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文讨论的主题是：改革以来，支撑中国经济“辉煌”成就的支柱之一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 ，然而，为什么维持“世界工厂”运转和盈利的上亿劳动者反而不能正常地分享到中国经济繁荣的成果呢？在一个至今仍然宣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理论上应该成为“救世阶级”的工人阶层为何会沦为世界各国蓝领当中境遇最为悲惨的一个群体？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春秋中文社区 http:/一、 “中国制造”：庞大的血汗工厂在中国近 30 年的经济发展中， “中国制造”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国依据“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构架对外经济关系，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中国制造”在世界各
2、国攻城掠地，一些产品拥有极高的世界市场占有率。许多数据都展现了“中国制造”曾经拥有的辉煌：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增长了近 3 倍，比全球制造业的增长速度快 10 倍1。中国制造的三大主要类别玩具业、制鞋业与纺织业，成了世界市场同类产品的主力。2006 年，中国玩具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高达 70%2；鞋类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 53%以上3；而纺织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则从 1986 年的 5.35%上升到 2005 年的 24.03%，以每年 8.93%的速度递增，从1995 年起连续 10 年保持世界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位置4。由于 “中国制造”的支撑，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在 G
3、DP 中所占份额不断上升，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占GDP 的比例）越来越高，2000 年还只有 44.5%，2004 年就已经升至 69.9%。5 “中国制造”遍及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并以低廉价格获得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以进口“中国制造”产品居中等水平的德国市场为例，近年德国对华贸易的增长也非常迅速。据德国联邦统计局 2008 年 5 月发布的统计数据，从 2000 年到 2007 年，中国产品的进口量增长了 3 倍，中国已成为德国位居第三位的重要贸易伙伴，仅次于法国和荷兰；与其它国家略有不同的是，德国引进的“中国制造”当中，办公设备、电脑设备与元件占 18.6%，其次是电视、无线电
4、和电器元件 6。1是什么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物质极度短缺的状态迅速过渡到向世界各国源源不断地供给各种产品，到底依靠什么？且来看看引起世界恐慌的“中国制造”的背后。 “中国制造”依靠两大因素支撑，一是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二是巨大的环境生态损耗。正是依靠严重透支的劳动者生命福利与环境成本， “中国制造”才得以维持价格低廉的“优势” ，成为“世界工厂” 。对“世界工厂”这一称谓，中国最初是坦然接受，并将此当作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标志。但近年来支撑“中国制造”的两大因素日益暴露出其致命弱点，由于劳动者的人权受到严重剥夺，生态环境也日益恶化，到本世纪初，中国原来矜
5、夸的 “优势”竟然成了中国经济的软肋。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劳动力工资低下造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萎缩，导致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持续走低，与1980 年代前半期消费率维持在 53%到 51%的状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日益繁荣，国民经济的消费率快速下滑，在短短的 4 年内，就从2000 年的 48.0降至 2004 年的 41.4%7。消费率的高低和走向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从经济发展当中获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报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的消费率在 78%左右，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平均为 74%，素来以高国民储蓄闻
6、名的东亚经济体的消费率也在 65%以上。显然，如果用消费率来衡量，总体上看改革时期民众并未从经济增长中明显获益，而本世纪以来则处于利益受损的状态。不仅如此，中国经济在消费率过低、国内市场严重萎缩的情况下，必然对国际市场过度依赖；一旦国际市场的需求发生变化， “中国制造”就会陷入困境。比如，2008 年“中国制造”的三大“主打”产品玩具业、纺织服装业与制鞋业的厂家大批破产，其原因就是遭遇到国际市场寒流。看起来强势的“中国制造”其实非常虚弱。如果制造业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中国的制造业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未掌握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只是在全球生产链的最后一道环节上组装产品。在全球营销方面，
7、大部分中国产品既没有自己的营销管道，更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可以说，所谓“中国制造”其实是全球产业链中流血流汗最多的一环，也是利润最微薄的一环。正因为如此，当全球都在为“中国制造”的洪流惊恐的时候，中国厂商却正在为“中国制造”的无利可图而苦恼。2 “象刀刃一样薄的利润”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虽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订单，但接到订单的中国厂家最终能赚多少钱呢？有人算了这样一笔账：美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种儿童玩具的零售标价是 100 美元，玩具的设计商和经销商都是美国公司，生产商是中国企业；玩具设计定型后，美国公司将订单下给一家香港贸易公司，每件价格为 50 美元；香港贸易公司转手将订单交给中国的一家外贸公司，每
8、件价格为 22 美元；这家外贸公司再向广东和江苏的两家工厂订货，每件价格 15 美元；工厂的生产成本（包括人工和原材料）是 12 美元；美国公司拿到玩具后，以每件 82美元的价格卖给商场。粗略计算下来，中国生产企业的毛利及成本是每件 3 美元，中国外贸公司的毛利及成本是每件 7 美元，香港贸易公司的毛利及成本 28 美元，美国公司的毛利及成本 32 美元，商场的毛利及成本是 18 美元。在这条生产价值链条中，中国内地的生产商和外贸公司总共才获得 10 美元，仅占商品零售价的 10%，而其余的 90%则由各个经营环节参与分利。不仅如此，近年来不少中国厂商为保住美国市场，大都采取先付货、后结算的方
9、式；有的美国零售商和中间商收到货物半年后才付款，甚至在货售出之后才付钱，等于把库存成本转嫁给了生产者8。多年来在国际市场占有率上稳居第一的中国纺织服装业，其实一直依靠国内的出口退税制度维持生存。在 2006 年下调出口退税率之前，纺织业的出口退税率为 13%，而领取了出口退税的纺织业的平均利润不过 5%而已；退税率调整到 11%之后，纺织业的平均利润也相应萎缩到 3%左右 9。加拿大约克大学商学院国际工商管理硕士项目主任伯尼沃尔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形象地形容“中国制造”的利润：“中国有许多公司出口，但是出口的利润却只有刀片那么薄。10 ”3中国劳动力的工资到底有多低？参与“中国制造”的厂商
10、除了依靠维持过多年的出口退税制度的优惠之外，压低工人工资几乎成了“铁律” 。衡量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有两个标准，一是绝对标准，即与他国同类劳动力相比较；二是工资在 GDP 中所占比重。前者与劳动力市场供给状态有关，后者完全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因素和相应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及劳工政策和制度。从绝对标准来看，中国劳工的工作环境恶劣与工资之低，一直是国际社会杯葛的一个话题。“三资”企业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出口贸易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 2002 年，中国的“三资”企业已达到 28 万户左右，在中国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占到 13%，占全国工业产值的 14%，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47%。但许多“三资” 企
11、业的工人都在超强度、超负荷、超体能、超工时的情况下工作，工人由于疲劳过度而伤亡的事件不时发生。据调查，在 “三资”企业工作的外地劳工每天工作至少 12 个小时，每周至少 6 天。他们的年龄大多在17 到 23 岁，每小时基本工资仅为 30 到 50 美分，月收入在 100 到 150 美元11 。2004 年以来，由于工资太低，一度发生“民工荒” ，不少企业被迫提高劳工工资。即使如此，中国工人的工资还是非常低。据纽约时报2006 年的一篇报道，跨国公司设在中国的大工厂的平均月工资水平仍然在 100 美元至 200 美元之间，其中最低工资每月不足 80 美元；鉴于员工通常每周工作 6 天，每天
12、10 小时，按照跨国公司支付工资的上限（每月 200 美元）计算，每小时的工资是 77 美分，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小时工资为 17.72 美元12 。华尔街日报曾将韩国工人工资与中国劳工收入加以比较， “现代”汽车的工人平均年薪是 5,000 美元，还因为待遇过低而引发劳资纠纷；而在中国的广东，最新出台的“月最低工资”规定是 800 元人民币左右，也就是 1,200 美元左右的年薪。从这个角度便很容易理解大量外资为什么涌入中国，以及中国的加工贸易为何能蓬勃发展13。据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统计，2005 年度美国平均每小时工资16.16 元
13、。而在中国，许多地区工人的小时薪资仅为 40 到 60 美分14。该报告举了一个例子， “中国制造的芭比娃娃单价 20 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其中的 35 美分” 。被外媒称为“肮脏的苹果制造业”之所以能牟取超级暴利，原因之一也是在中国使用“廉价高强度劳动” 。据报道，苹果在中国的 iPod 工厂是 Foxconn 代工组装工厂，位于深圳龙华的Foxconn 工厂雇佣了 20 多万员工，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报道称，这些工厂生活住宿条件极为简陋，而且不允许外人进入；厂内工人每天要工作 15 小时以上，每月工资仅合 27 欧元（约 270 元人民币）15。二、决定中国劳动者生存境况的政治过程二战之后
14、，GDP 日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只追求“国富” ，对使用GDP 作为衡量国力的标准更是有狂热的偏好） ，但欧美民主国家更多地用民众福利（包括工资与社会福利在内）作为衡量本国民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指标。若用后一种方法来衡量一国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并作国际比较，可以采用国民的工资收入在 GDP 当中的比重这一指标。中国国内互联网上盛传一个说法，即“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一般占 GDP的 50-60%”，笔者无从查考此数据的出处，仅以此为比较中国相关数据的大略参考。必须说明的是，在中国由于这一指标会显示出不利于官方的结果，所以国家统计局经常故意回避使用这一指标，相反则偏好用“中国职
15、工工资总额和平均工资连续四年两位数增长16%”16之类来宣传劳动者待遇的提升。与中国劳工工资偏低、消费力萎缩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政府收入在经济增长中迅速攀升。若比较政府收入与职工工资在 GDP 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及相互消长，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国当局追求“富国强兵” 、忽视“富民”这一社会发展目标的局限性。1决定中国劳动力工资的制度因素在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连年萎缩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即中国的职工工资在 GDP 中所占份额长期偏低，而过去十多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在 GDP 中的份额却呈持续扩大之势。表 1 所列数据充分说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不断降低工资和消费在 GDP 中的份额，然后以出口和
16、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始终停留在一种缺乏内生动力的对外倚赖式增长陷阱之中。在讨论表 1 内容之前，有必要说明两点。第一，判断政府收入有多少，大体上有三种计算口径：*是预算内财政收入，中口径即财政的预算内收入加上预算外收入，大口径则是预算内、预算外收入再加上各级政府的财政制度外收入。如果按照国内有些学者采用的大口径来计算，那么政府部门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超过 30%17。笔者采用了中口径，因为资料易得，可逐年比较。第二，改革以来尽管职工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不断下降，但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就业人数与全国人口总数对比，可以发现，从 1978 年到 2004 年，城镇就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
17、重从 9.9%上升到 20.4% 19，翻了一番。为什么全国总人口中城镇就业人口大幅度增加，而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在 GDP 中的比例却持续下降？这表明城镇就业者的收入状况恶化，除了部分领取工资的就业者工资偏低之外，还有相当大数量的城镇就业者（约 1 亿左右）没有固定工资，处于半就业或临时性游动就业等低报酬状态。表 1：中国政府收入与职工工资在 GDP 中所占比重之比较年 份 GDP 总量（亿元） 政府财政收入（预算内预算外）18 职工工资（亿元）总 量 占 GDP 比重 总 量 占 GDP 比重1978 年 3,624.1 1,479.37 40.8% 568.9 15.7% 1985 年 8,
18、964.4 3,534.85 39.4% 1,383.0 15.4%1995 年 58,478.1 8,648.70 14.8% 8,100.0 13.9%2000 年 89,468.1 17,221.66 19.2% 10,656.2 11.9%2002 年 105,172.3 23,382.64 22.2% 13,161.1 12.5%2004 年 136,875.9 31,095.47 22.7% 16,900.2 12.3%2006 年 209,407.0 45,373.38 21.7% 24,439.0 11.7%2007 年 246,619.0 59,304.00 24.0% 春秋
19、中文社区 http:/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007 年数据来自国内媒体的报道，见 2008 年 4 月 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7 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统计结果公告” （国家统计局公告 2008 年第 1 号）：“根据年度统计结果，2007 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24,932 元，日平均工资为 99.31 元。 ”但统计局未公布计算职工年均工资的全年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人数等数据。表 1 中的统计数据显示，从 1985 年到 1995 年，职工工资总额在 GDP 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1994 年实行税制改革即“分税制”后，90 年代后半期这一比重的下降速
20、度更快。1995 年至 2000 年，财政收入从 8,649 亿元增加至 17,222 亿元，在 GDP 总额中所占比重从 14.8%提高到 19.2%；与此相对应的是，职工工资在 GDP 中的比重却从 13.9% 降到 11.9%。2006年，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为 21.7%，而职工工资的比重则降为 11.7%。显然，政府财政收入和职工工资的此长彼消是中国改革的一个不容否认的结果。毫无疑问，建立在这样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是不利于劳动者的增长，而且必然缺乏可持续性。中国官方经常以“中国特色”的改革成就优于俄国而自得，其实，将上述中国的数据与俄罗斯的资料加以比较，就能发现，
21、那种既无自知、又缺乏对它国准确认知的自得是如何可笑。世界银行报告指出，1999 年至 2003 年，俄罗斯的工业年均增长 6.64%20，而 2002年俄罗斯职工工资占 GDP 的比重为 47.1%21；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让退休、失业、儿童、学生等等弱势人群也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22；结果，从 1999 年到 2006 年，俄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从 30%下降到14%23。与俄国相比，中国的职工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低于俄国，所以职工工资占 GDP的比重也自然会低一些，但在
22、中国的城镇就业人数比重翻番的情况下工资占 GDP 的比重反而下降，这无论如何都无法被解释成中国改革的“成功” 。从民众受益这个角度去看中俄两国的转型，究竟何者才是“以人为本” ，何者是“以官为本” ，高下立见。面对这样的事实，官方和御用学者对中国改革模式的种种辩解，不是苍白无力，就是谬导误释。近几年，比较中印度两国经济是热门话题，但两国的工资差距却常被忽视。印度的工资连续多年以高于 GDP 的速度增长。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美世咨询的一项调查显示，从 1999 年至今，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 11.5%，其中，2004 年印度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上涨了 11.6%，是亚太地区最快的国家；而
23、同期印度的 GDP 增长速度不到 9%，仅2005 年的 GDP 增长速度达到 9%；考虑到通货膨胀，他们的实际工资增长是 7%。在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 10%24。事实上工资差距（即国民的消费能力）已影响到中印两国的经济走向：中国由于缺少一个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不得不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经济风险大大高于印度。必须指出的是，考虑到这些年中国职工工资总额的增长与公职群体的工资增长有密切关系，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增长缓慢这一问题就更加突显出来。具体来看，中国的职工工资增长状态有以下两大特点：1.在职工工资总额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 GDP 增长
24、速度的同时，其中公职人员的工资呈刚性增长。改革开放后，尤其是 1985 年以后，政府曾对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制度作过 8 次调整及“改革” ，自 2001 年以来共计三次给公职人员加薪（主要是职务工资和基础工资） ，每次增幅都不低于 15%25。单纯就工资收入而言，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确实不算太高；但如果将非货币收入如住房及各种单位福利都计算在内，各地的公务员收入都远远高于当地中等水平。更何况公职群体还得到社会保障体制的全方位覆盖，再加上职务的含金量高（有灰色收入） 、工作稳定等等，公务员便成为中国时下最热门的职业。另一组数据更能说明公职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2003 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内收
25、入、预算外资金、企业与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高达 15,766 亿元，占 GDP 的 13.52%；政府部门总支出 37,960 亿元中的 37.58%由公职群体所消耗，这还不包括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花费的 6,000 多亿元（接近当年财政收入的 20%左右） 。上述财政供养人口约 7,000 万人，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 58左右26。2.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总额却增长缓慢，甚至少有增长。比如，90 年代初期到 21 世纪初期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在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蓝领员工的工资竟 10 年未涨27。同时，蓝领阶层在享受社会保障体系的几大社会福利如医疗、
26、养老金、失业保险等方面，还面临严重的歧视。在中国，无论是公职人员的工资还是劳工工资的决定，都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中国政府连续多次给公务员加薪，毫无疑问是制度偏倚的结果。与中国特色的政治相对比的是，在中国当局努力贬损的美国，公务员要求涨工资首先要经过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批准，然后还要由全国超过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最重要的是，美国还奉行“谁提出涨工资，不给谁涨工资”的原则，即本届议会和政府通过的加薪法案不能自己受益，只能让下任官员受益。中国劳工在与资本的博奕中之所以会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首先与中国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关。中国当局确立的国策是“发展经济是硬道理” ，以 GDP
27、增长速度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这种政绩考核体系必然使地方政府不惜一切追求当地的经济发展，而以牺牲劳工利益为代价吸引外资，依靠过度榨取劳工血汗获取产品竞争力，从而保证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样的施政手法几乎成了地方官员心知肚明的条规。可以说，在苛剥劳工方面，中国政府与企业结成了不光彩的利益同盟。中国与民主国家的重要区别是，在民主国家，民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直接或者间接影响该国的经济政策与国民收入的分配，而中国民众至今尚无影响国家政策的诉求管道与制度化能力。因此，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面对资方的惨败，从表面看来是劳动在与资本的博奕中失败，但其实背后却有制度的政治裁量。底层劳动者的工资增长缓慢，其
28、中固然有劳动力市场极度倾斜、呈无限供给趋势这一因素在起作用，但同时还应该看到，劳工阶层工资增长缓慢的更深层次因素是中国劳动者缺乏权利。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超低是因为政治制度起了极大的抑制作用。比如，中国当局从不允许劳工自行组织工会，这就使得劳工在与雇主进行工资谈判时，不能组织起来参与谈判，无法具有作为一方谈判者的主体地位。王炼利曾对劳工工资做过一项调查。该调查表明，上海建筑业中有 51%的从业人员人均年报酬仅 266 元（因为雇主欠薪） ，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中分别有 75%和 43%的从业
29、人员人均年报酬 1,700 元28。而建筑业的劳动强度如此之大，工人被迫接受如此之低的工资水平乃至承受雇主欠薪逃薪的后果，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劳工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他们不能组织工会集结成有组织的力量。一盘散沙式的劳动者是无法与资方通过谈判有效维护自身权益的，更何况资方背后还有地方政府在撑腰。可以说，劳动力供给极度倾斜，是中国劳动者面临的特殊困境；但如果他们能获得政治制度保障的权利，尤其是自由结社、示威游行、言论自由等能够保障权利的权利，中国的劳工群体决不至于堕入目前这种悲惨境地。春秋中文社区 http:/2中国工会“一身而二任”的双面角色在美国与欧洲，工人从来不会被称为“弱势群体” ，劳资双
30、方在政治制度规定的权利框架之内的博奕决定了劳动者的生存境况，而工会势力之强大，也早已令政治家必须重视。中国的劳动阶层之所以被称为“弱势群体” ，不仅在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低下，更在于他们政治社会权利的缺乏。这里有必要解释中国官方工会的性质。国际社会虽然知道“中国至今尚无独立工会” ，但将“中华全国总工会” （以下简称“全总” ）定性为“较温顺的工会组织” ，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迄今为止，中国的官方工会根本不是由工人群体中自发产生并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它只是政府机构的一种延伸，因此中国的工会机构长期位列政府系列的“党政工青妇”几套常设班子之中。 “全总”及其辖下的各级工会与民主国家的工会有三点本质的不
31、同：其一，经费来源不同，各国工会的经费均来自会员所交会费，而“全总”的经费主要由财政拨款。其二，民主国家的工会负责人乃会员选举产生，他们不能同时具有公务员的地位，更不能由政府任命。而中国的工会负责人，从中央到省、地级市、县，无不列入政府官员编制，由人事部门任命，国有企业的工会主席也是行政任命，处级以上的工会主席还得经过党的组织部门考察。事实上，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工会成了安排当地政治失意者的官僚机关。据浙江省的一项调查，75%以上的工会干部来自党政部门，只有 11%的人来自工人29。其三，民主国家的工会独立于政府，它为了劳工利益与政府部门讨论、谈判，但绝不会沦为政府的附属品。而中国政府对“全总”及
32、其活动保持着绝对的控制。尽管工会声称自己代表工人的利益，但它的真正作用是将政府的政策传达给工人，宣传劳动纪律，推行政府政策，而不是代表工人与雇主和政府交涉。正因为如此，在前苏联，工会被当局称为企业负责人（由政府委派、代表政府）与工人之间的“传送带” 。中国的工会模式至今仍然是苏联版，改革并未使工会的官方属性发生什么变化。可以说，在中共的控制下，官方工会系统即便有一些为劳工争取利益的功能，也必须完全服从于党政部门的需要；与其它官僚机构相比，它处于相对弱势。如果说，有些工会干部能相对积极地为劳工呼吁，那也不过是因为地方党委任命的工会负责人个人对工人有更多的同情而已。总体上看，虽然中国各地的国有企业与党政事业机关均设有工会，这些工会并非为维护职工权益而设。如果询问任何单位的工会会员，工会发挥什么作用，得到的答复肯定是“工会是给职工发放福利的机构” ，比如节假日组织职工旅游，或者给职工发一点节日食品之类。90 年代后期以来，各企业的工会虽然形式上代表工人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 ，但工人从来不认为工会能代表工人捍卫或者争取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