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摘要：红军连续在 4 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胜利，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惨遭失败，本文为你揭开其中的原因和真相。正文：说到长征，就不得不提及第五次反围剿，要不是现状岌岌可危，红军又怎么有必要开始如此水深火热的长征呢？首先我们来看看第一次反围剿，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采取游击战术，并且摸透了国军的弱点，主动放弃大部分苏区，将兵力集中，一举击败国军总指挥张辉瓒的 18 师孤军，并将此人活捉，后被割头示众。第二次反围剿，红军战术设计得当，利用了国军支援缓慢的弱点，各个击破，给国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也取得了重大胜利。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并且调动了欧洲日
2、本的军事顾问，组织了 30 万大军参与作战。这次红军的对手实力大大增强，损失也大大增加。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国军自行退出苏区，利用国军撤退的机会，红军趁机穷追猛打，结果战果显著，无疑还是赢下来了，只是这次赢得十分不光彩。第四次反围剿无疑是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也是最了不起的一次胜利，消灭敌军近 3 个师，仅俘虏就一万多名，缴获枪支 1 万余支，大炮 40 门，新式机枪300 余挺。此次战役，毛泽东已经被撤销了总政委职务，李德尚未接班，周恩来刚刚接任政委职务，朱德是实际上第一指挥官。蒋介石对此围剿战评价：“此次挫折，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对比上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窥见一斑：张
3、辉瓒死了，指挥官不再完全没有谋略；老蒋亲自领兵，解决了支援差不团结协作的问题；经过了四次围剿，国军步步为营，基本解决了环境影响，减小了间谍干扰。但这并不是问题的主要。或许红军方面的因素来的影响更大些。首先是苏区作战资源的困窘：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围剿”作战的弱点。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中共自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暴露无遗，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
4、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国民党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苏区总人口仅300 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 1933 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 年 5 月至 7 月，扩大红军约 5 万人，1933 年 8 月至 1934 年 7 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 11.2 万多人，总计约 16 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近 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
5、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其次是政治资源的破坏：中央苏区是人民革命的产物，民众的支持和苏区的存亡息息相关。不可否认，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苏区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度。国民党方面编撰战史承认：“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 ，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 ”红军在前几次“围剿”中的胜利，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外，民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注意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消
6、息，即行转告匪军。 ”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谈到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地方群众在共党势力范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向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 ”对中共与民众间的良好关系，蒋介石在 1933 年初也曾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民众的拥戴是中共反“围剿”作战可资倚赖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但是，1933 年前后“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
7、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消退后，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最后是领导人员的错：在这里不得不谈谈王明这个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 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 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分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
8、共中央于 1931 年 1 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 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书记处候补书记。1931 年到 1934 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 “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再说说博古，1931 年 9 月到 1935 年 1 月间，他为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线影响，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1933 年初迁到瑞金，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盲目听
9、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致使红军伤亡惨重。从中看出这还与李德这人有着相当大的关联，他是当时“最高三人团”中负责军事部分的，当时， “三人团”虽属一临时性的组织，但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自从成立了“三人团” ，中央政治局和 1931 年 11 月 25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的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也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由此可见，李德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消极避战，逃跑主义的战术直接葬送了
10、红军。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 既然中共犯下如此错误，是什么拯救了中国共产党？答案毫无疑问，是遵义会议。此会议的具体内容：1增选 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 ；3 常委再进行分工； 4取消博古、李德与周恩来的军事领导 3 人小组，由朱德总司令与周恩来政委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会议意义非凡，可谓是共产党性命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长征队伍路经打鼓新场时，成立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组成的 3 人军事指挥团，这个 3 人团代替了以前的 3 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开始正式成为党的军事负责人。总结而言，其根本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注释：参考文摘五次反围剿的真相 ，整合了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生平事迹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