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学与玄学之战 简述“科玄之战”科玄论战自 1923 年 2 月开始，一直到 1924 年年底基本结束，历时将近两年之久。整个论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论战的缘起与爆发：从1923 年 2 月张君劢发表“人生观”讲演，到同年张发表长文反击丁文江的驳斥。（2）论战的展开与深入：从 1923 年 5 月梁启超作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 ，到同年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 ，其间科学派、玄学派双方人物纷纷登场，论战愈演愈烈。 （3）论战的转折与结局：从1923 年 11 月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 ，直到 1924 年岁末，其间“科-
2、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 何谓“玄学”？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玄学之“玄” ，出自老子的思想，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 论战主要过程1论战的缘起与爆发. 1923 年 2 月 14 日，张君劢在清华
3、园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力陈“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起于人格之单一性的” ， “科学”则是“客观的、为论理方法学所支配的、分析的、受制于因果律的，起于自然之齐一性的” ， “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 ” 即科学是客观的，它受因果律的支配，方法上则以逻辑与分析方式为主；人生观则是主观的，为自由意志的表现，了解人生观要采用直觉与综合的方法，主张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地质学家丁文江阅后“勃然大怒” ，曰：“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随后，丁氏以万余字长文发表于努力周报 ，丁文江认为，科学与人生观不可分离，科学对人生观
4、具有决定作用， “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 并痛斥张君劢为“玄学鬼” ，论战由此爆发。 张君劢开宗明义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 ；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 ”他接着将科学与人生观加以比较，列举了以下五点区别: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
5、性。 2. 丁文江从五个方面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 “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 。其中有几个论点很值得注意：其一， “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 ”其二， “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若是你所说的现象是真的，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 ”其三， “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 。丁文江在这里列举出人们对科学的三种误解：“向外”的（务外逐物） ， “物质的” ， “机械的” 。他申辩道：第一， “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 ；“张君劢说科学是向外的，如何能讲得通？”第二，科学不仅是“物质的” ；科学对人心大有裨益：“科学不
6、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 ；“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 ；“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 。第三，科学不是“机械的” ；“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 。关于“人生观” 张君劢归纳了丁文江的质问的几个要点，答复如下：“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内容不同，绝对可以分别；即以科学分类，久为学者所公认一端，可以证之” ；“人与动植物同是活的，然动植物学之研究之对象为动植物，精神科学之所研究者为人类心理
7、与心理所生之结果，故不得相提并论” ；“凡为科学方法所支配者，必其为固定之状态。纯粹心理，顷刻万变，故非科学方法所能支配” ；“人生观超于科学以上，不能对抗，故分家之语，不能成立。 ” 3. 论战的转折与结局 陈独秀关于张君劢对于 “事实”与“思想”之关系的观点的辩论：“第一先有了物质的世界这个事实，第二才有能思想的人这个事实，第三又有了所思想的对象这个事实，然后思想才会发生，思想明明是这事实底儿孙，如何倒果为因，说思想是事实之母？” 论战的分析张君劢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现代新儒家更富于哲学意味，甚至有学者说：“现代新儒家是一种文化思潮，更是一种哲学思潮。尽管它在后来的发展中广泛地涉及到不同的思
8、想文化和学术领域，但哲学形而上学始终是它的核心和出发点。 ” 哲学虽然不是科学，但又与科学有许多相通之处，其中之一就是：真正纯粹的哲学与科学一样是没有国界的，不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都是“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东西。在思维进路上，科学的“顺进”是走向“形而下” ，哲学的“逆进”则走向“形而上” 。所以哲学往往是从批判科学的“公理”开始的。 中国哲学也应该是采取这种思维进路的，此即胡適所说的“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意义究竟何在？有人说是“思想史的” ，有人说是“哲学的” ，而 50 年代后的正统说法则是“政治的”“唯物史观”的胜利。后一种说法，或许更
9、能够切中要害。虽然就论战本身而言， “唯物史观派”似乎并不重要，所谓“胜利”云者，更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问题，但是“唯物史观派”的参战确实代表了某种转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此种转向决定了中国现代思想与社会后来发展的总体态势。陈独秀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主张回到“历史观”的层面来回答和解决问题。 “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 ” 论战的结果与意义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认为，不论科学怎样发达也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而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则认为，科学可以解决包括人生观在内的所有问题。这场论战，就哲学观念来说，双方都没有跳出唯心主义的窠
10、臼，但是论战的真正实质并不在于关于科学的评价和哲学的分析，而在于争辩建立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信仰。这是一场关于人生观的争论，这种关于人生观的争论，又是以选择何种社会改造方案联系在一起的。在科玄论战展开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中国青年 、 新青年上发表了评论文章，在基本支持科学派的同时表明了自身的一些观点与看法，揭示了论战双方哲学思想上的唯心主义错误，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科学方法论的传播有着积极作用。作为中国“现代”历史的起点的五四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 ，这是意味深长的：从根本上来看，这是一场“文化”运动。这个“文化运动”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人
11、关于中西对比认识的一种历史性的“深化”：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中国现代“哲学”的三大派别，即自由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中西文化优劣之争的语境中兴起的。被学者确定为“近代以来第一次以纯哲学的形式展开的论战” 、 “中国现代哲学的真正逻辑起点”的“科玄之争” ，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结果，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始于 1915 年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终结。 ” 但是我们同时必须指出，科玄论战的实质仍然是中西文化优劣之争；至少，这场论战的“哲学”维度仍然跟中西“文化”之争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尽管这次论战并未得出、也不可能得出明确的结论，但这次震撼思想界的大论战本身却极有意义。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是近代中国最富哲学色彩的一场论战，探讨了心物关系、实证哲学与人本哲学、理学与汉学、东西方文明等多方面问题；从中国哲学发展角度来看，这次论战意味着中国实证哲学流派的形成，开始突破传统直观把握的宇宙观，标志着中国现代哲学的真正开端。这场论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各主要思想派别有关哲学、科学和东西文化的第一次全面论战。中国现代哲学的长进与不足在这次短暂而热烈的讨论中都得到充分反映，对各思想流派今后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