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古风遗韵课外专题阅读之二美丽诗经 （鲍鹏山）诗经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谜，它有着太多的秘密没有被我们揭开。可是，它实在是太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 诗经是我们民族最美丽最缥缈的传说，可它离我们那么近， “诗云”与“子曰”并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圣经，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判断，甚至我们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蒙它赐予所谓“赋诗言志” 。但它又总是与我们保持着距离“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我们已经把“子曰”完全历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经凿凿可信，铭刻在历史之柱上，而作为“诗云”的诗经 ，却一直不肯降为历史虽然我们也曾认定它与其他经典一
2、样，是史，但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它本来就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愿望” ，如果说它是我们的心灵史，那倒很准确。它确是反映了周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因此为它冠以“现实主义”之名，但它真正的价值是它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痛与爱、愤怒与柔情、遗憾与追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痛苦着他们的痛苦，追求着他们的追求” 。它永远是鲜活的生活之树，而不是灰色的理论与道德教条。虽然，从孔子及其门徒开始，我们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从汉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把它学术化，但它永远是诗，是艺术，是感性的、美丽的，是作用于我们的心灵与情感并一直在感动我们而不是教训我们的。是的，它应该是，也一直是大众
3、的至爱，是我们心灵的寄托与表达。诗经与我们的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事实上，我们无论对诗经本身及其中具体诗篇的解释，还是对诗经的搜集编辑成书、分类标准及意图，及它所呈现出的艺术独特风采，都莫衷一是。莫衷一是的事实表明我们都只是在臆测，在推断，而不是在证明与发现。是的，我可以稍微武断一点地说，有关诗经的现有“学术成果” ，大多数是出于推断与猜测。对诗经中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各持不同见解而互不相让。即便有些问题看起来已经被“公认” ，但那也正是全体的无能为力是全体的无能，从而无力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便只好就这么得过且过，大家一齐装糊涂，往前挨日子。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
4、出身一样，诗经的出身也颇扑朔迷离。关于诗经的搜集、编辑， 诗经既是辑录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年左右的诗歌，至少其中的十五国风产生的空间范围又大得惊人：黄河流域、江汉流域及汝水一带全在其中，那么，如此漫长的时间和如此辽阔的空间，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的诗歌搜集到一起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采诗说”和“献诗说” 。班固的汉书食货志和何休的公羊传注，都有“采诗”之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汉书食货志 ） 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
5、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何休公羊传注） 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却并无任何历史根据。司马迁就没有这种说法， 左传中也无这种说法。但我们却又无力驳斥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只是一个缺乏证据的推断，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在那样一个前提之下时间五百年左右，空间辽阔浩渺那么， 诗经之结集，必有这么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之后，我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来自于“采诗”的说法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来自于“公卿至于列士”的“献诗” 。这种说法也只是国语周语 “召公谏厉王”一段中的
6、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之“诗” ，是否公卿列士们的自作，也成问题。况且，就诗经中大、小雅部分来看，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点名揭批，大约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更有一些诗，据说是写于周厉王时候，如板 荡 桑柔 ，在周厉王以杀人来弭谤的时候，这样的诗，大约也不好献上去。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集中起来的诗，要把它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也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如果这个工作历经多人之手，那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物是谁？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看，它的作者到底是些什
7、么样的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但这确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抗战之前，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等四篇文章，对“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却不见有什么反响。年，朱先生又把这四篇文章和写于年的另一篇文章结集重新印发，以诗三百篇探故的书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仍没见什2么回应。我私下认为朱先生一定颇寂寞，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却没有人来与他讨论，他扔出了白手套，却没有人拾起来。换一个时地，他再扔一次，仍然没有人应战。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过且过。因为这事惹不起，大家一齐都躲起来了。 上述种种学术上
8、的疑问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事实上，正如苏格拉底早就警告过的， “学术”在“美”这样的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纯洁的爱情是没有背景的，真正的文学欣赏也可能正是没有学术性的，我们是否被感动、被感染，是文学欣赏是否发生的唯一标准，而我们是否还能被感动或被感染，正是我们是否具有欣赏能力的重要标志。正如一个人对他所追求的绝世佳人身世背景的过分关注，会让我们怀疑他的真正用心一样，过分学术化的文学研究，也让我们怀疑他是否有“爱”文学的能力，甚至是否真的爱文学，还是仅仅因为这种学术研究能给他带来世俗的好处。所以我有时大逆不道地劝我的
9、学生不要去读学者们的文学史。学术化的东西有时很煞文学的风景。 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东晋名相谢安曾问谢家的子弟们：诗经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后来淝水之战的主帅谢玄答道：“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几句。这几句确实很美，但如果谢太傅问我， 诗经中哪一篇最美，我一定回答说是陈风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亮出来明晃晃啊，那个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条啊，我的心儿扑扑跳啊。 ） 我曾用“天堂的三个元素”来评述这首诗。不是吗？我们可能只是无意中向窗外的月夜一瞥
10、，却看见了如此美丽的一幕。美是一种没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压迫我们，但仍让我们仰望；她温暖、柔和，并不刺戳我们，但我们仍然受伤。她如此接近我们，却又如此远离我们；如此垂顾我们，却又如此弃绝我们。这个美丽的女子，她只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说，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与月已经构成了圆满，我们已无缘参与其间，但她如皎月泻辉般辐射出来的美，还是灼伤了我们的心。对这澄澈圆融的境界，我们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献与之的，也只是这颗怦然而动的心明月、美人和我们的心，是这首诗的三个主要意象。一首诗，竟有如此的大圆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们：天堂只要这三个元素就够了。 诗经首，美丽的诗篇触目皆是，我只是举了个例子。 诗经
11、毕竟是“诗” ，我们要把它当“诗”来读。只有这样，才能挽救被学者们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诗歌的清誉。流泪的滕王阁（潘碧秀）江畔小舟、轻摇的芦苇、南来聚拢的风赣江上一览无余，视野里找不到期待的身影。 我在滕王阁的一隅，独想王勃。 游人的思绪如牵强的秋风，薄薄地依偎在滕王阁穿越时空的坚强里。站在清冷的滕王阁上，睁眼闭眼间全是王勃清瘦忧郁的神情。斜阳拥抱着欲泣的滕王阁，阁影斜斜地躺在江水里荡漾。帝王君子犹不见，槛外长江空自流。寂寞的阁上，觥筹交错的场景不复存在，诗弦管乐也只是附和。我坐在阁的阶梯上独自听江的声音，江波的皱褶里藏着绝代的才子王勃。 阁的忧伤无声息地让我追随。每一寸楼板、每一株丹朱都在我的心
12、弦上颤动。想为流泪的滕王阁续一首诗，诗里面是伤痕累累的王勃。流泪的滕王阁日日孤寂地走入我梦中，独自徘徊复徘徊。我找不到王勃的诗句，无数醒着的黑暗的夜里，枕着阁影到天明。 有人说：所有的风景都会拒绝一部分人，偏爱一部分人，所有人，生来都会属于不同风景。在朝堂上得不到肯定的滕王，一再遭谴受贬，然而层层不得意却抹不掉他悠游于世，歌舞人生的脾性。贬到赣江边任小刺史，他仍意兴遄飞地要为自己建一座阁“拍檀板唱歌，举金樽喝酒” ，吸引文人才子登临放歌。那个仲秋的日子，王勃的“独角戏”正演着。他深望着水天相接的江面，感慨人生如江面枝柯，沉浮复浮沉，一腔激情和渴望却在纸上无羁地飘洒，洋洋一派文章，力透纸背的全是
13、对生活的向往。有人说“厚积”是为了“厚发” ，王勃客居剑南数年，终有了其巅峰之作。滕王阁只不过是显其巅峰昂然之姿的一种凭藉罢了。此时的长安，或许已将王勃淡忘得一干二净。谁会在抚筝时，思绪在筝上游移间，想起王勃？如今，赣江畔的孤鹜年年此时都要背起王勃馈赠给它们的礼物一上一下翩翩地飞，托起无限秋水长天的风情。 “物是人非事事休” ，游人仍在阁上徘徊留连，眺望阁外水云间，心似江水茫茫，欲拍栏杆。浅云灰灰地衬着阁，如一双饱蓄泪水的眼睑。 扁舟载着一截悠悠的阁影，忧郁地前行，涌起的江浪层层间依稀可见当年王勃的风姿。这个自幼饱读诗书，贯通九经的青年，行于线装书中陶陶然的青年，瑟缩在蜀地的乡居里，不再想读书
14、之外的事情。蜀地去长安已遥遥又遥遥矣。无人识君，只有在迷惘中放纵文字：蜀中九日 、 盛泉宴“每有一文，海内惊瞻。 ”（杨炯语）人生有许多门，可其中一些门只对一些人是永远敞开的；不要试图去敲门，去敲人3生遗憾的门。王勃若一心为文，历史也许重新改写吧。可惜，王勃在剑南之地逍遥了二年，终究不甘寂寞，踌躇北上，到河南任参军。书生之迂，终惹大祸，龙颜大怒，险丢小命。人生沉浮反复，王勃心冷了。 一片阁 / 躲在云层下 / 疲倦和黄昏的鸟一样 / 面对江水恸哭。江水缓缓流，终有温柔得叫人落泪的时候。一介书生咬文嚼字，终有让人品错味的时候。该张皇？迷惘？失落？还是愤懑？毕竟人生不是“数点扁舟向斜阳”那样诗意、
15、简单而又直观。人无语，惟有惘怅地醉去。滕王阁不在出产帝王将相的长安，站在这玲珑典雅的阁上，赣江无限风情一览无余，王勃的梦魂可以与阁相依偎至永远了。 昆德拉说：生活是棵长满可能的树。王勃在客居剑南的日子里，也许模拟了日后的种种可能，却没料到人生最绝望的一种可能就立在水中候着。 王勃如断线的纸鸢一头栽进江里去了，灵魂可依附在了江中鱼儿身上？想他经行处会不会开出一江的花来，让鱼儿也欣喜，让鱼儿也惘怅。 斜阳已成余辉，阁上人去，鸟去，空留一片寂寥。5、屈原：无路可走（鲍鹏山）屈原不好写。我几次动笔都叹口气放下了。写屈原的困难在于，我们不知道哪些东西是他的，哪些东西不是他的，这不仅指他的作品，也指人们指
16、给他的那些思想、性情、性格。是的，屈原是一个“箭垛式人物”(胡适语) ，我们后人附会给他的东西太多，在中国古代人物中，没有个人像屈原那样，被人随意或随时代需要而加进去那么多东西。我们固然可以因此说，屈原是一部大书，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中读出自己的东西，每个读者都可以按自己的理解与逻辑来认识屈原，但屈原也因此面目全非、或千人千面，如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屈原的生平留给我们太多的盲点与疑点，为他作传的司马迁情绪激动，心潮起伏，不能心平气和地记录他的身世行踪，大段的主观抒情议论占据了不长的篇幅。司马迁可能意识到对于屈原来说，他的精神远比他的生平事功更重要。由此，后来的屈原研读者只在乎自己的理解能
17、够自圆其说，不自相矛盾，能构成一个可理解的自我体系。这样做事实上也并无不妥。历史的本体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不可复现的，存在的只是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更何况疑窦丛生的屈原?韩非曾疑惑地说，孔墨死后，其不同的后学都自谓孔墨，孔墨不可复生，谁能定孔墨之是非? 我们也可以说，屈原不可复生：我们谁又能定屈原之是非？不同的读者眼中有不同的屈原，屈原的内涵也因为这些附着而越来越丰富，其影响也越来越深巨。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屈原是一个“滚雪球式”的人物。我觉得，屈原之影响中国历史。不在于他的思想，也不在于他的事功。这两点他都不突出。他的思想美政，在离骚中也只有“举贤而授能” “循绳墨而不颇”以及效法先王几条，空洞
18、而且没有原创性。他的事功更只是昙花一现，还没开始便夭折了，以至于在先秦典籍中根本就没有他的名字。赵逵夫先生独具慧眼地在战国策楚策一 “张仪相秦谓昭睢”一节中，考证出该段文字中的“有人”即是屈原，从而证明了先秦确有屈原其人。但这也恰好证明了屈原在先秦之无名望无影响，以至战国策中以“有人”来代称他。如果没有他精彩绝艳的楚辞，他极可能淹没在历史的尘沙之中，连同他的痛苦、不幸与委屈。屈原之影响后代，乃是因为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个性对社会的失败，理想对现实的失败。屈原在他的作品(主要在离骚 和九章) 里淋漓地展现了这种失败。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关独特的个人与社会、历史发生冲突并
19、遭致惨痛毁灭的记录。在此之前的诸子及所谓儒家的六经，都只是对所谓社会秩序、历史规律的认知包括价值认同，并没给独特个体及个性留多少余地，而诗经中的为数不多的个性痛苦(指个体在社会体制中的感觉记录，也因“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黯淡无光。比屈原稍前的庄周已经看出了个性与社会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的必然性，同时他也悲观地认识到在这场正面冲突中失败的一方只能是个性。故而他避开了社会冷酷的锋芒，避免与之发生冲突。他几乎是不战而退。而比屈原稍后的荀子(注意这三人都与楚文化有关系)，则是通过对人性的否定，进而否定个性，否定独特个体的道德价值，或者说，否定个体在社会秩序之外的独立价值。唯独屈原，既要坚
20、持个性，又要坚持以自己的个性去改变世界，以个性的温热去融化那冷酷的秩序。因此，他的失败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历失事件，也是人类永恒的悲剧。甚至我们可以把他的作品看成是有关人类自由、幸福的启示录。他以至善至美的古圣贤作自己立身行事的榜样天真的屈原并不知道，这些古人的“至善至美”是后人的想象甚至是有意的欺骗，他更不能知道，至善至美往往便不能与现实并存，因为至善至美便不能宽容。聪明的庄子看到了这种历史骗局，他推倒一切圣贤，把他们通通置于他的戏侮之下；犀利的韩非更是从唯物的角度拆穿儒家的美化，把古人推下神坛。而屈原对这些道德原则是“真诚地信奉” ，甚至还把自己看成是古圣人的影子，并把自己当成是古圣人意志的现
21、世体现者。由此便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他把君主应4当“效法先王”的命题(这也是稍前于他的孟子的主张 )不经意地就变成了君主应当“听信贤臣” ，应当对贤臣信任、重用、守信而不改，因为这样的臣子就是先王意志的化身。 “先王“由一种抽象的精神传统具体为个活生生的人，与君主对峙。屈原就是这样与楚怀王对峙着。当然，与孟子一样，他不能明白的还有，道德模范式的圣人及其个人魅力决不是现行体制的对手!所谓的“法先王” ，不过是一种幼稚而天真的愿望而已！当楚怀王背弃“成言” ， “悔遁而有他” （离骚 ）的时候。屈原才发现， “君可思而不可恃”(惜诵 ） ，这时他感受到了个人在体制中的委屈与孤独。 惜诵一篇所倾诉的就
22、是这种委屈与孤独。甚至他认定一国之中没有一个人能理解他， “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渔父)，他慨叹“人之心不与吾心同”（抽思)，至此，他就把自己放在整个世界的对立面去了，不仅是一个庸君，几个奸臣小人，而是所有人。一个人站到所有人的对立面是什么结果?可悲的是，屈原在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但大多数人并不能对他援之以手姐姐骂他，不支持他，还要他屈服；太卜郑詹尹很有分寸地缄口不言；渔父甚至对着他“莞尔而笑” ，唱了一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来讽喻他，然后是“不复与言” 。在别人的眼里，他太固执，太钻牛角尖，不容易对话与沟通。屈原就只能死在孤独之中，死在庸君的昏聩、奸人的险恶以及大众的沉默中了。忽
23、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赵逵夫先生认为离骚中的”求女” ，乃是“求知音” 。而“无女”当然也就是无知音，屈原笔下的“求女”都是失败的，屈原的知音在后代，而不在当代。他的最早的知音大约是贾谊，一个年轻有为而又多愁善感情绪不稳的书生，天才政治家，当然也同屈原一样是一个失败者。当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时，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后来司马迁把他两人合传，不问时代又无学术承传而合传，除刺客列传 游侠列传外仅此一例。显然，这三种传记，都取的是精神上的承传，际遇的相似。我有时犯糊涂，不知道司马迁是因为贾谊的遭遇像屈原才把他续传在屈原的后面呢，还是因为要传贾谊才想起此前还有一个更哀婉动人的屈原。我觉得后一种可能性
24、大一些。是贾谊的追悼使屈原回到了人间，而此时，距屈原自沉汨罗，已是“百有余年”了。屈原也缺少孔、墨、孟、荀等人的达观。他毕竟不是冷静从容的哲人，他是诗人。同时，他也缺少他们曾经有过的苦难磨炼。当屈原 20 岁行冠礼作橘颂时，他是何等儒雅自信，前途远大。而孔孟等人此时还在社会底层挣扎，受尽白眼与辛酸。因而他们有韧性，他们不像屈那样高贵，孔孟都干过一些贱人才干的“鄙事” ，墨子本来就是“贱人” ，当过吹鼓手、委吏、乘田，被人从宴席中赶出来。而屈原，他纯洁无暇的贵族血统与心性使他无法面对失败。在失败面前他不能沉默，不能隐忍，不能迂回，不能无闷。他呼喊，他叫屈，他指责，他抗争，于是他得到的是更大的打击
25、与蔑视，是别人对他的彻底的失望。他掸去灰尘，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他凛然地站在邪恶的对立面，与他们剑拔弩张。一点也不含蓄，一点也不躲闪，一点也不讲策略，他怒形于色，他给对方看他的伤口，以便让对方知道他的仇恨与报复心切。他由此遭到邪恶的全面彻底的攻击。邪恶无法容忍他的存在，因为他把自己摆在与邪恶你死我活的对立面上，邪恶即使仅仅为了自己的活，也要让他死。而屈原的伟大与可贵也正在这里：他不理解邪恶与不公。他无法和他们和平共处，哪怕是虚与委蛇。他谨持着他理想的绝对纯洁，是的，他至死也不曾丢失一寸土地，他是代表独特个体而与社会宣战的最伟大最惨绝人寰的战士。因为他的绝不让步，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堕落，而他的
26、这种行为必然会遭到一些孱头的批评。比如杨雄与班团。杨雄看到了人性自身的弱点与功利趋避。他要个性收敛自己的光芒与芬芳，降低自己的精神品位，从而与世俗取齐。他认为与其与对方弄得鱼死网破，倒不如以自己的苟活换得对方的宽容，或者以自己对对方的宽容忍让换得自己的苟活。他大概是在为自己依附于王莽作辩护吧? （杨雄反离骚 ）而班固，本来就是一个见识不高的人。他臧否人物往往持论乖谬得令人莫名其妙。他认为君上是不能批评的，小人也是不应该斗争的，而屈原则偏偏“责数怀王” ， “竞乎危国群小之间” （班固离骚序 ） ，所以屈原简直是咎由自取了！我以为，班固对屈原的批评，如同青铜对铁的批评。不，是青铜做就的、贵族手中
27、把玩的酒器溺器，对钢铁铸成的叛逆英雄手中青锋长剑的批评。屈原坚定地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屈原爱君、恋君，这只是因为只有楚怀王才能实现他的理想，对那个顷襄王，他就毫无思慕之情。因为他对这个憨大孱头不抱任何希望。他是一个个性极强，意志极强，脾气也极坏的人，是一个极自尊的人。他的作品是“发愤以舒情”的产物，是无休无止的“怨“，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刘安、司马迁所标揭出来的，就是屈原的“怨君”及其合理性，而班固则只承认屈原“忠君” ，而不满于他的“怨君”了。班固的这一改5造，便形成几千年的沉沉大雾：由“忠君”(班固) 到“忠国”(王夫之)再到现代的“忠民” 。但我这里要恢复屈原的本来面目：
28、他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感觉，忠于自己的良心！九歌是屈原生活以外的作品，体现的却又恰是屈原内心的柔情。他本来应该生活在“九歌”的境界中的，他应该是“九歌 ”中的人物：浪漫、多情、敏感，诗意纵横，文采斐然。 九章是屈原生活的记录，却又是屈原内心中最无奈的遭遇。 九歌和九章实在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一个是炼狱之火，死去活来。屈原就挣扎在这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最柔情的人碰到最冷酷的现实，最纯洁的人落在最肮脏的泥塘。一个如此遵循心灵真实的人不得不应付现实的虚伪；一个如此热爱真理与正义的人却得不到真理与正义的庇护是的，是我们以血肉之躯支撑着真理与正义，而不是真理与正义在支持着我们
29、的事业!屈原之死往往使我想起另一个楚人之死：项羽。两人都是自杀，且都死在水边：屈原自沉于汨罗之波，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两人都死于自己对别人的不容：项羽决不宽容秦人。这两人的死，可能暗示着，我们民族的一些真性情死了。我们民族最殷红的血流失在水中，被冲淡了。乡愿活着，滑头活着，奸诈活着。他们使这个世界的生态更加恶化，更不适合人的生存。屈原确实偏激。岂止是偏激，屈原还有许多别的缺点。但我总以为偏激的人往往有真性情。更重要的是，偏激的人往往不是小人因为小人总是很圆通的。况且，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屈原是一个心性褊狭的人，是一个因为太纯洁而褊狭的人。屈原是一个不稳重的人，是一个因
30、为太多情而不稳重的人。他脆弱，却是因为他太珍惜一些东西，在这点上他又有真坚定，真强大。他也浮躁，因为他执着理想而不能片刻安于现实。他在他的理想中陶醉着，时时被他的理想鼓舞着，以至有时失却了现实感。他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则正因为他有一切世俗“政治家”所不具有的那种政治热情，以及对政治的信念这一点，他与孔子相同。他认定：政者，正也不正的东西不是政治，政治手段应与政治目的一样纯洁无暇，无懈可击。就从这地方，他开始越来越不像“政治家” ，并在现实政治中遭致失败。但他无疑是我们理想中的大政治家，如周公、孙中山、华盛顿、林肯。无操持与性情的“诗人”往往成为政客，富于理想的政治家则往往成不了真正的诗人
31、。屈原就这样由失败的政治家变成了卓绝百代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浪漫的诗人。他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诗艺上，都不可能是写实的。现实的土地上有那么多的丑恶，他怎么能在这上面安然地生存，诗意地栖息?这当然又是“诗意地栖息”在现实大地之上的众多当代诗人学者无法理喻的。他们不能望屈原的项背，但他们说他们是因为不屑。他们的生存智慧确实高出屈原。屈原”无路可走”(刘熙载语)，自杀了，他们却活着，并且越活越觉得四通八达，越活越有诗意。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有优势：他们能说话，能抢占话筒，总能“变白以为黑，倒上以为下” 。当黄钟被毁弃的时候，瓦釜就开始雷鸣了。屈原与现实中的苦难势不两立，而他们却能游刃有余，甚至与之搞合
32、作，讲互利。他们策高足，踞路津，在屈原与邪恶战死的地方，他们开始讨论幸福。“孤危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涵深哀焉。 ”(鲁迅)屈原死了，我们苍白了。魂兮归来！6、武侯祠前的沉思（梁衡）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名人，但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中国大地上有无数座祠堂，没有那一座能像成都武侯祠这样，让人生无限的崇敬，无尽的思考和深深的遗憾。这座带有传奇色彩的建筑，令海内外所有的崇拜者一提起它就生一种神秘的向往。 武侯祠坐落在成都市区略偏南的闹市。两颗古榕为屏，一对石狮拱卫，当街一座朱红飞檐的庙门。你只要往门口一站，一种尘世暂离，而圣地在即的庄严肃穆之感便油然而生。进门是一庭院，满院绿
33、树披道，杂花映目，一条五十米长的甬道直达二门，路两侧各有唐代、明代的古碑一座。这阴绿的清凉和古碑的幽远先教你有一种感情的准备：我们将去造访一位一千五百年前的哲人。进而门又一座四合庭院，约五十米深，刘备殿飞檐翘角，雄踞正中，左右两廊分别供着二十八位文臣武将，过刘备殿，下十一阶，穿过庭，又一四合院，东西南三面以回廊相通，正北是诸葛亮殿。由诸葛亮殿沿一红墙和翠竹夹道就到了祠的西部惠陵，这是刘备的墓，夕阳抹过古冢老松，教人想起遥远的汉魏。由诸葛亮殿向东有门通向一片偌大的园林。这些树、殿、陵都被一线红墙环绕，墙外车马喧，墙内柏森森。诸葛亮能在一千五百年后享此祀地，并前配天子庙，右依先帝陵，千百年来香火不
34、绝，这气象也真绝无仅有了。 公元 234 年，诸葛亮在进行他一生的最后一次对魏作战时病死军中。一时国倾梁柱，民失父相，举国上下莫不悲痛，百姓请建祠庙，但朝廷以礼不合，不许建祠。于是每年清明时节，百姓就于野外对天设祭，6举国痛呼魂兮归来。这样过了三十年，民心难违，朝廷才允许在诸葛亮殉职的定军山建第一座祠，不想次例一开，全国武侯祠林立。成都最早建祠是在西晋，以后多有变迁。先是武侯祠与刘备庙毗邻，诸葛亮祠前香火旺，刘备庙前车马稀。明朝初年，帝世之胄朱椿来拜，心中很不是滋味，下令废武侯祠，只在刘备殿旁附带供诸葛亮。不想事与愿违，百姓反把整座庙称武侯祠，香火更甚。到康熙年间，为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改建为君
35、臣和庙，刘备在前，诸葛在后，以后朝廷又多次重申，这祠的正名为昭烈庙（刘备谥号烈帝） ，并在大门上悬以巨匾。但是朝朝代代，人们总是称它为武侯祠。直到今天。 “文化大革命” ，曾经疯狂地破坏了多少文物古迹，但武侯祠却片瓦未损，至今每年还有二百万人来拜访。这是一处供人感怀、抒情的所在，一个借古证今的地方。 我穿过一座又一座的院落，悄悄地向诸葛亮殿走去。这殿不像一般佛殿那样深暗，他为丞相治国之地，殿柱矗立，贯天地正气，殿门前敞，容万民之情。诸葛亮端坐在正中的砻台上，头戴纶巾，手持羽扇，正凝神沉思。往事越千年，历史的风尘不能把他从沉思中唤醒。他的左右是其子诸葛瞻，其孙诸葛尚。瞻与尚在诸葛亮死后都为蜀汉政
36、权战死沙场。殿后有铜鼓三面，为丞相当初治军之用，已绿锈斑驳，却余威尚存。我默对良久，隐隐如闻金戈铁马声。殿的左右两壁书着他的两篇名文，左为隆中对 ，条分屡析，预知数十年后天下事；右为出师表 ，慷慨陈辞，痛表一颗忧国忧民的心。我透过他深沉的目光，努力想从中发现这位东方“思想家”的过去。我看到他在国乱家丧之时，布衣粗茶，耕读山中；我看到他初出茅庐，羽扇轻轻一挥，八十三万曹兵灰飞烟灭；我看到他在斩马谡时那一滴难言的混浊泪；我看到他在向后主自报家产时那一颗坦然无私的心。记得小时候读三国 ，总希望蜀国能赢，那实在不是为了刘备，而是为了诸葛亮。这样一位才比天高，德昭宇宙的人不赢，真是天理不容。但他还是输了
37、，上帝为中国历史安排了一处最雄壮的悲剧。 假如他生在古周、盛唐，他会成为周公、魏征；假如上天再给他十年时间，他也许会再造一个盛汉；假如他少一点愚忠，真按刘备的遗言，将阿斗取而代之，也许会又建一个什么新朝。我胸中四海翻腾作着这许多的“假如” ，抬头一看，诸葛亮还是那样安静地坐着，目光更加明净，手中的羽扇像刚刚轻挥过一下。我不觉可笑自己的胡思乱想。我知道他已经这样静坐默想了一千五百年，他知道天命不可违，英雄无法造一个时势。 一千五百年前，诸葛亮输给了曹魏，但他却赢得了从此以后所有人的心。我从大殿上走下，沿着回廊在院中漫步。这个天井式的院落像一个历史的隧道，我们随手可翻检到唐宋遗物，甚至还可以驻足廊
38、下，与古人、故人聊上几句。杜甫是到这祠里最多的。他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唱出了这个悲剧的主调。院东有一块唐碑，正面、被面、两侧或文或诗，密密麻麻，都在与杜甫作着悲壮的唱酬。唐人的碑文说：“若天假之年，则继大汉之祀，成先生之志，不难矣。 ”元人的一首诗叹道：“正统不惭传千古，莫将成败论三分。 ”，明人的一首诗简直恨历史不能重写了：“托孤未负先君望，恨入岷江昼夜流。 ”南面东面两廊的墙上嵌着岳飞草书的前后出师表 ，笔走龙蛇，倒海翻江，黑底白字在幽暗的廊中如长夜闪电，我默读着“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读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看那墨迹如涕如泪，笔锋如枪如戟，我听到了这
39、两位忠臣良将遥隔九百年的灵魂共鸣。这座天井式的祠院一千五百年来就这样始终为诸葛君的英气所笼罩，并慢慢积聚而成为一种民族魂。我看到一个个的后来者，他们在这了扼腕叹息、仰天长呼或沉思默想。他们中有诗人，有将军，有朝廷的大臣，有封疆大吏，甚至还有割据巴蜀的草头王。但不管什么人，不管来自什么出身，负有什么使命，只要在这个天井小院里一站，就受到一种庄严的召唤。人人都为他的凛然正气所感召，都为他的忠义之举而激动，都为他的淡泊之志所净化，都为他的聪明才智所倾倒。人有才不难，历史上如秦桧那样的大奸也有歪才；有德也不难，天下与人为善者不乏其人，难得是德才兼备，有才又肯为天下人兴利，有功又不自傲。历史已经过去，我
40、们现在追溯旧事，也未必对“曹贼”那样仇恨，但对诸葛亮却更觉亲切。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历史战争中并不单纯地为克曹灭魏，他不过是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实验的一个载体。他借此实现了作为一个人，一个历史伟人的价值。史载公元 247 年，“恒温征蜀，尤见武侯时小吏，年百余岁。温问曰：诸葛丞相今谁与比？答曰：诸葛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没后，不见其比。 ”此事未必可信，但诸葛亮确实实现了超时空的存在。古往今来有两种人，一种人为现在而活，拼命享受，死而后已；一种人为理想而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不管他的官位多大，总要还原为人；不管他的寿命多长，总要变为鬼；而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幸被百姓筛选，历史擢拔而为神，享四时之祀，得到永恒。 我在祠中盘桓半日，临别时又在武侯像前伫立一7会儿他还是那样，目光泉水般的明净，手中的羽扇轻轻抬起，一动也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