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 芳作业一翻译评价标准一般，文学翻译硕士课程的目的是在文学领域创造出具有潜在翻译价值得的译作，比如文学作品（长篇小说，短篇小说） ，诗歌，自传，历史等。从细节角度来讲，不同的语言之间，或者不同的文体都会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关于一般性原则，译者，理论家和评论家都有不同的态度，而且在涉及立场问题的时候，重要的是必须符合自身翻译的实际。忠实性 例如，翻译到底应该强调对源文的忠实性，还是按照译语中新文体的要求自由翻译呢，这是一个问题。有关“忠实性”和“自由翻译”之间的争论存在多种形式，而采取一种或者另外一种态度（其中相对比较准确的形式）都不能自然而然的回答与特殊文体相关的所有问题。有人可能坚持认为
2、翻译的首要任务就是忠实源文（排除所谓的“翻译如女人，要么漂亮，要么忠实”） ，同时也认同译文必须与其他一些重要的标准一致。但即使非常强调忠实性，优先考虑源文的形式和意思，也并不意味着翻译仅仅是一种“理解练习题” 。完整表达源文的意思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条件。在精确性要求的范围内，我们同样可以作出有创造性的回应。为了忠实译语文体，可能要求对句法关系和句子结构做一些改变。如果议员的主要目的是一篇忠实的译文，应该在需要的地方做此类变化，但是绝对不要在非必要的地方做修改。翻译不能只是释义或改述，除非因为涉及文体，词汇等原因，不可能做到直译。另一方面，如果译员感觉在翻译某种特殊文本时降低对忠实性的要求是
3、必要的或合适的，译员必须证实自己的这种立场。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即使译文忠实性的强烈支持者也必须接受的，就是当人们翻译韵文的时候，不仅不能做到完全忠实源文的韵律，就连每一行的意思都很难做到完全忠实源文。有时候，文化，而不是文字形式，可能迫使议员考虑偏离逐字翻译的一致性：在目的语中找到一个对等的用语，或者当直译对目的语产生不同影响时会使用一些不恰当的表达，迫使议员在效应对等和精确的语义翻译之间作出选择。有关“自由翻译”的一个更有争议的实例：译员在重新创作原文的时候，希望做到像原文作者使用目的语，在目的语文化和所处的时代创作一样（”now and in America”, ass Robert Lo
4、well put it） ，或者不仅要解释作者已经做过的事情，还要解释他或者她“想要或者应该做的事情”(Goethe, quoted by Auden and Mayer)。在不同的情况下，所有这些立场都是存在争议的，议员至少要意识到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权衡作出每种选择时的得失。如果是倾向于自由翻译或者模仿而不是对文件某一元素的准确翻译，同时使用直译和意译会比较有利于翻译，能够表现自由翻译而又不失源文意思。在很多的外语学院都设有翻译课程，因此在证明一个译员能力的时候，我们可能倾向于传统观点，认为忠实性应该处在一个默认的位置。比如，这跟 ITIA 翻译协会在实践方法和职业道德中所采取的观点是一致的
5、(www.translatorsassociation.ie)。他们认为，在以无区别对待的前提下（4.1）：“协会的成员必须尽最大努力提供一个忠实可靠的译文，避免受到个人观点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们发现文学作品的议员和学者经常会认为这种公平性原则对于文学议员是不正确不合理的。因此我们要求任何偏离忠实性的态度方法都要清楚的标注出来，如果有必要还必须受到保护。流畅性第二，有关流畅性。有关翻译的传统观点认为：在准确表现源语文本的时候，译文在目的语中也要读起来很顺畅。不然的话，这就不能算是翻译了。有一个翻译学派认为：外语文本要保留它的异质性（对的或者错的） ，但是责任编辑一般不要求有这种效果。忠实
6、译文的文体要求翻译中不是每一个词都要用相同的词来翻译。如果要采取相反的态度，要重新准备好文献资料来证明并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翻译规则及特殊情况如果你选择的文本带有技术或者文化参考文献，这些都要进行调查研究并作出准确的翻译。专有名词（公共人物）都要翻译出来(“lempereur Guillaume II dAllemagne” = “Kaiser Wilhelm II”; “Papa Woytyla” = “Pope John Paul II”)。确切的翻译规则在不同语言之间翻译时是不同的。对于文化艺术品或者公共机构，要找到对等体。在地方色彩中，“samovar”还是 “samovar”的意思吗
7、？还是“kettle”的意思呢？这个没有确定的规则。在哪种语境下“salle Colbert” 可以注释为 “National Assembly”呢？什么时候“Leinster House” 可以释义为 “the Irish Parliament”呢？内在的规则在于你必须意识到传统惯例，如果你想打破传统惯例，你必须有很好的理由，或者站在读者的立场，使用大家比较熟悉的概念。李 芳作业二奈达的理论二十世纪，随着语言学的发展，圣经翻译理论紧随其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并随着结构语言学的发展在多方面受益匪浅。但是，最初的语言学大部分集中研究音系和语法等问题，翻译主要是直指意思以及其他相关方面。圣经译员要承
8、担的任务是把圣经翻译到第三世界部落语言。尤金奈达，通过与这个领域的其他先驱译员的探讨，发展了“动态对等”或者“功能对等”理论，主要强调转换意义而不是语法形式。从 1947 年圣经译文的出版开始，在一个相对早期的时间里，奈达就已经开始讨论意义的多种复杂性。他明确提出翻译出最完整的意思而不仅仅是基本意思。1964 年，奈达出版了一本更加完整更加理论化的高级作品-科学翻译初探 。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了生成语法中的形式主义方式，不仅是在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而且在 Katz and Fodor 的一篇具有创造性的文章“语义理论结构”中都可以发现。不仅如此，在他的书的前三章，他并没有把意义这个概念一
9、笔带过，而是明确地分析了意义的各个层面，他很支持 Roman Jakobson 把意义分为表情功能，意欲功能，指称功能，诗歌功能，寒暄功能，以及元语功能等多个角度。他很果敢的说到： .任何一个词语都不可能具有两次完全相同的意义，因为每一个话语事件都只有唯一的意义，涉及的参与者以及事件都是在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布龙菲尔德（1993，p.407）在描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到“每一个会话用语形式都有一个微妙的语义创新。 ”他还说到：在任何有关交际和意义的讨论当中，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要清楚的认识到：每一个发起者和接受者都跟其他所有的不同，不仅是在被处理语言的形式方式上，还是用不同的标志代表特定的指示物上
10、，都是不同的。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如果每个人仅以他的背景为基础使用语言，而任何两个个体都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背景，因此，当两个人使用相同的语言符号的时候也不能完全表示相同的意思。当然，在语言的使用上相似性是大大存在的但是奈达还是决定把所有他能够从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中获得的认知加以应用。因此，在第四章，他重点研究“语言学意义” 。在这里，他联系词语在文本中的分布以及在语法结构中的位置来研究词语的意义。在奈达看来，语言学意义经常会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通过转换从核心结构得出意义；第二，通过特殊的终端结构（从核心意义转换到最终表达的最终结果）来补充意义。在使用“核心” ， “转换”等一些关键词的时候，
11、，奈达明显采用了乔姆斯基有关生成语法的准则。因此，意义也是按照这个准则来分析的。关注“语言学意义”的时候涉及到一个归纳原理。奈达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后面的章节中他补充说明了有关“情感和指称意义” 。很少注意到这一点的人就很难轻易的用这种归纳模式，并通过这种模式认识到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意义都在于“语言学意义” ，而这种意义通过乔姆斯基的结构准则表现出来了。这种潜力在所有的研究中都是比较突出的，连奈达自己认为他的方式可以作为翻译过程的基础：这对我们找到一种能把所有因素都考虑进去的翻译方法是非常有效的。通过找出一系列对等的形式结构来建造起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模式，对于语言之间的翻译可能是有效
12、的，但是这种方式已经被取代；（1）通过把原文压缩成结构简单，语义明确的核心体; (2)以最简单的结构水平，把原文的意义转换到接受者的语言；（3）在接受者的语言中找到文体和语义都对等的结构；这三种方式不论从科学角度还是从实际出发，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在相关的讨论中，奈达提出：对于那些在结构上不能很好的与印欧语系比如：英语，德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等相匹配的语言，这种方式看起来是非常有前景的。所有的语言都在核心结构方面都存在显著的相似性。因此，如果我们可以把意义分解成这种核心结构，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把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另外，非核心结构也不能完全揭示出潜在的语义关系。例如， “he hit the man with a stick”既可以理解为他用棍子打了那个人，也可以理解为他打了那个拿着棍子的人。这种歧义结构的翻译要根据潜在的意义来翻译。因此奈达提出了三段法，其中第一个阶段包括把原文分解为潜在的核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