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徐猛等在广东省开展了福寿螺的体质量、体高、体宽、壳口宽4 个表型性状在城市、乡镇、生境、样方、个体5 个空间尺度上变异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体之间的遗传变异和局部环境（小生境）的差异可能是福寿螺表型性状变异的主要原因，而区域尺度的过程对性状变异不起主要作用（徐猛等，2015） 。郑友等研究了不同水域克氏原螯虾(Procambarus clarkii)群体的形态差异，表明不同水域的群体在形态上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江苏省内不同水域克氏原螯虾群体出现的形态上的差异还只是种内间不同群体间的差异。射阳群体与其他群体在形态上差异显著成为独立的一支可能取决于水体盐度，盐度的增加导致克氏原螯虾的增长率也会相应的下降
2、，全长、体重也会逐步的降低（郑友等，2014） 。邹节新等（邹节新等，2014）调查了鄱阳湖克氏原螯虾的分布现状，并利用聚类分析将鄱阳湖克氏原螯虾分为两个类群，即星子县、永修县、共青城市群体为一类，鄱阳县、新建县、余干县群体聚成一类，两类群似不存在地域上的交叉，但尚不能说明这两类群为完全不同的群体。动物的形态差异往往是其遗传和环境差异共同作用的具体表现，昆虫的形态性状能客观地揭示种群间的差异。赵冲等认为部分地理种群烟蚜(Myzus persicae Sulzer)的形态性状差异显著。18 个烟蚜地理种群中贵州贞丰种群与其他种群相比差异最大，陕西南泥湾、湖南慈利、安徽谯城和重庆武隆种群差异最小，
3、其他种群间的差异程度介于这两者之间（赵冲等，2013） 。由于地理的隔离同一个群体在不同地理区域会出现形态、生理、生态甚至遗传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一般认为是由于水体环境中的水温、不同水域的底质不同以及水体中天然饵料的影响，不同地理群体的表型特征差异是由于遗传变异长期演变的结果导致，所以不同群体的形态差异一般归结为遗传变异和环境因子共同作用所形成的（Gould et al., 1978；Gould, 1969；蔡晓鹏等，2010） 。赵冲等认为部分地理种群烟蚜(Myzus persicae Sulzer)的形态性状差异显著，但Mantel Test显示欧氏距离与地理距离、海拔高度差距都不具有相关性
4、，表明烟蚜种群的形态分化不符合地理隔离模式，烟蚜的形态差异与地理气候有一定相关性，但并不完全随地理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还受到烟蚜的越冬虫源、迁飞能力、寄主多样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形态变异与自然地理气候条件间的具体作用方式还无法明确（赵冲等，2013） 。贵州省各生态区烟蚜（Myzus persicae）种群的遗传分化不符合地理隔离模式，种群间的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无显著相关性，遗传一致度与海拔差距无相关性，种群分化复杂，影响贵州省烟蚜种群的遗传分化的因素较多，可能与贵州省特殊的地形和气候有关（吕召云等，2013） 。梁超等对山东黄岛、山东蓬莱、江苏前三岛及韩国通营的魁蚶(Scapharca br
5、oughtonii)群体形态差异多元分析，结果表明了魁蚶不同种群形态差异明显，这种差异可能是由栖息环境不同造成的，如水温、盐度、饵料等，魁蚶为底栖动物，其形状在一定程度上还与底质的理化性质有关（梁超等，2011） 。刘德经等对福建与江苏的西施舌(Coelomactra antiquata)2 个地理群体形态差异采用多元分析法开展研究，得出栖息于福建长乐与江苏如东沿海的西施舌5 个可量性状均表现出显著与极显著差异，差异系数检验值大于 1.28，差异达到亚种水平的准则（刘德经等，2010）李晓英等对杭州湾与海洲湾的彩虹明樱蛤(Moerella iridescens)地理群体形态差异进行过研究，可能
6、是这 2 个海区的生长温度和栖息的底质等不同，以及它们生活不同海区的盐度和饵料等存在着一定差异，特别是海州湾属黄渤海区而杭州湾处于东海区，中间有长江口和钱塘江口，由于受长江径流的阻挡生物不易通过长江口这一天然界线，形成了 2 个明显的种群（李晓英等，2010） 。罗福广等运用多变量形态度量学研究了中国北海、温州、湛江、连云港 4 个管角螺( Hemi f usus tuba Gmelin)自然群体的形态，结果表明 4 个群体在形态上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与地理分布、环境、气候、生物饵料等因子有关，但差异尚未达到亚种水平（罗福广等，2010） 。古恒光等针对广东湛江、广东汕头、广西北海及海南海口的青
7、蛤(Cyclina sinensis)不同地理群体的形态差异通过多元分析法，得出这 4 种群形态基本相似，其差异属于种内差异，可能是取样的四个群体均分布于南海，各取样点间的地理距离相对较近，生态环境相近，所以其差异程度尚未达到亚种水平（古恒光等，2010） 。对我国沿海鲻鱼(Mugil cephalus)不同地理群体形态差异研究表明，四个鲻鱼群体在形态上的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体型的高低、长短引起的外在形态特征是内在遗传属性的外在表征。3 个黄姑鱼（Nibea albiflora）的遗传变异主要存在于群体内个体间，群体间无显著的遗传分化，说明群体间存在明显的基因交流。但形态学差异大于遗传学差异，主
8、要是由于遗传距离极小的地理群体间，由于环境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这种差异，并表现为形态学特征差异性（韩冰等，2007）。有关群体的形态学研究是通过群体间的外部和内部形态差异对群体进行识别，用于群体识别的形态特征既受先天性遗传因子所决定，也与外部环境等后天因素有复杂的关联（高天翔等，2003）。这些影响群体间形态特征的环境因素有很多方面。例如，不同海区的盐度、水温和洋流等水文条件，以及饵料和敌害生物条件（张永普等，2004）。外部环境条件长期地作用于遗传差异极小的地理群体，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其之间的差异，并表现在外部形态特征上。从另一方面而言，两个不同地理群体之间的生殖交流也可以缩小这种
9、差异。此外，两地之间的人为引种同样会导致遗传多样性的丢失，从而缩小彼此之间的差异。3 个黄姑鱼地理种群之间的形态学差异究竟与其栖息环境的哪些指标有关，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等位基因的变异，这些还需要进一步在环境生物学和遗传学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采用10 个形态性状，对中国5 个海区5 个野生毛蚶(Scapharca subcrenata )群体间的形态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陈蓉等，2009），从聚类分析结果上看，天津塘沽群体和山东青岛群体形态上最为接近，可能是由于天津塘沽和山东青岛海区同属温带海域，底质、温度、盐度以及浮游生物组成等有一定的相似性而造成的。广东湛江与海南海口之间有琼州海峡，与北海有雷州
10、半岛间隔，理论上三地间野生毛蚶基因交流的频率较低，而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广东湛江群体与海南海口群体之间的差异远比广西北海小，而与两个北方群体较为接近。湛江和海南作为海水养殖发达地区，与中国北方及福建等海区存在大量的水产品引种、贸易以及增养放流等活动，不仅可能使南北方养殖群体间基因交流的机会增多，还可能由于养殖品种向自然环境的释放而增加了群体间基因交流的概率。对 2 种不同地理种群七带石斑鱼鱼(Epinephelus septemfasciatus)进行 14 项形态性状的测定，尽管 2 群体在形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尚未达到亚种水平（王新安等，2008） 。未达到累积贡献率大于或等于 85%的
11、要求，说明七带石斑鱼难以用几个相互独立的因子来概括不同群体间的形态差异。2 群体在 ED/BL 上差异系数(1.800) 较高，大于 1.28，其它 13 个性状的差异系数均低于 1.28。蔡晓鹏等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沿海日本囊对虾 5 个地理群体形态差异比较（蔡晓鹏等，2010） ；陈杰等应用 3 种多元分析方法对中国秀丽白虾不同地理群体形态差异比较分析（Chen, J.等，2007） ；Angela 等通过 RAPD-PCR 方法将意大利 18 个地理种群烟蚜分为两大类，并得出遗传距离与地理距离呈正相关（Angela et al., 2006） 。周艺彪等对 21 个湖北钉螺(Onco
12、melania hupensis)种群进行聚类和主成分，从钉螺螺壳形态数量性状上可以将 21 个钉螺种群划分为 3 类，自安徽贵池和枞阳两地钉螺种群间的欧氏距离最少为 0.59，以四川丹棱和湖南华容两地钉螺种群间的欧氏距离最大为 9.83，平均为 4.13。 （周艺彪等，2006）泥蚶(Tegillarca granosa Linnaeus)4 个不同地理种群的 9 个形态性状差异显著，贝壳形状是决定泥蚶不同地理种群的主要性状，其次为铰合齿。从主成分分析可知决定形态变异的第一主成分为壳宽、壳高和壳湿重，实质上是由贝壳形状决定，壳湿重实质上是壳厚的间接性状指标，壳宽和壳高决定了壳外形的凸度，这三
13、个性状是贝壳形状的主要性状。导致泥蚶形态地理变异的主要原因是对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果，环境因子中的水温、底质是决定形态变异的主要因子，这种表型特征的地理变异也是遗传物质长期演变的结果（张永普等，2004） 。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表明，褶纹冠蚌(Cristaria plicata)与三角帆蚌(Hyriopsis cunimgii)形态相近，椭圆背角无齿蚌( A. woodiana elloptica)与球形无齿蚌(A. globosula)外形相似。方差分析和t 检验表明，褶纹冠蚌和三角帆蚌的不同地理种群分别表现出形态上的变异。在褶纹冠蚌的4 个地理种群中，鄱阳湖和涨渡湖的种群在形态上最为接近，这可
14、能与两个湖泊的透明度较低、水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相近有关。梁子湖虽为中型湖泊，但透明度较大，这可能是该湖的褶纹冠蚌与上述两个湖泊的种类表现出形态差异的原因。东西湖的褶纹冠蚌采自“四大家鱼”的亲鱼池中，水质肥，透明度低，饵料生物丰富，水环境与湖泊迥异，蚌类生长快，个体大，在形态上变异最大。壳高和贝壳侧面轮廓综合因子是影响五种蚌的主要因子（魏开建等，2003） 。对中国五大湖地理种群三角帆蚌(Hyriopsis cunimgii)的形态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太湖种群与巢湖种群形态最近，鄱阳湖种群与洞庭湖种群较为接近，而洪泽湖种群与其它种群及群体的趋异程度最大，这种差异可能是由地理差异所致栖息环
15、境条件不同造成的，因为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巢湖地理种群均隶属于长江水系，而洪泽湖种群属于淮河水系（钱荣华等，2003）。尼罗罗非鱼（Oreochromis niloticus）品系“美国”品系、 “埃及”品系、“78”品系、 “88” 品系、吉富品系之间存在差异，五品系间形态差异显著(P 吉富品系 “88” 品系 “78”品系 “埃及”品系。尼罗罗非鱼品系间的形态差异属种内变异，须有多项参数综合判别才能辩别（李思发等，1998）。壳体大小、壳形和壳厚是影响中国钉螺不同地理种群的主要因子（周晓农等，1997） 。参 考 文 献陈蓉, 刘建勇 , 唐连俊, 等. 中国 5个海区不同群体毛蚶形态差
16、异分析J. 海洋科学, 2009(07):64-69.高天翔, 张秀梅 , 柳广东, 等. 10个日本绒螯蟹群体与中华绒螯蟹形态的主成分分析 J. 大连水产学院学报, 2003(04):273-277.韩冰, 艳君, 高天翔. 黄、东海3个黄姑鱼群体和1 个鱼群体的形态学比较研究J. 海洋水产研究, 2007,3(28):23-30.李思发, 李晨虹, 李家乐. 尼罗罗非鱼品系间形态差异分析J. 动物学报, 1998(04):75-82.钱荣华, 李家乐, 董志国, 等. 中国五大湖三角帆蚌形态差异分析J. 海洋与湖沼, 2003(04):436-443.王新安, 马爱军, 陈超, 等. 七带石斑鱼(Epinephelus septemfasciatus)两个野生群体形态差异分析J. 海洋与湖沼, 2008(06):655-660.张永普, 林志华 , 应雪萍. 不同地理种群泥蚶的形态差异与判别分析J. 水产学报, 2004(03):339-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