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 1 页 共 27 页 1布洛维：拓展个案法迈克布洛维 著 吕鹏 译*作者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译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本文原发表于 Sociological Theory 16:1 March 1998。译文见布洛维， 公共社会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论文摘要：在这篇文章中，我对“拓展个案法”做了一番详细的阐述和整理。所谓拓展个案法，就是一种通过参与观察，将日常生活置于其超地方和历史性情境中的研究方法。它模仿了“科学的反思性模式”，将科学家和研究对象的互为主体性作为前提假设，并使得干预、过程、结构化和理论重构之间相互协调。实证科学是反思性科学的孪生兄弟，它排斥“刺激反应”，
2、赞同可靠性、可重复性和代表性，以调查研究为榜样，并将科学家和他们调查的对象区别开来作为工作的原则。实证科学受到“情境效应”（访谈、回应、场所以及情景效应）的限制，而反思性科学则受到“权力效应”（支配、保密、客体化以及标准化）的限制。通过通盘考虑两种科学模式的含意而不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种，本文认为两者都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因此，我用后殖民主义的一项研究来贯穿全文，以说明拓展个案法的长处和缺陷。方法论只能够带给我们关于手段的反思性理解，而通过将手段提升到明确意识的层次，它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于是，与解剖学知识不是“正确”步态的前提一样，方法论不再是丰富的知识性工作的前提。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确，
3、就算知道了解剖学知识，通常也不能保证“正确”的走路姿势。但是当脚下的大地一直在摇晃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支架。作为社会科学家，通过我们研究的这个世界中“我们的在场”、通过被吸收进我们观察的这个社会、通过与那些我们使之成为“他者”的事物生活在一起，我们失去了平衡。超越个人牵涉（involvement）是广泛的民族志困境：我们生产的理论、概念和事实，却破坏了自己试图去理解的那个社会的稳定。所以，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可以使我们保持站立的方法论，因为我们操纵着一个即使当我们试图去详细考察时，也在移动和改变的知识领域。和别的不利条件一样，民族志的情况可以用下列方法中的一种来解决：限制它，或者把它转为有利条件。
4、在第一种策略中，我们将自己的尴尬处境最小化，手段则包括：避免被牵涉进我们所研究的世界、把我们自己从研究对象中隔离出来、从外部观察它们、通过中间人来询问它们等。这样，通过遵守一系列能够保证距离的数据采集手段，我们仍然站稳了脚跟。这就是实证的进路。它最好的例子就是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 ，后者的每一项努力都是去中止我们对自己所研究的世界的参与：我们要试图避免影响我们所研究的环境，使数据的收集标准化，对外部的情况进行归类，并确保我们的样本富有代表性。第 2 页 共 27 页 2在另一种策略中，我们使自己对所研究的世界的参与成为主题。通过把自己固定在引导我们参与对话的理论当中，我们
5、站稳了脚。卡尔波兰尼就曾详细阐述过这一思想（Polanyi，1958）：他反对实证主义的客观性，后者建立在对理论的 “合理性”，亦即我们理解世界的认知地图，表示支持的“显示数据”（sense data）的基础之上。这种“栖居” 的理论（dwelling in theory）就是我所说的科学的反思模式（reflexive mode of science）的基础，这种反思模式将“ 斗争” （engagement）而不是“ 超然”（detachment）看作是获取知识的途径。以我们所研究的世界中“我们的参与”为前提，反思性科学利用多种多样的对话以接近对经验现象的解释：它从参与者和观察者之间一个虚拟的
6、或真实的对话开始，再把这个对话嵌入到地方过程和外部力量之间的第二个对话内部，而第二个对话只能够通过不断扩大的、理论与其自身的第三个对话才能够理解。用来测量客观性的标准，并不是那些确保对世界进行精确测绘的步骤，而是知识的增长，亦即通过对理论富有想象和谨慎的重建，以容纳那些不符常规的事物。拓展个案法（the extended case method）将反思性科学应用到民族志当中，目的是从“特殊”中抽取出“ 一般”、从“微观”移动到“ 宏观”，并将“现在”和“过去”连接起来以预测“ 未来” 所有的这一切都依赖于事先存在的理论。在我自己对拓展个案法的应用中，我就曾利用自己在赞比亚铜矿工业中做人事顾问的
7、经历，来详细阐述法农（Fanon）关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当我在南芝加哥的工厂做操作工的时候，我试图将葛兰西关于霸权的理论运用到我的经历当中，以暴露“甘愿”的根基；通过联系塞勒尼（Szelnyi）关于阶级结构和科尔奈（Kornai ）关于短缺经济的理论，在匈牙利各种工厂 香槟、汽车和钢铁劳动的基础上，我曾经探讨过社会主义情况下工作组织和阶级形成的性质。最近，我已经从俄罗斯北部的一个小家具厂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商业和金融资本的观点，向外开展我的工作，来发展从社会主义转轨到资本主义的理论。我如何才能够使这些穿越了时间和空间、从个别到一般，从尘世到二十世纪晚期广泛历史议题的丰富的跨越性话题获得合法
8、性呢？这就是推动这篇文章的问题意识所在。虽然对民族志研究来说，更常见的做法是将自己限定在所研究的日常世界的“容积”之内，但是我并不是唯一从田野中“拓展出去”的人。实际上，这是社会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的标志之一，是他们首先创造了“拓展个案法”这一术语（Garbett，1970；Gluckman， 1958，1961a ，1961b，1964；Van Velsen， 1960， 1964，1967；Mitchell，1956，1983；Epstein，1958） 。与从提供信息者那里收集关于“土著们”“应该去做什么”的素材不同，他们在自己的笔记中开始记载“土著们”实际上在做什么的说明，以及在不同地点
9、和时间内发生的真实事件、斗争和戏剧性场面。他们把标准规定和日常实践之间的不一致带了进来，这些不一致不仅使他们探寻到了殖民主义内部的矛盾，而且还有它的侵扰。他们开始把非洲人群体重新放回到更广泛的、世界历史性的情境当中。不仅是在非洲，在美国也有一个丰富但未成形的、隐约体现拓展个案法风格的学术传统。例如，社区民族志就并不总是拘泥于前人的足迹，而是把种族主义和劳动市场中更广泛的情境（Liebow ，1967；Bourgois，1995）以及城市政权第 3 页 共 27 页 3（Whyte，1943；Susser，1982；Haney，1996）融合进来；传统上隶属于“工厂社会学”（plant soci
10、ology）的车间民族志，也考虑到了诸如“种族”（race）和“族群”（ethnicity）（Lamphere，et al. 1991） 、公民身份（Thomas ，1985） 、市场（Smith，1990）以及地方政治（Blum ，1991）等外部因素；关于社会运动的参与观察研究将自己置于它们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Fantasia，1988；Jobnston，1994；Ray，1998） ；学校民族志总是试图去解释教育如何受到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以及随后的权力类型的形塑，又同时反过来对后者造成影响（Willis，1977；MacLeod，1987） ；家庭民族志发现它不可能忽视家计之外的因素的影
11、响（Stacet，1990；Devault，1991；Hondagneu-Sotelo，1994） ，从而支持了多萝西史密斯关于将活生生的体验放到其超地方性的决定因素中加以考察的女性主义指令（Smith，1987） 1。拓展个案法的雏形在这些例子中和别的地方大量存在。因此，我所主张的是，通过把它提高到“明确意识的层次” ，将 “反思性理解”带回到拓展个案法中。但是，与韦伯相反，这不仅仅是一种以澄清为目的的活动，它对我们建构社会科学的方式有实际的影响。实际上，它会导致一种社会科学的替代性模式以及随后的替代性解释和阐释性实践。不过，社会科学家们对此只会勉强支持：有的人宁可争辩什么技术更合适，甚至完
12、全忍耐科学的拒斥，也不去会去面对将对我们的方法论教条构成重创的两种科学模式共存的可能性。而我希望说明的是，反思性科学有它的好处：在既不放弃民族志也不放弃科学的情况下，它为探索广泛的历史类型和宏观结构提供了条件。所谓民族志，我指的是站在参与观察的立场上书写这个世界；所谓科学，我指的是对经验现象的证伪的和一般化的解释。为了推进我的主张，有必要做出如下的区分：（1）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 ，在这里包括调查研究和拓展个案法；（2）经验调查的技术（techniques） ，在这里包括访谈 /访问和参与观察，研究方法正是对最适合的技术的应用；（3）科学模式（scientific mod
13、el） ，是它安排了生产科学的前提和原则。在详细阐述拓展个案法不同维度的过程中，我希望改进它的技巧、将它合法化为科学（尽管是一种反思性科学） ，并且指出我们研究世界之方法的更广泛的含意。我以 1968 至 1972 年间，自己在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赞比亚所做的研究为例，来阐明和解释拓展个案法。之所以在我所有的研究中选中这一个，是因为它最为有效地同时阐明了拓展个案法的长处和缺陷。首先，长处在于：拓展个案法能够深挖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白人和黑人、中心和边缘、资本和劳动的政治二元对立，以发现多种多样的过程、利益和身份。与此同时，后殖民地的情境为重新凝结这些在地方、全国和全球环节周围激增的差别提供了丰富
14、的土壤。其次，缺陷是：拓展个案法遭遇的正是它所展现的力量。正如“殖民地”研究的新领域所清楚显示的那样，殖民地不仅是异族新奇事物的场所，而且是权力新策1史密斯的“女性社会学 ”戳穿了抽象的、去情境化的、普救论的社会学的假面具，将其视为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并将具体的活生生的女性体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女性掌握的日常生活的微观结构成了由男性控制的宏观结构的基础和隐藏的前提。这看上去像是拓展个案法，但是与史密斯把它的合法性建立在“女性立场” 上不同，我把它建立在另一种科学概念的基础上。在这方面，我更接近于桑德拉•；哈丁（Harding，1986 ，1990） ，她研究的是由男性支配的科学和对科
15、学的后现代消解之间的地带。她并不是要向属于男性的科学投降，而是呼唤一种继承性的科学。第 4 页 共 27 页 4略的实验场所，它们在殖民地溜了一圈之后，再输回到各宗主国（Stoler，1995；Mitchell，1988） 。支配发生的形式既赤裸又夸张，明显地使社会学家们，尤其是人类学家们牵涉其中，用未被详细阐明的方式渲染他们的观点（Clifford and Marcus， 1986； Asad，1973） 。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权力政体使内在于拓展个案法的各种缺陷陷入混乱状态。因此，这篇文章的构成如下。我从我关于赞比亚殖民工业研究的叙事（Burawoy，1972a，1972b，1974）开始，
16、以突显出反思性研究中的社会性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 。然后，我将展示我的研究如何逐一违背了实证科学的四项原则。如果只有这一种科学模式，那么我将不得不要么放弃拓展个案法，要么放弃科学。然而，不是只有拓展个案法违背了实证原则。我要展示的是，调查研究这种代表性的实证方法也违反了它自己的各项原则，因为不可避免的“情境效应”（context effect）阻碍了访问员与回应者之间不可分解的联系，以及访问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场域中的嵌入性。我们可以要么生活在实证原则和实践的裂缝中，始终努力着去将其缝合；要么发展出一种替代性的科学模式，将情境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使我们研究的这个世界中“我
17、们的在场”（our presence）成为主题。这个替代者就是科学的“反思性”模式，当它被应用到参与观察的技术中时，就产生出了拓展个案法。不过，为了同时挽救科学和扩展个案方法，我并不打算消除它们之间的裂缝。使情境（context ）和对话（dialogue）成为替代性科学的基础，将不可避免地把明显的“权力效应”（power effect）带了进来，这样就会把拓展个案法与反思性科学的原则割裂开来。后现代主义就在突显这些权力效应上做了不少事情，但是，与其说这是在设法应付一门不充分的科学，不如说它把科学也给排斥掉了。我发现自己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边界上工作，从没有逾越那些边界。既然选择了仍然站在科学的一
18、边，我们就必须生活在它自我设定的各种限制之内，不管它们是实证科学的情境效应还是反思性科学的权力效应。如果考虑到这个世界既不可能没有情境，又不可能没有权力，那么，这两种科学都各有缺陷。但是我们得有一个选择。所以我最终要问的是，何时、何地以及为何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模式中的某一种。一、被采用的民族志情况反思性科学开始于我们和它们之间的对话，亦即社会科学家和我们所研究的人们之间的对话。它既不从一个外在于时间和空间的阿基米德点突然发力，也不创造像白板一样干净的知识和理论。它的出发点，一方面是学术理论的某一传统，另一方面则是既存的民间理论或本土叙事；而在真实世界当中，这两个方面一直互动不断。我自己关于赞比亚
19、铜矿的研究开始于和殖民主义遗产悖论有关的公开争论。1968 年，我到“铜带”旅行，以寻找向后殖民政权转轨的公司的政策和策略。那里有两个矿业公司，盎格鲁美利坚公司（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和罗恩精选托拉斯（Roan Selection Trust） 。它们都在北罗得西亚（Northern Rhodesia） 1它直到 1964 年都一直是英国的保第 5 页 共 27 页 5护地的殖民秩序当中有着很深的根基。这些公司它们曾宣称自己的目标是控制这个国家的经济对赞比亚的独立有什么反应？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铜矿工业雇佣了大约 5 万人口，其中 90%是非洲人，1
20、0% 是外籍人员（ expatriate） 。在独立的时候，这些矿山为这个国家提供了 90%的外汇兑换和 50% 70%的政府税收。对白厅（Whitehall） 1后来是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基金会（Foundation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而言，北罗得西亚存在的原因正是它的铜矿。公路和铁路交通、土地和农业、税收和贸易、劳动和教育、国籍和种族，所有的这些，预定了铜矿出口的最大化。赞比亚是原始的“飞地” 经济，而铜矿则是使它组织起来的要素。与揭开盎格鲁美利坚公司和罗恩精选托拉斯神秘的企业实践相比，研究矿工们是如何生活的要简单的多。我所要做的并不是一个通过文件梳理就可以
21、完成的研究，因为正如我不久发现的那样，文件能揭示的东西少得可怜。从外到内的访谈也没有多大的用处，因为管理者都由特定人群的关系层保护着。不过，我不久前获得的数学学位帮了我的忙，我在英国总部的熟人从而给我在铜矿工业服务署的人事研究机构谋了一份差事。这个机构位于基特韦（Kitwe ） ，这里是矿区的心脏地带，既是政策又是实践层面的工业关系的中心。一旦到了那里，我的关注点就转向了更加具体的问题：劳动力量的地方化，或者被称之为“非洲人的提升” （African Advancement）不过自独立后这就被改称为 “赞比亚化”（Zambianization） 。殖民统治给赞比亚留下的是：400 万的人口中，
22、只有 100 名大学毕业生以及刚刚超过 1200 名的有中学文凭的非洲人。所以这个国家仍然严重地依赖白人管理者和专家。在历史上，矿产工业曾经是按照种族隔离的原则来组织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黑人能够对白人行使权威。而反殖民地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彻底消灭所有这些白人优越性的痕迹。那么，在后殖民时期事情是如何变化的呢？我的研究从新政府的赞比亚化委员会所描绘的图景开始。它粉饰了一幅成就美好的图画：独立后四年，在“外籍人员”（白人）曾经占据的位置上，外籍人员越来越少，赞比亚人越来越多。这幅“去种族化”的画像背后，布置的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对管理者策略的理解主要受阻于我的外来者身份的话，那么，任何关于赞比
23、亚化的严肃研究都是被完全禁止的。我很难对那些曾经在种族隔离制度中生活过的继任者们做公开的调查。当然，由于种族隔离仍然像一块乌云一样飘浮在工业关系的各个方面之上，我其实也无法找到比这个职位更好的位置来观察工作中的不同力量：我不仅在矿区工业的数据收集中心坐班，而且成了“新工作评估方案”其目标是调整白人和黑人的报酬标准的一名积极撰写者。作为我工作的一个部分，我知道了管理层、工会和政府之间协商的利害关系。至此，自上而下的视角已经很多了。如何从内部和底层来观察赞比亚化呢？在这个时候，我必须更加隐蔽。我组织了一项并不涉及赞比亚化的调查，以进入非洲矿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但是我选择了年轻的赞比亚人事官员作为访
24、问员，而且由于他们位于赞比亚化1北罗得西亚是赞比亚在殖民时期的名称，它与南罗得西亚（即津巴布韦，位于赞比亚东南部） 、尼亚萨兰（即现在的马拉维，位于赞比亚东北部）原为英国殖民地“中非联邦”的三个成员，使用联邦通用货币“罗得西亚尼亚萨兰镑”译者注1白厅，英国政府办公地译者注第 6 页 共 27 页 6的“风暴眼”当中，我完全有理由去相信他们。我们能够每周在名义上取消了种族隔离的罗卡拉俱乐部（Rokala Club）见面，既讨论这项研究，也讨论赞比亚化的进程。不过这还不够。我在人事研究机构工作了一年半，接着，当我成为赞比亚大学的一名文学硕士研究生之后，我又花了两年的时间继续这项研究。在那里，我吸收
25、了本科生参与我关于（地下的和在台面上的） “后殖民” 工作组织的研究至少在正式场合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还从底层，从最多数的没有技术和半技术化的工人的立场上来探究赞比亚化：他们是如何感受监工和低层管理者的赞比亚化的？我们的拓展观察显示，白人管理层通过两种类型的组织花招来应付政府的赞比亚化目标，并维系种族隔离和自己的利益。第一种策略是“掩盖”赞比亚化（blanket Zambianization） 。在殖民主义时期，人事经理就是国王，统治着他的非洲下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白人下属也是如此。人事部门支配了公司的商业中心、矿区和“隔离区”的生活（Epstein ，1958 ） 。到了后殖民地时期，一个
26、明显的花招是，一个部门完全和快速地赞比亚化了，但是与此同时，它的权力，尤其是针对外籍被雇佣者的权力却被转移和剥夺了；那些外籍被雇佣者，由新任命的“员工发展顾问”保护着，而后者原本就是前白人人事经理中的一员。第二种策略是“阴影” 赞比亚化（shadow Zambianization） 。在我调查的三年半里，矿头（mine-captain）的位置 这是地下管理最高的职位已经赞比亚化了。许多旧的白人矿头被提升到了新成立的地下经理助理的岗位上，带走了许多他们原来的权力和职责。任何一个赞比亚的继任者都得在他前任的阴影下工作。他成了夹在他的下属和“真正的”矿头之间的黄油，而后者只不过是转到了地上的舒服的办
27、公室而已。这些维系种族隔离的花招产生了好几种其实并不难预测到的后果：第一，因为管理层膨胀，组织也变得越来越头重脚轻；第二，工人和他们的新赞比亚监工之间的冲突增加了，因为尽管与他们的前任相比，新监工们没有那么盛气凌人，但也更没效率。通过赞比亚化而得以维系的种族隔离造成了组织破裂、冲突和低效。如果说掩盖和阴影赞比亚化暗中破坏了组织的运转，为什么它还能够继续？种族隔离得以保留的背后力量是什么？一个民族主义的黑人政府如何会在它关于赞比亚化的报告中高唱凯歌，忽视种族秩序的延续？我在更广泛的利益格局中找到了答案：第一，虽然政府接受了赞比亚化的辞令，但是代表无技术和半技术矿工的各种非洲人工会，更感兴趣的是更
28、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而不是向上流动成为监工。第二，赞比亚人继任者，夹在底层黑人和白人老板中间，是种族和阶级紧张的避雷针（lightening rod） 。不过，他们在组织上比白人管理层要弱，因为后者保持着对知识和经验的实质性垄断。第三，工业公司的主管长期以来一直为提高种族隔离的水平，用黑人代替白人而斗争，因为这会降低劳动成本。如果说以前他们面对的是来自白人员工的有组织的抵抗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受到的是大批人移民国外的威胁。第四，赞比亚政府将矿山工业看作是（祭祀的） “圣牛”，亦即它“国家建设”计划的税收来源。它不敢承担铜矿利润下降的风险。此外，它很乐意让外籍人士管理工业，因为，虽然他们有经济
29、权力，却没有政治威胁。外国人受到以三年为期的、可以随意终止的合同的限制。赞比亚人管理者，作为支配阶级中有权势的一个部分，可能给赞比第 7 页 共 27 页 7亚政府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些力量的平衡意味着，尽管赞比亚独立了，但是矿区内总体上的阶级和种族类型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从赞比亚化这个微观世界，我“拓展”到了造成不发达的资源。发展的障碍不仅来自于对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世界经济中铜矿的依赖，而且来自于从殖民主义继承而来的阶级关系的再生产。维护种族秩序符合业已出现的非洲“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尽管这么做会抑止经济的转型。因此，我的研究重建和改造了本土的叙事，使之成为后殖民主义的阶级分析
30、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它用一种未曾预料的方式反作用于社会。二、重访实证科学什么是实证科学？对孔德来说，社会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玄学体系并揭示社会的经验法则。它是最后进入科学王国的学科，但是一旦被承认，它就将统治不守规矩的学科，生产秩序，并将混沌的过程驱逐出去。于是，实证主义立刻成了科学和意识形态。在大部分情况下，今天的社会学已经将它的主张变成了一条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而我们可以将这种关于实证主义的精练观点称之为实证科学。将实证科学与反思性科学区分开来的前提假设是，有一个可以被理解为与研究它的那些人不一致，并从中分离出来的“外部”世界（outside world） 。阿尔文古尔德纳（Gouldner
31、，1970）曾经把这一前提假设称之为“ 方法论二元主义” 社会科学家与他们关于别人的理论之间脱离了关系。实证科学要求与研究的对象保持观察者的距离，亦即一种不偏不倚的姿态；它的目的是生产出对外部世界最为精确的制图（mapping ） ，去反映这个世界（Rorty ，1979） 。将观察者建构成外来者要求前者努力将自己与周围的环境隔离开来，这就需要程序上的客观性来推进。在杰克凯兹（Jack Katz）关于 “分析性田野工作” 的经典讨论中（Katz，1983） ，他提出了“4R” 原则，我把它们视为实证科学四种约定俗成的信条。第一，社会学家必须避免影响并因此“破坏”他们研究的世界。这是防止“刺激反
32、应”（reactivity ）的禁令。第二，外部世界多种多样，所以我们需要有标准来挑选数据。这就是“可靠性”（reliability）原则。第三，被挑选出来的事物，其编码规范的形成要清晰明白，这样任何一个研究同一个现象的社会科学家都能够得出相同的结果。这就是“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原则。第四，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所研究的世界片断是整体的典型部分。这就是“代表性” （representativeness）原则。凯兹将这些原则作为社会科学的可靠权威。他试图展示，如果参与观察遵守“分析性归纳”或者他更愿意称之为“ 分析性研究” 的东西的话，它就能够实践 4R 原则。不过，恰恰在这个过程
33、中，他却严重地破坏了他自己的方法论原则，支持了而不是排斥了“刺激反应”，消解了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并且要求读者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复制结论。与他仍然坚持 4R 原则不同，我的行动方针正好相反，我放弃实证科学而支持更加适合于拓展个案法的“反思性”科学。通过如下步骤，我为援引和阐述这一替代性的模式提供了合法性：首先，展示拓展个案法如何协调 4R 原则；其次，我要说明，即使是调查研究也不能实现那些实证原则。我在这里的目的不是反对实证科学，而是展示实证科学如何排斥拓展个案法，尤第 8 页 共 27 页 8其是我关于赞比亚化的研究。被违背的实证科学在实证科学眼中，拓展个案法没什么好炫耀的。第一，我关于赞
34、比亚化的研究打破了防止刺激反应的禁令。我绝不是一个不干涉的观察者。我加入人事研究机构，正是因为它正在开展一项巨大的工作评估活动：对工业范围内复杂的职业结构进行归类，以把黑人和白人的薪资结构放到一个单一的等级体系中。关键的是，在每一个种族群体中业已确立的职业等级应该得以维持。为了制造“公平”的印象，两套薪资等级的整合建立在一个由管理层和工会的“专家 ”组成的联合团队的基础上，这样每一方面都可以根据一系列事先给定的特征、经历、教育、灵活程度、努力程度等因素来“阐述”各自的工作。一家英国咨询公司被介绍进来，试图使职业评估和过去的等级制相匹配，却输得很惨。而我却能根据自己的数学训练，把这一任务转化为一
35、个简单的线形规划问题，从而帮助了这一种族秩序的再生产这也成了我在阶级的肤色 （The Colour of Class）一书中的研究焦点。可靠性原则也被违背了。这样一个固定的结局或观察和抽取信息的棱镜，使得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流变毫无反应。一个人如果生活在他所要研究的那些时间和空间当中，就很难把这个世界套进一个事先界定好的模板中。他会从某一系列问题开始，却以不同的问题结束：我进入铜矿工业，本来是为了搜寻一些指导它们和赞比亚政府处理关系的公司政策，但只有和公司行政人员一起工作之后，我才认识到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政策。正如我随后意识到的那样，它并不是理性地遵循一条事先决定好了的策略，因为环境非常地不确定这种
36、不确定既包括了政治不确定（经常性的政府危机、部委的人事变动，或者诸如矿产国有化这样的突然变化） 、经济不确定（尤其世界铜矿价格的不稳定） ，也有技术不确定（挖掘中无法预测的问题、塌矿）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环境中，管理层需要的是变通，而不是被详细的计划裹住了脚。正如我发现的那样，那些存在的政策都是以“事后方式”形成的，亦即由像我这样的“ 专家们” 来使已经做出的决定合法化。如果我不曾成为这些过程的参与者，我就会仍然寻找那些难以琢磨的公司政策，或者，更有可能从公司的理性化当中编造出一个政策。简言之，对拓展个案法而言，参与者与观察者之间的对话为收集数据提供了一个不断变化的筛子。这并不是否认我们去做“
37、田野”时带着假设、问题和框架，而是说它们更像是棱镜而不是模板，它们不是固定在那儿，更多的时候它们是不断涌现出来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可重复性原则也有问题。我所收集的数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是谁我是一个白人男性，刚刚从一所英国大学毕业，拥有数学学位，对殖民主义而言是个“新手”，此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些特征中的每一点都塑造了我在社会环境中的进入（entry ）和表现，以及人们如何和我谈论与种族有关的话题。此外，任何一个在随后的时点上重复我关于赞比亚化研究的人，都将遇到非常不同的情况。历史并不是实验室里的实验，能够在相同的环境中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而且民族志写作中的遭遇，也有一些“无法言说”的东西。其
38、它的人去重复我的研究，不管是共时性的还是历时性的，当然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都只是我自己研究的延伸而不是重复。 1第 9 页 共 27 页 9当然，因此我们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代表性的问题。我的两个个案中关于赞比亚化过程的观察有多大的代表性？在所有可能以我研究过的矿山为对象的个案研究中更别提其余六处矿山或者别的工业了我的个案研究有多大的代表性？我如何能够超出我的两个特殊个案来做结论？而如果我不能使之一般化，为什么我要自寻烦恼地在这项投入三年半的时间?！从实证科学的立场看，这些都是正当的指责；而如果这真的就是科学的唯一模式，我就确实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不过，还有另一条通往科学的途径，那就是反思性科学，
39、它也寻找一般性的和能证伪的解释。这个替代者并不是子虚乌有、编造而来，而是有它自己的原则，来自于对实证科学的批判性支持。不过首先我必须展示的是，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即使是最好的调查研究，也不能实现实证原则，因为它来自于实证理论和实践之间无法消除的断裂，而这正是反思性科学的原则迅速生长的地方。受限制的实证科学调查研究自以为在方法上是实证的。它试图通过表达 4R 原则来实践 4R 原则。第一，为了克服“刺激反应” 的问题，访谈被塑造成一个始终如一的、中立的“刺激物”以引出多样化的回应。回答者被假设只是对问题做出反应，而问题被提出的媒介则被剥去了。第二，为了面对可靠性的问题，并为选择数据建立一系列连贯一
40、致的标准，访问被标准化了；每一个回答者都要回答用相同的方式提出的相同的问题。第三，针对可重复性，不仅问题成了与访问“隔离 ”开来的刺激物，而且外部环境也必须得到控制，也就是说，把不相关的事物“稳定”或“确定 ”下来。最后，针对代表性，回答者必须是一个从更广阔的目标总体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样本。不过，尽管他们十分努力，调查研究者通常还是不可避免地未能实现他们的目标。访谈是一种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 ，嵌入在别的情境当中，它们又都依赖于问题本身并向其提供意义（meaning） 。有四种类型的情境效应。第一，已经有许多文献证明了的访问效应（interview effects） ，正是它
41、们制造出了刺激反应的问题，亦即访问者的特征（例如，民族或性别）或者访问提纲本身（例如，问题的顺序或形式）明显地影响了回答（Hyman et al.1954；Converse and Schuman，1974；Schuman and Presser，1981） 。第二，回答者效应（respondent effects ） ，问题的意思模棱两可，对它的理解就依赖于回答者的不同生活经历。问题的标准化不能够消灭回答者效应（Cicourel，1967；Forsyth and Lessler，1991） 。第三，场所效应（field effects ） ，简单的说就是访谈不能够脱离它们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
42、济情境。对不同时点和地方进行的访问的回答，将由这些外部的情况来塑造。重复性就是被这些我们不能够控制的外部因素所阻挠的。我们甚至不能够从访问本身产生的间接影响中摆脱它们对回答者的非间接影响。 1最后，威胁到代表性原则的情景效应（situation effects） 。只要1在另一项研究中（Burawoy，1979） ，当我在南芝加哥的一家工厂时，我发现自己所在的车间在三十年前曾被另一个社会学家研究过。我本可以指出，为什么他关于“产量限制”的理论是错误的；不过最后，我将这个理论作为一个基线，把自己的研究拓展回了历史当中。1控制情境效应是多么的困难，可参见那些眼光还算敏锐的民族志式调查研究。为了降低
43、“访问效应”，调第 10 页 共 27 页 10意义、态度，甚至知识是在各种社会情景中形成的而不是归属于个体 1，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社会情景的总体而不是个人总体（population of individuals）中抽取样本（Stinchcombe，1980） 。但我们不知道如何决定有意义的社会情景的总体，更别提如何抽取样本了。这里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严肃的调查研究者把他们的时间花在试图最小化及（或）控制情境效应上，把它们假设成是一种干扰，如果不能够清除，那也能够被调查。如果说早期的调查研究只是暴露出了访问效应的话，那么更多近期的作品则开始将这些效应理论化（Suchman and Jordan，1
44、990；Schaeffer，1991；Tanur， 1992） 。访问被视为是一场其中一个对话者（研究者）缺席的、被破坏了的谈话（conversation ） ，这场谈话和被规定的回答一起，遵循事先决定好了的轨迹，而对话（dialogue）则被排除掉了（Clark and Schober，1992 ） 。 2由于不能和回答者建立共识，访问员无法避免误解和错误。因此，有的回答转向了更加“ 叙事” 的访谈。访问员不再把标准化的访问兜售给回答者，而是允许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提供他们自己的“叙事”（Mishler ，1986 ） 。访问通过对话得以继续，减少了歪曲，却损害了反应性、可靠性、可重复性，以
45、及可代表性。换句话说，没有人否认情境效应的重要性。调查研究者将它们看作是一种挑战它们必须得到测量、约束和控制。不过，如果有人认为情境并不是扰乱事实的杂音而是事实本身的话，改进调查研究就是用错误的工具处理错误的问题。因此，许多人将情境效应的必然性视为实证科学无法医治的顽疾，主张完全放弃科学，转而支持一种通往社会世界的解释学方法（interpretive approach） 。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学科中发现这种 “解释学” 学派的代表：诸如伽达默尔和罗蒂这样的哲学家就将社会科学简化为对话和交谈（Gadamer and Rorty，1979） ；诸如格尔茨这样的人类学家则人类学的技艺视为深度描写或者挖掘
46、地方性知识（Geertz， 1973；1983） ；诸如鲍曼这样的社会学家则主张，知识分子应该放弃他们立法者的自负，转而扮演阐释者的角色，在各种团体之间居中调节（Bauman，1987） ；诸如哈拉维这样的女性主义者则呼唤“处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的网络查研究者对访问员和被访者的民族进行匹配，但是这会夸大“回答者效应”和“场所效应” 。桑德斯就曾指出（Sanders，1995） ，更广泛的种族场域会严重侵入到访谈当中，以至于一些黑人被访者将 “白人”的罪名推给他们的“黑人” 电话访问员。此外，那些把访问员当成白人的黑人会选择更加调解性的态度。另外两名学者在他们的书面实
47、验（pen experiment）中就指出：在此之前的 1991 年，尼加拉瓜大选中分散的投票结果就应该归咎于调查对象对投票组织的党派偏见（Bischoping and Schuman，1992） ；他们的结论认为，这是尼加拉瓜两极化政治环境的人为产物，但是这一场域是如何影响受众的，仍然并不清晰。1在这里，我们要求的是以方法论的情境主义（Knorr-Cetina ，1981；Cicourel，1964）代替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调查研究也许会试图将社会情景当成一个“变量” ，来考察诸如一个人的民族如何受到情景的影响这样的问题。但这与方法论的情境主义有很大的不同，在那里，情景而不是个体才是分析的单位
48、。因此，塞科莱尔（Cicourel ）引出了 “所指”（ referentiality）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从交谈中了解一个在另一个情景中发生的特定情景。2通过与回答者展开事先设计好的辩论，辛德曼和比萨试图将对话带入到他们的调查当中（Sinderman and Piazza，1993） 。例如，回答者首先会被问道，他们对政府给予黑人的支持是否满意。如果回答者称赞政府针对黑人的支出增加了，接着他们会被问，如果黑人被挑选出来享受特殊待遇，他们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相反，如果回答者不认为政府支出增加了，他们会被问，如果这意味着黑人会继续比白人穷，他们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他们的数据显示，44的白人被“说服
49、” 放弃原来的立场。在做出肯定性回答的例子中，只有 20的人在面对辩论时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尚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辛德曼和比萨是否是在挖掘情境中特殊的态度？是否白人关于种族的态度是肤浅和柔和的？或者是否这只是回答者做出预料之中的回答的访问情景自身的人为产物。不管怎么样，回答中的这些变化指出了将访问本身作为社会情景加以研究的重要性。第 11 页 共 27 页 11（Haraway，1991 ，第 9 章） 。然而，这些都不是我要在下面采取的进路。面对实证原则和研究实践之间不可避免的裂缝，我既不会完全放弃科学，也不会让自己听从于改进实践的建议，以接近不可能实现的实证原则。相反，我提出了一个科学的替代性模式，亦即反思性模式，将情境看作是起点而不是终点。三、界定反思性科学在社会科学中，反思性常常被视为科学的敌人。很久以前温奇（Winch，1958）就主张，个人的反思，亦即行为的自我监督，会导致人类行为不可改变的不确定性，使科学预测变得不可能实现；社会科学所能做的，就是揭示它所研究的人们的推论性和非推论性的世界。类似的观点在“语言学”或“ 阐释学”转向之后的人类学界十分普遍。它的极端形式，就是我们受到自己以前概念的束缚，除了凝视自己的经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