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提升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在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题培训班上的辅导报告谢 伏 瞻（2013 年 8 月 日）同志们：根据省委开展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题培训班统一安排，今天我结合学习十八大报告的体会和到河南后调研的认识，就“提升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和大家一起做个交流。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更多依
2、靠资源节约和循环经济推动，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这种发展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围绕促进“四化”同步，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历届省委、省政府进行了不懈探索。2008 年以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把“一个载体、三个体系”作为“三化”协调发展的实现途径，并正式确立了在加快信息化进程中持续探索“两不三新”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路子；这期间，国家先后批准我省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个战略规划，为河南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限于时间关系，我主要就工业化、城镇化问题讲
3、五个方面的认识。一、提升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是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必由之路新世纪以来的 10 多年，是我国经济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国际竞争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了新的历史性变化。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其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认识这种变化、适应这种变化并科学应对，是我们抓住机遇、用好机遇，提升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基础。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可以从国际、国内和我省自身三个层面认识。（一）提升工业化城镇化水
4、平，是应对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变化的现实选择。过去几年，国际经济形势的最大变化是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这场危机是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后最大的经济危机，深刻冲击了美国和欧洲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正在改变世界经济格局。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场危机，危机对世界经济长期发展又将产生什么影响呢？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波及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原因主要是：2000 年后，由于互联网泡沫破灭，加之“911”事件影响，美国经济陷入低迷。为刺激经济，美联储连续 13 次降息，联邦基准利率最低降到 1%。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了美国房地产泡沫，使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节节攀升
5、，美国家庭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通胀压力不断加大。从 2004 年 6 月起，美联储又在短短两年内 17 次加息，使借贷成本上升、资产价格下降，房地产泡沫破裂，造成美国家庭负债急剧恶化。一些家庭不能还本付息，出现违约，引发次贷危机，拖累投行、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使金融危机迅速扩散蔓延，经济急剧收缩，产出下降，出口下降，进而从实体和虚拟两个方面影响世界经济。归结起来，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主要是三方面原因，即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失当、金融监管不力和美国投资消费失衡。国际金融危机迅速向世界扩散，欧洲经济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从金融机构收缩传导到实体经济收缩。由于欧元区政治经济架构的特殊性，引发持续
6、的欧债危机。这种特殊性包括：一是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二是多数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三是有统一货币政策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当金融危机扩散到欧洲，欧洲经济增速下降，政府财政收入下降，为维持财政收支平衡，一些国家特别是南欧国家只能通过发债筹措资金，由于这些国家财务状况恶化，发债成本节节攀升，直至商业金融机构不再认购，只能依靠 IMF和欧洲央行救助性借款。而国际机构的救助是有条件的，这就是消减赤字。减赤就意味着削减政府预算和社会福利，这又引发社会民众不满和政治动荡。欧元区各国不得不与负债国进行博弈。有人概括说：美国的金融危机主要是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的危机，欧洲则是政府资产负债恶化的危机。无论是美国
7、家庭，还是欧洲负债国，修复资产表都将是长期过程，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世界经济在短时间内能强劲复苏。因此，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包括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对世界经济最突出的影响是导致了世界总需求增长放缓和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对我国经济的主要影响是外需萎缩导致出口受到重大冲击，国内产能过剩矛盾凸显，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失去国际市场依托。尽管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但长期发票子既不可持续，又加大了全球通胀和资产泡沫风险；一些发达国家试图改变负债和过度消费模式，推进居民、金融机构和政府去杠杆化，增加储蓄、降低消费、减少赤字，但这
8、在一定时期必然会减少社会需求，导致经济下滑；有的发达国家寄望于通过推动再工业化改变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状况，制约因素也很多，发展传统制造业则无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则需要技术突破。正因为世界经济短期内难以重现强劲增长，所以未来的国际环境难以继续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我们面临的机遇已经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必须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着力提升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二）提升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
9、要求。目前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增长速度换挡期，是指经过 30 多年特别是近 10 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已从过去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换挡到 78%的中速增长。结构调整阵痛期，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国际需求萎缩和国内增速下降引发的产能过剩。据权威部门测算，今年二季度末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只有 78.6%，不仅钢铁、煤炭、电解铝、建材、化工等传统产业过剩，就连风电、多晶硅等部分新兴产业也出现了过剩。为化解过剩产能，一些行业难免受到较大冲击，有些企业甚至会退出市场，这些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的“ 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指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
10、央及时采取的一系列刺激政策，在推动我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会伴生一些副作用，如货币总量扩张、房地产价格上涨、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等，消除这些负面影响尚需时日，短期内继续大规模扩大刺激已不可能。在“三期叠加”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环境也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投资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这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发展阶段的变化。在过去10 年中，我国人均 GDP 从 1135 美元提高到 6100 美元，城镇化率从 39.1%提高到 52.6%。10 年中，铁路新增 2.57 万公里，发电装机增长 2.2 倍，高速公路增长 2.8 倍，山东、江苏等省公路密度已是人口密度相似
11、的韩国的 2 倍。一般来讲，基础设施一旦建设高峰过去，很难再保持较高投资增速。这就是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潜力虽然还有，但持续高速增长难以再现。二是投资消费的结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资本形成率已由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 32.5%上升到 2011 年的 48.3%，远高于 19.9%的世界平均水平；最终消费率则由 67.1%下降到49.1%，既低于发达国家 70%左右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 50%左右的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投资占比 1999 年达到峰值（21.8%）后，一路回落到2012 年的 12%左右。这说明，我国主要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即使没有到顶也已非
12、常接近顶峰。三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过去 20 多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年均增长 2%3%，其中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贡献各占一半。但2012 年我国 1559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 万人，标志着劳动力数量已进入下降通道，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 10 年来增长近 4 倍，目前是东南亚的 2 倍左右，招工难、用工贵问题日益突出，今后再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维系经济增长已不现实。四是资源环境支撑能力的下降。我国淡水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8%，耕地为 43%，森林为25%，石油为 7.7%，铁矿石为 17%，铝土矿为11%。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位居世界第一位
13、，人均排放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一些地方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近极限。发达国家工业化经历了 200 多年，而我国工业化只有几十年，成就集中显现，矛盾和问题也集中显现。这不仅造成资源供求关系日趋紧张，而且环境污染加剧，环境突发事件增多，与群众对优美环境的要求反差越来越大。河南是中国的缩影，全国面临的问题我们或大或小都存在，或早或迟都会到来，在我国经济增速下台阶的情况下，我省已到了必须顺应国内环境变化，着力提升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依靠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三）提升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是解决我省深层次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我省经济持续下行，今年上半年仅增长 8.4%，增速虽然高于
14、全国平均水平 0.8 个百分点，但低于各地区加权平均 1.1 个百分点。这一增速不仅低于年初预期目标，也低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需年均 9.05%的要求。增速过快下滑虽与大环境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我省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没有根本解决。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占比偏大，且种植业占比高、粮食占比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加工度低；工业大而不强，煤炭、电力、有色、钢铁、化工等能源原材料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半壁江山”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总量较小，虽然增长速度快但还难以抵消能源原材料等传统支柱产业下拉的影响；服务业比重偏低，占生产总值比重只有 31%，低于全国平均水
15、平 13.6 个百分点，居倒数第一位，金融、信息、科技、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高。二是城乡结构不合理。2012 年我省城镇化率为 42.4%、户籍城镇化率只有 23%，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0 个百分点以上；人口城镇化慢于土地城镇化，20082012 年省辖市市区建成区面积增长 25%，人口仅增长 13%；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较大。三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传统农区人口多，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全省还有 38 个国家级特困片区县、重点县和 15 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三山一滩”等区域长期受到自然条件、交通区位、资源禀赋的制约，发展一直难以实现突破。尤
16、其是黄河滩区还居住着 128 万人，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四是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趋紧。我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相当于全国的1/5，粮食生产的硬任务与工业化、城镇化对土地刚性需求的矛盾日益凸显。污染减排压力持续加大，目前我省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居全国前五位。上述情况表明，如果不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道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就难以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在看到国际环境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支撑因素发生变化，我省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我省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此消彼长，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对地位上升，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国际社会对我国倚重增加，这有利于我们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经济全球化大势没有改变，国际产业向我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的趋势没有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助外力、提升发展层次。三是一些国家为重振经济，对外来资本需求增加，放宽了一些领域的投资限制，一些拥有关键技术、研发人员、营销网络和营销团队等战略资源的企业要价处于历史低位，我国企业走出去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