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奢减悖论的解读在粗放的增长模式下,资源节约与扩大内需构成了一对现实的矛盾,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内需。作为增长动力的需求是具有层次的,并不是任何消费需求都是合理的,因此,需求结构的优化应当成为扩大内需的基本思路。资源环境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严苛的制约,因此,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社会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启动了扩大内需项目。在保增长的要求下,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手段基本还是“起吊机经济”,可以预期我国的资源环境形势会因此出现反复。这样说并非是对当前举措的质疑,事实上,当前形势下如果不依靠“起吊机经济”,想在短期内逆转或缓和经济下滑的趋势有着很大的
2、难度。但这也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即对增长速度的惯性依赖使得在当前的发展模式下,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意味着资源消耗的增加,由此产生与资源节约目标的碰撞。因此,处理资源节约与扩大内需或者说保持强劲的增长动力之间的关系是当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必然面临的难题。1、资源节约与扩大内需矛盾的解读从理论上说,资源节约与扩大内需不是一对矛盾的概念。 首先,资源节约不是限制消费,而是优化资源配置的需求。事实上,节约本身是发展过程中资源有效配置不足的一种信号。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不存在资源节约的需要。一是这种资源是无限供给的;二是这种资源的配置在最优水平,已经不存在节约和改进的空间。显然,前者对于资源是不成立的,因
3、为资源本身就是稀缺性的代号,如果存在无限供给,就不可能称为资源。而后者也难以在现实中存在。因此,总是存在资源优化配置的现实空间,存在资源节约的必要。而资源节约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更高的效率、更好的发展。比如企业通过合同能源管理,节约了能源,降低了企业运行成本,而节约的成本又有助于企业扩大再生产。从这一点上来说,资源节约与作为发展动力的扩大内需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次,扩大内需不是扩大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下需求规模的扩大和需求结构的优化。需求的满足和扩大需要资源,但是满足不同的需求,其资源代价并不相同。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一个人消费某种产品所获得的满足或者说效益随着其
4、消费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少。如果将边际效益递减到一定水平的消费节约下来,用于其他边际效益更高的地方,那么这种通过节约而改变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规模对于个人以及社会总效益的提高是有利的。因此,扩大内需不是简单的扩大消费规模,而是包含着内需结构的合理调整问题,从而也意味着需要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即利用最少的资源满足最大的需求。从这一点上来说,资源节约应当成为扩大内需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标杆。最后,扩大内需解决的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问题,而资源节约关系的则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两者可以说具有相同的目标,具有一致性。谈到我国经济发展粗放,人们往往特别关注单位产品的物耗和能耗。客观地说,由于我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主要
5、矿产的品位较低,如果剔除这些因素,单位产品的物耗能耗与国外的差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巨大。当前,我国产品能耗是发达国家的 115 倍,但是单位产值能耗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13 倍。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动力,学术界有着“出口拉动型、投资驱动型和资源依赖型”的说法。这种归纳有过于简单之嫌,但如果将“资源依赖”定义为单位资源利用产生的附加值低、生产的技术含量低,则是有道理的。由于单位产品的附加值低下,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就不得不诉诸产品数量的增加。在单位产品资源耗费本身比较大的情况下,依靠数量来取胜必然导致资源消耗的增大。从而在以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下,导致资源节
6、约与扩大内需之间的矛盾.Lovins 等曾经指出我们这个社会现有的经济模式在使用资源方面效率很低。我们所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本来可以用比现在所需更少的资源来生产,额外资源的使用可能是由非定价外部性、过时的经济思维和活动、不正当的动机以及缺乏系统的运营结构导致的问题和矛盾。其本质是发展模式问题。事实上,在传统发展模式中,经济发展被等同于经济增长,增长的最有力尺度是经济规模的扩张。为了保证这种经济规模上的扩张,企业必须鼓动消费,政府必须鼓励企业的扩张。预算赤字成为政府的正当行为,而赤字的确定往往又是建立在假定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循环使一个社会对增长“上瘾” 。而在当前的经济模式下,增长通常需
7、要能源和物质投入的增加,从而使得环境问题不断加剧。在传统发展模式中,生产力的提高是以劳动生产力为尺度的。由此产生两方面对环境保护不利的后果。首先,劳动生产力提高可以被看做是两种力量的结果,一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包括技术进步、知识普及、管理改善和技能提高;二是物质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前一种力量显然同时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而后者则是排挤了劳动力。一定程度可以认为,这种对劳动力的排挤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失业问题难以治愈的根本原因,而环境保护则因此受到拖累。其次,自然资源开发和加工的环境成本普遍被低估或忽略。由于其导向作用,技术进步的方向往往朝向规模化开发和利用资源,而劳动力越来越被资本替代。这些
8、作用力的综合结果是初级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在客观效果上,造成自然资源丰裕的假象,鼓励了社会对环境与资源的滥用。要改变这种情况也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例如,消除外部性需要重构市场价格体系,使之将流失于市场价格之外的价值得以体现,其背后则是国家税收财政体系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导向的重构。而“过时的经济思维和活动”,无非指的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改变的路径则是循环经济,“从摇篮到摇篮”等模式。但问题是,这样的转型会弱化经济增长的动力吗?2、增长的动力与资源节约每逢经济不振,经济学家总是首先寻求扩大需求的药方。我国政府从 1997 年开始关注调动内需,依据凯恩斯理论,通过各种途径刺激内需,
9、如增发国债以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黄金周”的节假日政策等。在世界性金融危机来临之际,我国各级政府更以大规模的公共投入来拉动内需。经验证明,在大量资源闲置、商品供过于求、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或存在严重失业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措施对恢复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但是,“节俭悖论”所表达的规律不能被随意地扩大和滥用,说到底,其表达的是某种特定状态下的消费与增长关系。所以其一,它并非万应灵药,不能滥加施用。其二,扩大内需的药方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方式和强度会有重大差别。其三,这并不是要求我们要选择一种奢侈的生活方式,更不能演绎成“奢侈爱国,挥霍光荣”之类。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资
10、源禀赋严重不足,挥霍不起,走一条节俭的发展之路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我们追求的是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不能将内需简单理解为老百姓掏腰包消费,甚至理解为吃喝玩乐,更不应该因此倡导奢侈豪华。能够为我国带来长远发展动力的内需,是人的发展。 “以人为本的发展”的内涵包括提高民众的物质福利水平,并以此为发展的终极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人的欲望和需求是无限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消费需求都是合理的,都是应当满足的。特别是对于政府而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要有一个尺度。如果一切欲望都被理解为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显然是荒谬的。从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
11、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来看,需求还可以简单分为物质性需求和非物质性需求。证据显示,减少物质消费或者转向低物质强度的消费可能达到环境和社会目标。强调引导消费活动并不意味着减少消费,而是引导人们消费更多能令人开心的事物,比如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引导人们消费产品提供的效用而不是消费产品本身,比如选择租赁而不一定是购买。因此,需要强调福利作为测度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依赖于经济测度的。福利的增长并不单纯在于物质消费的增长。随着人的收入和财富的增长,鼓励消费者找到物质消费和非物质消费的平衡的政策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很重要。因此,扩大内需不仅要考虑内需的规模问题,而且要考
12、虑内需的结构问题。但是,现实中,在扩大内需规模的惯性思维下,内需的结构性问题被长期掩盖或者忽略了。需求增长中的物质含量是高度可变的,在正确的引导和激励作用下,人们可以通过消费较少的物质和能源增量获得尽可能多的福利。但传统发展模式显然缺乏这样的激励机制:广告和生产者的营销机制诱导消费者去消费更多的物品;“精英”们整天津津乐道的是豪华和奢侈,以此为社会发展方向或“世界一流” 。更为深刻的影响是,在一个崇尚物质主义和享受主义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会变得与资源环境敌对,造成资源节约和内需扩大之间的对立。虽然技术进步、效率的提高能使同样的资源消耗获得更多的财富,实现更多的享受,但技术进步却不能免除全球环
13、境问题的困扰。美国是全世界技术创新活动最活跃的国家。但其人均能耗的增加过程告诉我们,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条件下,人类自身的贪婪决定了技术进步过程造成的是更多的能源消费。已有研究指出,如果中国要达到日本的人均收入水平,单靠技术进步是不可能使排放不增加的3(P10)。所以,虽然效率和技术进步依然很重要,但是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来捕捉目前尚未启动的、通过生产和消费结构的转变可以减少排放的潜力。要使社会经济生活从根本上转向环境友好,生活方式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具有更为根本的作用。当前由工业化国家创造的物质文明和消费模式是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的模式。这种生产和消费模式是环境压力的主要根源。由于世界贸易的
14、高度发展,发展中国家不但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且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方式上都在向工业化国家现有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模式靠拢,否则就难以形成足够的需求和经济增长点。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消费者社会尽管依然存在贫困,但都在或多或少地朝着西方的能源和资源消费标准迈进。我国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以较少的资源实现个发达社会所必需的基本发展目标。履行这些基本使命需要大量投入。对此,反对者也许不多,但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还很薄弱,还没有力量投入到上述领域的观点却相当流行。新中国建立已近 60 年,其间经济始终保持着较为快速的增长。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如果这么长时间的高速经济增长还不能让我国获得全面解决三农问题、全
15、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治理环境和推进生态保护、全面提升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那么我们的发展模式真的是出问题了。应该勇于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通过这么多年来的发展,我国已经积蓄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虽然粗放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可观的效率损失,但应该有能力承担前面讨论的那些基本使命。之所以在相关领域欠了账,只是因为发展成果被不当配置。还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正视、不解决这一问题,利益主体化的各级政府依然会继续依赖粗放的增长方式追求尽可能高的速度,从而使资源节约成为一句空话。因此,需要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保证公共财力向上述领域的充分投入。近年来我国对许多重要的基础性领域的投入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如公共
16、财政向科技领域的投入即使按照汇率计算也已经超过了日本,对教育的投入同样有着巨大增长,但这些投入中的很大部分存在使用不当的问题。在“世界一流”之类好大喜功的目标引导下,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忙着造大楼、建新区,以花拳绣腿为时尚,以烧钱为光荣。加大的投入很大程度被奢侈吸收。能在多大程度上遏制住当前的奢侈和浪费,就有多大能力来推进那些基础性使命的履行。在很大程度上,发达国家不是发达以后才重视这些领域的投入的,而是反过来,因为始终将这些领域置于优先地位,一个国家才能进入发达状态。任何人类文明走向辉煌的历程,都不可能是由奢侈推动的,只可能因奢侈而消亡。在考虑我国能源前景时,不能回避这一历史的铁律。3、资源节
17、约引导扩大内需的投入方向从以上的讨论可以发现,本文所提的资源节约是更为广义上的,其本质是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结构的调整。节约,意味着确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发展目标,进而寻求以最少资源环境代价实现相关目标的发展战略和策略。反过来也必须依据我国的资源禀赋特征,确定与此相适应的发展目标。而扩大内需,实际上也就是在相应的发展目标之下的一种结构调整。发展包含着远远超越经济增长的使命。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经济总量的扩张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消除贫困;让全体国民的物质福利水平、生活质量和知识技能水平不断提高,享受全面而良好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让社会整体地实现从传统
18、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考虑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其核心要求是发展进程中自然资源的存量不出现下降。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增长主义能够胜任的。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来破除增长主义之下资源节约与扩大内需之间的矛盾,在资源节约的规范下引导扩大内需的投入方向。第一,健康的城市化。城市化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内需的主要来源,也是资源节约和优化配置的主战场。但是,不是任何方式的城市化都是高效率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因此城市化应该是健康的城市化。至于什么是“健康的城市化”,笔者认为不应该有什么绝对的标准,主要还是要遏制其建设过程中一切浪费土地和能源的现象。或者说,健康的城市化是与发展的目标相一致的
19、,即可以实现土地资源的节约和保护,实现以最小的能源消耗来支持全体人民获得基本而有尊严的生活,包括提供覆盖更广范围和无歧视的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基本需求服务,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这意味着必须破除地方之间的市场壁垒和公共物品供给壁垒,使人能在自由流动的同时,获得公平的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养老保障等公共资源,同时具有非歧视的就业机会。显然,我国在这些方面的投入远远不足。地方保护主义加大了扩大内需的成本,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些方面做得越好,城市化对缓解我国环境资源问题的贡献就会越大。第二,大幅度提高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舒尔茨(1961)将人力资本投资集中分为五类:一是医疗和保健;二是在职
20、人员培训;三是正视教育; 四是非企业组织的成人学习项目;五是个人和家庭为了适应迁移而进行的投入。从这一点上来看,人力资本投资与城市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但又并不完全。健康的城市化保障了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能力,但是要提高人的发展能力,还需要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这意味着让所有社会成员能够获得适当的教育和培训机会,所有的劳动者拥有合格的技能水平,并具有不断提升自身知识技能水平的机会和能力,并以此获得更有效的资源认识、开发和利用,以全体国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能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更高质量的生产,实现资源的低消耗和减少浪费;通过改造低端劳动力为主的人力资本培育来跳出低端经济发展陷阱,实现我国经
21、济从粗放的、简单劳动力密集的增长向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发展,缓解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同时,通过完善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激发全体国民的创业、创造和创新积极性,进而内化为发展的动力。第三,反哺自然。我国前 30 年的经济增长既然是粗放的,就必然有其掠夺性的一面。为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全面地反哺农村,反哺自然。这一点实际上也是以上两点的自然延伸。有效率的城市化意味着能将更多的土地还给自然,能将社会财力的很大部分用于反哺农村、反哺自然、保护环境、修复被破坏的生态系统,以保护和培育国土资源系统的承载能力。而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是人本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提高人类反哺自然的能力,即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替代自然资本能力,从而减少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