钟书决不用西方的所谓系统理论来切割中国文论，而是操着中国的诗话传统来挑选西方资料，比较中西文化与文论。因此，钱钟书的谈艺录，可以说就是中国的
12、诗话传统的延续。正如钱钟书自己所说：“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二十八年复，自滇归沪小住。友人冒景璠，吾觉言诗有癖者也，督余撰诗话。曰：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余颇披痒。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既多刊布，将汇成一集。即以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可也。” 钱钟书的管锥编，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话语方式的展现。它是秉承中国传统话语“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方式，对中国先秦至唐的十部文化元典进行了阐释。该书长达 136万字，但并不是以西式的、宏观性的、体系性的论著形式出现，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注、疏、传的方式来书写，甚至用文言作书。每“则”通常以古籍或评注中的一句引文为起始，然后便援引古今中外
13、各个时期的评论及与之并行的比照文字，最后是钱钟书自己的观点。在阐释中，钱钟书引用了大量的西方话语使中国传统话语的内涵得以彰显。与今天的某些一味崇洋的学者相比，学贯中西的钱钟书更有中国风骨，他绝不盲目崇拜西式理论，在管锥编中，他不但批判黑格尔之类西方大师对东方的“无知”，而且还十分推崇中国诗学的话语方式。努力去探索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散金碎玉。钱钟书指出：“在考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里，我们的注意力常给名牌的理论著作垄断去了。大量这类文献的研究并无相应的大量收获。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只能算作者表了个态，对理论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倒是诗、词、笔记里，乃至谣言和训诂里，无意中三言两语，
14、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 只可惜没有失语的学者如钱钟书之辈，在当代已是凤毛麟角，已成为极个别的现象。总体上而言，中国文化与文论，基本上是失语的。其实，承认自己的“失语”，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因为，这是个事实。即便“失语”是耻，也应该“知耻而后勇”，而不应“讳疾忌医”，如此，中国的学术才有希望。鲁迅当年写阿 Q正传，痛批国民劣根性，肯定也有人心里很不舒服，但“阿 Q精神”的总结，不正是警醒了中华民族么！从上述蒋寅教授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许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我讲的“失语”是失的什么“语”。我讲的“失语”，实际上指的是失去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学术规则。
15、而同时，或许有人会问，你所说的“学术规则”到底是指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在多篇论文中曾简略谈过。但似乎仍有许多人搞不明白，以致于指东打西、南辕北辙。出现了许多误解和不得要领之文。所以，很有必要再进一步说说什么是话语“规则”，我们失的是什么“语”。有人认为，传统中国文论话语无非是“文气”、“风骨”、“神韵”、“妙悟”、“意境”等等范畴，这是一个误解，古代文论范畴并不是我所说的“话语”或“学术规则”。范畴只是话语表层的东西，而学术规则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潜在的东西；范畴是有时代性局限的，而学术规则是贯穿于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之中的。此即我常常所说的“死范畴”、“话语规则”。即范畴可能死亡，而规则仍然存在。
16、举例来说：“风骨”这一范畴，先秦并没有，“妙悟”这一范畴，魏晋时并没有，“神韵”这一范畴是到了明清才产生的，这些具体的、个别的范畴都是有时代局限性的，会随着时代产生，也会随着时代灭亡的。但是支配这些范畴的深层学术规则，则是早已产生，而且一旦形成，是不轻易消失的，并始终支配性地统治着中国文论范畴。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一语中，已经蕴含了中国的学术规则，周易系辞的“立象尽意”，庄子的“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则进一步确立了一套中国的学术规则与话语生成及话语言说方式，以后逐渐形成了强调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旨的话语方式。这个话语方式，表现在中国的禅宗的“不立文
17、字”、“以心传心”之中，表现在中国哲学中的言意之辩之中，表现在强调“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中国文学中，更表现在中国文论的“妙悟”、“兴趣”、“比兴”、“神韵”、“意境”等范畴之中。强调意义的不可言说性，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在的、深层的学术规则，所以严沧浪讲“妙悟”，讲“兴趣”，强调的是“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舟，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司空图的“味在酸咸之外”被“神韵”说的倡导者王士禛大力推崇。（见渔洋文卷四）至于“意境”、“比兴”、“寄托”等等诸多范畴，基本上都受这个学术规则之制约，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文论话语，这套话语，又具体体现在“虚实相生”、
18、“以少总多”、“言意之辩”等等话题上。而中国文化的这个学术规则，中国文论的这套学术话语，在我看来，并不会随着“风骨”、“文气”、“妙悟”、“神韵”等范畴在现当代的消失而消失，它仍然具有着生命与活力，是完全可以进行现代转换的。在当代文学艺术中，这套话语仍然可用，例如用“虚实相生”来指导当代文学创作，指导绘画艺术、影视艺术甚至广告设计；用“意境”理论来指导诗歌创作、环境艺术设计，为什么不可以呢？很可惜，由于多年来的崇洋贬中，在西学日炽、中学日衰的当代，我们却将中国文论的活规则放在一边，天天操着洋腔来大讲李白的“浪漫主义”、杜甫的“现实主义”、白居易的“典型形象”。让中国的学术规则几乎失落殆尽。中国
19、文化近百年的发展史，有一个绕不开的情结就是痛恨自己的传统文化，将中国的落后被动挨打统统归咎于传统，在这种长期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矮化，甚至自我丑化下，在当前广大中青年学者与学生的心目中，已几乎形成一个基本看法和信念：即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坏的、是要不得的东西。因此，只要是倡导中国传统文化，那就是倒退的、落后的、封建的、反现代化的，形成这样一个思维模式。日本人对自己的传统、韩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其实有些就是中国传统）都十分珍视和推崇，韩国人的钞票上印的不是总统头像，而是儒学大师李退溪等传统文化人的头像。印度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阿拉伯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也都很尊重。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遭到如此厄运，此乃中
20、华民族之大不幸！正由于这样一种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自我丑化模式，才出现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影响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个严重的方面是教育。据我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忽略传统文化教育是一大失策。目前相当多的中青年学者与学生，在大肆批判传统文化时却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从未读过十三经，这实际上正是“失语症”的又一根源。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批判，但要批判他，你首先要了解他、知晓他。可是，当今的中青年，大多没有读过原汁原味的“十三经”，没读过“诸子集成”，以致造成了今日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在这种弥漫学界的不懂传统的空疏学风下，必然会形成传统学术规则的生疏与隔膜，这种生疏与隔膜长期延续下
21、来，就只能失语。因此，解决失语的根本办法是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同时也要真正懂得西方。我大讲失语症，不少人以为我是强烈反对西方的“文化复仇情绪的典型代表”，是“文化原教旨主义”。这完全是误解，或者是曲解。我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一部研究生教材的绪论中都谈到了学习西方的重要性，我主张真正地懂中国文化，真正地懂西方文化，而不是对西方似懂非懂，对中国文化基本不懂，便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地大贬西方二手货。在文中我指出：“全盘西化”曾是时髦的口号，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不是“全盘”，我也赞成“西化”。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不但“博古”不够，而且“西化”也不够，准确地说是很不够！为什么这样说呢？详观学界
22、，学者们引证的大多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甚至是三手货、四手货。不少人外语没过关，在基本上看不懂外文原文或者干脆不读外文原文的情况下，就夸夸其谈地大肆向国人贩卖西方理论。以致有一些专攻西方学术的人，完全不懂西文，居然也可以当上外国文学教授、西方历史学、哲学教授等等。据传 80年代初，有一次外国文学在某市召开全国学术会议，数名外国文学学者在某风景区考察时碰上外国人以英语问路，七、八位外国文学教师竟面面相觑，没有一位可以用英文回答！这种学术状况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在不少高校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中文系外国文学学者仍然依赖译文来做研究，我并不是说不可以参照译文来研究，而是强调应该尽量阅读外文原文，
23、因为如果完全不读原文，一定会出问题。遗憾的是，我们不少学生依然只能读着厚本厚本的以二手货贩来的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中国式的西方文论专著。可想而知，在这种状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呢？这种不读原文（包括古文原文与外文原文）的错，大大地伤害了学术界与教育界，直接的恶果，就是空疏学风日盛，害了大批青年学生，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造成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严重失语，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近年来，我大力倡导用古文（不用今译）读中国文化与文学典籍，用英文来读西方文化与文学典籍。自 1995年起，我在研究生中开设了“中国文化原典：十三经”课程，要求研究生阅读原汁
24、原味的中国文化原典，教材直接用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不用今译今注本。从 1998年开始，我直接用英文版教材给研究生开设“文学研究方法论：当代西方文论导读”，要求每位同学都必须在课堂上用英文抽读西方文论著作。经过一番艰苦磨练，同学们感到虽然太苦，但收获良多。我的用心，就是试图作一个教学改革尝试，让同学们能读到原汁原味的东西，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与智能，而不是大讲空论，凌空蹈虚。不是在岸上大讲游泳理论，而是让同学跳下水去学游泳，教师只是从旁边给予必要的指导与点拨。这也是我力图改变失语现状的一点努力。当然，要想真正改变近百年形成的失语状态，何其难哉！此非一朝一夕之功，必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可能
25、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只要我们开始觉悟，就有希望。注释：见东方丛刊1995 年 3辑21 世纪中国文论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文艺争鸣1996 年第 2期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研究1996 年第 2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学评论1997 年第 4期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等文。参见蒋寅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文学评论2005 年第 2期。蒋寅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文学评论2005 年第 2期第 166页。参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 卷第 4期第 144页。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 1984年版，第 1页。钱钟书旧文四篇，第 26页。参见曹顺庆等著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巴蜀书社 2001年版。曹顺庆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反思，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期。注：文章原载浙江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