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4. 唐诗二首卖炭翁赏析 1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 2第一节 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 3第二节 白居易的诗论与新乐府运动 4第三节 白居易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5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赏析 9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10第一节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11第二节 杜甫诗歌的思想性 .13第三节 杜甫诗歌的艺术性 .15第四节 杜甫在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18卖炭翁赏析此诗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二十七。下面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霍松林教授对此诗的赏析要点。开头四句，写卖炭翁的炭来之不易。 “伐薪、烧炭” ，概括了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劳动过程。 “满面尘灰
2、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活画出卖炭翁的肖像，写出劳动的艰辛，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 “南山中”点出劳动场所，这“南山”就是王维所写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的终南山，豺狼出没，荒无人烟。在这样的环境里披星戴月，凌霜冒雪，一斧一斧地“伐薪” ，一窑一窑地“烧炭” ，好容易烧出“千余斤” ，每一斤都渗透着心血，也凝聚着希望。写出卖炭翁的炭是自己艰苦劳动的成果，这就把他和贩卖木炭的商人区别了开来。但是，假如这位卖炭翁还有田地，凭自种自收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只利用农闲时间烧炭卖炭，用以补贴家用的话，那么他的一车炭被掠夺，就还有别的活路。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出面向读者介绍卖炭翁
3、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设为问答：“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这一问一答，不仅化板为活，使文势跌宕，摇曳生姿，而且扩展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这位劳动者已被剥削得贫无立锥，别无衣食来源；“身上衣裳口中食” ，全指望他千辛万苦烧成的千余斤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写宫使掠夺木炭的罪行做好了有力的铺垫。“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这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身上衣正单” ，自然希望天暖。然而这位卖炭翁是把解决衣食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卖炭得钱”上的，所以他“心忧炭贱愿天寒” ，在冻得发抖的时候，一心盼望天气更冷。诗人如此深刻地理解卖炭翁的艰难处境和复杂的内心活动
4、，只用十多个字就如此真切地表现了出来，又用“可怜”两字倾注了无限同情，催人泪下。这两句诗，从章法上看，是从前半篇向后半篇过渡的桥梁。 “心忧炭贱愿天寒” ，实际上是期待朔风凛冽，大雪纷飞。 “夜来城外一尺雪” ，这场大雪总算盼到了！也就不再“心忧炭贱”了！“天子脚下”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们为了取暖，不会在微不足道的炭价上2斤斤计较。当卖炭翁“晓驾炭车辗冰辙”的时候，占据着他的全部心灵的，不是埋怨冰雪的道路多么难走，而是盘算着那“一车炭”能卖多少钱，换来多少衣和食。要是在小说家笔下，是可以用很多笔墨写卖炭翁一路上的心理活动的，而诗人却一句也没有写，这因为他在前面已经给读者开拓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
5、。卖炭翁好不容易烧出一车炭、盼到一场雪，一路上满怀希望地盘算着卖炭得钱换衣食，结果却遇上了“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宫使” 。在皇宫的使者面前，在皇帝的文书和敕令面前，跟着那“叱牛”声，卖炭翁在从“伐薪” 、 “烧炭” 、 “愿天寒” 、 “驾炭车” 、 “辗冰辙” ，直到“泥中歇”的漫长过程中所盘算的一切、所希望的一切，全都化为泡影。从“南山中”到长安城，路那么遥远，又那么难行，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已经是“牛困人饥” ；如今又“回车叱牛牵向北” ，把炭送进皇宫，当然牛更困、人更饥了。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终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他往后的日子又怎样过法呢，这一切，诗人都没
6、有写，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想。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情卖炭翁的遭遇，不能不憎恨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宫市”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首诗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艺术上也很有特色。诗人以“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两句展现了几乎濒于生活绝境的老翁所能有的唯一希望。这是全诗的诗眼。其他一切描写，都集中于这个诗眼。在表现手法上，则灵活地运用了陪衬和反衬。以“两鬓苍苍”突出年迈，以“满面尘灰烟火色”突出“伐薪、烧炭”的艰辛，再以荒凉险恶的南山作陪衬，老翁的命运就更激起了人们的同情。而这一切，正反衬出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卖炭得钱，买衣买食。老翁“衣正单” ，再以夜来的“一尺雪”和路上的“
7、冰辙”作陪衬，使人更感到老翁的“可怜” 。而这一切，正反衬了老翁希望之火的炽烈：天寒炭贵，可以多换些衣和食。接下去， “牛困人饥”和“翩翩两骑” ，反衬出劳动者与统治者境遇的悬殊；“一车炭，千余斤”和“半匹红纱一丈绫” ，反衬出“宫市”掠夺的残酷。而就全诗来说，前面表现希望之火的炽烈，正是为了反衬后面希望化为泡影的可悲可痛。这篇诗没有像新乐府中的有些篇那样“卒章显其志” ，而是在矛盾冲突的高潮中戛然而止，因而更含蓄，更有力，更引人深思，扣人心弦。这首诗千百年来万口传诵，并不是偶然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以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为分界线的唐代文学，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急剧变化，
8、也起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这转变，总的说来，便是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杜甫是这一转变的旗手。经中唐前期到贞元、元和年间，现实主义已逐渐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散文方面有韩柳的古文运动，小说方面则传奇达到空前的繁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歌方面出现了白居易诸人倡导的新乐府运动。贞元、元和年间，内则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战乱频仍，赋税繁重，外则吐蕃回纥，不断入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迫使诗人们不能不正视现实；另一方面，社会比较稳定，并曾一度在形式上获得全国的统一，也为诗人们的改革现实带来一线希望。这就是以批判现实为主旨的新乐府运动产生的社会根源。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二十首序文说：“予友李公垂
9、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共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曰：世理(治)则词直，世忌则词隐。 予遭理(治)世而君圣盛，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 ”3元诗写于元和四年，正足以说明这种情况。“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提出的， 乐府诗集分乐府为十二类，共最后一类标名为“新乐府辞” ，即本于白居易。所谓新乐府，就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这里有三点须说明：一是用新题。从建安时代起，文人乐府也有少数写时事的，但多借用古题，反映现实范围既受限制，题目和内容也不协调。新乐府则自创新题，故又名“新题乐府” 。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也有一些
10、自创新题的，但内容又往往不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是从杜甫创始的，但还不是所有新题都写时事。新乐府则专门“刺美见(现)事” ，所以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便全都列入“讽谕诗” 。三是新乐府并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尽管实际上它们全是“未尝被于声”的徒诗，但仍自名为乐府，并加上一个“新”字以示区别。这从音乐上来说，是徒有乐府之名；但从文学上来说，却又是真正的乐府，因为体现了汉乐府精神。概括地说，由汉乐府的“缘事而发” ，一变而为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再变而为杜甫的“因事立题” ，这因事立题，经元结、顾况等一脉相承，到白居易更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写作准则，所谓“歌诗合为事而作” ，这就是新乐
11、府运动形成的一般历史过程。元稹、张籍、王建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作家。第一节 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白居易是杜甫的有意识的继承者，也是杜甫之后的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沿着杜甫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又曾官太子少傅，后人因称白香山、白傅或白太傅。原籍太原，后迁下硅(陕西渭南县)，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父皆以明经出身。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由于战乱，他十一岁时就离家避难越中，常常是“衣食不充，冻馁并至” ，以至“常索米丐衣于邻
12、郡邑” 。贫困的生活，使白居易接近了人民，这对他的诗歌创作差不多一开始就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有着重大的作用。白居易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儒、释、道三家杂糅的色彩，但主导思想则是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他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 ”又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与元九书)可见这一思想不仅支配了他的政治态度，同时也支配了他的创作方向。他的一生，大体上即可依此分为前后两期，而以四十四岁贬江州司马为分界线。(一)前期即从入仕到贬江州司马以前。这是白居易“志在兼济”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在仕途上可以说是一帆
13、风顺。二十九岁，一举成进士，三十二岁又以“拔萃”登科，为校书郎，三十五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以第四等入选，由校书郎为幸至尉，不久入为翰林学士，又做了三年的左拾遗。所以诗人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 ”社会现实和个人闻见，既使诗人深感有“为民请命”的必要，而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兼济天下”的思想便占了主导地位：“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为了实现这种宏愿，他非常积极、勇敢，也不怕牺牲自己：“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折剑头)“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
14、之)这不仅是他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4创作态度。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 ，写成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他指出人民的贫困是由于“官吏之纵欲” 、 “君上之不能节俭” 、 “财产不均，贫富相并” 。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 ， “以百姓之欲为欲” 。为了了解人民的“心” ，他建议统治者“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 。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遗期间，他一方面利用谏官的职位， “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 ；一方面又利用诗歌的特点来配合斗争，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 。 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这时
15、写出的。这些诗象连弩箭似的射向黑暗的现实，几乎刺痛了所有权豪们的心，使得他们“变色” 、 “扼腕” 、“切齿” 。然而诗人却是“不惧权豪怒”!元和十年(815)，盗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认为是书籍以来未有的“国辱” ，首先上书请捕贼，权贵们怒其越职奏事(白居易时为赞善大夫)，造谣中伤，遂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得罪的原因还是在于那些讽谕诗，所以他自己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二)后期即自贬江州到死。这是他“独善其身”的时期。江州之贬是对诗人一个沉重的打击， “换尽旧心肠” ，诗人虽未免言之过分，但比之前期确有了显著的不同。在江州司马期间，他还有某些激情，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 ，唱出“
16、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这样的诗句。但已转向消极。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在前期还只是偶一浮现的佛、道思想，这时也就逐渐滋长。他糅合儒家的“乐天安命” 、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来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 ，而力求做到“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 。他缄默了，不敢再过问政治了：“世间尽不关吾事” 、 “世事从今口不言” ，他认为“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 。为了避免牛李党争之祸，他为自己安排下一条“中隐”的道路。这就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因此他力求外任，在任杭州和苏州刺史之后，又“求致身散地” ，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17、在洛阳度过最后的十八年“似出复似处”的生活。所以刘禹锡称道他说：“吏隐情兼遂，儒玄道两全。 ”其实是可悲的。在这种消极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的诗歌也丧失了它的战斗性和光芒。大量的“闲适诗” 、 “感伤诗”代替了前期的“讽谕诗” 。但也应指出：白居易的消极毕竟不同于王维的“万事不关心” 。他的兼济之志并未完全消失，在力所能及而又不触怒权贵们的情况下还是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如在杭州时的筑堤浚井。人民对他也很有好感：“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刘禹锡白太守行)他晚年在洛阳也时常想到人民：“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只是老百姓“饥冻”的根源，他再也不去追究、揭露了。会
18、昌六年八月，诗人病死在洛阳，葬洛阳龙门山。第二节 白居易的诗论与新乐府运动作为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还有其独特贡献，这就是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和开展，白居易先进的诗论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他的与元九书 ，便是一篇最全面、最系统、最有力的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首先，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 “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 “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他响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所谓“为时而著” 、 “为事而作” ，也就是他在
19、新乐府序中说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针对当时的社会特征，他特别强调“为民” ，认为诗歌应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 、 “但伤民病痛” 。将诗歌和政治、5和人民生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在他以前，还没有谁如此明确地提出过。这种观点，不仅是他自己的创作指南，而且也是他衡量古代作家作品的标准和领导新乐府运动的纲领。对六朝以来那种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嘲风雪、弄花草”的东西，他作了彻底的否定。历来风骚并称，李杜齐名，但白居易却说屈原“泽畔之吟，归于怨思” ，只“得风人之什二三” ；说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不及杜甫的“尽工尽善” ；而且即使是杜
20、甫，他也认为为时为事而作的作品还不够多。这样的持论虽不免偏激狭隘，但也说明他的大胆和坚决。对廓清大历以来逐渐抬头的逃避现实的诗风来说，也有其现实意义。其次，白居易还认识到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策林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并认为象诗经中北风之刺威虐， 硕鼠之刺重敛，汉童谣“广袖高髻”之刺奢荡等，都是由“感于事” “动于情”而产生的。因此，他指出要写作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地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泉源。 秦中吟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 ”与元九书也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
21、，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 ”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第三，他阐发了诗歌的特性，并结合这种特性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 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矣，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他以果木成长过程为喻，形象地、系统地提出了诗的四要素。 “情”和“义”是内容， “言”和“声”是形式，其中尤以“实义”为最重要。 “义”即诗经的“六义” ，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 “实义”即以义为果实，也就是要“经之以六义” ，使诗具有美刺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并感人为善，从而收到“补察时政” 、 “泄导
22、人情”的效果。所以说“莫深乎义” 。白居易强调诗歌应为政治服务，也正因有见于诗歌的巨大感染力。第四，为了充分地发挥诗的功用，更好地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白居易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 新乐府序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所以他“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 ，而力求做到语言的通俗平易，音节的和谐婉转。这对于“雕章镂句”的时代风尚以及“温柔敦厚” 、 “怨而不怒”的传统诗教都是一个革新。新乐府运动，便是在上述诗论的指导下开展起来的。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新题乐府和少数古题乐府也都体现了
23、或符合于这些理论精神。第三节 白居易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白居易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他曾将自己五十一岁以前写的一千三百多首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杂律。这个分类原不够理想，因为前三类以内容分，后一类又以形式分，未免夹杂，但基本上还是适用的。同时从他把杂律诗列为一类来看，也反映了律诗这一新诗体到中唐元和年代已发展到可以和古体诗分庭抗礼了。他晚年又曾将五十一岁以后的诗只从形式上分为“格诗”和“律诗”两类，也说明这一情况。四类中，价值最高，他本人也最重视的是第一类讽谕诗。这些讽谕诗，是和他的兼善天下的政治抱负一致的，同时也是他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其中新乐府五十首、 秦中吟十首更
24、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真是“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 ，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内容。6从“惟歌生民病”出发，讽谕诗的第一个特点是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这首先是对农民的关切。在观刈麦中，他描写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勤劳动的农民，和由于“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拾穗充饥的贫苦农妇，并对自己的不劳而食深感“自愧” 。在采地黄者中更反映了农民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没有“口食” ，而地主的马却有“残粟”(余粮)：“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所以诗人曾得出结论说“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辛!”对农民的深厚同情使诗人在杜陵叟中爆发出这样的怒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
25、必狗爪锯牙食人肉!这是农民的反抗，也是诗人的鞭挞。在封建社会，不只是农民，妇女的命运同样是悲惨的。对此，白居易也有多方面的反映，如井底引银瓶 、 母别子等。对于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如后宫词：“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白居易不只是同情宫女，而且把宫女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认为“上则虚给衣食，有供亿糜费之烦；下则离隔亲族，有幽闭怨旷之苦”(请拣放后宫内人)，要求宪宗尽量拣放。因此在七德舞中他歌颂了太宗的“怨女三千放出宫” ，而在过昭君村一诗中更反映了人民对选宫女的抵抗情绪：“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同情，诗人写出了那著名的上阳白发人：上阳人!
26、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惟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 ，
27、又不见今日上阳宫人白发歌!唐诗中以宫女为题材的并不少，但很少写得如此形象生动。 “宿空房，秋夜长”一段，叙事、抒情、写景，三者融合无间，尤富感染力。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使诗人还只能发出“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 、 “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样无可奈何的感叹和呼吁，但在那时已是很可贵了。人民的疾苦，白居易知道是从何而来的，他曾一语道破：“一人荒乐万人愁!”为了救济人病，因此讽谕诗的另一特点，就是对统治阶级的“荒乐”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各种弊政进行揭露。中唐的弊政之一，是不收实物而收现钱的“两税法” 。这给农民带来极大的痛苦。 赠友诗质问道：“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
28、钱?”为了换取铜钱，农民只有“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 ，结果是“岁暮衣食尽” 、 “憔悴畎亩间” 。在重赋中，更揭露了两税的真相：“敛索无冬春。 ”对农民的憔悴也作了描绘，并提出控诉：“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中唐的另一弊政，是名为购物“而实夺之”的“宫市” 。所谓宫市，就是由宫庭派出宦官去市物。这遭殃的虽只限于“辇毂之下”的长安地区的人民，问题似乎不大，但因为直接关涉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人敢过问，白居易这时却写出了卖炭翁 ，并标明：“苦宫市也!”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
29、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7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篇中“黄衣使者”和“宫使” ，便都是指的宦官。此诗不发议论，更没有露骨的讽刺，是非爱憎即见于叙事之中，这写法在白居易的讽谕诗里也是较独特的。 宿紫阁山北村一篇，则是刺的掌握禁军的宦官头目，曾使得他们“切齿” 。中唐的弊政，还有“进奉” 。所谓进奉，就是地方官把额外榨取的财物美其名曰“羡余”，拿去讨好皇帝，谋求高官。白居易的红线毯 ，虽自言是“忧农桑之费” ，其实也就是讽刺“进奉”的。诗中的宣州太守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地方官。
30、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花，织作披香殿上毯。披香殿广十丈余，红线织成可殿铺。采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白居易论裴均进奉银器状说当时地方官“每假进奉，广有诛求” ，又论于迪裴均状也说“莫不减削军府，割剥疲人(民)，每一入朝，甚于两税” ，可见“进奉”害民之甚。对于统治阶级的荒乐生活本身，白居易也进行了抨击，如歌舞 、 轻肥 、 买花等，都是有
31、的放矢。作为讽谕诗的第三个特点的，是爱国主义思想。这又和中唐时代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 西凉伎通过老兵的口发出这样的慨叹：自从天宝干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这种情况原应激起边将们的忠愤，然而事实却是：“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为什么无意收呢!城盐州揭穿了他们的秘密：“相看养寇为身谋，各握强兵固恩泽!”令人发指的，是这班边将不仅养寇，而且把从失地逃归的爱国人民当作“寇”去冒功求赏。这就是缚戎人所描绘的：“脱身冒死奔逃归，昼伏露行经大漠” ， “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在这些交织
32、着同情和痛恨的诗句中，也充分表现了作者的爱国精神。当然，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他也是反对的，如新丰折臂翁 。但也应看到这首诗是为天宝年间的穷兵黩武而发，带有咏史的性质。在艺术形式方面，讽谕诗也有它自身的特点。这是由这类诗的内容和性质决定的。概括地说，讽谕诗约有以下一些艺术特点：(一)主题的专一和明确。白居易自言秦中吟是“一吟悲一事” ，其实也是他的讽谕诗的一般特色。一诗只集中地写一件事，不旁涉他事，不另出他意，这就是主题的专一。白居易效法诗经作新乐府五十首，以诗的首句为题，并在题下用小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如卖炭翁 “苦宫市也”之类；同时还利用诗的结尾(卒章)作重点突出，不是惟恐人知，而是惟恐人不知，
33、所以主题思想非常明确。这也就是所谓“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 。而且在题材方面，所谓“一吟悲一事” ，也不是漫无抉择的任何一件事，而是从纷繁的各类真人真事中选取最典型的事物。例如“宫市” ， 新唐书卷五十二说：“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 ”可见受害的下层人民很多，但他只写一卖炭翁 ；当时的“进奉”也是形形色色的，同书同卷说当时有所谓“日进” 、 “月进”，但他也只写一红线毯 。这当然也有助于主题的明确性。(二)运用外貌和心理等细节刻画来塑造人物形象。例如卖炭翁 ，一开始用“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这样两句，便画出了一个年迈而善良的炭工；接着又用“可怜身上衣
34、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来刻画炭工的内心矛盾，就使得人物更加生动、感人，并暗示这一车炭就是他的命根子。这些都有助于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化。此外如缚戎人的“唯许正朔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 、 “忽闻汉军鼙鼓声，路傍走出再拜迎” ， 上阳白8发人的“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等，也都可为例。(三)鲜明的对比，特别是阶级对比。他往往先尽情摹写统治阶级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突出一个对立面，反戈一击，这样来加重对统治阶级的鞭挞。如轻肥在描绘大夫和将军们“樽儡溢九酝，水陆罗八珍”之后，却用“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对比；歌舞在畅叙秋官、廷尉“醉暖脱重裘”的开怀痛饮之后，却用“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
35、囚”作对比，都具有这样的作用。 买花等也一样。这种阶级对比的手法也是由阶级社会生活本身的对抗性矛盾所规定的。(四)叙事和议论结合。讽谕诗基本上都是叙事诗，但叙述到最后，往往发为议论，对所写的事作出明确的评价。这也和他所谓的“卒章显其志”有关。他有的诗，议论是比较成功的，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提出正义的诘责，给人比较强烈的印象。 新丰折臂翁的卒章也有比较鲜明的感情色彩。但是，也有一些诗，结尾近于纯粹说理，给人印象不深，甚至感到有些枯燥。只有卖炭翁等个别篇章，不着一句议论，可以看作例外。(五)语言的通俗化。平易近人，是白诗的一般风格。但讽谕诗更突出。这是因为“欲
36、见之者易谕” 。他仿民歌采用三三七的句调也是为了通俗。把诗写得“易谕”并非易事，所以刘熙载说：“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艺概二)袁枚也说白诗“意深词浅，思苦言甘。寥寥千载，此妙谁探?”(续诗品)白诗流传之广和这点有很大关系。白居易还广泛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有的用人事比喻人事，如“托幽闭喻被谗遭黜”的陵园妾 ，“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的太行路 ，更具有双重的讽刺意义。讽谕诗的这些艺术特点都是为上述那些内容服务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缺陷。主要是太尽太露，语虽激切而缺少血肉，有时流于苍白的说教。宋张舜民说“乐天新乐府几乎骂”(滹南诗话卷三)，是有一定的根据的。这已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技巧问题了。
37、讽谕诗外，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感伤诗中的两篇叙事长诗：长恨歌和琵琶行 。长恨歌是白居易三十五岁时作的，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一方面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明皇这个历史人物既是安史之乱的制造者又是一个所谓“五十年太平天子” ，因此诗的主题思想也具有双重性，既有讽刺，又有同情。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 “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讽意是极明显的。从全诗来看，前半是长恨之因。诗的后半，作者用充满着同情的笔触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从而使诗的主题思想由批
38、判转为对他们紧贞专一的爱情的歌颂，是长恨的正文。但在歌颂和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诗的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轻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地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 ，而忘记了“戒鉴” 。这不仅因为作者对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画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 长恨歌的艺术成就很高，前半写实，后半则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幻想手法。没有丰富的想象和虚构，便不可能有“归来池苑皆依旧”一段传神写照，特别是海上仙山的奇境。但虚构中仍有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人物形象生动，使人不觉得是虚构。语言和声调的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融合无
39、间，也都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琵琶行是白居易贬江州的次年写的，感伤意味虽较重，但比长恨歌更富于现实意义。琵琶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反映了当时妓女共同的悲惨命运。一种对被压迫的妇女的同情和尊重，使诗人把琵琶女的命运和自己的身世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至于叙述的层次分明，前后映带，描写的细致生动，比喻的新颖精妙如形容琵琶一段，使飘忽易逝的声音至9今犹如在读者耳际，以及景物烘托的浑融，如用“惟见江心秋月白”来描写听者的如梦初醒的意态，从而烘托出琵琶的妙绝入神，所有这些则是它的艺术特点。他的闲适诗也有一些较好的篇章。如观稼：“饱食无
40、所劳，何殊卫人鹤?”对自己的闲适感到内疚。 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诗中，诗人幻想让大禹作唐代水官，疏浚江湖，使“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 。也表现了诗人不忘国计民生的精神。但历来传诵的却是杂律诗中的两首。一是他十六岁时所作并因而得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另一是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那首七律：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族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闲适、杂律两类在他诗集中占有绝大比重，象这样较好的诗却很少。其他多是流连光景之作
41、，写得平庸浮浅；还有很多和元稹等人的往复酬唱，更往往不免矜奇衔博， “为文造情” 。这不能不影响诗人的声誉。白居易最大的贡献和影响是在于继承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即新乐府运动。他的现实主义的诗论和创作对这一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的作用。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一诗中说：“每被老元(元稹)偷格律，苦教短李(李绅)伏歌行” ， 和答诗序更谈到元稹因受他的启发而转变为“淫文艳韵，无一字焉”的经过，可见对较早写作新乐府的李、元来说，也同样起着示范作用。新乐府运动的精神，自晚唐皮日休等经宋代王禹称、梅尧臣、张耒、陆游诸人以至晚清黄遵宪，一直有所继承。白居易的另一影响是形成一个
42、“浅切”派，亦即通俗诗派。由于语言的平易近人，他的诗流传于当时社会的各阶层乃至国外，元稹和他本人都曾谈到这一空前的盛况。他的长恨歌 、 琵琶行流传更广，并为后来戏剧提供了题材。当然，白居易的影响也有消极的一面。这主要来自闲适诗。一些自命“达道之人”甚至专门抄录这类诗，名为养恬集或助道词语(法藏碎金录卷四)。但毕竟是次要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赏析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二百一十九。下面是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文艺理论家、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霍松林教授对此诗的赏析要点。此诗写的是自己的数间茅屋，表现的却是忧国忧民的情感。这首诗可分为四节。第一节五句，句句押韵， “号” 、 “茅” 、 “郊” 、 “梢”
43、、 “坳”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起势迅猛。 “风怒号”三字，音响宏大，读之如闻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面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好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故意同他作对似的，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怎能不使诗人万分焦急？“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紧承上句的“卷”字， “卷”起的茅草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地、雨点似地“洒”在“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 ，很难弄下来；“下者飘转沉塘坳” ，也很难收回。 “卷” 、 “飞” 、 “渡” 、 “洒” 、 “挂罥”
44、 、 “飘转” ，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地抒情达意，而是寓情意于客观描写之中。读这几句诗，读者分明看见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10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法，稀里哗啦地洒在江郊的各处；而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也不能不激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第二节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充。前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还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的，然而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 “欺我老无力”五字宜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 ，而是年当
45、壮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这样的欺侮。 “忍能对面为盗贼” ，意谓：竟然忍心在我的眼前做盗贼！这不过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决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罪。所以， “唇焦口燥呼不得” ，也就无可奈何了。用诗人又呈吴郎一诗里的话说，这正是“不为困穷宁有此” 。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伏线。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崇高愿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风狂
46、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家中。 “倚杖” ，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 “自叹息”中的“自”字，下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自己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浇薄，就意在言外了，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吹屋破，无处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分明联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第三节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 “布衾多年
47、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 ，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所以才感到冷。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仍、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 ，难以入睡。 “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由个人的艰苦处境联想到
48、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全诗的结尾。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蝉联而下，而表现阔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儿如“广厦” 、 “千万间” 、 “大庇” 、 “天下” 、 “欢颜” 、 “安如山”等等，又声音宏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 、 “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这种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别林斯基曾
49、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 ”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当读者读完最后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庐独破” ，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11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