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分享(赏)

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_.doc

上传人:无敌 文档编号:650180 上传时间:2018-04-16 格式:DOC 页数:14 大小:52KB
下载 相关 举报
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_.doc_第1页
第1页 / 共14页
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_.doc_第2页
第2页 / 共14页
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_.doc_第3页
第3页 / 共14页
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_.doc_第4页
第4页 / 共14页
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_.doc_第5页
第5页 / 共14页
点击查看更多>>
资源描述

1、1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中共灵璧县委党校 成涛一、从“铁面宰相”到“硬汉总理”相似的领域,相似的 问题2013 年 3 月 15 日,李克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一届总理,迄今已近 25个月。期间,李克强率领他的团队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带上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之路,其魄力也唤起了人们对朱镕基时代的回忆。朱镕基,从 1991 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开始便强力推进经济改革。他给外界最突出的印象就是“铁面无情” 。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正因为如此,朱镕基被部分媒体称为“铁

2、面宰相” 。两位总理掌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巨轮,前后相距 20 年,但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经济软着陆上世纪 90 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大潮下,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具体表现主要是“四高”(高投资增长、高货币投放、高物价上涨和高贸易逆差) 、 “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和股票热) 、 “两乱”(金融秩序混乱、市场秩序混乱)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为抑制过热的经济,朱镕基施以铁腕政策,以其惊人的改革魄力和勇气,克服内外部的矛盾和挑战,推出了他的“改革新政” ,拉住了中国经济这辆在危险中急速奔跑的火车,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最终将计划体制下的中国转轨经济带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李克强同样也接手了

3、一个投资过热的经济体。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成为主基调,巨额的财政支出和货币发放逐渐暴露了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副作用:投资过度、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以及调控也止不住的房价,地方政府积聚的债务风险清理债务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三角债累计达 3000 亿左右。许多企业转动不了,频频告急,要求尽快组织清欠。1991 年,朱镕基从上海赶赴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京赴任之后,凳子还没有坐热,他就赶赴“三角债“ 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两年共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拖欠款 2190 亿元,实现了注入 1 元资金清理 4 元拖欠的效果。22013 年 3 月,李克强

4、成为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也迫在眉睫。数据显示,2011 年中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达到 38%左右。据测算,若考虑隐性和或有债务,中国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在 2012 年至 2050 年间将持续保持上升态势,到 2050 年将升至 107.7%。截至去年,中国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达 45%以上。金融体制改革1980 年代以来历次经济过热的资金来源都是银行贷款,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银行成了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但是无论政府、企业还是银行,都毋需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1993 年7 月,朱镕基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开始强力收

5、缩银根,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 40 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这是对从中央到地方、从单位到个人的投资冲动的釜底抽薪。到 7 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 332 亿,还增加了405 亿的储蓄。而如今,中国金融市场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已经随着金融部门的深化发展和全球化进程而茁壮成长起来。格局的新变化昭示出央行所能调控的对象和掌握的信息资源都日趋狭隘。自雷曼倒闭以来,中国的信贷总额从 9 万亿美元上升至 23 万亿美元,在短短 5 年中复制了整个美国的商业银行系统的规模。中国的信贷占 GDP 比率在五年内从 75%上升至 200%,而美国次贷危机及日本 90 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前

6、的该比值大约为 40%。2013 年 4 月开始的债市黑金风暴已经卷入了众多类型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券商和基金公司等。财税体制改革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财源枯竭,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即当时人们常讲的“ 两个比重”逐年下降,财政陷入困境,中央财政连续多年出现被动性的财政赤字。1993 年 4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并决定让朱镕基负责其领导工作。但一些地方反映强烈,主要是针对分税制方案,认为这个方案比较“ 紧 ”,并有一定的抵触情绪。朱镕基果断决定,立即带领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

7、地方,与地方党政要员对话,听取意见,改进完善。从 1993 年 9 月 9 日到 11 月 21 日的 74 天时间,朱镕基亲自带队,带领 60多人的大队人马,先后分 10 站走了 17 个省、市、自治区(包括计划单列市) 。分税制的确立也花了足足一年半的时间。朱镕基后来回忆说:“实行分税制,来3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 5 斤肉。 ”而如今,地方政府乱象迭出:土地财政、跑部钱进、年底突击花钱。同时,预算体制也存在着收入不统一、行政公务开支比例高、公共服务支出比例低、预算粗略不透明、转移支付不科学和不公开、隐性债务规模大等问题。现行财税

8、体制的一系列弊病,已间接阻碍了国富民强的步伐,如果不进行及时调整和改革,再继续运转和积累下去,势必会爆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从“经济软着陆 ”到“清理三角债”;从“整顿金融秩序”到“ 分税制改革”朱镕基与他的同仁,选择了一条可为中国通往理想彼岸的路改革。改革中定下的市场化基调,使得中国社会沿着改革开放的正确路径疾驰而去。而如今,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这些方面的问题:如何使经济实现软着陆?如何解决庞大的地方债风险问题?如何定位中央地方事权、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如何解决影子银行风险、整顿金融秩序这些,都是被称为“硬汉总理”李克强必须回答且不能答错的问题!不一 样的挑战,不一样的局面前后间隔了二十多年,两

9、任总理在相似的领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但朱镕基和李克强遇到的挑战、面对的局面也是相似的吗?20 世纪 90 年代,朱镕基的核心任务是解决前总理财政集中化失败的烂摊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镕基的改革目标主要是重新建立可靠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而不是提高 GDP 增长率。通过破坏地方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勾结 ,朱镕基的分税制推动了对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此外,通过鼓励地方政府将地方国企( 以及房地产和某些公共服务部门)私有化,他的改革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朱镕基主政后期,中国国有经济虚肿的情况轻了许多,财政状况十分健康,宏观经济也一直呈现相对稳定之势。朱镕基的成功意味着李克强必须专注于不同的挑战。李克

10、强必须确保仍以巨大增长潜力自豪的中国经济不会陷于沉寂并跌落“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即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减退,如果找不到新动力,就可能陷入陷阱,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而无法超越。为了避免这一结果,李克强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模式以适应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关于“新常态” ,相信同志们早就听说,也经常听说。何谓新常态?其基本特征是什么?新常态是“习式热词” 之一。 “新” 就是“有异于旧质”, “常态”就是固有的状态。4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

11、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 30 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新常态” 是习近平执政新理念的关键词之一,他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是在2014 年 5 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当时,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6 个月后,习近平 2014 年 11 月 9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观察家认为,中国领导

12、人发表“新常态”之论,向世界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走向新常态的中国也将给处于缓慢且脆弱复苏中的全球经济注入持久动力。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一是外部环境更为复杂,全球化红利在减退;二是上一轮改革红利基本消耗殆尽,新一轮改革遭遇深水区;三是利益更加多元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大相径庭;四是经济转型的任务很重,但中国经济升级版不可能一天完成。幸运的是,李克强对此了然于胸。事实上,新常态下推进改革以提质增效构成了他经济施政的核心。由此可见,朱镕基和李克强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在中国发展面临关键点时上任的。但李克强面对的挑战更为严峻!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十几倍,面对

13、的经济环境更复杂,面对固有利益格局的阻碍更大。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改革,需要比当年更大的勇气和魄力。二、从“旧常态”到“新常态”影响 GDP 增速的主要因素2012 年之前的 30 多年,中国的 GDP 增速平均为 10%左右。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从 2012 年开始,中国 GDP 增速开始回落,2012年、2013 年、2014 年增速分别为 7.7%、7.7% 、7.4% ,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GDP 增长速度的下降,是由一系列客观因素决定的,而不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5经济增长速度由什么因素决定?目前有许多人用消费、投资和出口等“三驾马车”的状

14、况来解释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他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因为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构成的总需求不足,而总需求是可以用宏观经济政策来加以调节的,因此,政府应当采取有力措施“扩需求”,“保增长”。十分明显,人们在这里运用的,其实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即使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长期增长问题,也是一种误用。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走势,是由支持经济增长的劳动、资本、效率等基本因素的状况决定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驱动因素是劳动力的增加。过去 30 多年高速增长得到了“人口红利”,即大量新增劳动力的支持。但是,早在本世纪初,中国社科院的蔡昉教授就已指出“刘易斯拐点”(富

15、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发生逆转)的出现,“人口红利”会逐步缩减以至消失。这种情况现已表现得愈来愈明显。第二个驱动因素是资本的增加,即投资。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一直是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经济学家对投资拉动经济造成的消极后果做过许多分析。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已指出,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必然引起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经济问题和无产阶级贫困化、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社会问题。1956 年讨论增长模式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提出,如果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话,投资的回报一定是递减的。而根据美国上世纪前 49 年数据,他发现美国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不是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

16、,所以没有出现递减。从中国 2009 年、2012 年、2013 年的刺激政策来看,确实投资刺激的效果是衰退的。如果继续用大量投资去拉动增长,就会进一步提高杠杆率,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发生。第三个驱动因素是经济效率的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率在改革开放以后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所提高,主要原因是:第一,市场化改变了过去城乡隔绝的状态,大量农村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得到了相对高效的利用。第二,开放以后引进外国设备、学习外国技术,很快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推动了效率提高。这些都使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率增加。但是,这种情况在本世纪初发生了变化。首先,不论是人口城市化还是土

17、地城市化的速度都在放缓。其次,经过 20 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一般生产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日益接近。这样,用学习引进的方法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就不那么大了。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也要经过消化以后的再创新。这时,原有的体制缺陷就表现出来了。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从本世纪初开始,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下降。6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都发生推力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进入了换挡减速的新常态。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确立合乎我们理想的新常态;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在此基础上找到新增长动力。目前在中国,普遍认为合意的新常态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乃至中

18、速增长” ,另一个是“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 。其中第一个已经成为事实,第二个却还有待实现。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已经提出整整 20 年,之所以至今未能实现,是因为存在体制性的障碍。在新的历史起点全面深化改革,先要回顾下在何种历史平台上开展新一轮改革。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中国早期对改革目标模式的探索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造成的体制危机和经济衰败,中国制定了对应的救亡图存办法。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采取的办法是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即走一步看一步,试验成功后再加以推广。但与此同时,有人在思考,除了进行一些变通性的政策调整之外,在经济体制和发

19、展方式上都要选定自己的目标模式。因此,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到 80 年代上半期,在中国展开了讨论。对于改革目标模式选择,存在三种选项:第一种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模式,本质上也就是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其特点是在保持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加大市场对企业的引导和激励,来提高企业的积极性。第二种是东亚模式,基本特征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第三种模式是受过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学者主张的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初,比较时兴的是苏东模式,许多官员和经济学家都特别热衷于介绍苏联、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改革。但这种模式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一

20、方面是改革没有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倡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学者也纷纷否定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中国只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进行了一段试验,即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但这个改革也没有取得成功,相反引起了财政和通货膨胀问题,到 1981 年后就被多数人否定了。“东亚模式”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目标模式选择中胜出,为多数人所接受,经济发展也沿着“威权发展主义”的路径进行。至于第三种模式,把自由市场经济看作改革最终目标的学者也承认,在市7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和进行激励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达成共识,至少在改革初期要采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在 1978 年十一届三

21、中全会前,中国派出了许多考察团到各国去“取经”。影响最大的一个是邓小平 1978 年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考察。在这三个国家中,他最欣赏的是新加坡在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下的严整社会秩序。在干部和群众中具有更广影响的是以邓力群、马洪等为首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同年 11月对日本的访问和考察。考察报告访日归来的思索对日本的经济社会体制赞誉有加,在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中产生了巨大影响。邓力群在书中得出结论,要学习日本在政府的管控之下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想法最早是由邓力群的日本考察在中国的中上层干部里普及开来的。“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1984 年和 1987 年的体制设计虽然提出要发展商品

22、经济,同时又强调政府的计划控制。到现在,很多人还认为十三大报告中提到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对市场经济很好的描绘,但我认为,这个提法存在很大缺陷:虽然企业是由市场引导,但是市场是由国家和政府调节,这就埋下了伏笔。到了 21 世纪,许多文件里出现了 “党和政府要提高驾驭市场的能力 ”的提法。这表明,虽然 1992 年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的市场,只是国家所驾驭的工具。1992 年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四大的决定制订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即有名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

23、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一个全面改革的纲领,要求在 20 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这一决定与现代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接近,这可能反映了经济学家对文件起草的影响。不过,在实际生活中,强调政府主导作用的思想仍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这种影响的存在,在 20 世纪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的要求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中国在 20 世纪末建立起来的体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体制,这种体制仍然保留着许多旧体制的因素。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是过渡性经济,特点是既有过去经济制度因素,又有未来经济制度因素,存在是此涨彼消,还是此消彼涨问题。其存在两种可能前途,一种前途是旧体制的

24、统制经济逐渐消除,政府从不应该起作用,主要是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提供公共服务,让经济体制逐渐完善起来,越来越接近以法制为基础,或者说以法制支撑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前途是新的因素没有得到发扬,而旧体制遗产变得越来越强势,出现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政府所主导的经济体制。这是很危险的道路,是很不好的一种可能前途。在中8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往往会变成权贵资本主义。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要求消除生产发展、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完善。经过若干年后来看,这个决议执行得不好。大多数人认为,当时人们陶醉于上世纪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认为没有必要改

25、革。要改革就要舍弃一些旧的因素,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虽然当时有了决定,实际上没有很好地执行,出现了改革的停顿,甚至在有些领域出现了倒退,原来由市场作用的领域,被政府的作用代替。这样一来,在经济制度中旧的遗产不但没有消亡而且强化了,原来体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一个问题是增长模式或者经济发展模式,即粗放的、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在 1995 年制定的“九五”计划中,要求从粗放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靠效率提高、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由于存在体制性障碍,这个转变始终转不过来。而粗放经济增长模式造成的各种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从微观经济来看,是资源匮乏越来越严重,环境破坏越来越严

26、重。从宏观经济来看,是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资产负债表负债率越来越高,蕴藏着出现经济危机、系统性危机的危险性。另一个问题是腐败。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由于存在双轨制,存在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一部分价格由行政控制,一部分价格由市场调节,有权力背景的人利用双轨制寻租,出现了“官倒”现象。到了本世纪,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这种腐败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猖獗。本世纪以后城市化加速,这本是好事,但是在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下,政府又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规模巨大的资源土地。利用土地和土地抵押取得的资金大量掌握在政府手里,政府用该资金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而因为政府有大量的资源,所

27、以寻租的制度基础变得非常大,腐败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党的十八大根据对形势的分析、人民大众的要求,包括学术界和广大知识分子要求,提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八大方针决定,对怎么进行全面改革做出战略部署,要求通过 16 方面的 336 项改革,在 2020 年以前建立全会决定要求的体制。下面,我们来重点探讨新常态下如何进行进行经济改革。三、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之道目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经济目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2013 年 3 月 17 日总理记者招待会,李克强首次提出“中国经济升级版”概念。3 月 25 日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8、2013 年会的境外代表座谈会上,李克强再次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3 月 27 日至 29 日,李克强在江苏、上海等地调研考察时强调, “要用开放促进改革,要以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9那么什么是中国经济升级版呢?我们认为,经济升级版也是经济发展“上轨道”的过程,就是从已有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轨道转换到新型的、更加平衡、更加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上。确切地讲,就是从“加快发展”的轨道转向“科学发展”的轨道,从不公平发展的轨道转向公平发展的轨道,从“黑色发展”的轨道转向“绿色发展”的轨道,建立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环境友好、分配公平、民生幸福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体系

29、。简言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就是要平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各类矛盾凸显期,实现经济、社会和自然三大系统从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的转变,实现系统间关系更加协调,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全面提升国民净福利水平。为什么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呢?从历史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结合的过程,如同中国经济发展版本,需要经历一个不断升级、不断“打补丁” 、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历史经验表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经济发展版本”每隔一段时间(十年或二十年)就需要一次升级,一方面需要解决前一段经济发展所积累的问题和弊端,另一方面更需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发展新的形势和大势所趋,旨在“两个

30、提升”:一是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二是提升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类资源配置能力、国际竞争力、全球影响力。政治目标: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改革不是为了上几个项目,搞几个工程,而是为了在中国实现小康,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建成小康社会就要依靠改革。30 多年的经验表明,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是改革开放,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发展,依然要靠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这是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李克强年轻时在农村插队,饱尝农民生活的艰辛,积累了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上任之初,他们就想编织一张覆盖全民、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坚守网底不破,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这张网包括

31、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住房。新一届领导人反复强调,使改革红利惠及人民,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受益,因此就要深入基层,了解老百姓对改革的诉求,如收入分配、城乡差别等, 看看他们到底希望改什么,怎么改。 也就是说,要以民之所望为改革所向,通过改革让百姓受益,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核心和着力点10核心: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的问题。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其中有 5 个概念非常重要。其一,统一。过去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而政府依靠条条块块进行管理,把市场和经济之间的

32、联系切断。本世纪初,很多经济活动在市场进行,但是市场不是统一的,是条块切割、碎片化的市场。经济学认为,市场规模越大、效率越高,而建立统一市场要消除条块分割。其二,开放。过去市场不是对所有市场主体放开,而是分等级的, “国企在政策中,集体企业在附则里,民营经济虽然存在但往往被看成异类” 。要建立所有主体平等对待、平等获取生产要素、一体开放的市场。其三,竞争。这是市场的灵魂,由于行政权力的干预和各种有行政背景垄断的出现,市场缺乏足够的竞争性。和权力的关系不同,市场中不同主体的力量就不同,因此要建立竞争性的市场。其四,有序。市场有各种权利的干预,是无序的,缺乏法制,而不是在统一的规则基础上进行相关活

33、动。有序的市场就是体系建立在规则、法制的基础上。其五,市场体系。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市场的理解往往局限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等不对所有主体开放,要围绕要求,进行各项改革。这 5 项要求切中中国当前经济体制时弊,要围绕上述要求推进改革,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点:尊重法治,按经济规律办事改革是一场革命,是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种否定,因此必须在法治的前提下,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改革才能成功。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理念,并明确提出 2020 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奋斗目标。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法治政府建设,李克强当选总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代表新一届政府庄严承诺:“我们将忠实于宪法,忠实于人民。 ”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建设法治政府、各项工作都要依法行政”的要求,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也明确规定,国务院组成人员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

展开阅读全文
相关资源
猜你喜欢
相关搜索

当前位置:首页 > 企业管理 > 经营企划

本站链接:文库   一言   我酷   合作


客服QQ:2549714901微博号:道客多多官方知乎号:道客多多

经营许可证编号: 粤ICP备2021046453号世界地图

道客多多©版权所有2020-2025营业执照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