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独木桥”走出康庄道“包干到户”更上一层楼1980年初，发端于关岭顶云公社的“顶云经验” 在我省农村逐步推开。正当一些支持这一作法的领导信心满怀，准备全力施展手脚推广“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时，“分田单干”仍在当时被一些人视为洪水猛兽，甚至谈“包” 色变！正如此时已担任安顺地区领导的李清泉在全区“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推广工作会议上所说：“ 看来，思想的迷雾还在一些领导同志中仍未散尽。”advertisement code beginadvertisement code end安顺如此，北京同样如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已耄耋之年的杜润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
2、之一。至今回忆起那段“燃情岁月” ，杜老仍激情满怀。2008年8月25日中午，我们在贵州日报原社长、总编辑刘学洙家中电话连线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家，试图进京采访杜老，遗憾的是被告知杜老近来因身体原因不便采访。题记“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1980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专题讨论责任制问题。会上的争论火药味十足。一些人声色俱厉地提出：阶级斗争还搞不搞？学大寨还搞不搞？争论的仍是路线问题。贵州日报公开宣传的“顶云经验” 再次被“千夫所指”。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却在此次会议上“大放厥词” ：责任制不能搞一刀切，要由群众决定、选择。现在群众都说组不如户，我们“包产到户” 已经占生产
3、队总数的11%！周的一番话让会场炸开了锅。激烈的争辩和妥协后，会议最后决定：包产到户的口子可以放得更大一点。争论远远没有结束。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在会上，“包产到户 ”激起了广泛的讨论。从黑龙江的实际出发，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与支持“包产到户” 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有一场生动的辩论。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 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池必卿则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会
4、后，当时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阳关道与独木桥。文章以两位省委书记的对话为引子，阐述“包产到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文章全文，引起极大轰动，广受支持者的欢迎。“包干到户 ”是不是独木桥？各级领导、干部群众、新闻单位进而又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982年春，新华社记者与人民日报记者在贵州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调查，提出“ 包干到户 ”也不是什么“独木桥”，而是花了很大代价，费了很多周折，用了很长时间才摸索出的一条社会主义的“阳关道” ，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的新路子。这个结论，不是哪一个人做出来的，而是党与群众的实践相结合的创造。多少年后，万
5、里同志在谈到农村改革问题时说：这场改革斗争太激烈了。当时不表态就算是支持。中央各部委和各省级领导中有几个支持的？省委书记中，内蒙古的周惠是一个，贵州的池必卿是一个，还有辽宁的任仲夷。虽然池必卿同志为“ 顶云经验 ”在全省、全国的推广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池必卿同志对个人的作用却十分低调。刘学洙在省报总编眼中的池必卿一文中说：“1988年，贵州日报开展三中全会十年征文，我们派记者专访了时已离休的池必卿同志，他在长篇访问记末尾亲笔补写道：“农村的包产到组 和包干到户，是农民反对大锅饭以治穷治懒的创举，任何人都不应当把群众的创举记在个人账上。我们只能说由于贵州当时特定条件，加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建议
6、，我们才较早地取得了全党认识上的一致，才能在1980年普遍地推行到全省。这样讲比较符合实际。”小平同志肯定贵州“包干”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代表的观点受到大部分参会代表的反对。反对者认为：“ 包产到户 ”就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如果不坚决制止，放任自流，沿着这条路滑下去，人心一散，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会丢失。反对者还认为：“ 包产到户 ”调动出来的积极性，是农民个体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1980年1月31日下午3时，中央政治局领导专门听取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情况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
7、、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农委负责人也参加了汇报会。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汇报了会议情况。邓小平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 这样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但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二十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一千美金。上述这段讲话，是自“文革” 结束后，中央领导人首次对 “包产到户”的讲话。邓小平对这场农村改革及其争论十分关注，他不仅仔细听取了万里的汇报，也花精力翻阅了大量有关材料，认真思考。曾对“包产到户” 说“不好回答”的邓小平，经过两个月的深思熟虑后，做出了肯定的回答。1980年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
8、邓小平说，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邓小平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 ，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邓小平关于“ 包产到户 ”的讲话，无疑是划时代的声音。对于贵州省委、安徽省委以及当时在全国率先试行“包产到户” 的四川省委等地的主要领导来说，这无疑是极大鼓舞。邓小平明确指出，“包产到户” 不会影响
9、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这是自“ 文革” 结束以来中央领导人首次对 “包产到户”作出肯定的表态。发表上述讲话两个月后，邓小平于5月31日再次就农村改革发表重要谈话，对“大包干”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他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 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指出：从各地的具体条件和群众的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邓小平在不到两个月内，两次就农村改革发表谈话，为全国的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受邓小平同志讲话的鼓舞，1980年7月15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布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讨论稿，文件编号为省发(1980)38号，以后该文件简
10、称贵州省委38号文件)。提起省委当年38号文件的出台，78岁高龄的老省长王朝文至今充满激情。今年8月25日下午，在老省长家里，他清楚地记得，1980年1月4日，中央批准他为省委书记不久，他又当选副省长，分管农业工作。春节刚过，王朝文就收到了铜仁地委的同志写给中央领导的一个信件的抄件，信中说：“我们山区东一家西一家居住分散，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看来不是资本主义，它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希望中央支持我们，不要说这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收到来信后，王朝文同志心情十分沉重。1979年12月，省委召开四届四次全会后出台和转发的文件规定“三不许” ，即不许以作业组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许分田分土单干，不许超出
11、中央规定的界限搞“包产到户” 。但是，群众和基层干部又强烈要求“ 包产到户 ”。为得到更多基层实情，王朝文一行3人于农历正月初五深入遵义、湄潭、凤冈、务川及四川彭水等地农村调研21天。这次调研，大量的事实更加坚定了王朝文的信心。回贵阳后，王朝文首先向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同志作了汇报，得到池必卿支持后，随后省委召开书记会、常委会广泛讨论，最后决定立即召开电话会，停止在农村纠正“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的作法。在省委决定放宽政策的过程中，各方争议激烈。有人问王朝文：“你这不是公开支持单干，主张资本主义吗？”王朝文冷静地回答：“ 我是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后，才主张搞包产到户的。任你们怎么评说，我坚持实
12、事求是。”回忆起当年激烈争论的“燃情岁月” ，老省长王朝文欣慰地说： “当时，我总算大胆地为民作了主。”负责起草主笔的李菁至今还记得，几乎所有省份都来索要38号文件学习取经。根据贵州经验，当年中央的72号文件写进了这句话：“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干到户。” 正是这句话，为贵州以 “顶云经验”开先河的宝贵经验走向全国创造了条件。当初参与蹲窝坨“ 盟约 ”的陶天银面对我们的采访则乐呵呵地说： “如今问我陶天银，有吃有喝有钱存；过上今天好日子，是哪个的功劳？全靠英明邓小平！”“顶云经验”走向全国顶云公社从1980年开始，全社所有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 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成为全县实行联产承包责任
13、制的一面旗帜，对推动农村的第一步改革起了示范和带动作用。就在顶云经验从“ 定产到组 ”到“包产到户”在安顺农村及贵州农村广泛推行的同时，全国农村的形势也随着邓小平的两次讲话而发生重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关于“包产到户” 的表态，对于当时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禁区起到了关键作用。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提供会议讨论的是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一稿，只说“允许包产到户”，没有 “允许包干到户 ”。会议开始前夕，负责文件起草的杜润生同志来京西宾馆看望池必卿同志。杜润生同志征求池必卿同志对
14、讨论稿的意见，池必卿同志说，贵州搞“ 包干到户 ”的生产队已达30% 左右，讨论稿上没有态度，我们回去是否要纠正？杜润生同志反映了贵州省委的意见。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中央吸取了池必卿同志的意见。在正式发出的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 ，也可以 包干到户 ，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至此，“包干到户”作为一种制度被正式确立。会后，中共中央印发75号文件，文件承认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合法性。在当时的贵州农村，几乎都是 “贫困落后地区”，有了这样一条政策，农民就可以放心地搞“ 包产到户 ”和“包干到户
15、” 了。省委发出38号文件和中央发布75号文件后，安顺地区农村改革步伐加快，到1980年10月，实行“ 包产到户 ”生产责任制的队占 85%以上。据统计，该区实行包产或包干到户责任制的队占95%以上。到1980年底，关岭全县实行“包干到户” 的生产队已由 1980年春天的1293个队发展到1635个队，占生产队总数的96%。“包干到户 ”到底有些什么优越性呢？“包干到户能够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克服吃大锅饭 的平均主义，最大程度地调动生产积极性。” 关岭自治县大坝村二组村民宋德芳回忆：“ 包产到户前，全按男十、女八，姑娘六评工记分，我家每年补口粮款就将近100块钱。1980年包干到户后，我家的人均
16、口粮由1979年的300斤提高到700斤，还收入余粮款35块钱。”“包产到户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加快了生产进程。” 关岭自治县大坡村一组的村民说，“ 包产到户”前，整个生产队有田120 亩，往年打田插秧至少要45天，1980年“包产到户 ”后，前后仅用 19天就实现满栽满插。“增强了社员对搞好生产的责任心，提高了农活质量和科学种田水平。” 大坡村一组原来的老队长说，“实行包干到户后，良种多、肥料足，管理先进，一环扣一环，一抓到底。我们村以前有8亩坡地，土质瘦薄，多年包谷平均亩产都在150斤左右。包干到户后，平均亩产达600斤，比过去翻3番。”鉴于“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给农村带来巨大变化的
17、现实，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农村工作座谈会，着重讨论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形成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纪要(即1982年1号文件)。纪要指出：目前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它的建立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吃“大锅饭” 的弊端，而且通过对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的改进，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使之更适合我国农村的经济状况。纪要指出：“ 包干到户 ”、“包产到户”形式在一些生产队实行以后，经营方式起了变化，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是，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
18、的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由集体统一管理和使用土地、大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接受国家的计划指导，有一定的公共提留，统一安排军烈属、“五保户 ”、困难户的生活，有的还在统一规划下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所以，它不同于合作社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1981年底，贵州省以“包干到户” 为主要形式的生产队达到了 98.1%。1982年3月，安顺地区包干到户的达22539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数的99.2%。1982年中央1号文件对“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界定，彻底地解决了人们对“ 包产到户 ”、“包干到户”的后顾之忧，促进了 “双包”制在全国的广泛推行。到
19、1983年末，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达到了99.5%。从 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每年都在1月1日发出1号文件，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断解决遇到的新问题。至此，我国农村改革踏上一个新的征程。采访手记顶云：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从1976年顶云公社陶家寨生产队的“定产到组” 到1978年顶云公社16个生产队的“定产到组 ”，从1977 年陶家寨生产队的“包产到户”到全国的“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应该说，“顶云经验”作出了很大贡献。1977年春，陶家寨生产队的7位农民在蹲窝坨进行“盟约” 后，全生产队“赌咒发誓”推行 “包产到户”，这比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
20、18位农民“打手模印”搞起“大包干”要早近两年。贵州日报 整版推出“ 顶云经验”1个多月后，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岗生产队才搞起“大包干” ，无疑，今天的顶云乡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可以说，贵州当时正是因为有了1978年顶云经验 的成功探索，才坚定了时任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同志的信心。池必卿同志阳关道与独木桥的名言，不仅是对顶云经验 的大力支持和肯定，而且直接向全国推出了贵州顶云经验。”安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社科联主席李晓如是说。“无论是顶云人，还是小岗人，他们都是在党的指引下，最先探索出了一条包产到户 、 包干到户的道路，他们的探索，一如星星之火，迅即燃遍中华大地，唤
21、起了亿万农民极大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的农业发展一飞冲天。”安徽省凤阳县县委书记马占文接受我们采访时如此说。“顶云经验 ”和“小岗经验”一样，不仅为亿万中国农民打开了奔向小康的大门，还启示和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改革与发展。发源于贵州落后地区关岭顶云公社的这场农村改革，不仅改变了安顺地区，改变了贵州省乃至中国农村的面貌，也影响着我国城市的发展；不仅使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也涉及我国政治体制的逐步改革。这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了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小岗村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顶云乡，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当之无愧。采访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