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51 岁已经不是一个青年，最多也只能算做是中年。然而，当我们回首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时，一位 51 岁的中年人却往往被我们归到青年之列。 他，就是蔡元培。 1917 年 1 月 4 日，北京大学迎来了新校长蔡元培，校工们恭恭敬敬地在校门口排好队，向这位昔日的教育总长、现在的校长行礼。没想到蔡元培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而是脱下自己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躬。要知道，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校长的职位相当于三品大员，蔡元培当过的教育总长更是相当二品高官。这一鞠躬震动了北大，瞬间成为北大的新闻。 九十年后，如若再次审视着蔡元培的这次鞠躬，人们不禁会
2、有这样的疑问，这普通的一次鞠躬何以震动中国最高学府？这就要从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说起。 蔡元培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陈洪捷：“那时候的北大他们叫一个官僚养成所，就培养官吏的，因为我们中国科举思想遗毒很深，当时京师大学堂或者后来的北大呢，一直被作为一个科举考试的替代物，他就认为在北大毕业相当于过去的进士，所以很多有这样的想法，来了后就是要做官，以前科举嘛，考完了就是要做官嘛，所以很多学生到北大来不是要研究学问，不是对知识感兴趣，而是把它作为进入官场的阶梯。” 作为“镀金”的地方，北大这座衙门式旧学堂处处散发着颓败的气息。北大老师多是北洋官僚，学生多为官僚富家子弟，上课铃一响就有当差的来说一
3、声：请老爷上课。大学的颓靡的风气可见一斑。 蔡元培从进入校门的鞠躬开始，决心要给中国一个全新的北京大学。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诸位来北大求学必有一定宗旨，要求宗旨正大，必先知大学性质，我以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蔡元培认为，对学校的改革，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而现代教育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精神，它就在于学校首先要培养一种自由的精神，尤其是学术自由，它首先是要容纳一大批各个学科的大师级的学者，让他们都能自由发展。 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启蒙和救亡”为主的新文化运动，蔡元培看了之后，认定陈独秀可以成为青
4、年的导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三顾茅庐，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北京大学校史馆郭建荣教授：“陈独秀大家都公认他 1915 年 9 月 15 号在上海创刊的那个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陈独秀来了以后确实，在各个方面，因为他是个革新人物么，起了很大作用。” 继陈独秀之后，蔡元培又聘请了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还请鲁迅重新设计了北大的校徽，这个校徽沿用至今。胡适被蔡元培聘为教授时只有 26 岁，碰巧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都属兔，分别是 50、38、26岁，人称三代兔子党。蔡元培在聘用新人的同时，一些不学无术的教员纷纷被解聘，经过调整，全校两百多个教员中，教授的平均
5、年龄只有 33 岁。 如果有人能够复制 1917 年到 1919 年北京大学，你一定会发现这样的怪现象：教室的这边，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黄侃大谈魏晋文学；那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钱玄同极力倡导白话文。黄侃在课堂上大骂钱玄同的观点荒谬不合古训，而在对面教室讲课的钱玄同毫不在乎照讲我的现代白话。 一时间，北大校园里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主义层出不穷，国学、哲学、政治学等各种学说风起云涌，新青年新潮国故等或激进或保守的刊物百家争鸣。 北大有宽容之心，蔡元培有将将之才。北大怪人辜鸿铭曾说：“中国只有两个好人，我一个蔡元培一个”。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时，辜鸿铭说，中国不能没有皇帝，北大不能没有蔡校长
6、。英年早逝的国学狂人黄侃说：“我和蔡元培志不同道不合，但如果蔡元培走了，我也不能留，因为全中国没有人能够用我。” 兼容并包一方面意味着各种思想流派的并包，同时也意味着所有学者都应该得到尊重，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的这样一个思想在北大得到了切实的体现。 蔡元培在北大短短两年的改革，就彻底改变了北大的面貌，新派知识分子在北大越聚越多，新文化运动规模也越来越大。后人在书写蔡元培的传记时，常常这样评价蔡元培：“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 1919 年在巴黎和会上，列强们拒绝了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合理要求，将战败的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利益转给日本。消息
7、传回国内，在新文化运动中启蒙的中国青年人愤怒了。一场爱国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1919 年，5 月 4 日，星期天，北京。天气，晴，下午和晚大风一阵后小雨。这一天诞生了一件震动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事件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扬言解散北大。为了保全北大，保护学生，蔡元培愤而辞职，再次离开北京。 蔡元培一生办学，种下读书爱国爱民和革命的种子。中国知识分子从官场走向学术殿堂，从庙堂走向民间，正是蔡元培在北大开风气之先。 蔡元培时期，北大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允许校外生自由出入，旁听这个最高学府的课程。当时，一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常常跑去聆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讲授马克思主义。后来，他成为新中国的第
8、一任领导人，他就是毛泽东。1940 年 3 月 5 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终年 72 岁。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在陪都重庆主持公祭；共产党则在延安举行各界追悼大会，中共领袖毛泽东发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一位贫病交加的读书人，为什么受到国共两党共同的尊崇？ 也许从美国著名学者杜威对蔡元培的一段评价中可以找到答案。杜威说，在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中,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1977 年 6 月，诗人余光中特意到香港，到蔡元培先生墓前吊唁。纵横的坟碑间，蔡元培先生的坟墓早已被漫山的荒草掩盖，墓前一块小小的白石碑，上面孤零零的刻着“蔡孑民先生之墓”七个红字，荒凉萧条，甚至连守墓人也不知蔡元培是何许人也。 余光中静立良久，写下一首诗蔡元培墓前，留给有心人无数慨叹：“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摇过一只摇篮/那婴儿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婴孩洪亮的哭声/闹醒两千年沉沉的古国/从鸦片烟的浓雾里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