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论探讨 财政研究 2013 年第 1 期引 言中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和经济率先回升的成绩 ，引起全世界注目 ，而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 ，以及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的现实要求 ， 也成为思想界的热点 。 上世纪至今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实践 ，带给我们丰富的启示和一系列亟应正视的经济学研究课题 。 我们认为 ，从宏观经济 “需求管理 ”的局限性与 “供给管理 ”的必要性引发的相关认识 ，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内涵和重大现实意义 。 本文聚焦于这一需深入研讨的 “供给管理 ”思路 。过去三十多年 ，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 10%的高速增长 ，经济规模在世界各国
2、当中的排名由第十位上升到第二位 ， 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由 1.7%上升至 10.5%，2011 年人均 GDP 达到 5416 美元 （按购买力平价 PPP 计算达 8386.7 国际元 ），列世界第 90 位 ，约为世界均值的一半。 此种巨大规模经济体的长期高速增长 ，在人类经济史上罕见 ，堪称中国奇迹 。 这一成就的取得 ，主要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指导下 ，中国在总供给管理角度 （制度供给和结构调整 ）开创性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变革 ， 极大地释放了供给潜力 ，同时也较有效地对总需求进行了管理 。但是我国未来 10至 30 年的发展将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减速
3、压力 ，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难度显著加大 。 从内部因素看 ，高速增长是后发经济体在特定追赶时期的一种增长形态 ，随着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和其它相关要素 、机制差别的缩小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逐步收敛 。 这种意义上的收敛虽然将横跨较长时期 ，但增长速度由峰值水平转折性地回落 ，很可能已经开始 （刘世锦等 ，2011）。 从外部因素看 ，自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 ，尽管美国 、欧洲 、日本等经济体采取了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 ，历经 5 年虽然在局部及个别时段有一些积极信号 ，但总体形势依* 贾康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徐林为国家发改委规划
4、司司长 ；李万寿为深圳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姚余栋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黄剑辉为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 ；刘培林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宏瑾为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研究员 。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与作者所在单位无关 。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贾 康 徐 林 李万寿 姚余栋 黄剑辉 刘培林 李宏瑾*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之后，增速将规律性地向成熟经济体的水平逐步收敛，但较长时间内仍有重大发展机遇，关键是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进一步激发活力，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而持续地提升。本文以梳理和考察西方传统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与非凯恩斯主义的
5、学术进展和政策主张的得失为基础，力求把已有的理论经济学认识与原被理解为分支的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的贡献融汇和打通，并面对中国的国情与实践，提出可以洞悉规律和适合中国现代化客观需要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认识框架，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实现中国弥合“二元经济”、趋向现代化的新一轮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与质量提升。作为中国之必然选择的“三步走”赶超战略，需要科学的理论和政策设计予以决策支撑。 在“新供给经济学”框架下，作者于现阶段的基本政策主张，是“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在文
6、中作了具体阐述。关键词 ：供给管理 新供给经济学 改革2 然 复杂严峻 ，一方面表明欧美近几十年的主流经济学派专注于从需求端入手调控经济的思路已面临步入穷途的窘境 ，需要深入反思 ，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以欧美日的需求带动出口 ，进而带动经济顺利增长的模式 ，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可持续 。增长速度回落时期既有严峻挑战和风险 ，也蕴藏着重大的机遇 。 一方面 ，倘若不能正确认识潜在增长率的应有水平而一味通过政策刺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 ，则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 ， 导致经济大起大落 ，特别是这一过程还可能与矛盾凸显期的 “中等收入陷阱 ”式风险叠加 。 另一方面 ，更要看到这个时期 ，尤其是未来1
7、0 年 ，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机遇仍与供给方面的特殊国情 、特定转轨 、特色化结构变迁有关 ，即以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继续解放生产力 ，以体制改革促进结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 ，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 ，进一步激发全体社会成员参与发展进程的活力 ，在中等收入阶段培育起以创新为主的接续增长动力 ，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而持续地提升 。 以改革为核心带动中国经济总供给的质量上升 ，同时促进总供需平衡 ，建设一个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这将为中国经济持续 、长期的繁荣和发展及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面对未来的挑战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 ：“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
8、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 ”中国应按照党的十八大在凝聚社会共识基础上作出的部署 ，以改革统领全局 。 201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 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 、路线图 、时间表 。没有洞悉规律 、“对症下药 ” 的经济理论作指导 ，就不能保证正确的改革路径 。 改革是人心所向 ，但怎样改革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较充分的理论准备 。 为此 ，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按照邓小平 “发展是硬道理 ”的核心思想 ，在 “科学发展 ”中以改革
9、统领全局 ，构建促进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促进总供需平衡和结构优化 、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 “新供给经济学 ”，并作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部署 ，指导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经济理论框架 。在当前全球应对经济危机对策乏善可陈 （欧美日主要依靠宽松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但成效不明显 ）的情况下 ，“新供给经济学 ” 着重从供给侧发展实体经济 、促进就业的核心理念和政策取向 ， 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 ， 对促进亚非拉发展和欧美走出危机也有积极意义 。欧美等国可以考虑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形成的新的国际经济格局 ，通过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有效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新型经济体制机制 ，进而发展实体经
10、济来扩大就业 、增加需求 ，而不能再寄希望于回避实施必要的改革而仅依赖于无限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一 、西方经济学和传统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及运用成效（一）经济学和传统供给学派的核心观点与点评。简言之 ， 西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在既定技术条件和价格具有充分弹性的情形下 ，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 ，政府不要试图干预经济 ，因为那除了会带来通货膨胀之外 ，于经济产出毫无益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认为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倾斜的 ，价格调整是粘性的 ，即客观存在经济运行状态 “可塑性 ”的政策空间 ，当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干预经济 。 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共同失
11、误是 “假设 ”了供给环境 ，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 ，没有足够地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总供给方面的根本性变化 。 事实上 ，人类从茹毛饮血时代发展到今天 ，随着科技革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飞跃 ，创造了上一时代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 ，然而这些原来让人难以想象的供给 ，并没有充分满足人类的需求 ，原因是在于人类作为一个适应环境进化的物种来说 ，其需求是无限的 。 正因为如此 ，现实地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 ，虽然离不开消费需求的动力源 ，但更为主要的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却不是需求 ，而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与引导 。 在更综合 、更本质的层面上讲 ， 经济发展的停滞其实不是需求不足 ，而是供
12、给 （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 ）不足引起的 。 在其中一般而言 ，要素供给 （如生产资料 、劳动力 、技术供给等 ）是经济层面的 ，与千千万万的微观主体相关联 ；而制度是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 ，直接与社会管理的主体相关联 。 马克思曾指出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 ，人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活动的一切方面 ， 包括自然科学在内 ，都将突飞猛进 ，使以往的一切都大大地相形见绌 。 ”人类的长期发展过程正是因为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产生一次次科技革命 ，带来一次又一次生产力的提升 ，也进而推动制度安排的一轮又一轮改革和优化 ，使总供给能力一次次大幅度提升 ，促进
13、并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和趋于繁荣 。 人类的供给能力现实地决定着人类的发展水3 平 ，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 ，我们可划分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时代 ：狩猎时代 、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信息技术时代 ，以后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飞跃 ，我们可能会迎来生物技术时代 。 与之相呼应 ，人类社会经济型态与制度框架上经历了自然经济 、半自然经济 、自由市场经济 、垄断市场经济和 “混合经济 ”的各种形态 ，包括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开拓与建设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战后传统凯恩斯主义曾占据经济学的统治地位 ，西方国家普遍依据这一理论框架制订政策 ，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 ，并取得了显著效
14、果 。 但是在追求经济增长等导向下 ，凯恩斯主义在实施中一味侧重扩大需求 ，却终于导致了上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出现失业与物价持续上涨并存的 “滞胀 ”局面 。 较为典型的情况是美国经济持续出现通胀和失业率同步逐年递增 ，1980 年 ， 即里根上台前 ， 美国通胀率达到 13.5%，GDP 实际增速则为 -0.3%。一些经济学者在这种背景下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 ，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 。 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 ，并在里根总统任期内得以付诸实践 。供给学派强调的所谓 “供给管理 ”，与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 “需求管理 ”合乎逻辑地形成一对概念 ，后者强调的是从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
15、缩的宏观调控 ，已为一般人们所熟知 ，而前者则不然 。 在凯恩斯主义的 “需求管理 ”概念大行其道几十年之后 ，在上世纪 80 年代 ，“里根经济学 ”时期有过一段 “供给学派 ”引人注目的实践经历 。 其所依托的是并不太成体系的供给经济学 （Supply-Side Economics）， 也并非是强调政府在有效供给形成和结构优化方面的能动作用 ，而是强调税收中性和减税等“减少干预 ”、使经济自身增加供给的原则 。供给学派针对传统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 ，复活了古典的萨伊定律 ，即 “生产自创需求 ”谁也不为生产而生产 ，目的是消费 。 生产 、分配 、交换只是手段 。 正如李嘉图所言 ，“任何人
16、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 ；销售则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 。 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 ，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 ，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 ”。 因此 ，从这一角度审视经济运行机制 ，问题并不在于需求方面 ， 而是在于政策错误等导致供给出现了问题 。 供给学派力主加强市场经济作用 ，反对政府干预 。在我国市场发育的实际情况制约和经济追赶 （即实施 “三步走 ”现代化赶超战略 ）的客观需要之下 ，解读和借鉴供给学派的主张 ，还应该进一步强调一点 ，即有必要再加上政府以经济手段为主在合理的政策选择空间内有意优化供给引导政策 、结构优化政策而避免行政
17、干预失误 。 政府的经济政策体现为对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或抑制因素 ， 其中财政政策在结构导向上最为重要 ，同时操作工具 、操作方式的合理性亦成为关键 ，因此应该通过减税刺激投资 ，增加供给 ，重视人力资本投资 ，并以支出的重点安排来引导经济结构优化 ，并掌握好社会福利提升的 “度 ”，以及必要的再分配优化机制 。（二）供给学派的影响与点评。虽然供给学派具有强烈的政策含义 ，但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 就其政策主张背后的理论而言 ，实际上是秉承了源自 “看不见的手 ”为资源配置核心与决定性机制的自由主义传统 。 尽管 1776 年 国富论 发表后亚当 斯密的智慧已深植于经济学人理念中
18、， 但随着19 世纪后期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思潮的涌现 、德国历史学派的出现 ，特别是 “大萧条 ”后 “凯恩斯革命 ”与凯恩斯主义政策流派的兴起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 ，无论在发达国家 、 计划经济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达到了空前程度 。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陷入 “滞胀 ”、发展中国家 “结构主义 ”和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以及计划经济国家的发展长期僵化停滞 ，包括供给学派 、货币主义 、理性预期学派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才再次使 “看不见的手 ” 较充分地成为思想和政策的主流 。 在 20 世纪 80年代初期前后 ，
19、除受供给学派影响的里根经济学外 ，以货币主义为指导的英国撒切尔政府和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德国科尔政府 ，共同创造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又一个较辉煌时期 。 然而 ，螺旋式 “否定之否定 ”的轨迹在 “百年一遇 ”的世界金融危机后再现 ：危机局面下 “国家干预 ”具有无可辩驳的必要性 ，使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和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批判思路再次成为思想界的热点或侧重点 。西方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独领风骚 ，还是货币主义大行其道 ，争论如何 “激烈 ”，在注重总量调控而忽略以政府为主体的供给侧结构调控上 ，都是一致的 。 尤其是曾经盛行的 “华盛顿共识 ”，体现的是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
20、 ，因为其大逻辑是市场平衡与结构问题可全由市场自发解决 ，所以政府调控近乎于无必要 ， “区别对待 ”更是可以完全忽略不提 。 但此次金融危机一来 ，美国调控当局却实实在在地运用起区别对待的 “供给管理 ”手段 ，如对若干大型金融机构与企业的 “救 ”与 “不救 ”的区别性选择 （对雷曼兄弟公司这个 150 余年的老店 ，就是不救 ，但对于 “两房 ”、“花旗 ”，却一定要救 ，以及对 “通用 ”为代表的汽车行业的直接注资与救助 ）。 在外贸上 ，更是 “区4 别 对待 ”得于结构上锱铢必较 、毫不含糊了 。 应当说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与其实践仍是缺乏对称性的 ，在基本逻辑贯通方面的 “不
21、周延 ”缺陷 ，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创新中 ，对此当然不可不察 。 上世纪80 年代以后 ，已先后有一些中国学者在扩展的意义上讨论 “供给管理 ”，侧重于讨论因政府而使总供给发生变化的机制中更多样化的政府作为 ，并特别注重与政府产业政策等相关联的结构优化 ，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 、增加有效供给的宏观调控与制度建设 （贾康 ，2011）。可以说 ， 这开始体现的已是理论层面的一种 “中国特色 ”。至于西方研究者对于 “华盛顿共识 ” 的理论支撑 新自由主义 ，也有积极的反思 。 如伦敦市前副市长约翰 罗斯义指出 ：“新自由主义是错误的经济政策 ，因为它从根本上拒绝遵循从实际
22、出发的科学规则 ，用中国话来说就是 它拒绝 实事求是 。 新自由主义创建了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经济模式 。 他们设想了所谓的 完全竞争 的企业组成的经济体 ，在这个经济体中 ，价格可以自由上下浮动 、投资只占经济总量的很小比例 。 而现实的经济却根本不是这样 。 银行业 大而不倒 ，汽车 、航空 、计算机 、金融以及医药 都不是依照 完全竞争 模式运行的 ，而是垄断或者寡头 。 ”中国学者固然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学术成果中获得营养和启示 ，但上述直率与尖锐的批评所针对的新自由主义陷入 “完全竞争 ”理论假设而不能在 “理论联系实际 ”时有效矫正还原的弊端 ，却更值得我们在讨论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
23、中国问题时充分重视 。 本文所持的新供给分析视角 ，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就是把 “非完全竞争 ”及其应引入的政府行为作为始发命题 。(三)美国供给学派得失。可认为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较有效地解决了美国的滞胀问题 。 在里根上台之前的美联储主席保罗 沃尔克曾用铁腕顶住压力把名义利率提高到 20%以上 ，力求把通胀打下来 。 这是典型的需求管理手段 。 对于滞胀中的 “胀 ”来说 ，这一招当然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的 ，但对“滞 ” 的解决却毫无贡献 ， 故在历史上难获高度评价 。1981 年 ，新上台的里根总统提出的 “经济复兴计划 ”开头就声明 ，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相决裂
24、 ，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 ，采取了大幅度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措施以刺激经济增长和减少政府干预及赤字压力 。 里根执政期间 ，主导了两次重要的减税措施的制定和实施 (1981 年和 1986 年 )。在美国处于高通胀 、高利率的不利形势下 ，里根经济政策有效地平抑了通胀 ，并且保持赤字处于可控制的水平 。 即使在里根卸任总统之后 ，人们依然看到里根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和国民活力的恢复与提升的影响 。 从 1982 年 12月起 ，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 ，经济复苏势头比战后历次经济复苏都强劲有力 。 至 1988 年 5 月 ，美国经济持续增长 65 个月 ， 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
25、的一次 。 通胀率也由最初上任时的 13.5下降为不到5。美国 GDP 占世界的比重也由 1980 年的 23上升到1986 年的 25.2。 并且 ，这一时期亦成为 1990 年代以硅谷为代表的 “新经济 ”技术革命的孕育期 。但里根的经济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负面影响 。与前苏联的军备竞赛和大力推行的减税计划 ，使得里根执政时期累计财政赤字高达 13382 亿美元 ，比此前的历届美国总统所累积的财政赤字总额还要多 。 这严重影响了美国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 ，在一定程度上终归于拖累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也给后任者留下了包袱 。 直至克林顿总统 ，还在指责里根的政策是 “不计后果 ”。 2000
26、 年前后 ，美国供给学派一度表现得近乎 “销声匿迹 ”。另外 ，由于 198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长期的 “大缓和 ”，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提高 ，发达国家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节工具的重要性大大降低 。 特别是很多国家由于社会福利开支过大 ，进一步挤压了逆周期的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 。 “华盛顿共识 ”及其所鼓励的新自由主义取向在若干年内顺风顺水 ， 然而 ，新自由主义减少监管干预的主张也过了头 ，并最终出现全球金融危机 。 目前 ，很多政府都意识到应适当调低其目标债务水平 ，以便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时 ，政府能够有充足的 “财政空间 ”，以提高具有 “自动平衡器 ”功能和“主动稳定
27、器 ”效应的财政政策作用 。二 、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与货币刺激实践在欧洲和日本 ：教训多于经验 ；德国有亮点把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和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前置的 “长期引致期 ”放在一起全面来看 ，也说明我们在检讨新自由主义的偏颇的同时 ，亦十分需要认真吸取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教训 。 格林斯潘在 1966 年写的 黄金与经济自由 一文中对 “大萧条 ”有过这样的解释 ：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 ，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 ，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 。 美联储虽然获得了胜利 ，但在此过程中 ，它几乎摧毁了整个世界经济 ，美联储在经济体制中所创造的过量信用被股票市场吸收 ，从5 而
28、刺激了投资行为 ，并产生了一次荒谬的繁荣 。 美联储曾试图吸收那些多余的储备 ，希望最终成功地压制投资所带来的繁荣 ，但太迟了 ，投机所带来的不平衡极大的抑制了美联储的紧缩尝试 ， 并最终导致商业信心的丧失 。 结果 ，美国经济崩溃了 ！ 其实 ，格林斯潘对 “大萧条 ”的解释 ，就是奥地利学派的观点 。 虽然没有指出准确的时间 ，但米塞斯和哈耶克确实预测到了 “大萧条 ”的到来 。 政府失灵要比市场失灵更可怕 。 在此意义上 ，我们应该永远铭记朱格拉医生的名言 ：“萧条的唯一原因是繁荣 ”！但也必须遗憾地指出 ，无论是格林斯潘本人 ，还是欧洲 、日本的决策者 ，在另一方面即在单一需求侧视野之
29、内放任市场力量上 ，其实也犯有不容忽视的错误 。 美国基于市场环境超宽松考虑而引出的畸高金融杠杆率 ，导致了世界金融危机 ，自不必赘言 。 在欧洲 ，当人们庆祝欧元及其货币联盟诞生之后 ，过于沉浸在欧洲一体化的梦想之中 ，更多的是要享受统一货币带来的好处 ，而对于需匹配的财政联盟 、即维持欧元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必不可少的控制财政赤字的有效制度安排 ， 则漫不经心 。作为欧元区支柱的德国和法国两个 “带头大哥 ”在 20022005 年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已均突破了 3%。虽然经过调整两国财政情况有些好转 ，但对于突破限制的行为却没有任何惩罚性的措施 ，其他小国情况更甚 。 更为恶劣的是 ，很
30、多南欧国家只是一心要享受统一的欧元所带来的低利率的好处 ，任意扩大政府福利开支和放任市场调节来寻求执政者任期内的 “得分 ”。 作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希腊 ，为了尽快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标准 ，甚至通过投资银行的帮助利用金融手段对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进行 “作假 ”的包装 ，使得希腊得以在 2001 年顺利加入欧元区 ，这一伎俩直至新政府上台发现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到来再也无法隐瞒的情况下 ，才被公之于众 。 而且 ，希腊长期以来消费过多 ，社会福利负担过重 ，财政赤字长期无法实现 “马约 ”的要求 ，终于出现了当下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况 。日本的教训更是深刻 。 在面对 20 世纪 60、70 年代大
31、规模顺差和升值压力时 ， 日本本应主动进行政策调整 。 但是 ，按照日本中央银行前副行长绪方四十郎的话说 ，当时日本 “社会心态膨胀 ，对日本经济过于自信 ，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的心理膨胀 ，政策决策者们开始变得傲慢 ，听不进外面的意见 ，本该主动从自己的角度早做政策调整 ，但调整的严重延迟 ，最终导致日本当时无力应付国内市场运行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 ，最终做出了被动性调整 。 而那之后 ，我们其他的经济政策调整 (如紧缩货币政策 )，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个地被耽误 ”。 这里 ，需要澄清的一个误解是 ，国内对日本 “失去二十年 ”的解读 ，往往归咎于广场协议的日元被迫升值 ，但这在国际和日本国内并非
32、主流认识 。 日元升值至多只是其中因素之一 ，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资产泡沫才是症结所在 。 长期在日本财务省任职的现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 。 特别是 ，日本社会特有的终身雇佣制度及政策救助企业的强烈倾向 ， 再加上日本自 1999 年以来长达十多年的几乎零利率政策 ， 最终只是造成了占据大量资源的僵尸企业 ，严重缺乏 “创造性破坏 ”，而这正是熊彼特企业家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 。与日本相比较 ，德国经验值得借鉴 。 同样是广场协议后 ，德国马克大幅升值 36%，但德国并没有开展大规模刺激政策 。 时任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专家委员会主席的施奈德教授在
33、解释当时政策的出发点时指出 ，对于解决失业问题 ,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奏效 ，但是无法在长期中根本性地解决问题 。 增加就业要靠投资 ，但利率下降只是暂时性 、一次性减少了企业的投资成本 ，而企业投资是一种长期行为 ，最终将取决于利润率情况 。因此 ,政府应该采取措施 ，改善企业盈利的环境 ，而不是一味地对经济直接进行刺激 。1982 年至 1987 年 ，德国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由 3.3%递减到了 0.4%的水平 。 在税收政策方面 ，对企业和个人大幅减税 ；在财政支出方面也通过减少补贴等手段削减开支 。 这些是在约束政府作用方面的理性的 、机制性的调整 。 另一方面 ，政
34、府又确实有所作为 ：在削减财政收支的同时 ，注重对经济结构的调整 ，用财政补贴资助投资周期长 、风险大的一些生产行业 ；积极支持企业的研发 ，并向劳动者提供各种培训及其他形式的帮助 ，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 如果不考虑两德统一的影响 ，广场协议后的德国经济一直保持了 2%左右的温和增长 。 至今 ，德国成为表现稳定且有可持续性的经济体 ，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仍无大患 ，也因而成为了维系欧元区不解体的决定性力量 。三 、中国供给管理应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 ，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其实中国特色的新供给管理在过去三十多年已在客观的孕育过程之中 ，主要内源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而寻求现代化的历史命题
35、 。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 ，我国改革不断深化的进程正是 “摸着石头过河 ”与阶段性推进的 “顶层设计 ”相结合的过程 。 自上世纪 80 年代6 以 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召开过三次意义重大的“三中全会 ”：1984 年 10 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 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方向 、性质 、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 ，富有远见地断言 ，“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并指出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 ，认真研究我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 ，同时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
36、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 。 中央认为 ，按照党历来要求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 ，进一步解放思想 ，走自己的路 ，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 、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 ”；1993 年 11 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 ，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加快国内的改革发展 ，是当时强调 “战略机遇 ”的主要着眼点 。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在加快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 ，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 ，逐步建立一整
37、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 ，也为此后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 ，其间 2003 年 10 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 。 但也需要强调指出 ，近些年中国经济 、社会伴随着 “黄金发展 ”而来的 “矛盾凸显 ”，已使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下制度供给的所谓 “后发劣势 ”有所暴露 ，改革进入深水期和既得利益阻碍明显的胶着期 ，亦成为难度明显加大而又时不我待的改革攻坚期 。在以转轨为主题的中国式供给经济学中 ，必然需要有精细化的思考 。 前已述及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中 ，上
38、世纪 80 年代以后 ，就先后有一些学者在扩展的意义上讨论 “供给管理 ”，这一视角下所讨论的重点 ，是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 、增加有效供给 、以及以制度供给创新衔接中长期目标的宏观调控创新 。 所体现的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的 “中国特色 ”其来有自 。应当看到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已有长足进步的同时 ，渐进改革的难度也已明显上升 ，尚有不少深层次问题有待通过经济理论上的明晰而形成共识 ，以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 。 在目前阶段 ，一系列的 “两难 ”和 “多难 ”式问题 ，以及结构优化 、方式转变已被多年重视而又迟迟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等问题 ，固然有客观原因 ，但在缺乏理论指导方面的因素
39、不容回避 。 没有一个以改革为核心的充分注重于供给方面的经济理论来指导改革 ，就难以达成清晰 、理性的配套推进思路 ，并凝聚社会共识 。攻坚克难的实质性改革能否得到真正推进 ，将决定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命运 。四 、从供给端入手推进中国新一轮改革 ，才能有效化解潜在 “滞胀 ”等风险 ，并实现经济新一轮可持续健康发展（一）中国宏观调控面临新环境、新局面及新挑战。虽然我国已经成为 “世界工厂 ”，但技术方面自我创新能力仍然不足 ，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仍是对国外技术的模仿 ，而如今作为技术领头羊的美国通过信息 、生物 、新能源等技术进步继续引领潮流的努力 ，伴随着严酷的国际竞争手段 ， 未来中国技术进步
40、的空间仍会受到限制 。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亟需达到预期效果 ，但前景未必全为乐观 近来光伏产业面临的阶段性困局包含了多种启示与警示 。 人力资本方面 ，经过高校扩招的教育大跃进 ，虽然人均受教育年限有所增加 ，但如今教育的主要功能似乎更多的在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人力资本质量提高的空间受到多种因素制约 ；职业教育的发展虽有积极努力 ，但仍任重道远 。 劳动力供给方面我们更面临着日益老龄化的长期问题 。 因此 ，中国面临的总供给冲击问题已非常迫切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 ，中国经济必须适应弥合 “二元经济 ” 所必经的中长期经济模式的转变和社会转型 ，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学会在一个更具广泛性 、与
41、国内消费联系更大 、对出口和投资依赖程度较小的增长模式中操作 。 当跨过刘易斯拐点和 “巴拉萨 -萨缪尔森效应 ”起点后 ，由于劳动力供应趋于紧张 ，劳动者工资率趋于上升 ， 从而有望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同时实际有效汇率也将表现为升值 。 新的背景下 ，虽然通常的反周期性质的总需求管理不乏其用武之地 ，但寻求促进生产率长期持续增长的供给政策 ，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二）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已难以适应中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的总体要求1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货币政策作为总量管理政策 ，难以有效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 。 我国最近两轮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主要
42、以食品价格推动为主因 （在 CPI 的上涨因子中高居 75%85%的份额 ），交通通讯及服务和娱乐教7 育 文化用品及服务类商品价格几乎没有上涨 ，甚至小幅下降 。 对于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 ，除考虑货币因素外 ，如果能够有效增加产品供给 ，将可以缓解物价上涨并实现价格调控目标 ，而无需全面实行 “一刀切 ”的银根紧缩货币政策调控 ，减少对本应大力发展的其他部门的不利影响 （贾康 ，2011）。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 ，总需求管理如果操作不当 ，不仅可能会和其它因素综合而使经济运行陷入 “滞胀 ”风险 美国等已有前车之鉴 ，还可能引发资产泡沫 日本就是很明显 “泡沫化 ”的前车
43、之鉴 。 日本经济在 1980 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后 ，不可能再像六七十年代那样高速增长 ，但是日本决策当局过分自信和迷信宏观政策的刺激作用 ，实行了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 。 最终结果是放任了资产泡沫的发展 ，并导致泡沫崩溃和陷入痛苦的 “失去的二十年 ”。2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财政政策所受的 “三元悖论 ”式的制约 ，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即减税 、增支和控制负债三项要求不可能同时满足 （贾康 、苏京春 ；2012）。 经历上一次 4 万亿元政府投资为代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后 ，我国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安全空间已明显收窄 。 而且 ，更为主要的是 ，虽然我国宏观税负总体水平尚属合理 ，但考虑各种制约
44、因素和居民实际社会保障情况 ， 进一步提升税负总水平并不可行 ，在完善税制基础上通过结构性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而且这并不一定会产生长期视野内限制政府财政能力的影响 ，但短中期内 “过紧日子 ”的压力影响却无可回避 。 与此同时 ，未来我国财政支出将迅速增加 ，包括用于健全养老金体系 、医疗保障 、教育 、住房等方面的支出 ，以及建设 “创新型国家 ”的必要投入 。另外 ，目前积累的大规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已形成了不容忽视的隐性财政负担 。 因此 ，中国公共财政负担总体而言会逐渐加重 ，不突破预留财政空间和保持财政可持续性是重要的目标 ，需要有关部门未雨绸缪 ，及早做出安排
45、。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短期财政政策不重要 ，在总需求突然下降时 ，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需求起着重要的作用 ，并且短期措施与中长期结构优化 、改革深化的衔接与协调 ，也需要财政政策发挥 “区别对待 ”的特定调节功能 。 但由于刺激政策 、区别对待政策功能与作用空间毕竟具有局限性 ，容易与政府的不适当强势干预及改革难题形成交织与纠结 。尽管我国社会福利体系健全完善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与财政支持 ，但其保障水平应符合我国财政可承受力等方面的实际情况 。 拉美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 。 很多拉美国家的政治家为了取悦选民 ，只是一味追求高水平的 “福利赶超 ”而跌入 “中等收入陷阱 ”，痛失大
46、好发展机会而一蹶不振 。 当前的欧债危机的演变轨迹也与此有相似之处 。 建立一个正确的社会保障模式和社会福利模式是构建可持续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 我国现阶段特别需要关注基本民生 、 改进福利状况 ，但也需注重在统筹协调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在福利增进过程中合理把握 “度 ”，积极稳妥地掌控好可持续的渐进过程 ，财政政策的客观局限性在此是不可忽视的 。（三）成本推动是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特征。虽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将通胀原因仅归结于货币因素 ，这在竞争完善和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是无大问题的 ，因为在较为健全完善的市场机制作用下 ，经济会很快形成新的均衡 ，结构性问题与
47、非货币供应量因素并不突出 。 但显然这一条件在我国并不适用 ，相伴而来的可能误导 ，是易使人们简单地在观察认知时 ， 把物价上涨完全等同于货币过多 、通货膨胀 ，进而又惟一地在对策方略上 ，把货币政策从紧作为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 、完全手段 （与之相应 ，在经济面临通缩压力的阶段 ，则只顾及考虑放松货币政策 ）。靠货币政策 “单打一 ”地调节有效需求 ，在中国是尤显不够的 。最近两轮通胀经验表明 ，通胀预期在通货膨胀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并伴随明显的结构特征 （如前所述 ，我国 CPI 上涨中的主要影响因子多年内就是 “贡献率 ”高达 75%85%的食品类 ）。 由于市场机制的逐步发育等原因 ，
48、社会通胀预期的形成既基于以往经验 ，也根据对政策及未来经济变化的判断 ，属于 “前瞻后顾 ”型预期 ，是具有较强惯性的 “适应性预期 ”与 “理性预期 ”的混和体 。与此同时 ，长期以来投资驱动兼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弱化 。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 “人口红利 ”。但是 ，中国已经接近刘易斯拐点和 “巴拉萨 -萨缪尔森效应 ”起点 （沈建光 ，姚余栋 ，2011）。 目前 ，我国人口已经开始迅速老龄化 ， 并有预计 2015 年总劳动人口将开始减少 ，中国可能很快迎来 “刘易斯拐点 ”，即劳动力市场从过剩逐步转向不足 。 随着劳动力供给逐步趋
49、紧 ，劳动力成本上升 ，“巴拉萨 -萨缪尔森效应 ”，也即要素跨部门流动导致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 ，将导致非贸易品价格即“劳动密集型 ”服务业价格加快上涨 ，推动成本的上升和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 。 因此 ，货币政策对这种趋势性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需要做出有效反应 ， 引导通胀预期 ，对通货膨胀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四）我国将面临潜在增长率下降。8 与 “巴拉萨 -萨缪尔森效应 ”和 “刘易斯拐点 ”相伴随的是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将下降 。 因此我们应容忍一定程度的结构性通货膨胀 ，但控制其在没有加速上升的幅度之内 ， 也就是保持非加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率NAIRG ( non-accelerating inflationary rate of growth，姚余栋 、谭海鸣 ，2011)，是指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 ，不引发显著和加速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我国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 。 同时 ，也有保持非加速通货紧缩经济增长率 NADRG ( non-accelerating deflationary rateof growth，姚余栋 、谭海鸣 ，2011)。但是 ，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 ，我国面临一种重大可能性 ：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