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商人为什么缺少安全感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子弹在飞有关企业家安全感问题,有点“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当事人说起来也貌似难以聚焦，却委实让人纠结，而时常“心有戚戚焉”。实际上，就此问题接受中国商人访问，或者干脆秉笔直书的企业家朋友们所关心的安全感，并非那种“出门教导年轻人”与“ 回家教儿子”之间，可以有所不同的东西。多数人担心的不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可能遇到的“季风性气候”，而是包括企业家群体在内，保障每个普通人基本生存、发展与社会福利的机制和大环境不至于发生太过莫测的可能性。尽管前者可能导致企业陷入生死存亡的窘境，毕竟还尚有规律可循。后者却可能使所有人错失采取行动的机会它不完全是由市场因素决定
2、的，它会让人的努力怎么看都有点“不靠谱”。“你带着老婆唱着歌，吃着火锅出了城，突然就被土匪劫了！”，一句带有姜文式黑色幽默的台词牵动了社会大转型时期，潜伏在人们心中那根脆弱的神经。企业家同样不期望这发生在民国时期无孔不入的荒诞性，因为它使得战略制定和危机管理失去前提，也使一种有可能带动大多数人创造幸福生活的企业家精神失去发育的土壤。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先生，将企业家群体称之为“濒危物种”，这位以强势的硬汉形象出现于各种场合的创业型企业家，他在文章里回顾了一段比悲情小说更令人震撼的情节：2005年年底，与我同居一城的德州晶华集团董事长、53 岁的苗建中在家中自缢身亡令我震惊和心痛，没想到这么残酷的
3、事实竟然发生在我的身边。我和苗董事长是多年的老朋友，在此之前，我们还曾一同去过德国与黄鸣遭受的心灵打击情节有所区别的是丁磊，他不能接受的现实也竟然跟小老百姓完全一致，中国作为一个美食大国，何以沦落到连馍头都会出问题的地步？对前途的疑虑导致各自不同的选择，而普遍的反省则导致企业家群体在努力适应社会转型期非常气候同时，希望通过能够为全体民众得到认同的信念和行动，来优化下一代必将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大环境。他们深知：个人财富，商业模式，每个人未来的命运，都不可能建立在制度、文化和信仰的流沙上。中国企业家这种对前途共有的焦虑和求解，被新世纪19.14 -1.75% 股吧初叶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一系列全球大
4、变局蒙上了一层集体无意识情调，从而带有一定的公共道义色彩：即科技、财政和商业的“进步”究竟给我们制造了更多的麻烦还是创造了更多的福祉？如果是前者，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已经无法从巨额个人财福中得到安慰的企业家，才是最根本的打击。旗帜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杨守彬将这种深重的精神困境总结为“摆脱不确定性”的努力。他描述了在全球大环境下三种典型企业家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其一、亲近政府和政策，寻找优势资源和发展空间，以是否“站错队”来评估潜在危机；其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贴近市场和公众，期望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和价值服务占领市场并收获财富；其三、在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寻求机遇，期望改善微观环境。杨守彬觉得这三类群体
5、的努力都有点无奈，不可能是究竟意义上的靠谱，因为企业家所能做的和影响范围非常有限。同样跟杨守彬有所区别，作为在中国少有的一群以“阳光模式“致富的 IT 企业家代表之一，丁磊对过去十年的个人感受是：非常透明和矛盾的十年。因为从 2000 年至今，是互联网主导的信息时代，一切有关个人际遇和社会变动的事件都似乎被置放在一个透明的实验室而极度放大。这个时代，新技术、新模式不断呈现新的商机和可能性，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企业、企业家对于市场的控制能力和某种曾经持续创造奇迹的运营理念看起来都在衰弱下去。作为中国年轻人创业标杆性人物的丁磊在文章中回顾说：2003 年我曾看过一本叫基业长青的书，里面研究了全球十
6、几家超过 50 年历史的公司，包括 IBM、索尼、柯达、SUN等，你会发现这里很多企业其实就是在这十年中突然遭受了巨大打击，有些公司倒了，有些公司开始走下坡路，当然剩下的也有活得不错的，比如沃尔玛等如此看来，新世纪初期的十年就像一个出人意料的严冬，所有的偶像级企业和企业家不一定只在其生命的黄昏倒下，而是每时每刻，都可能以一种奇特的、令人困惑的方式忽然消失。那么，在似乎不可理喻、能把人耳朵冻红的严冬，你的安全感建立在什么样的信念上？你将带着一张什么样的脸去旅行？中国商人生存环境调查报告近年来，国有企业携政策、法律、资金、资源等优势，强力扩张，挤压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让许多民营企业家倍感压力。不仅
7、在国企垄断的传统领域，甚至在部分竞争程度较高的领域也听到了国资挺进的号角。人们担心，新一轮“国进民退”的旋风正席卷更多非传统国资涉足的领域，从而进一步挤压民营企业发展空间。2010 年 8 月，中国工商联调查发布了一个简单的不等式：500 强民营企业的利润总和比不上两家央企巨头。这一数据让人们看到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差距，令人不禁想问，民营企业到底路在何方？2011 年 2 月 17 日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上发布的2010 年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调查报告指出：尽管民营企业家总体看好中国经济发展，但大多数企业家表示在与国企和外企竞争中倍感压力，认为政策环境是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8、，而政策的公平性和稳定性是企业家最为普遍关注的问题。民营企业在竞争中倍感空间受挤压调查显示，近七成(66.7%) 民营企业的老总称在与国企和外企的竞争中，感觉到压力大，其中近两成(18.9%) 的老总表示 “压力非常大”。其中，中小企业，尤其是二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压力更大。调查进一步发现，造成其压力的原因既有来自市场的因素，也有来自非市场的因素。在非市场因素方面，政府政策倾斜度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所有表示“有压力”的企业家中，34.2%的人认为政府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政策倾斜力度不一样，15.7%的人认为政府给民营企业的优惠政策远不如给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着力，可见国
9、有企业的先天政策优势和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是让民营企业倍感压力的重要原因。此外，调查还显示，半数(50.5%)企业家表示政府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政策上有失公平，其中认为“非常不公平” 的比例为 11%。进一步分析发现，服务业、中小型企业对政策有失公允感受更强烈。其次，在市场因素方面，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是民营企业家感到压力的另一重要因素。数据显示，35.7%的企业家表示其压力源于在与国企和外企竞争中，企业运营成本的增加。此外，有 22.9%的企业家表示其企业与国企和外企在争夺优秀人才上竞争激烈。此外，与国企和外企在市场价格(20%)、品牌知名度(20%) 和技术革新 (15.7%)等方面的较量比
10、拼也是企业家感到压力的另一些因素。政策变动令民营企业疲于应对近年来政府各个部门对经济活动的调控越来越频繁。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提高了未来不确定性，这让很多民营企业家们疲于应对，甚至感到不安。本次调查显示，近八成(77.6%)企业家认为国家政策变动对其企业的影响程度较大，其中有 24.3%的企业家认为“非常大” 。而对于国家大力调控的房地产行业，其受政策影响的程度更大。此次调查的 21 位房地产企业老总中，有 19 位表示政策变动对其企业影响大，比例高达 90.4%。其中 10 位认为“影响非常大”。分析还发现，对于不同规模的企业，政策变动对其影响程度有所不同。26.7%的中小企业的企业家认为影响
11、“非常大” ，这一比例比大型企业的企业家(11.8%)高出 15 个百分点。此次调查访问的很多企业家认为，目前民营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还是政策方面的问题，其中政策公平性和稳定性问题最受关注。多数企业家 http:/www.uu11.tv 认为，在中国，要想企业发展得好，跟紧政策和跟对政策是民营企业家的必修功课。为了做好功课，企业家们往往会在研究政策、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和如何获得话语权上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以应对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实际上，民企空间的萎缩感也正体现了当前公权力与市场此消彼长的关系。逾四成企业家称媒体报道不客观一直以来，媒体对“问题富豪”、 “不良企业”等的报道，加强了公众
12、对企业家群体负面认识。其实，对于社会上的很多大企业，公众是有期待的，希望这些企业能够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希望能够诞生一批国际品牌，做强做大。然而， “毒奶粉事件”、无良煤老板、昔日首富先后身陷囹圄、企业家炒作股市楼市等现象让不少公众感觉很激愤。而媒体往往将这些新闻点夸大，以迎合民众情绪。那么，作为这些新闻事件的主角，企业家如何看待媒体的报道，又有多数人受到舆论讨伐的影响呢？2010 年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调查报告指出：企业家自认在与媒体关系上是弱势群体，逾四成企业家认为媒体对企业家群体的报道不客观，三成企业家受到舆论道德“讨伐”的负面影响。当前，媒体报道常常提及“问题富豪”，把富豪和问题连在一
13、块，觉得民营企业家官商勾结、假冒伪劣等等。然而此次调查显示，逾四成(42.9%)企业家认为，媒体的报道往往并不是事物的全貌，有时候有欠客观。另外三成(30.5%)企业家则认为媒体对企业家群体的报道还是相对客观的，被曝光的企业或企业家属于本身“案底”不够清白。调查还显示，对于企业家群体与媒体之间的关系状态，近三成(28.6%)企业家认为，企业家在媒体面前基本没有话语权。而另外近七成(68.1%)企业家则持更加理性态度，认为“企业家在不同事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一样。 ”只有 2.4%的企业家认为企业家群体比较强势，可以影响媒体舆论方向。公众的道德讨伐让逾三成企业家受影响对于社会公众曾经掀起的对企
14、业家“原罪”问题的讨伐，以及公众普遍对企业家“为富不仁”的认识，有逾三成企业家表示受到了负面影响。其中 19%企业家承认社会舆论环境已经对其产生了一定的道德压力，另外 15.7%企业家认为这有损其本人和企业家群体的形象。此外，2.9%的企业家表示社会舆论环境已经对其平时工作和生活造成影响。总体来看，公众的道德“讨伐”对 37.6%的企业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于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认识，此次受访的企业家们表示感到颇为尴尬和无奈。他们觉得，一方面公众没有看到作为富人阶层的民营企业家是用其冒险、创新和努力换来的回报，没有看到企业家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确实有些民营企业家有爆发户心态、不顾道德法律、
15、官商勾结、生活腐化，在社会上树立了不良形象。但是，他们认为公众和媒体应该辩证看待。企业家财产和人身安全感缺失调查发现企业家安全感却较低。对于当前法律环境是否能够保障其财产安全，28.6%企业家认为 “不安全” ，其中认为“ 不太安全”的企业家占 23.8%，认为“非常不安全”的占 4.8%。此外，当问及平时是否担心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时，竟有近四成(38.1%)企业家表示担心，其中 28.1%的人表示“比较担心”，而 10%的人表示“非常担心”。企业家群体是伴随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诞生的，他们分享着市场经济的财富成果，获得市场创新带来的成就感，得到社会的尊重。然而公众多相信中国的富人都是有“原罪”的，公众中也有一定的仇富心态，加之对制度和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这让不少企业家缺乏社会安全感。此外，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也没有被人们充分认识，作为纳税人也没有享受相应权力，加之相关话语权的缺失，这些让企业家又缺乏相应的社会认同感。 “两感”的缺失反映出了表面光鲜的企业家背后矛盾和纠结的心态，这也是促使他们纷纷选择“逃离”、移民海外的理由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