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论细柳仓与澂邑仓 辛 德 勇 细柳仓和澂邑仓，是西汉时期都城长安附近两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仓储，单纯从物资转运传输角度看，这两座粮仓所发挥的实际功效，似乎并不亚于普通商贸城镇。由于史籍中对此缺乏明确记载，特撰写这篇札记，仅就日常读书所知见，勾稽相关史事，阐释其军事地理与经济地理地位。 一、细柳仓 在这两座粮仓当中，关于细柳仓的记载，相对而言，要稍多一些，它所在的位置也比较清楚。三国曹魏时人如淳引述长安图的记载，谓“细柳仓在渭北，近石徼”1；又今本三辅黄图也记载说：“在长安西、渭水北石徼西有细柳仓。 ”2三辅黄图所谓“渭水北石徼”，水经注书作“石激”，乃谓渭水与其南岸支流丰水交汇于一“短阴
2、山”之内，“水会无他高山异峦，惟原阜石激而已”，同时，郦氏复有记述曰： 水上旧有便门桥，与便门对直，武帝建元三年造。3“激”、“徼”两字互为双声叠韵字，声旁还完全相同，自然很容易通转，故水经注所说“石激”与长安图、三辅黄图诸书所记“石徼”应同为一事。唐人颜师古阐释这一“激”字的语义，谓“激者，聚石于堤旁冲要之处，所以激去其水也”4。依此，石激（或书作“石徼”）的作用，在于挑离冲击堤岸的水流，以维护河道岸坡的安全，西汉时人亦称之为“石堤激”5，而一般来说，对桥头地段的堤岸，尤其需要着意防护，以免因土石崩塌而损毁桥梁，譬如在秦汉长安城北面中渭桥的南端，就建有这种护岸的“堤激”6。故丰水河口附近的“
3、石激”，应当就是用于减低丰水北入渭河后的水流对渭水北岸便门桥头岸坡冲激强度的防护设施；从相对方位上看，它也就应当是细柳仓东侧的“渭水北石徼（激）”。因此，细柳仓理应设在便门桥北端稍微偏西一些的地方。 这座便门桥又称便桥、西渭桥，由汉长安城去往西北以及北方许多地方，都要通过这里，因此，它也是长安城西北面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其地位大致与长安城东面霸桥东端的交通中枢霸上相当。正是基于这一交通枢纽地位，当汉文帝后六年冬匈奴大举入侵上郡、云中等边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孝文本纪刘宋裴駰集解引如淳注，页 432。 2汉魏之际佚名撰三辅黄图（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丛书集成初编排印经训堂
4、丛书本）卷六“仓”条，页 48。 3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影印清光绪十八年长沙思贤讲舍原刻本）卷一九，页 285。 4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九沟洫志唐颜师古注，页 16931694。 5汉书卷二九沟洫志唐颜师古注，页 1693。案今中华书局点校本此处断句存在明显疏误，请参见拙文 后述，原刊书品2006 年第 1 期，此据敝人文集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 285289。 6汉魏之际佚名撰三辅黄图卷一“咸阳故城”条，页 3。案今本三辅黄图作“桥之南北堤激”，应正作“桥之南有堤激”，请参见拙文 后述，见敝人文集
5、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页 285289。 1地，致使“烽火照长安”，直接威胁到京师安全的时候，文帝在长安城附近部署防卫力量，乃是令“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这几路守备部队且持续驻屯长达数月之久1。周亚夫率军驻防的细柳，应当就是细柳仓所在的地方2，而这一地点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匈奴骑兵由渭河北岸进犯长安时必然要经过的咽喉要地。 西汉朝廷在便门桥头的细柳设有仓储，除了前面引述的长安图和三辅黄图以外，还有在汉宫阙疏中也提到过这座仓的名称，乃谓“细柳仓有柳市”3，但三辅黄图成书于汉魏之际，并非当时实录，而长安图和汉宫阙疏的撰述年代，都已经很难确指，一
6、般来说，更有可能出自东京时期4。至于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记述说细柳仓是“汉旧仓”5，由于此书成书年代愈为迟晚，其可靠性自然要比长安图等更低下一等。总之，上述这些记载虽然都非常明确，可是却还缺乏西汉时期的直接记录，同时也缺乏相关史事的印证。 令我们感到十分幸运的是，陕西咸阳的考古工作者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发现了相关的建筑遗迹和文物，特别是出土有三块“百万石仓”瓦当，足以确认西汉细柳仓的存在和它所处的位置6。该遗址位于咸阳县秦都区两寺渡村所属田地之内，而这个“两寺渡村”的村名，远承自北宋时期的同名渡口，根据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这一渡口位于当时的咸阳县西面“十五里”远的地方，前面提到的水经
7、注所记便门桥北端侧临的“短阴山” ，时称短阴原，乃“在县西南二十里”7，两地相距只有 5 里左右。又据唐代初年李泰主持编纂的括地志记载，“细柳仓在雍州咸阳县西南二十里”8，恰好与此短阴山或短阴原的方位相当，可见该仓储遗址确实正处在西汉便门桥的西端。 澂二、邑仓 与细柳仓情况不同，澂邑仓在传世秦汉基本典籍当中可以说完全没有记载。据目前所知，只有今陕西蒲城县西头乡西头村出土的一块西汉时期的“澂邑漕仓”瓦当以及相关的建筑遗址，向我们透露出当地曾经存在过这样一座重要的粮仓9。 西汉时在今陕西澄城、蒲城一带设有徵县，属左冯翊管辖10，其治所应当在今澄城县城西南方向的洛河东岸，自北宋初年以来即称作“避难堡
8、”11，今属蒲城县辖境，但东与澄城县属地相邻接。出土此“澂邑漕仓”瓦当的西头村，位于避难堡西南方的洛河西岸，东侧濒临洛河河道，东北距西汉徵县故城所在的避难堡大约 4 公里左右，现在也隶属于蒲城县。 根据上述情况，目前我倾向认为，这件瓦当上的“澂邑”，应当是指西汉徵县治所所在1史记卷一孝文本纪 ，页 431432；卷一一匈奴列传 ，页 2904。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页 1392。 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 1983）卷一关内道一京兆府咸阳县“细柳仓”条，页 13。 3汉书卷九二游侠传万章唐颜师古注引汉宫阙疏，页 3705。 4清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 1955
9、，重印二十五史补编本）卷二地理类宫殿都会总志之属（页 2375）。案姚氏虽然怀疑此长安图很可能“西京盛时即有”，却仍将其列作东汉人著述。 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一关内道一京兆府咸阳县“细柳仓”条，页 13。 6曹发展汉“百万石仓”与“细柳”地望考，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 15 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页 9091。 7宋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 ， 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乾隆毕沅刊经训堂丛书本）卷一三咸阳县下“两寺渡”条，又“短阴原”条，页 146。 8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页 20742075。 9彭曦陕西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与考察，刊文博1994 年
10、第 1 期，页 24。 10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并唐颜师古注，页 15451546。 1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清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刊本）卷二八同州澄城县之“澄城”条，页 7a。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北京，中华书局， 1986，影印清史馆旧藏进呈写本）卷二四四同州府古迹之“徵县故城”条，页 12119。 2的城邑，即此“澂”字是通作“徵县”之“徵”，犹如唐人颜师古释此“徵县”之“徵”读作“懲”音1，而后人竟以“懲、澄同声”，稀里糊涂地误书“徵城”为“澄城”2，二者本是一样的道理。盖汉廷名此粮仓为“澂（徵）邑漕仓”，不过是用以标明其地近澂（徵）邑而已，这与“细柳仓”因地名“细柳”而得名乃属于同一命名方
11、式。 由于至迟从唐代初年的颜师古开始，司马贞等历代学者在追溯徵县的历史渊源时，都是将春秋时期的“北徵”邑视作西汉徵县县城的前身，众口一词，俨然久已成为定论3，而当地遗迹表明，澂邑仓这里的古代文物，正是从春秋时期一直持续到汉代，因此，有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坐实其事，认定“澂邑漕仓”所在的地方，就是东周以来的北徵邑和西汉徵县城故址4。这种看法，当然也有一定道理，值得进一步思考，但与历代典籍当中有关汉徵县城位置的记载，毕竟还存在着很大出入，因而不能不慎重行事。 “北徵”其地见称于史籍，系春秋左氏传记鲁文公十年夏“秦伯伐晋，取北徵” ，然而杜预在西晋时为之作注，即已经无从指认它所在的方位5，颜师古注汉书，
12、乃径行将其比定在唐代的澄城县城，并颇为自得地向人炫示说：“左传所云取北徵，谓此地耳，而杜元凯未详其处也。”6惟审度颜氏行文的语气，知其并没有具体的依据，只不过是因这两个地名用字近似，便以私臆相揣测而已，至于司马贞以下诸人，更只是盲目踵袭其说，从未有人加以深入探究，故近人杨伯峻以为：“恐晋之疆域不至此，颜师古、司马贞之言未必可信。杜注不言北徵所在，阙疑可也。”7今案春秋时秦国还另有一“徵”邑，见于国语记载，乃是当时人在列举各国规模较大的城邑时，提到“秦有徵、衙”，清人董增龄、徐元诰俱谓此一徵邑即左传之北徵，同时也是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西汉徵县8，另外，清代官修的大清一统志也持有大致相同的看法9。不
13、过，董增龄等人这一看法，如同颜师古视北徵为徵县一样，也只是出于很随意的猜测，而依照常理，所谓“北徵”之“北”，往往是由于同时存在南、北两个“徵邑”才需要缀加方位词“南”或者是“北”来加以区分。 譬如西汉河东郡属县有“北屈”，东汉人应劭解释说：“有南，故称北。”晋人臣瓒复进一步阐释其由来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郑，次于南屈。”10这是当时地名命名的通行规则，只是这一规则的具体运用形式，往往不尽相同，也可能仅仅是在其中一个后起的地名前面，冠以东、南、西、北或是诸如内与外、上与下之类表示相对应方位的前缀（另外还有像“新”、“故”这样表示时间次序的前缀）。例如，陈留郡外黄县，是因为“魏郡有内黄，故加外”
14、11，实质上这还是与南屈、北屈完全相同的用法；而像汝南郡之南顿，本为“故顿子国”，因“顿迫于陈，其后南徙，故号南顿”，至两汉时“故城尚在”12，还有像江夏郡辖有1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唐颜师古注，页 15451546。 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关内道二同州澄城县，页 39。 3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唐颜师古注，页 15451546。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唐司马贞索隐，页 606。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关内道二同州澄城县，页 39。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八同州澄城县之“澄城”条，页 7a。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北京，中华书局， 1993）卷六之中春秋列国地形犬牙交错表 ，页 644。清姚培谦春秋左传杜注
15、（清乾隆年间小郁林刻本）卷八，页 26a。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四四同州府古迹之“徵县故城”条，页 12119 12120。 4彭曦陕西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与考察，刊文博1994 年第 1 期，页 24。 5左传文公十年并杜预注，见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卷八，页 471。 6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唐颜师古注，页 15451546。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文公十年，页 575576。 8清董增龄国语正义（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清光绪庚辰会稽章氏式训堂刻本）卷一七楚语上，页19a。清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一七楚语上，页 49
16、8。 9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四四同州府古迹之“徵县故城”条，页 1211912120。 10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并唐颜师古注，页 15501551。 11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并唐颜师古注引曹魏张晏语，页 15581559。 12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并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语，页 15611562。 3鄂县，南阳郡另有西鄂县，乃是因“江夏有鄂，故加西云”1，两个相关联地名的对应形式，就已经稍有变化。其实，清人钱大昕很早即曾列举西汉时期其他一些同一性质的事例，就此做有论述说： 考之汉书，有上曲阳、下曲阳、东武阳、南武阳之名；泰山郡有东平阳，山阳郡有南平阳，别于河东之平阳；涿郡有南深泽，别于中山之
17、深泽。因其旧名加以区别，古人固有行之者矣。2基于上述地名通则，可知国语中提到的徵邑，既有可能是这个“北徵”，也完全有可能是另一个“南徵”（或仍然单称作“徵”），殊难做出判别；至于在这南、北两处徵邑当中，究竟哪一处与西汉徵县以及这座“澂邑漕仓”的关系更为贴近，信愈加漫漫然无从考索。所以，就目前所知悉的史料来说，还是像杨伯峻所主张的那样，暂且阙疑为宜。 澂三、细柳、邑两仓的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地位 如前文所述，汉文帝时周亚夫率军驻扎于细柳仓旁，防御匈奴南过渭河，进犯都城长安，首先是基于当地的交通枢纽位置，但除此之外，还另有一项重要原因，这就是在这座“百万石仓”当中存放着大量军粮，既是大军长期驻扎所必
18、需的给养，同时也是都城长安的重要粮食保障，值此匈奴兵锋突临之际，更不能轻易弃置不顾，畀敌寇以粟米，自贻祸患。 在结合交通枢纽与粮食仓储重地为一体这一点上，细柳的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地位，与荥阳颇为相似。荥阳属西汉河南郡，亦即嬴秦三川郡，居于关中东大门函谷关口外，城北不远处的敖仓，可以说是秦汉时期的天下第一粮仓，关东主要粮产区输往都城的粮食，大多都要先集中到这里，再西运至关中。当年楚汉相争，双方胶着纠结，彼此难解难分的时候，郦食其向刘邦献策说： 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
19、引而东，令適卒分守成皋，此天所以资汉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3刘邦信从这一谋划，据守敖仓，并充分利用这一地理优势，最终灭掉西楚霸王项羽，取得天下。 荥阳和敖仓这一战略地位，迄至西汉时期，亦沿承未变。荥阳所在的河南郡治所洛阳，曾以 “有武库、敖仓，当关口”，而被汉武帝称作“天下咽喉”4。实际上，由于密迩敖仓的原因所致，在军事地理和经济地理的重要性上，洛阳地区这一所谓“天下咽喉”的功效，更多地是体现在荥阳城上。 早在秦朝末年陈胜发难反秦的时候，于大泽乡起事未久，陈胜即派遣吴广以“假王”身份“监诸将以西击荥阳”，当时各路义军，兵锋所
20、向，几乎无不势如破竹，陈胜另一部将周文，甚至率军越过荥阳而直入关中，一度逼近秦始皇陵园，然而地位仅略逊于陈胜本人的假王吴广，却在荥阳城下，遭到三川郡守李由的顽强抵抗，久攻未下，当地守军的实力，显然1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并唐颜师古注引东汉应劭语，页 15631565，页 1567。 2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清嘉庆原刻本）卷一七辨名，页 16b。 3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页 26932694。 4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页 3209。 4非同寻常1；再说率军守城的李由，本是当政宰相李斯的长公子，这一点似乎也可以辅助说明荥阳城超轶诸多同等级城邑、甚至高踞于所在郡治洛阳这一通都大邑之上的重要地位2。 汉
21、代初年，当高祖刘邦病故之际，吕后本来图谋诛杀效忠于刘氏朝廷的各位将领，以安定诸吕权位，却因顾虑“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而不得不敛手作罢3。陈平和灌婴这一文一武两位重臣统领十万大军屯驻荥阳，雄踞于函谷关前，既可以随时扣关而入，复又据有敖仓巨额漕粮，得以随时补给，并能够长期据守，自然举足轻重，不容小觑。待至吕后故世的时候，相国吕产等遣灌婴将兵东击齐王等反吕诸侯，“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权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及至周勃、陈平等在朝中诛灭诸吕，灌婴始率军“罢荥阳而归”4，再一次显示出其关乎朝廷安危存亡的重
22、要地位。 其实，灌婴统领重兵军驻守荥阳，在这之前的惠帝七年冬岁首，还曾经出现过一次。史记记载这次惠帝诏命“发车骑、材官诣荥阳”，由“太尉灌婴将”，是紧接在此前一年夏天汉廷重新整修敖仓之后5，由此可以更为清楚地看到荥阳这座城邑与敖仓这一粮仓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至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叛，吴少将桓将军向吴王献进兵奇计曰： 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 孰料这一计策，没有被刘濞采纳，汉廷却于反书上闻天子之初，便在派遣周亚夫等分头迎击吴楚与赵、齐等地叛军的同时，复命窦婴“以大将军屯荥阳，捍吴楚
23、七国”，并“监齐、赵兵”，而周亚夫由长安发兵东至洛阳，竟因这一地区尚且未被吴楚叛军占据而喜不自禁，对人宣称：“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同时他首先也是依赖“轻兵绝吴饟道”而致胜6。清人钱大昕尝谓窦婴此番将大兵、负重任屯守于荥阳，是因为荥阳其地“在南北之衝，东捍吴、楚，北拒赵、燕”7，仅仅就山川形势而言，钱氏所说固然不误，但这一得一失之间所导致的胜负结局，在相当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荥阳城对敖仓军粮的控制作用。 细柳仓和细柳这个地方在全国的地位，固然远不足以与敖仓和荥阳城的情况相并比，但仓、地二者之间的组合关系及其基本地理特性，相对于长安城来说，却完全相同。从仓储所处的位置来分析，大致可以推断，细柳仓
24、应该首先是用于聚藏渭河北岸成国渠灌区及其附近区域所出产的米谷。 长安城所在的关中地区，虽然号称“膏壤沃野千里”8，但也并不是渭河谷地上所有地区都同样富产粮食。在渭河南岸，从秦始皇时代起即设有范围广阔的上林苑，二世皇帝亦每每在苑中“日游戈猎”9，任由野兽肆意出没，方可行猎，苑中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是处于无人耕垦的自然状态。汉朝建立之后，起初仅承用秦代的上林苑。萧何曾为上林苑占用农田事，奏请高祖曰： 1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页 19511957。 2案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页 2058）记汉高祖刘邦“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足见洛阳城之壮丽，在当时
25、乃罕有伦比，而它的政治地位，亦仅稍次于都城长安而已。 3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页 392。 4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页 407410；又卷九五樊郦滕灌列传，页 26722673。 5汉书卷二惠帝纪，页 91。 6史记卷一六吴王刘濞列传，页 28302833；又卷一七魏其武安侯列传，页 2840；卷一九惠景间侯者年表，页 1012。参见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二答问九，页 4b。 7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一二答问九，页 4b。 8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 3261。 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 239，页 256；又卷八七李斯列传，页 2562。 5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稾为禽兽食。
26、 孰知此语触怒太祖高皇帝，刘邦以为萧何“为民请吾苑”，是要“自媚于民”，竟将其投入囹圄，甚至险些要了这位开国贤相的性命1。由此可见，其皇家禁苑的性质，一如前朝，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及至汉武帝即位，复于建元三年大规模扩展这一苑囿的范围，包括像“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价）亩一金”这样丰腴的农田，也都被圈入苑内，不再允许平民百姓耕种。时人东方朔谓汉武帝此举，乃是 “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虚，斥而营之，垣而囿之”2。班固在东汉时也对武帝上林苑之情状做有描摹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
27、周墙，四百馀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也。”3显而易见，武帝以后，会有更多农田，化作专供皇室观赏的野生动物乐园，或是帝王纵情田猎的围场（除了放养南北各地的野生动物之外，苑中还种植有许多“名果异树”4）。 与此相比，渭河北岸平原地带的农田，并没有受到多大不利影响。渭河平原中部比较宽阔肥沃的农田区域，大致可以以泾河河道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部分。 在泾水西侧，分布着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和昭帝平陵五座帝王的陵寝，汉廷在诸陵均设有所谓“陵县”，是专门负责管理陵园及其附近地区事务的特别行
28、政区，时人合谓之“五陵”，而且时常与都城长安相并称5。汉廷在设置陵县时，往往相伴随从关东各地迁徙来大批有身份、有地位同时也饶有资财的居民。汉书地理志记述相关情形云：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6在中国古代，人口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生产盛衰程度的重要指标。在这五所陵县之中的茂陵县，在汉末的人口数将近 28 万，而京师所在的长安县却还不到 25 万，茂陵要比长安多出 3 万多口7；长陵县的人口比茂陵虽然要稍少一些，但也有“十七万九千四百六十九”口之多，几乎就要达到 18 万口8，不仅在当
29、时都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而且即使与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的京津地区相比，似乎也并不逊色9。 尽管在周勃驻军细柳仓旁的汉文帝时期，包括上述五陵县在内的渭河北岸平原，人口还没有达到汉末的规模，特别是那些来自关东地区的移民，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这之后始陆续迁入五陵诸县，当地的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自然不如后来广泛和深入，局部个别一些条件恶劣的地方，甚至直到东汉时期，始得以垦殖利用（如蔡邕谓“阳陵县东，其地衍隩，土气辛螫，嘉谷不植，草莱焦枯”，至东汉灵帝光和五年开凿樊惠渠引水灌溉之后，才使得“昔日卤田，1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页 2018。 2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页 28472851。 3梁萧统文选（北
30、京，中华书局，1977，影印清嘉庆胡克家仿宋刻本）卷一汉班固西都赋，页 22。 4晋葛洪西京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一，页 67。 5汉书卷九二游侠列传并唐颜师古注，页 3715。 6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 1642。 7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 1543，页 1547。 8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 1545。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梁刘昭注引东汉蔡邕樊陵颂，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志第十九，页 34033404。 9葛剑雄西汉长安陵县中国最早的城市群，刊尹达、张政烺、邓广铭等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0），页 678680。 6化为甘壤”1），但朝廷
31、能够将这样一大批位高赀重的豪门强族硬行迁移到这里，正应当是以当地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作为必备基础。后来至武帝时期，在这一带相继开凿成国渠、灵轵渠等灌溉渠道，浇灌田地高达万馀顷之多2，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得到进一步开发，粮食产量自然愈加丰盛，设在便门桥头的细柳仓，自然会就近存储这一区域出产的谷米。 在泾水东侧区域，战国时即开凿了著名的郑国渠，乃“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渠道修成之后，“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3。澂邑仓所在的徵县，就在郑国渠灌区的东北侧，汉武帝时又开凿了“自徵引洛至商颜山下”的地下井渠龙首渠，用以
32、灌溉“重泉以东万馀顷故卤地”。虽然史载这条渠道修成后“未得其饶”4，但却可以从中看出朝廷对开发这一带农业的重视。汉武帝为扩展郑国渠灌区的效益，另外还兴修了其他两条重要渠道。一是在元鼎六年，由左内史兒宽提议，“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渠）旁高卬之田”；二是在十六年后的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馀顷，因名曰白渠”5。郑国渠与白渠、六辅渠相互组合，在泾水与洛水之间构成了一个面积广大的灌区，而澂邑仓就位于这一灌溉农田区的东北边缘上，灌区内出产的大量粮食，必然会运往这一粮仓储藏。 蒲城出土“澂邑漕仓”瓦当上的“漕”字，显然是指漕运粮食。考
33、古工作者在发现这座漕仓遗址的同时，还发现了一条从未见诸历史文献记载的人工漕运渠道，从今蒲城县钤耳乡北侧的城南村东分引洛水，径直南行，至渭南县孝义镇的单家崖附近汇入渭河，渠道利用了洛河尾闾的古河道。关于这条渠道的作用，考古工作者认为它是用于向都城长安漕运食粮，故“澂邑漕仓”乃是“京师至关重要的供食粮仓”6。这种看法，固然不误，郑国渠灌区出产的粮食，肯定也会向长安城里运送，但这座“澂邑漕仓”恐怕还另有更为重要的作用，需要探讨，而且细柳仓似乎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所以，有必要从当时的总体形势出发，来做通盘考虑。 西汉朝廷从全国各地征收来的粮食，最主要的用途，当然是供应京师的需求，因而也主要是向长安城里
34、集中，其运输形式，便包括利用河流水道漕运在内。不过，除了供应京城之外，边防军粮，也是国家粮食储备当中的一项大宗支出，而在汉王朝四周的国境线上，关中北部边境，由于边患最重且又直接威胁到都城的安全（如前述汉文帝后六年匈奴入侵事就是典型的例证），驻军的数量相对较多，这也是前朝秦人既有的军事地理格局，当年蒙恬统领的三十多万边防大军，就是集中在这一带布防7，因此，输往这里的粮食，也要比其他地区更多。 汉文帝即位之初，贾谊便为边地的军粮供应状况感到忧虑，谓“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晁错则针对边防线上缺乏粮食保障的情况，向朝廷提出解决办法说，假如能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
35、，塞下之粟必多矣”，汉文帝采用这一方案，“令民入粟边”，果然很快就使情况得到明显改善8。 这些由全国各地提供给边防驻军使用的粟米，并不一定都要直接运往前线，按照常理，需要由朝廷根据所在地理位置来统一调配，以免反复往返运输，譬如像成国渠和郑国渠灌区缴纳给朝廷的粮食，就应该首先用于供给边地的军粮，直接运往北方的军队驻地，而不必再1东汉蔡邕蔡中郎集（咸丰二年东郡杨氏海源阁仿宋刻本）卷六京兆樊惠渠颂，页 1a3a 。 2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页 1684；卷二八上地理志上，页 1547。北魏郦道元水经渭水注，据清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一九，页 293294。 3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 1408。 4史记卷二九河
36、渠书，页 1412。 5汉书卷二九沟洫志，页 1685。 6彭曦陕西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与考察，刊文博1994 年第 1 期，页 2427。 7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 25652570。 8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 11271135。 7转运到长安城边的国家太仓。这是因为秦汉时期的粮食主产区是函谷关东面的黄河下游平原地带，这些地区上缴国库的粮食，包括供给西北边地的军粮，通常都要先西运到关中，再逐次向北边分发。如汉武帝时“兴十馀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1；又如河西、上郡、朔方等西北边塞的戍卒，往往有几十万众，“缮道餽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馀里，皆仰给大农”2。
37、故通常没有必要反而将北粮南运。明了这一点，便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细柳仓位于渭河北岸，而不是建在靠近长安城的便门桥的南端；同样，也可以比较合理地说明，为什么澂邑仓位于郑国渠灌区的东北部，而不在它的东南一侧。这两座仓储同为朝廷向西北转运粮食的基地，其位置选择，首先都是出于北运粮食的需要。 西汉时期渭河的通航区间，实际上主要是在细柳仓以下的下游河段。虽然汉武帝在尝试沟通褒、斜水道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到过“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3，意即今陕西眉县西面斜水口以下的渭河河段，都可以通航运粮，但在西汉时期，并没有见到实际例证，而稍后至北魏时期，则有明确记载，谓由于长安城北的渭河渡口“浅不通船”
38、，甚至造成了南北两岸往来“行人艰阻”的窘迫局面4。这种情况说明，在细柳仓以上的渭河河段，即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航，也相当艰难，并且只能局限于流量特别丰沛的个别短暂时段。除了细柳仓以外，在这一河段沿岸，还建有京师仓和嘉仓。在渭河沿岸设立这些粮仓，显然是要用来储存、转运渭河河道上运输的粮食。 京师仓设在华山脚下渭河汇入黄河的河口附近，又称京师庾，或称华仓5。这里是由关东敖仓等处漕运来的粮食由黄河转入渭河的中继码头。由京师仓继续向西转运的粮食，大部分应是航运到长安城东的嘉仓6，供应京城所需。嘉仓的具体位置，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但长安城东南角另有太仓，故嘉仓应当较太仓稍偏北一些，即位于太仓北面距渭河岸
39、边不远的地方，而在嘉仓卸下的粮食，也很容易转运到太仓。 除了这些输入京城的粮食之外，从京师仓起运的漕粮，也可以通过浚引洛水的人工漕渠，转而北上，将关东的漕粮，运输到澂邑仓里暂时存放，再转而陆运北方边地。这里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南缘，在其上游的洛河河段，已经不适于航运，因而也是存储经下游洛河河段（包括新发现的洛水漕渠）北运漕粮的最适宜地点。 另一方面，在渭河河道上通过嘉仓之后再溯流西行，经长安城西北角后，就抵达了便门桥头的细柳仓，在必要的时候，同样可以通过这里来存储转运关东的漕粮，以供给西北边防。近年在陕西凤翔县城西面的汧河岸边，西距河岸三百米处，也发现一座西汉时期的大型仓储遗址，同时出土有炭化谷物
40、，而且早年有人曾在这一带采集到“百万石仓”瓦当，表明这处仓储是与细柳仓性质相同的粮仓。考古工作者对此做出判断说：“它类似于华县京师仓，是西汉中央政府设在关中西部的一个水上转运站，其目的是将在这一带征集的粮食能及时运抵长安。 ”7从前文所述渭河水道的通航情况来看，汧河口以下、细柳仓以上的渭河河道，通航能力，估计十分有限，不过这并不妨碍通过沿河陆路，在这一区间运送粮食。1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页 1158。 2史记卷三平准书，页 14211422，页 1439。 3史记卷二九河渠书，页 1411。 4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六六崔亮传，页 1477。 5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并唐颜师古注，
41、页 4189。 华仓遗址勘查记，刊考古与文物 ， 1981年第 3 期，页 6270。汉华仓遗址发掘简报，刊考古与文物， 1982 年第 6 期，页 2028。参见陕西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编新编秦汉瓦当图录（西安，三秦出版社， 1986）之序并第 175 瓦“华仓瓦当”、第 176 瓦“京师庾当瓦当”、第 177 瓦“京师仓当瓦当“，页 89，又页 175177。 6汉魏之际佚名撰三辅黄图卷六，页 48。 7陕西省考古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凤翔县博物馆陕西凤翔县长青西汉汧河码头仓储建筑遗址 ，刊 考古2005 年第 7 期，页 2128 。 8问题是这里北近边地，正控扼着著名的“回中道”1，加
42、之凤翔即秦汉雍县，西汉武帝等帝王频繁郊雍，侍从仪仗，规模浩大，所费不赀，为此也需要大量粮食储备，所以当时更没有理由，要将这一带出产的粮食向东“运抵长安”，这座仓库除了储藏附近地区出产的粮食之外，只能是由于存放由细柳仓向西“节级转运”来的米谷。 不过，在边境形势相对比较稳定的时候，军粮的需求自然会相应减少，细柳仓和澂邑仓这两座仓储的功能也会随之发生一定变化。汉宣帝本始二三年间，朝廷“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锐卒”十五万馀人，征讨匈奴，取得全胜，“于是匈奴遂衰耗”，而“边境少事矣”2。基于边境形势的这一变化，宣帝刘询于五凤年间，听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筑仓治船”，“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供应京师，以减少都城长安对关东漕粮的依赖3。在这种情况下，成国渠和郑国渠、白渠灌区出产的粮食，当然也会有一部分要利用细柳仓和澂邑仓向京师转运。天地无常形，世事有移易，固不可胶柱鼓瑟，执一而论。 2009 年 10 月 11 日记 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1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刘宋裴駰集解引徐广语，页 480。 2汉书卷八宣帝纪，页 243244；卷九四上匈奴传上，页 37853787。 3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页 1141。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