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第八章 东汉（公元 25 年公元 220 年） 第一节 东汉前期的政治一、东汉王朝的建立与政府职能的调整（一）刘秀的统一战争刘秀从地皇三年(22 年)联络南阳附近各县地主豪强以 “复高祖之业”起兵加入反王莽战争起，经过三年的征战，在取得河北地区控制权以后，于更始三年(25 年) 六月在鄗(河北高邑)称帝，建立东汉，改元建武。十月，刘秀招降更始政权留守洛阳的大将朱鲔，建都洛阳。东汉初，所辖地域只限于河北一地。当时全国尚处在农民起义军与地方豪强割据势力犬牙交错的形势，为恢复全国的统一，刘秀从建武元年至十六年(2540 年) ，进行了为期15 年的战争。对刘秀称帝后最具威胁的一支农民起义军是活跃在
2、关中的赤眉军。刘秀早在称帝前就派邓禹率领 2 万精兵，尾随赤眉军从黄河以北的箕关(今山西垣县境内) 进入河东郡。刘秀称帝时，邓禹在安邑(山西夏县西北 )击败王匡、张卬，并渡汾阴河入夏阳 (今陕西韩城)，击破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来歙的 10 万大军。建武二年(26 年) 一月，赤眉军因无食， “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 、 “引兵而西” 。随即，邓禹率军进入长安，被赤眉军击败而撤至云阳。十一月，刘秀派偏将冯异代替邓禹进攻赤眉军，调邓禹开往河北。几经交战，赤眉军首领樊祟、刘盆子及丞相徐宣等向刘秀投降。冯异于当年三月又击败更始余部延岑于上林(今西安市西) ，重新占领长安。与此同时，刘秀在建武二年还
3、派廷尉岑彭，大司马、舞阳侯吴汉分别出击荆州、邺和山东等地的农民军。至建武五年， “东方悉定” 。随着王莽新朝的覆灭，地方豪强地主、王莽政权官吏纷纷拥兵自重，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武装割据势力。在刘秀称帝前后，这些武装割据势力的首领亦自立为天子或称帝，或称大将军，成为东汉王朝的重大威胁，刘秀政权也成了武装割据群雄的众矢之的，一场铲灭割据势力的战争不可避免。刘秀面临的武装割据形势十分严峻，西北有卢芳割据安定(甘肃固原) ；隗嚣（kui ）割据天水( 甘肃天水)，自称“西州大将军” ；窦融割据河西(甘肃河西走廊)，西南有割据巴蜀，自封蜀王，又自立为天子的公孙述，南方有割据夷陵(治所在今湖北宜昌市东南)
4、 的田戌，割据黎丘( 湖北宜城县)的秦丰，割据庐江(安微舒城县) 的李宪；在东部，有割据睢阳( 河南商丘) 的刘永，割据东海(山东郯城县)的董宪，割据青州( 治所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 的张步，割据渔阳(河北密云县)自称燕王的彭庞。和镇压农民军相比，刘秀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与力量，来对待这些称王称帝的割据群雄。建武三年，刘秀首先平定山东，先后诛灭刘永、张步、李宪、董宪，刺杀了河北的彭庞，于是东方归一。与此同时，又南灭秦丰，西击田戌、延岑。建武十年(34 年) ，灭隗嚣，平定陇右。建武十二年，灭公孙述，益州平。建武十六年，最后一个割据势力卢芳投降。刘秀最终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借农民战争之势，又在
5、镇压农民军的刀光血影中建立起来的东汉王朝，一依西汉政府建制，但毕竟前期的机制不尽完善，没有封建统治者所企盼的中央集权与君主集权的高度。为此，建立之初的东汉王朝对中央三公与地方郡回的政府机构设置与职能进行了调整。（二）政府机构设置与职能的调整1、加强尚书台 削弱三公权力 。 尚书在秦和西汉初年，仅是九卿少府的届官， “掌通章奏”而已， “秩六百石” ，地位待遇较低。东汉建立后刘秀加大尚书权力，正式成立尚书台，作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构。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二干石；尚书仆射一人，2秩二干石。分三公曹、吏曹、民曹、客曹、二干石曹、中都曹，每曹设尚书一人，秋六百石，下辖侍郎六人、令史三人。三公曹掌管
6、地方官考察，吏曹掌管官吏任用，民曹掌管修缮营建，客曹掌管少数民族事务，二千石曹掌管刑法，中都曹掌管治安。在东汉，尚书台实际上成了皇帝真正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权力机构，三公和九卿只是受命办事，形成“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仲长统昌言法诫篇）的局面。三公或大将军只有经过皇帝恩准，加“录尚书事”头衔，方可参与中枢决策。六曹尚书的职掌涉及行政、民事、外交、司法诸多与三公九卿所掌相重的事务，并凌驾于三公九卿之上，大大削弱了三公的权力。2、加强监察机构。为了实行对政府官员行政的有效监督，刘秀在继承秦、西汉监察制的基础上，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包括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州刺史。东汉改御
7、史大夫为司空，不负监察之责，而将御史大夫属下的御史中丞改任御史台长官，负责监察百官，权位与司隶校尉、尚书令并重。据后汉书宣秉传云：“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座，故京师号曰三独座 。 ”御史中丞，秩千石。御史丞下有治书侍御史 2 人，掌法律条文解释；侍御史 15 人，掌察举官吏违法，接受公卿群吏奏事。官吏朝见皇帝或国家举行祭天祭庙，封王侯、拜将相等大典时，由御史中丞或侍御史监察威仪。东汉取消御史大夫，而改任地位较低的御史中丞，更便于皇帝的控制。西汉武帝时开始置司隶校尉，东汉复置司隶校尉，并扩大职权。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并领一州，权力很大，列侯、外戚、三公以下，不论尊卑，
8、无所不纠。刘秀时， “(鲍永)为司隶校尉，帝叔父赵王良尊戚贵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肃然，莫不戒慎”（后汉书 鲍永传） 。刘秀重用司隶校尉有别于御史中丞，重在抑制贵戚、权臣，以提高皇权。东汉全国共分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秩六百石，其职权在西汉的基础上，将地方选举劾奏之权也转归刺史。刺史职权的扩大是皇权加强的表现，到东汉中后期，刺史逐渐获得地方行政权和领兵权，便发展成为分裂王朝的地方割据势力。司隶校尉兼领一州，又为中央要职，有监察公卿的权力。它与中央的御史台、地方的州刺史，就形成从中央到地方完整而强有力的监察系统，大大地稳固了东汉前期的皇权。3、确定州郡县地方行政机构。秦、西汉以来
9、，地方政权机构为郡(国) 县两级制，西汉末，共设郡国 103 个，县邑道侯国 1587 个。对众多的郡县，如何加强中央的统一管理，是刘秀重建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汉时刺史无固定治所，刘秀改革使刺史有固定治所，实际上成为比郡高一级的行政长官，可以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可直接上奏皇帝，这就将地方行政管理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并逐渐形成州、郡、县三级管理制度。4、废除内地郡国都尉。东汉王朝起立之初，沿袭西汉制度，每郡置都尉一人， “典兵禁，备盗贼” ，负责地方部队和治安。但是，都尉的设置曾在西汉未年带来了地方的变乱。刘秀本人也曾借“都试”起事。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发动武装叛乱，建武六年(30 年)
10、 ，诏罢郡国都尉官，将军权归并于守、相，同时取消每年一度的“都试”之制。刘秀所罢都尉仅限于内郡，边郡因多事仍置都尉，以佐太守，分部领兵。其后内地有紧急军情，亦往往复置都尉。郡都尉的废除是东汉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化，虽然减少地方官员拥兵自重的隐患，有利于中央集权，但在整体上却削弱了国家的军事力量。东汉初年对政府机构与职能进行调整的核心是维系专制皇权，通过加强尚书台的权力和强化监察机构，完成了中央政府的重建和调整工作；通过固定州刺史治所和废除郡国都尉，完成了地方政府的建制。二、巩固王朝的措施东汉王朝是在农民战争的硝烟中建立的，战争的阴影和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使刘秀3清醒地意识到要“偃干戈，修文德”
11、 ，需要对新建的王朝采取巩固性的政治措施，迅速将社会引向一个稳定的发展道路。（一）退功臣进文吏 东汉王朝建立后，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从对军事人才的需求改变为对社会政治与经济人才的需求。为削夺中兴将帅的军权，刘秀适时地提出了“退功臣进文吏”的人才战略。正如后汉书贾复传所载：“(贾) 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 ”刘秀“退功臣进文吏”之策的关键是“退功臣” 。其做法，一是封侯褒扬，就是给功臣以尊祟的地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褒奖建朝之功。建武元年，刘秀封功臣三十余人为列侯，赐给食邑。如将“有谋谟帏幄，决胜千里” 、 “斩将破
12、军，平定山西”之功的邓禹封为赞阝侯，食邑万户。建武二年，封二十余人为列侯。建武十三年，又封功臣多达 365 人。经过多次封侯，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等人，不仅个个封侯，而且倍受褒扬。明帝时继续执行褒扬功臣之策，永平中，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二是奉朝请，不任吏职，就是让功臣居家静养，朝廷有事即奉请入朝参与议事，日常不任官职。东汉初年以列侯奉朝请的功臣，大多空有其名，能真正参与政治的极少。当时开国功臣二三十人， “侯者百余” ，能够奉诏参议国事的，仅有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而已，多数功臣则“委而勿用” ，优游享乐以度天年。刘秀的退功臣政策巧妙地解决了皇帝
13、任功臣吏职不能胜任，而“直绳则亏丧旧恩，挠情则违废禁典”的难题。相比较西汉初期刘邦以诛杀解决功臣胁主之举，显然高胜一筹。东汉的功臣没有一个像西汉韩信、彭越等人的下场，而都“优以宽科，完其封禄，莫不终以功名，延庆于后” （后汉书马武传 ） 。对功臣的妥善安置，是东汉王朝重建过程中的成功之举。刘秀在退功臣的同时，多次征召“天下俊贤” ，收罗天下文士充任吏职。特别对于那些不仕王莽新朝的儒学名士，更是不遗余力。对于应征的士人，则亲自下问，授官任职，恩宠隆异。为广进文吏，刘秀完善了自西汉以来的察学制。建武六年(30 年) ，诏“举贤良方正各一人” 。建武十三年，诏三公举茂才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
14、才一人。将每年一度的选举固定成为制度。尽管东汉后来的察举制度流弊丛生，但刘秀的察举求得了许多求上进、勤吏政的好官吏，对东汉初年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起到厂重要作用。（二）以柔道治国 刘秀曾经引用道家著作言论阐发过他祟尚柔道的治国思想：黄石公记曰：柔能治刚，弱能制 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 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 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有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 灭 之政， 虽成必败。刘秀祟尚柔道，并将之作为治国的思想，缘于他对西汉末年
15、政治黑暗、经济凋敝以及东汉初年国家残破等严酷社会现实的慎重思虑。对此， 后汉书循吏传记载：“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稻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 ”东汉初年所面临的社会形势与西汉初年大体相似，要恢复经过长期战乱的社会安宁，采用道家休养生息的主张仍是最好的选择。（三）倡导儒学，宣布图谶于天下 刘秀在王莽天风年间，曾在长安学习尚书 ，略通大意。 “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 ”“宫室未饰，干戈未休” ，而先修儒学，立五经博士十四家。刘秀还亲自参加学术活动， “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寝” （后汉书光武帝 纪） 。刘
16、秀倡导儒学，使东汉王朝初期朝野上下讲经诗文蔚然成风。刘秀之后的4明、章两帝也颇祟儒学，明帝“十岁能通春秋” ，章帝更是“少宽容，好儒术” ，在建初四年(79 年) 在洛阳北宫白虎观大集儒生， “讲论五经异同” ，并由班固将会议记录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 ，或简称白虎通义 、 白虎通 ，儒学正式成为王朝钦定的正统思想。图谶对刘秀建立东汉王朝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刘秀在宛起兵正是在李通等人假造的“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图谶推动下发起的。刘秀即皇帝位时，又得到强华从关中送来的赤伏符，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 ”所以，东汉建立后，刘秀“尤信谶言” ， “多以决定嫌疑” 。
17、曾对桓谭说：“吾欲以谶决之，何如?”桓谭不以为然，回答说：“臣不读谶。 ”刘秀大怒：“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 ”后经人劝解，桓谭叩头流血，才由死刑改为贬嫡。从此，朝野再无人公开反对谶学。建武中元元年(56年)刘秀 “宣布图谶于天下” ，使一种近乎神幻的预言获得了法典的意义，其用意显然带有强化思想统治的企图。（四）释放囚奴，减轻刑法 东汉的建立，由于西汉后期王莽黑暗政治的原因，社会上存在相当数量的囚徒与奴隶，已成为王朝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在王莽时代，有数以万计的百姓因触禁被投入牢狱。史载，仅因改币一项， “抵罪者不可胜数” ，修太初祖庙又有“卒徒死者数万” 。刘秀称帝后，于建武二年(26
18、年) 三月下诏：“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 ”紧接着在建武五年，下诏“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 。这道释放囚徒的诏令涉及全国，除了“犯殊死”的特重案犯外，一切都免为庶人。在建武七年，刘秀又再次下诏。除了重申建武五年诏令，又令“耐罪亡命，吏以文除之” ，再次扩大赦免范围。刘秀大量赦免囚犯，无疑缓和了东汉初年的社会矛盾，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大批劳动力，有利于东汉初年社会经济的恢复。刘秀从建武二年至建武十四年的十二年中有计划、有步骤地七次下诏释放奴婢。每次释免的奴婢都有严格的限定，或限为“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 ，或限为“王莽时吏人没人为奴婢不应旧法
19、者” ，或限为“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破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等等。对释免奴婢的地域也省限定，如限定为“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沦者” 、 “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 。可见，刘秀释免奴婢之策有其局限性，其用意也显而易见。刘秀释免原为政敌的青、徐、益、凉四州奴婢，有安定收复区的用意。从释免奴婢的诏书也能看得出，刘秀承认王莽时代的“旧法” ，并非释放全部奴婢。但相比王莽的改制而言，刘秀释放奴婢之举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缓和了阶级矛盾，增加了社会劳动力，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刘秀在诏书中不断重申“卖人法” 、 “略人法”等禁令，在定程度上阻止了自耕农沦为奴婢。随着奴婢问题的基本解决，豪强地主田庄就
20、成为东汉自耕农破产后的基本去向，沦为田庄的徒附、宾客与部曲。与释放囚奴相联系，刘秀开始“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 ，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大汉初兴，评览失得，故破矩为圆，斫彤为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网，海内欢欣，人怀宽德。 ”（后汉书 杜林传）刘秀释囚奴轻刑法，符合东汉初年社会安定的需要，是刘秀以“柔道”治国思想的具体实践，安定了人心，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四）削弱诸侯王势力 东汉初期的分封诸侯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建武元年(25 年) 至建武十一年为第一阶段，主要分封刘秀宗室叔侄兄弟为王：刘茂为中山王、刘玄为淮阳王、刘良为广阳王(后封为赵王)、刘章为太原王(后被封为齐王)、刘兴为鲁王、
21、刘址为城阳王、刘歙为泗水王、刘得(一作德) 为真定王、刘终为淄川王。另封前河间王刘邵为河间王。建武十五年为第二阶段，分5封的主要对象是刘秀之子，共封皇子十人为公：刘辅为右翊公、刘英为楚公、刘阳为东海公、刘康为济南公、刘苍为东平公、刘延为淮阳公、刘荆为山阳公、刘衡为临淮公、刘焉为左翊公、刘京为琅琊公。刘秀在两个阶段分封对象的条理有明显的不同。对第一阶段分封对象是先封为王，后由王降为侯，由侯降为公。而对于第二阶段皇子的分封，在分封两年后的建武十七年，皆由公晋爵为王。其次，封地大小不同，诸皇子的封国一般都为两郡，而非皇子的封国一般为一郡。刘秀在分封诸侯上的不同，体现宗室内部的亲疏远近之别。东汉诸侯王
22、的处境基本与西汉武帝以后相同，政治上无治民权，王国的傅与相由皇帝任命。即便如此，刘秀以及明帝、章帝仍对诸侯王的政治行为进行限制。建武二十四年(48年)，刘秀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藩王法。建武二十八年，与沛王刘辅交好的更始子刘鲤结客杀刘盆子兄故式侯刘恭，刘秀下诏郡县捕报诸王宾客，更相牵引，死者以千数。沛王刘辅也坐系诏狱，三日乃得出。从此以后，刘秀对诸王的限制更严。正如诸葛恪说道：“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宫内，不得临民干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 （三国志吴志孙奋传 ）。随着诸侯王政治势力的削弱，从明帝开始，诸侯王的食封也予以减少。永平十五年(72年)， “(明) 帝案地图，将封皇子，悉半诸国
23、。( 皇)后见而言曰：诸子裁食数县，于制不已俭乎?帝曰： 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岁给二千万足矣 ”（后汉书 皇后纪） 。从永平十五年起，明帝所封诸子的食封都较刘秀时减半。如广平国由八县减为四县，乐成国由九县减为四至五县。章帝时诸侯王的租入因户口总数的增加有所提高，但仍未达到刘秀初封的水准。光武帝之后的数十年，诸侯王食封的多少全凭皇帝的恩赐，中央对诸侯王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故尽管有的诸侯王“少贵娇，颇不遵法度” ，也有对帝位怀野心的诸侯王，但并未能酿成与朝廷抗争的事件。东汉初年，经过军事上的统一，对政府机构与职能的调整，对功臣的妥善安置，以及在以柔道治国思想下，倡导儒学、释放囚奴、减轻刑法、削弱诸
24、候王势力等措施，东汉王朝取得了政治上的稳固，为王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 东汉社会经济东汉王朝前期政治调整的成功，为在经济上推行恢复生产的措施，迅速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一、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主体是传统的农业经济，这种经济得以运作的两大基本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两大要素的有机结合，便能使社会经济从恢复到发展。从西汉中期开始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汉后期的灾荒和战争，造成了土地与劳动力状况的严重恶化和社会经济的崩溃。为此，东汉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1、安置流民，赈济贫民。 流民的大量存在，在两个方面造成对东汉王朝统治的影响，一
25、是减少赋税和徭役，二是增加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为此，东汉王朝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安置流民。比如，要求地方郡县官员赈济流民，使重新为农耕者得到土地。建初元年(76 年) ，章帝诏令：“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 ”东汉还采用赐民爵位的办法，来巩固自耕农的杜会地位。建武三十年(54 年)，遭水灾，刘秀下诏：“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 ”流民向政府重新登记户口，也赐爵一级。2、轻徭薄赋。东汉开国之初， “百姓虚耗，十有二存” 。国家的极度衰弱，便刘秀不得不把赋税由十一之税降到三十税一。建武六年(30 年) 十二月，刘秀下诏：“顷者师旅
26、末6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 （后汉书光武帝纪） 。至于徭役，建武七年刘秀 “罢轻车骑士、材宫、楼船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 。同时废除的郡都试制度，减轻了人民的兵役负担。以后章帝与和帝基本上都实行光武帝的轻徭薄赋之策。章帝素知人民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利。和帝多次下诏减免租赋，如永元四年(92 年) 十二月诏：“今年郡国秋稼为旱蝗所伤，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刍稾；有不满者，以实除之。 ”永元十三年九月诏：“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刍稾，有宜以实除者如故事，贫民假种食，皆勿收责。 ”轻徭薄赋政策的实施，使整个社会增加了积累，为
27、东汉中后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3、赋民和假民公田。 东汉初期，由于人口锐减，为王朝缓和社会矛盾与恢复社会生产提供了大片荒芜无主的“公田” 。东汉朝廷除了将这些“公田”的一部分赐给功臣贵族外，主要用于“赋民”或“假民”耕种。“赋”与“赐”同义，即给予。赋民公田，就是将国家所有土地给予贫民耕种。接受赋田的农民，也就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成为按法令独立向国家缴纳租税的自耕农。 “假，尤租赁。 ”接受假田的贫民，在性质上变成了国家的佃农，向国家缴纳假税。两种耕种公田的形式，朝廷有时都可以给予粮种、耕牛加以扶植。东汉初期实行赋民公田或假民公田之策，目的都在于解决破产农民无地耕种的问题， “勿令游手”或“无令
28、豪右得固其利。 ”东汉在明帝、章帝时期多为赋民公田，和帝、安帝时期多行假民公田。据记载，东汉从明帝水平九年(66 年)至安帝永初三年(109 年) 的 44 年的时间里，共颁发赋民公田和假民公四的诏令达 20 多次。如明帝永平九年夏四月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 ”永平十三年夏四月诏：“滨渠下田，赋与贫人。勿令豪右得固其利。 ”元和三年(85 年) 二月，章帝令常山等郡太守：“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可劝农夫之劳。 ”和帝永元五年(93 年) 二月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
29、得采捕，不收其税。 ”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 )，诏以广成游猎地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永初三年，京师大饥，民相食，诏以鸿池假与贫民。据史载，东汉初期赋民或假民的公田还不完全只是荒芜之地，还包括有肥田，甚至有皇家的园林之地，说明东汉王朝对此的重视，将之看成是安定社会和恢复社会生产的重要措施。这些措施使贫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进行正常生产和生活的条件，同时增加大司农和少府掌管部分的皇室收入和国家收入。4、选用循吏，教民耕植。 东汉初年，创痍满目，田园荒芜，恢复与发展生产自然也就成为这一时期官吏的重要政务。在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各朝也确实选拔任用了擅长农耕之技的循吏。在光武时期，樊晔、张堪、茨充
30、、杜延、邓晨等人为郡守时，都以“教民耕田种树理家之术”而功载史册。如张堪为渔阳太守，开狐奴稻田 8000 多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杜诗为南阳太守不仅造水排、铸农器，还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九真郡远处岭南，民不知牛耕，俗以射猎为业，太守任延推广中原生产技术， “铸作田器，教以垦辟” ，使田畴广开，百姓充给。后调任武威太守，察河西旧少雨泽，乃置水官吏，修理沟渠，百姓皆蒙其利。明帝时的鲍昱、钟离，章帝时的秦彭、王景，和帝时的鲁丕等，都以教民耕植而名噪一时。如鲍昱出任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 3000 余万，鲍昱造作方梁
31、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秦彭为山阳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田。王景为庐江太守，亲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 。鲁丕为东郡太守，修通溉灌，百姓殷富。这些循吏在各地推广的先进的农耕技术，使农业得到治理和发展，对东汉社会经济的恢复坦到了推动作用。5、度田和屯田。东汉初年，人口与田地状况十分混乱， “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7年纪互有增减” ，直接影响了国家赋税的征收。刘秀于建武十五年(39 年) 下诏州郡“度田” ，即检核垦田户口。度田对象涉及自耕农和豪强地主。由于度田触及到了豪强地主的既得利益，一开始就存在度田不实，优饶豪右，侵刻赢弱等问题。由于
32、度田官员惧怕或袒护豪右，没有据实检核豪强的田亩与户口数，而对于贫民则“苛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 ，将豪强隐瞒的田亩数与人口数转嫁给贫民，就激起“百姓嗟怨，遮道号呼” 。一时请郡各遣使奏事，刘秀见陈留史牍上有书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刘秀不解。当时，明帝尚为东海公，在幄后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难。 ”刘秀派人核实果如明帝所言。于是，在建武十六年(40 年) ，河南尹张及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同时坐死的还有大司徒欧阳歙等人。刘秀严惩度田不实的官员，直接危及先前得到庇护的豪强地主，在他们的煽动下，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
33、盗处处并起，攻击在所，杀害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集。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后汉书 光武帝纪）。对于度田引起的民变和叛乱，光武帝“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摘，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 。对于肇事者，也只是“被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 。度田就此不了了之。东汉以度田为措施，整顿田亩、户籍及赋税管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但自西汉中期以来的土地私有制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趋势，王莽的“王田”制失败了，刘秀的度田也不可能成功。一个新建王朝所采取的检核土地与人口的正常政府行为的失败，就等于放弃对土地的管制，使东汉土地私有化进程不再受任何限制地发展，地主田庄开始成为社会经济发
34、展的主要模式，并成为古代中国从此以后封建地主管理农拼生产的主要形式。作为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光武帝时期还在边郡和内地广泛实行屯田，沿用西汉屯田制的分配制度。东汉初期所采取的各项恢复社会生产的措施、总体上达到了将土地与劳动力重新组合的止的，使中国古代社会重新步入了一个平稳的发展时期。二、农业在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中，农业是“本业” ，发展社会经济就是发展农业。农业是倍受社会重视的第一产业。东汉是中国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得到重大发展的时期。（一）水利技术的进步 水利是农业发展的根本，东汉水利技术的进步突出表现在水利工程技术、水利灌溉技术和水利运用技术三方面。1、水利工程技术。东汉在水利工程技术上的进步
35、与创造，突出表现在王景治河与马臻治镜湖上。黄河自西汉后期以来长期失修，常常“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 。永平十二年(69 年 )，明帝令著名水利工程专家王景、王吴修治黄河。王景、王吴在修治黄河中成功地创造了水门控制法。从河南荥阳至山东千乘开凿渠道，将黄河与汴河相连，并在这千余里的渠道上，每隔十里立一水门，对黄河与汴河的水量进行调节，使黄河水涨注入汴河，汴河水涨流人黄河，防止了黄河的决堤之患。此后 800 年间，黄河再没有改道。在顺帝永和五年(141 年)，会稽太守马臻治理山阴(浙江绍兴)镜湖，筑大堤 350 里，会合东南诸山泉 36 源，贮蓄在湖内。湖高于田，田高于海，沿堤没斗门堤闸，水少则泻
36、湖水溉田，水多则闭湖而泻田水入海。溉田九千余顷，以后千余年不受水旱影响。2、水利灌溉技术。东汉除了对原有的堤防沟渠进行“通利壅塞” ，加以有效利用外，注意水井的挖掘和稻田与池塘的合理配置。东汉的水井，除了陶井外，还有砖井，并能“掘地九刃以取水” 。在河南泌阳板桥和洛阳汉河南县城发现的东汉砖井旁还附有陶管和砖砌的下水道。体现了东汉的水井利用技术。在四川、广东、陕西等地出土的东汉实物模型中，经常可以看到有水田和池塘组合的8模型。如在汉中出土的一个长方形稻田池塘组合的模型，中间横隔一坝，一边为陂池，一边为稻田，中间安装闸门，出水口为拱形洞，装有提升式的平板闸门，可以控制水量。在水利灌溉技术上，汉灵帝
37、时的掖庭令毕岚利用齿轮转动传带的原理发明了翻车，以最省力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从低河渠向高田灌水的问题。另外，利用引水在压力下喷洒的原理，发明了渴乌， “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 （后汉书宦者传）。这些发明与创造，都反映了东汉先进的灌溉技术水平。3、水力运用技术。在东汉，人们开始认识了水流动产生力的原理，并将这种认识付诸于生活与生产实践，发明了水碓（dui ） ，解决了粮食加工问题。东汉未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安南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 ， “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 。这种运用水力冲动木轮，带动石礁春米，比用杆臼和脚踏石碓舂米省力，而且效率高。东汉运用水力的另一项成就
38、，就是在冶铁生产中运用水排。（二）耕作技术的进步 东汉时期，中国古代的农业耕作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其突出表现是耕犁改进、牛耕推广和田间管理。由于东汉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和牛耕技术的推广，耕地面积大大增加。和帝永兴元年(89年)，垦田数达到了东汉的最高数 7320170 顷 80 亩 140 步。这个数字不包括被豪强地主兼并而隐瞒的土地。因此，东汉的耕地数应达到或超过西汉的垦田总数(8270536 项) 。由于水利技术和田间管理技术的进步，东汉的农田单位面积产量有了提高。据东观汉纪张禹传记载，章帝时，张禹在徐县(今江苏泗洪南) 开蒲阳旧陂，垦田 4000 余顷，得谷百万斛，每亩产量在两三斛之间。仲长统
39、也说：“通肥之串，计稼穑之人，令亩收三斛。 ”与西汉初期晁错所说的“百亩之入，不过百石”相比，增产了三倍。三、豪强地主田庄（一）豪强地主的形成 东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西汉中期以来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豪强地主的胜利。豪强地主的形成，不同于西汉中前期贵族地主、官僚地主、军功地主。依靠官爵世袭特权、立军功或以显赫的政绩而获得名分和土地，而前者是通过土地的买卖，同时又经营“货殖” ，不断的资产积累发展的。从西汉中期以来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正是豪强地主形成对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巨大冲击的反映。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东汉王朝，使豪强地主在东汉一代几乎不受限制地发展起来，形成了对社会政治与经济
40、具有重大影响的豪强地主田庄。（一）豪强地主田庄特点东汉社会土地占有分私有与公有两部分，私有土地由自耕农与地主占有，其中私有土地最大的占有者是豪强地主，他们对私有土地的经营大多采取田庄的管理模式。豪强地主田庄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具有显著特点：1、规模大，多种经营。经过数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土地兼并，东汉的豪强地主田庄的规模都十分巨大。仲长统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据仲长统估计， “百夫之豪，州以千计”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湖阳(河南唐河西南)樊宏经营的“樊氏田庄”：“开广田土三百
41、余顷” （后汉书 樊宏传） ， “广起庐告，高楼连阁、弛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弯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巧不可言，富以封君” （水经注 水注 ） 。以樊氏田庄为例，在规模巨大的田庄中，一舱以农业为主，兼营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从崔寔四民月令的记述中可知，这种进行多种经营的地主田庄，生产生活资料都能自给自足，可以“闭门为市” ，不需要外界供给。92、聚族而居，宾客相附。东汉地主田庄往往以宗族为核心聚族而居，这里有宗族聚居的因素和社会动乱宗族互保的原因。樊氏田庄就是“三世共财”聚居， “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
42、家” ，战乱起，又“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 。每一个田庄，在若干作坊、宅院、庭院之外，多修有高墙，在高墙的四周建有望楼，战乱时每一个田庄就是一个坞堡。这样，在地主田庄里，就往往聚有宗族、宾客、徒附、部曲和奴婢数百人或数干人，田庄主既是占有整个庄园的大地主，又是宗族长。宗族、宾客、徒附、部曲、奴婢，虽然在庄园里所处的地位不同，但都对庄园主有极强的依附关系，有严格的长幼尊卑之序。东汉豪强地主田庄，带有浓厚的宗族宗法色彩，田庄主常常以宗主的名义对族人进行安抚慰问。每年春耕前，田庄主“赈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 ；秋收前后， “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 ，冬月腊日， “请召宗
43、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以笃恩纪” 。在宗法笼罩下的地主田庄里，阶级矛盾与对抗相对比较缓和，从而显示了较强的凝聚力，或聚族迁徒，或筑坞自守，或合族征伐。3、 拥有私人武装。东汉豪强地主武装的形成，与刘秀削弱地方军权有关。随着郡国都尉的废除和轻车、骑士、柴官、楼船土及军假吏等地方军队的省罢，豪强为了田庄的治安，组建了田庄武装。这支田庄内的私人武装，多由徒附和宾客组成，平日“茸治墙屋，修门户，警设守备，以备草窃之寇” ；秋谷入仓后， “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冻穷厄之寇” 。最初只是为了看家护院，随着东汉中后期政治动荡和地方治安的恶化，逐渐扩大规模，按军队的编制组织“部曲” ， “起坞壁，缮甲兵”
44、 ，拥兵自重，形成独霸一方的分裂割据势力。豪强地主田庄与自耕农经济相比较，具有很强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对于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经济脆弱的自耕农只能是背井离乡以为流民，或出卖土地成为佃户、佣者，或携带田产依附豪门成为宾客。而豪强田庄则可以“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 ，可以开仓“赈赡宗族，恩加乡间” 。考古发现的陶风车、陶水井、短辕一牛挽犁画像石、曲柄石到、水利灌溉模型等都出土于东汉豪强地主的墓中，说明地主田庄具有兴修水利、制造推广新农具、实施耕作新技术等等的能力，而这些对于自耕农则是不可想像的。以宗法关系聚族而居的地主田庄可以组织大规模农业生产，这也是个体自耕农不可能做到的。田庄经
45、济比自耕农经济只有明显的进步性。随着地主庄园经济的形成，我国封建社会初期的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也有了发展。战国秦汉时代的宗法制度，是在西周春秋时代的原始宗法制度瓦解后形成的个体家长制家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代以贵贱来划分社会等级，到了汉代，则以财富和权力来划分社会等级。正是战国秦汉时形成在财富、权力基础上的贫富分化，使新兴富人、地主、豪绅、官僚得以利用同姓、同宗、同族、同门的血缘宗法关系，作为役使和剥削同宗族人的工具。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宗法组织。到了西汉后期，地方宗族势力强大起来。刘秀是南阳豪族宗法势力的代表，东汉政权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家强宗法势力统治的基础之上，这也是东汉一代地方宗族势力不断发展
46、，以至控制了地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造成严重封建割据，形成军阀混战、三国分立的重要原因。东汉的宗法制度与周代不同，表现为：首先，宗法组织是在封建个体家长制家庭的基础上繁衍分化发展形成的，这是和商周时代原始宗法制的重大不同。其次，帝王和地方统治者之间、帝王和地方上的宗族长之间，不存在血缘宗法关系，宗族与君统不再合一，帝王的宗庙和地方族长的祖庙互不相干。第三，地方宗族组织的势力，战国秦汉时期较为弱小，依靠皇权并支持皇权，发展到东汉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常常衍变成为与皇权相抗的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第四，周代的宗法伦理是以孝悌治天下，到了秦汉时代，忠君思想有了发展，孝成了10从属于忠的第一位的封
47、建宗法伦理，忠、孝、节、义等封建宗法思想逐渐构成为一个完整的封建宗法思想体系。四、工商业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东汉的手工业、商业称城市也逐渐发展和繁荣起来。（一）手工业的发展 冶铁业。东汉农业生产中铁制农具的普及，使对钢铁的需求量大增，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郊古荥镇发掘了属于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时期的冶铁遗址，发现了两座大型高炉，炉体呈椭圆形，炉缸长轴约 4 米，短轴约 28 米，面积约 85 平方米。在 1 号高炉坑内，发掘出属于同一时代的 20 余吨积铁。据估计，古荥 1 号高炉的日产量可能在 1 吨左右。这在两千年前是很杰出的技术成就。椭圆形炉腔是冶铁工
48、匠为扩大高炉面积和加大风量发明的。随着冶炼炉容积加大，对鼓风技术提出了新要求。东汉初年，南阳太守杜诗发明了水排，即利用河水的冲力转动机械轮轴，使鼓风皮实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 “用力少，见功多” 。水利鼓风的发明是冶炼技术的一大进步，欧洲直到 12 世纪才开始应用。我国治铁叠铸技术发明于战国时期，为双孔浇铸，东汉发展为一孔浇铸。1974 年 9 月，在河南温县招贤村发现一座东汉前期的烘范，出土了 500 多套铸造马车零件的叠铸泥范，范块采用对开式垂直分型面，两堆铸范共用一个直绕道，使浇注时间减少，这是叠铸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制钢技术上，东汉发明的铸铁脱碳成钢技术和“百炼钢”技术，在世界冶金史上
49、占有领先地位。在河南南阳市北关瓦房庄出土的两把东汉铁凿，一把合碳约 o6，另一把含碳 1。两把铁凿先用生铁铸造，然后经脱碳成为钢件。这种工艺，实际上已从铸铁脱碳处理演变为一种新颖的制钢方法。在西汉炒钢技术的基础上，东汉发明了“百炼钢”技术，即将炒钢反复锻打，每加热锻打一次称为一“炼” ，以炼成含碳量高、杂质少而组织均匀的优质钢。 “百炼钢”代表了东汉炼钢工艺的最高水平。纺织业。随着农业生产区域的变化，东汉的纺织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发展。建武中，桂阳( 治所在今湖南郴州市)太守茨充教人种桑养蚕，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丝。陈晔任巫( 四川巫县)令时，提倡种桑养蚕，植“二万余株，民以为给 ”。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的壁画中有采桑图，证明桑蚕之业也传到当地。桑蚕种养的推广，带动了纺织业的发展。崔是任五原太守，从雁门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织。不仅皇室“宫女织于房掖，国用尽于罗织” ，豪强地主田庄也能完成种桑、养蚕、缎经、织嫌、孽丝、治絮、染色等纺织生产的全过程。不仅“齐郡(山东临淄) 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 (河南服县)俗织锦，钝妇无不巧” ，而且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 。纺织业的普遍发展，推动了纺织机的进步，东汉末年杰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