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语义分析与双语词典南京大学 钱厚生语义分析(semantic analysis)是双语词典编纂过程中最主要的语言分析。它不仅与释义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与双语词典结构设计有着密切的联系。积极吸收语义学研究成果，应用新的语义分析方法，对双语词典编纂很有益处。一、 词典语义分析对象语义分析, 笼统地讲是对语言单位的意义进行分析。对于词典编纂工作来说, 语义分析就是对词语的意义作出科学的分析。广义上讲，词语的意义包括词汇意义(lexical meaning)、语法意义(syntactic meaning)、语体意义(stylistic meaning)、语用意义(pragmatic m
2、eaning)、文化意义(cultural meaning)等。狭义上讲，词语的意义主要指词汇意义。在词典编纂过程中, 语义分析的首要对象是词汇意义。语义分析的本质就是词义分析(lexical semantic analysis)。至于语法意义、语体意义、语用意义和文化意义, 则是语法分析、语体分析、语用分析和文化分析的对象。所有这些语言分析项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当分别探讨，不要混淆。一般认为，词汇意义包括外延(denotation)和内涵(connotation)两项内容。严格地讲，内涵属于文化意义范畴，应当通过语言文化分析来解决。因此，双语词典语义分析要先集中在与词汇外延相关的意义成分
3、。外延意义(denotative meaning)又称指称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认知意义(cognitive meaning)或概念意义 (conceptual meaning)，是词汇意义的核心部分。外延意义的把握直接关系到双语词典释义的准确性，而准确性恰恰是双语词典的生命线。对被释词语外延的界定过宽或过窄都会造成词典释义方面的失误。因此，在双语词典编写过程中，编者必须对源语词目和对应词的外延进行反复对比分析，选择最佳匹配。二、义素分析与双语词典语义分析方法多种多样。义素分析，又称语义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是语义学著作和词典学著作中
4、经常讨论的一种。这种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是词义是由各种义素(sememe)组合而成的，正像语音是由若干音素(phoneme)构成一样。当然，语言的义素要比音素复杂得多。义素是词语最基本的意义单位。词语的意义大多是由若干个义素组成的。例如，英语“man”的意义是 +HUMAN +ADULT +MALE这三个义素的总和 , 即男性成年人； “woman”的意义是 +HUMAN +ADULT MALE, 即女性成年人； “boy”的意义是 +HUMAN ADULT +MALE, 即男性未成年人； “girl”的意义是 +HUMAN ADULT MALE，即女性未成年人。可用下列语义矩阵表示：HUMAN
5、 ADULT MALEman + + +woman + + - boy + - +girl + _ _其中，HUMAN指人类，ADULT指成年， MALE指男性；“”表示肯定， “”表示否定。另外，HUMAN是四个单词共有的义素，属于“核心义素” ； ADULT和MALE是这四个单词相互区别的义素，属于“区别性特征” 。对于义素分析，词典学界大多认为：这种分析尽管看起来很科学，但在实际词典编纂过程中很难应用。试看，在众多词典编纂者中，有多少人是如此按图释义的呢？然而，义素分析法提出了两个极有价值的概念：一是“核心义素” ，二是“区别性特征” 。它们对词义分析极为有用，也很容易应用。例如，英语“
6、bull”和“cow” ，核心义素是“牛” ，区别性特征是“雄性”与“雌性( 雄性)” 。前者是雄性，指 “公牛” ；后者是雌性，指“母牛”或“奶牛”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双语词典编者在释义过程中大抵就是这样分析词义的。一个优秀的词典编纂者，其高明之处正是善于抓住有关词语的核心意义，在与其它词语相比较时，又能抓住区别性特征，把词义差别分析得清清楚楚。此外，义素分析毕竟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进入数字化时代，词义的描述最终恐怕是要“义素化”的，正像图像处理必须“像素化”一样。只有这样，词典编纂工作才能真正从传统的手工方式走向计算机辅助编辑方式。三、语义场分析与双语词典语言的词汇量尽管数目巨大
7、，但并非杂乱无章。词汇单位是依据概念之间的意义关系形成各种各样的词汇集(lexical sets)和语义场(semantic field)，即词汇关系场。(伍谦光 1995: 96)语义场包括词汇场(lexical field)和联想场(associative field)。词汇场是静态的语义场，它所反映的是词义之间的类聚关系。例如：亲属场：father, mother, uncle, aunt, brother, sister动物场：dog, cat, tiger, lion, bear, deer, badger颜色场：red, green, blue, yellow, orange烹饪场
8、：fry, boil, stew, toast联想场是动态的语义场，它所体现的是词义与词义之间的组合关系。例如， “飞行员蓝天战斗机机场” 。这些词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是跨词汇场的，是以共现性(co-occurrence)为基础组合而成的。语义场的范围有大有小。一个大的语义场可以分为若干个“子场” ，例如“亲属场”可分为“直系亲属” 、 “旁系亲属”等子场；若干小的语义场可以合并到一个“母场” ，例如“动物场”和“植物场”可概括到“生物场”这一母场。(冯志伟 1996: 387)语义场分析最明显的应用是分类词典的编纂。分类词典中大大小小的科目实际上就是各种等级的语义场。这类词典对分门别类查检和
9、学习外语词汇非常有用，一直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以字母顺序编排的双语词典也可以应用语义场，在有关主题词条下插入分类词汇，可使读者触类旁通，扩大词汇量。例如，外研社出的现代英汉词典(1990) 在词典正文中分别插入“ARTS (艺术)” 、 “AUTOMOBILE (汽车)” 、 “CLOTHING (服装)” 、 “COMPUTER (计算机)” 、 “KINSHIP (亲属关系)” 、 “PHOTOGRAPHY (摄影)” 、 “SPORTS (体育运动)” 、 “TRAVEL (旅行)”等数十项分类词汇。鉴于字母顺序排列法往往会割裂语义场，分类词汇插入法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弥补。语义场分析也可以
10、贯穿到双语词典释义过程之中。它可以用来区分词义，消除歧义(Moon 1993: 97)，因为词义大多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一定的语义场中显现出来的。在释义时，如果注意参照语义场，就可以避免一些疏漏。例如，英语“azalea” ，有人简单地用“杜鹃”一词对释。这就忽视了汉语“杜鹃”分别属于“鸟类”和“植物”两个语义场，而英语“azalea”仅仅属于“植物”这一个语义场，应该用“杜鹃(花)”相释，或者加上学科标签，以免产生误解。语义场实质上是词汇的语义关系场。借助语义场分析，可以明确各种语义关系，例如同义关系(help/assist)、反义关系(good/bad)、上义关系(animal/dog)
11、、下义关系(rose/plant)、联想关系(bird/sky)等等。在学习型和活用型双语词典设计中，适当考虑这些关系，提供有关的同义词(synonyms)、反义词(antonyms)、上义词(hyponyms)、下义词(subordinate terms)，可以大大丰富双语词典内容，帮助读者准确理解词义，连带掌握相关词语，满足语言表达需要。四、语义范畴与双语词典多义性是自然语言词汇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词典编纂者们颇感棘手的问题。在简明牛津词典中，英语动词“go”列有 28 个义项(senses)，许多义项还包括 a、b、c 等子义项(sub-senses); 名词“point” 列有 32
12、个义项，许多义项也包括数个子义项。这么多义项堆集在一起，读者查检自然不怎么方便。为了解决多义词义项查检难的问题，西方词典学界近年来应用语义范畴(semantic category)这一概念，作了有益的尝试。英国许多新版的学生词典都在释义中设立了语义范畴，即把多义词的诸多义项归并到几个大的义类下面。读者可以按照待查词语的大体语义范围便捷地检索到具体词义。例如：牛津高级学生词典(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1995)将动词“go”的 32 个义项分别列于“Movement (移动)” 、 “Position (位置)” 、 “Activity (活动
13、)” 、“State (状态 )”、 “Sound (声音)” 、 “Coming to an end (结束)” 、 “Commands (命令)” 、“Other meanings (其他意义)” 这 8 个大的语义范畴之下。经过这样的处理，语义层次非常分明。朗文当代英语词典(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1995)在有些多义词义项的详细解释之前使用语义范畴标示(semantic category indicator)来指出语义范围。例如形容词“loaded”分别用“1. VEHICLE , 2. GUN/CAMERA , 3.
14、FULL 等来指示语义范畴或语义场，各项词义一目了然。剑桥国际英语词典(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1995) 则将多义词按照语义范畴分成数个词目，每个词目包含一个语义范畴，用加方框的“引导词(guide words)”注明。例如： “have PERFECT TENSE”、 “have POSSESS”、 “have DO”、“have RECEIVE”、 “have CAUSE”、 “have EXPERIENCE”、 “have MUST”，这 7 个词目就是按照“完成时态” 、 “拥有” 、 “做” 、 “接受” 、
15、“使” 、 “经历” 、 “必须”等语义范畴切分出来的。这样做核心词义更加突出，更容易理解和掌握。在上述英语学生词典中， “语义范畴”理念的灵活运用解决了多义词义项分合与排列的难题，可谓纲举目张，义脉清楚，令词义检索大为便捷。这种创造性的做法双语词典应当注意借鉴。五、符号对应与双语词典双语词典的本质特征是对译，即两套语言符号的对应(黄建华 1987：130)。双语词典的释义过程是分析源语词(source word，即符号 1)的意义，弄清所指对象，然后给出另一种语言的对应词(equivalent，即符号 2)。这一过程可用下图表示：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双语词典释义实质上是解决两种语言的名物对应
16、关系，就是根所指对象符号 2符号 1据一种语言的名(即符号 1)所代表的物(即所指对象)找到另一种语言的名(即符号 2)，力求达到“符号 1 = 符号 2”或“符号 1 符号 2”。简言之，就是按源词词义找出对应词(罗志雄 1993：50)。由此看来，双语词典编纂虽然要以优秀的单语词典作蓝本，但是单语词典的释义只能供双语词典编者按图索骥，了解所指对象，而不是照搬直译。如果说双语词典编纂是一项翻译工作，那么翻译的对象应该是词目而不是原文定义，原文的定义只能供翻译词目时参考用。除了特意使用描述法而不是对译法释义的双解词典外，一般双语词典应当尽量避免直接翻译原文词典定义。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
17、实际操作过程中，直译蓝本词典定义的情况比较容易发生。比如：“hard disk 【计】 大容量刚性(带磁性）记忆磁盘 ”。这样的词条显然是直译原文定义而成，其实应当使用通用的对应词“硬盘” 。当然，更糟糕的做法是，不以原文词典为依据，在未弄清被释词语所指对象的情况下就望文生义地翻译。比如：“sanitary napkin”，有本词典将它译成了“卫生餐巾” 。其实该词指的是妇女所用的“卫生巾” ，与“sanitary towel”和“sanitary pad”同义。这在 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等原文词典里都解释得清清楚楚，一查便知。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依照原文词典定义在编者自己的脑海里搜索对应词往往是
18、不够的，因为个人的语汇再丰富，与纷纭复杂的语言大千世界相比总是非常有限的。实际上，真正贴切的对应词大多存在于好的翻译材料之中，值得大力搜寻。有许多双语词典，尤其是汉外词典，使用者常常感到解决不了问题，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其中的对释词语是编者想当然“给”的，而不是从优秀的译文中“寻”来的，可插性(insertability)比较差。因此，双语词典编纂不仅要以单语词典为依据，而且要以大量翻译材料为基础。编者应当广泛收集翻译材料，从中找出被释词语的实际对应词，建成双语词典语料库，供编写词典时调用。这样才会大大提高双语词典的使用价值。此外，双语词典编者还应当积极向专业人士请教，提高专业词语对译的准确性和道
19、地性。比如：“parse vt. 从语法上分析 (句子)；从语法上说明 (句子中的词或词组)” ，该词作为语法术语，准确的译法是“切分” 。又如：“centre vt. 把放在中央” ，作为文稿编辑用语时，用“使居中”对译更为道地。六、语义限制与双语词典词汇意义的成立往往是有条件限制的，多义词尤其如此。在使用双语词典时，面对若干个对应词，人们常常感到不知选择哪个为好。例如，汉语的“精神” ，英语的对应词有spirit, mind, consciousness 等等。如果要翻译 “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该使用哪一个？实际上应该是“mind”, 即：“Matter is primar
20、y and mind is secondary.” 然而词典查阅者何以知道呢？一本理想的双语词典应当把对应词的语义限制和使用场合交代清楚。但是在以纸张为媒介的双语词典中，要想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困难的。在双语学生词典或常用翻译词典中，对于那些对应词多、翻译变化大的常用词，编者可以适当说明选择限制，或者通过例证翻译来显示对应词的应用范围。但是在大型综合性词典中，由于收词量要大，篇幅总是有限，往往只能提供简单的对应词，令人感到不足。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利用 CD-ROM 介质的海量存贮特性，编者可以在电子双语词典中提供更多的语义描述。在设计时，释义模块可以提供两种模式，一是简式对应词，二是详式语义
21、描述。前者为标准显示模式，始终打开；后者为可选显示模式，使用者可以根据需要随意打开或关闭。这种设计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问题是详细的语义描述需要下很大功夫，要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这有待科研部门、电子产业界、出版界、词典界密切合作，共同投入。结 语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夸克(Randolph Quirk)在朗文当代英语词典(1995)序言中指出：“语义分析是释义的核心，词典编纂者的思维要像外科大夫的手术刀那样锐利，把当代用法中出现的每一个主要义项切分开来。 ”此语阐明了语义分析的重要性，同时也对词典编纂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双语词典编纂者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就必须掌握现代语义分析方法，使语义分析过程日趋精密化。语义分析的精密化同时又呼唤着语义分析的自动化。这是一项极为困难而又极有意义的工作，需要词典学界的有识之士配合计算机语言处理专家努力攻关。双语词典界人士应在双语词库语义分析中协助探索可行的途径，建立比较成熟的双语语义分析机制。这不仅会使双语词典编纂工作更加严谨，让双语词典机助编辑软件更加实用，而且会给机器翻译等语际语言工程带来巨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