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九章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与会计准则制订 我国自1951年起，就开始推行高度统一的会计制度。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等术语，在我国 会计教科书中消失了近30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会计界重新开始讨论会计原则。1992 年底，我国公布了作为基本会计准则的企业会计准则；1997年5月，又公布了第一份具体会 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同时，还公布了相应的操作指南。这样，我国会计准 则从书面研究，已进入到开始实际操作、应用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下面，将选择其中一些加以讨论。 91 我国会计准则制订：简要描述 按照我国会计准则制订机构财政部会计司会计准则课题组的设想，会计准则
2、包括了 1992年11月底所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后改称为“基本会计准则”，以与具体准则相对应） 和从1997年起在上市公司中执行的“具体会计准则”。由于“基本会计准则”的产生，标志着 我国财务会计规范从延续了40年的统一会计制度（以1952年10月17日所通过的国营工业企业、 建设单位等的会计科目和统一会计报表格式算起），转向采用会计准则。尽管这种转变只是形 式上的，1993年7月1日以后企业执行的，仍然是分行业统一会计制度（13个行业），但“基本 会计准则”的颁布，毕竟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一次全面的思想解放和舆论准备的作用，从而为 将来在实践中采用具体会计准则，奠定了基础。因此，对会计准则
3、形成过程的回顾，主要集中 在“基本会计准则”的产生上。 1987年以前，会计准则没有成为一个受关注的问题。当时会计界经常谈论会计改革，但主 要都集中在会计管理体制等的改革上，只有极少数的文章讨论改革统一会计制度，建立会计准 则问题。随着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准则专题研究组”的成立，标志着会计准则 的研究进入了有组织的阶段。在这一形势下，财政部会计司（当时为会计事务管理司）于1988 年10月31日成立会计准则课题组,召开了准则组的第一次会议， 研究制订会计准则的有关准备工 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研究，包括参加了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准则课题组于 1989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
4、会计准则专题研讨会，财政部会计准则课题组于1989年3月8日发布了 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初步设想（讨论稿）和关于拟定我国会计准则需要研究讨论的 几个主要问题（征求意见稿）两份文件。可以说，这是我国制定会计准则过程中最早的公开 文件。 关于拟定中国会计准则的初步设想主要有如下内容：制定会计准则的必要性；制 定会计准则的指导思想；会计准则的结构和内容；组织领导；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 时间和步骤。其中的部分内容，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会计准则认识不成熟，或者说，会计界知 识存量不足的现状。 另一份文件是关于会计准则研究的调查提纲， 涉及到与制订会计准则有关的一些主要问题， 包括：关于名称问题；关于适用
5、范围问题；关于会计准则应分为几个层次的问题；关于财务会计与财务税收制度的关系问题；关于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问题；关于会计准则 与现行综合性会计法规的关系；关于与外国会计准则差异的问题；关于会计电算化问题； 关于特殊情况下的会计问题；关于示范会计制度的制订权限和粗细程度问题；关于内容 与结构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关于由谁发布的问题；关于步骤和时间的问题。从这份调查提 纲可以看出，当时对所要制订的会计准则，除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外，几乎所有的问题都需要解 决，甚至连名称究竟该如何确定，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由此也足以说明：我国会计准则 制订之初，理论研究是多么的不充分。 在上述诸多问题中，对会计准则制订
6、影响较大的是财务税收制度。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下所形成的“财政决定财务、财务决定会计”的体制，导致会计制度受制于财务制度，再加上 长期实行的应税利润和会计利润相统一的做法，使得任何对会计制度的改革，都必须要在财务 制度和税法允许的框架内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会计改革的顺利进行。不解决这一问题， 要想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会计准则，无异于“天方夜谭”。因此，在会计准则课题组的调查提 纲中，它是所有“关系”问题中需要优先解决的。 至于所要制订的会计准则本身，也是一个有待明确的问题。除准则名称不明确外，希望准 则在多大范围内有效，或者说，要求准则能针对那部分企业发挥其规范的功能？准则的结构层 次应
7、如何划分？它应当包括那些主要内容？从中国传统立法的习惯来看，人大常委会是立法机 构，所通过的法律具有普遍有效性，但每通过一部法律，费时甚久，且修订的程序复杂；由国 务院发布，虽然不是法律，但效用也比较强；由财政部发布，程序上较为简便，包括后期的修 订也不困难，但它的严肃性，远远低于人大和国务院。因此，究竟由谁发布，效果最佳，也是 需要研究、明确的问题。此外，对制订准则的步骤、时间等，当时也不明确。 从这两份文件来看，由于理论研究的不足，使得当时的准则制订者需要解决从形式到内容 等与准则有关的几乎所有的问题，而上述调查提纲更多地侧重于准则的形式。后来在就这两份 文稿到各地进行座谈讨论、广泛征求意
8、见时，会计准则课题组又重拟了一份调查提纲，进行征 询。 所涉及的问题有： “关于会计准则的前提问题” 、 “关于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关系问题” 、 “关于财产物资价格变动的会计处理问题”、“关于合并会计报表的问题”、“关于资产负债 收入费用的入帐基础、计价方法及编报要求问题”、“关于资产负债表项目的排列问题”、“关 于利润表项目的排列问题”、“关于利润分配表的问题”、“关于规定财务状况变动表、还是 规定现金流量表的问题”、“关于外币的资产负债年终是否要按年底牌价调整的问题”等。这 份调查提供更多地涉及到所要制订的会计准则的内容。因此，这一阶段与其说是准则的制定， 勿宁说是为制订准则而进行的有目
9、的地研究和讨论。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一书附录二所载的“会计准则大事记”，会计准则课题组在全 国范围内征求意见的同时，财政部内也经过一定的程序，研究会计准则的制订计划，同时，1989 年10月和11月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委软科学基金先后批准了会计准则课题组的课题 立项，并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讨论后，1990年4月，会计准则课题组正式提交了第一份会计准则 的草稿“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提纲”。该草稿共分十章，有实际内容的是前九章， 它们分别是：总则、基本前提、资产、负债、业主权益、收入、成本和费用、利润和利润分配、 会计报告。从内容上看，这份草稿还相当粗糙
10、，对一些基本概念的认识也不够确切，比如，对资产的定义是“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财产、债权及其他权利”，负债是指“企业所负的各种债务”。 对若干会计基本要素的解释，是下定义还是提供判断标准，仍存有模糊认识，这也影响到准则 的质量（庄世虹，1994,第108页）。 第一份正式的征求意见稿发布后，社会各界、主要是大专院校对此进行了论证，向会计准 则课题组提供了一些修改意见。同时，会计准则课题组也亲自在全国各地征求意见，包括5月份 在海口市召开了沿海六省市会计准则研讨会，以及课题组成员直接去天津、上海、厦门的一些 院校和企事业单位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会计准则课题组于当年11月份完成了第二稿的企业 会计准则
11、，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准则（草案）提纲（讨论稿）。第二稿出台后，首先 在1990年11月19-22日召开的全国会计工作会议暨全国会计工作“双先”表彰大会上进行讨论， 代表们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 还应该提及的是：1991年6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国办(1991)37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 部关于进一步实施会计法、加强会计工作的请示的通知”，明确提出“要适应以社会主义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和企业经济管理形式多样化的要求，制定并有计划、有 步骤地实施具有我国特色的统一会计准则”。这是国家最高机关正式批准在我国制订会计准则， 从而使财政部会计准则课题组正在制定的会计准则，具有较
12、高的权威性 1 。同年7月29日，财政 部发布会计改革纲要（试行），将制定会计准则，作为会计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也表 明财政部将制定会计准则，作为下一步进行会计改革的重点。 1991年11月26日， 财政部发布了经修订的会计准则第三稿 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基本准则 （草 案）。它在结构上基本与第一、二稿相同，仍然分为十章，但在一些具体概念的表述和界定 上，已大为改进。如，原“统一性”改为“可比性”；资产的定义也得到进一步改进，是“企 业拥有或控制、能以货币计量，并能为企业提供经济效益的经济资源”；原稿中负债定义的同 义反复现象被改进为“企业所承担、能以货币计量，并将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经济义务”
13、。此 外，在标题上，第二章改为“一般原则”，第五章改为“产权”，第七章“成本费用”改为“费 用”，第八章“利润和利润分配”改为“利润”。 为了对“基本准则”进行深入的讨论，以便正式发布和组织施行，1992年2月26-28日，财 政部在深圳市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计准则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具有较大的广泛性，其代表有 三部分人员组成：来自国内各省、市、自治区财会主管部门的代表；来自国内学术界和一 些高等院校的代表，其中，会议组织者特邀杨纪琬教授、娄尔行教授、葛家澍教授、阎达五教 授等到会，对会计准则的制订及如何借鉴国际经验，发表意见；为加强国际性交流，提高我 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程度（当时称为与“国际惯
14、例”接轨），会议组织者还邀请了国际会计准 则委员会的主席、秘书长等到会进行交流。 会议上，会计准则课题组的成员介绍了“基本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并听取了国内院校 代表就会计准则制订所作的报告，同时，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主席和秘书长还介绍了国际会1但这份“通知”本身也表明，当时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准则的认识仍然不深，因为， “通知”要求制定和实 施“统一会计准则” 。在会计准则前加上“统一”二字，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仍然将会计准则视为与原来的统 一会计制度基本相同或相近，二者不存在根本性差别；二是强调准则的统一性，弱化准则的指导性，这也与学 术界或国际上的惯例大相径庭 （当然， 它将会符合目前国
15、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正在实施的会计准则可比性的要求） 。 计准则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情况。在大会报告结束后，进行了分组讨论和 提问。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再次宣传以会计准则代替统一会计制度的改革动向； 向全国会计实务界提供第一份较为成型的会计准则，让他们有所接触、了解；向全国会计界完 整地介绍国际会计准则，加深他们对未来实施会计准则及如何处理国际化问题的思想认识；最 后，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我国会计改革和会计准则制订的进展。在这次会议上，还首次正式公布 了制定具体会计准则的意向和安排，即在未来三年左右的时间里，按照需要和可能，制定40个 具体会计准则。 此后，除继续修改、完善
16、正在制订中的会计准则外，财政部为在未来更好地实施会计准则， 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如1992年6月11日和7月9日的人民日报，分别以“加强会计工作， 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和“中国会计制度酝酿重大改革”为标题，对会计改革和会计准则 的制订工作，进行了宣传和报道。新闻宣传影响面极广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1992 年7月8日播出“中国会计制度酝酿重大改革”的新闻。这些全国性、广泛性的宣传，再加上一 些专业杂志论文介绍，都对将要施行的会计准则，起到了一次全面思想解放的作用。 在这次宣传过程中，对我国会计改革和经济改革以至学术研究都颇有影响的，是当时的国 务院副总理朱熔基1992年5、6月
17、间，就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和会计制度改革的谈话，提出 “会计信息是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信息不通就无法做生意。我国现行的会计制度不符合 改革开放的要求，迟早要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我们的会计制度改革和发展注册会计师的 工作，要赶快跟上来”（会计司，1993,第244页）。这一讲话对会计改革的影响体现在：一是 加快了会计准则研究和发布的步骤；二是在会计改革中明确要向国际惯例靠拢的基本思想；同 时，在高等院校，撤消了原来所设置的“国际会计”专业，并逐渐增设“注册会计师专门化”。 在经济界，也出现了以向国际惯例“接轨”为中心的系列研究活动。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1992年11月30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
18、部以部长第5号令的形式，签发 了企业会计准则（同时发布的还有企业财务通则），要求于1993年7月1日起施行。这 样，我国基本会计准则正式出台，以会计准则取代统一会计制度的改革，初步取得成功。 基本会计准则颁布后，为了解决其难以操作的弊端，财政部很快组织制订了13个行业会计 制度，包括工业企业、商品流通企业、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铁路）企业、交通运输（民航） 企业、邮电企业、饮食和旅游服务业、施工企业、房地产开发业、农业企业、对外经济合作企 业、金融企业、保险企业等。尽管这些制度都一再宣称是以“企业会计准则”为依据（每份准 则前财政部的“通知”和“总说明”都表明该制度是以企业会计准则为基础制订的
19、，并配合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但在思路和要求上，与原先的统一会计制度并无二致，只不过在一些具 体的会计处理上，有所变化。这样，基本会计准则的发布，只是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会计 实务“依然故我”。 为了彻底改变这一局面，真正实行会计准则，财政部会计司加快了具体准则制订的步骤。 1993年下半年，财政部会计司改变了工作方向，集中几乎全部的力量，从事具体准则的制订。 并成立了国外专家组和国内专家组，国外专家组由德勤国际会计公司担任，国内专家组的成员 共十人，他们是杨纪琬、张德明、余秉坚、汪建熙、金淑莲、娄尔行、莫启欧、阎达五、黄菊 波、葛家澍。 自1994年2月14日起，财政部会计司陆续发布具体
20、准则的征求意见稿，它们分别是： 第一批(1994年2月)：应付项目； 第二批(1994年7月)：应收款项、存货、投资、借款费用资本化、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第三批(1995年4月)：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所有者权益、长期工程合同、研究和开发、现 金流量表、银行基本业务； 第四批(1995年7月)：递延资产、收入、外币折算、所得税、合并会计报表、会计政策及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事项； 第五批(1995年9月)：职工福利、捐赠和政府援助、或有事项和承诺、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 的披露、清算； 第六批(1996年1月4日)：租赁、期货、企业合并和非货币性交易。 在上述各项征求意见
21、稿公开后，财政部会计司1996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了数次小范围的征 求意见会，出席会议的代表主要来自各院校（包括香港院校）和会计师事务所（主要是国际性 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的派驻机构）。此外，还邀请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会计准则制订 机构的代表出席会议，世界银行的高级财务管理咨询顾问莫德先生（Maurice Mould）参加了全 部会议。按照计划，这些具体准则在修订、完善后，将全部发布，用以取代1993年起执行的分 行业统一会计制度。但是，最终具体准则的发布并不是一次性、全部的，而是分期、分批的。 1997年5月22日，“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准则率先发布，并要求从1997年1月1日起执行；
22、 1998年3月20日，“现金流量表”正式发布；5月12日，“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准则发布；6 月12日，“债务重组”准则发布；6月20日，“收入”准则发布；1998年6月24日，“投资”准 则发布；6月25日，“建造合同”、“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准则发布；1999 年6月28日，“非货币性交易”准则发布；2000年4月27日，发布“或有事项”准则；2001年1 月18日，发布了“无形资产”、“借款费用”、“租赁”等三项准则，同时修订了“现金流量 表”、“债务重组”、“投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非货币性 交易”等五项准则；11月2日，发布“中期财务报
23、告”准则；11月9日，“固定资产”、“存货” 准则发布。上述准则，绝大部分都面向上市公司，也有少量准则适用于所有公司。 此外，2000年底，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制度，2001年11月27日还发布了“金融企业 会计制度”。这两份制度对上市公司也具有相应的约束力。 92 为什么要制订会计准则：会计准则性质的再探讨 上一章对会计准则性质的讨论，侧重于会计准则的执行后果，分别将其表述为技术观、经 济后果观与政治观等观点。各国会计准则发展的实践表明，会计准则至少具有相当重要的经济 后果。 由于会计准则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不同的会计准则方法，将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使 得与企业相关的各经济利益关系人的利益
24、受到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影响。如果我们引入自利 经济人假设，必然会形成这样一个推论：与企业相关的各个利益关系人都将希望会计准则最终 能对自己有利。这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从设定的目的来看，会计准则究竟能完成什么使命？ 或者说，人们为什么要制订会计准则？ 921 从科斯到诺斯：交易成本与制度成本 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论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了古典经济学所忽略、也无法解释的 问题：既然市场能有效地实现社会资源的流动与配置，为什么还需要企业？企业作为一种存在， 似乎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内在必然现象，但它却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相容，因为，在企业内部， 很多活动是通过计划方式进行的，而不再是市场交换活动
25、。进入20世纪初，企业的规模还不断 扩大。为有效解释企业以一定规模存在，科斯引入了交易费用概念。科斯认为，市场定价机制 的运行是有费用的，这一费用就是科斯所界定的交易费用，它包括：发现价格、谈判、起草合 同、检查货物、解决争议等等。正是由于市场定价机制的利用需要成本，组建企业、以企业内 部的计划安排取代部分市场交易，能有效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从而取得更高的收益。既然市场 活动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中要发生一定的费用，这就使得制度安排显得必要。 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包括企业组织形式及其内部结构，还包括市场制度安排等等。交易费用的提 出，为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
26、具。 科斯不仅揭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及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他还间接地说明了经济活动本身 能发现更有效、交易费用更低的制度安排。具体地说，在微观层面 2 ，企业家为了寻求更高的收 益，不断发现或创新各种制度安排。以部分代替市场交易的科层组织为例，它有政府、企业等 不同的安排；进一步，仅企业就有多种形式，如有限责任、无限责任，独资、合伙与公司，盈 利组织与非盈利组织；规模上，各种类型的企业规模大小不一，但也有其内在规律。按照科斯 定理，可推断出：各种形式的企业组织安排，实际上是人们（不妨称为企业家们）追求更高市 场收益的结果。这在思想上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竞争达成均衡的观点相一致。 在科斯定理基础之
27、上，制度的经济分析至少沿着两个不同的路径在发展，一个方向是侧重 于微观层面，讨论企业组织形式的演变，戴穆迟（H. Demsetz）、魏廉穆（O. Williamson）等 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如果认真推敲，简森(M. Jensen)与梅克林(W. Meckling)所提出的代理理 论，也与交易费用理论有着内在的传承关系。另一个方向集中讨论宏观层面的制度变迁，包括 一个时期社会经济、法律等制度的选择与变迁，诺斯是这一流派的杰出代表。 究竟是什么因素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亚当斯密把资本积累归结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 素，索洛(R.Solow)将其归为技术进步，而诺斯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张克
28、难， 1996，第58-59页）。按照诺斯在1971年和1981年的两本著作中所提出的思想，制度变迁发生的 逻辑过程如下： 第一，由于一些因素的变化，导致外部收益机会出现。或者说，因为一些条件的改变，产 生了在现有制度结构中所没有的收益。他们讨论了四种因素：规模经济，特别是由于技术进步 导致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比手工作坊式生产更为有利时。这在19世纪后半叶石油、钢铁等行业表 现得十分明显；外部性，特别是因为某些因素的改变，使得原先没有认识到外部成本或收益凸 显出来，这也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利益动机；风险，这是市场经济中无所不在的，也是每个人都2 科斯本人在 1937年的文章中，主要讨论的是微观层次的制
29、度问题，而 1960的文章已经涉及的宏观意义上的 制度（当然，论文中主要谈的是法律制度） 。 厌恶的。对风险的厌恶，使得创建保险业，有着十分可观的收益前景；交易成本，这是早期经 济学没有意识到的。但是，它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降低交易成本的努力，导致了股票交易 的产生。目前美国网上市场的兴起，同样是源于对降低交易成本的努力。 第二，当一些主要行动集团预期到外部收益的存在，并且创新某种安排以获取这些收益的 成本要低于可能的收益，他们就会有制度安排创新的动机。否则，即便存在可能的外部收益， 但创新成本高于收益，新的制度安排就不会出现。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保险业其思想出现在 十七世纪，而直到十九世纪
30、才被创新。 主要行动集团在选择制度方式时，总是考虑成本最低化。可能选择的制度创新方式，从纯 粹的自愿安排到完全的政府安排。其中，最主要的安排形式，应当是半自愿、半政府的结构。 在政府作用越来越大的现代社会，完全绕开政府，进行纯粹的自愿合作创新安排，已非常困难。 第三，一旦某种安排被成功地创新，就会有人不断地模仿，从而使得外部收益渐趋平均化； 同时，政府的干预，也使得外部收益的一部分，转移到政府及相应的官员手中。比如，美国股 票交易的创新，在给企业、投资者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带来外部收益的同时，也使得政府主管机 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收益匪浅。对此，斯蒂格勒(G. Stigler, 1964,
31、1971)有着十分精辟的 论述。所有这些，使得现有制度安排的收益平均化，也促使那些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去寻找新 的机会，去创新新的制度安排。正是这种企业家的不断努力，使得制度创新能持续地进行。 922 会计准则：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宏观制度安排 科斯关于交易成本的理论表明，交易的发生以及维持市场交易发生的制度，都是有费用的；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进一步认为，好的制度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能为制度的提供者带来收益。 综合他们的学术思想，为我们关于会计准则性质的讨论，提供了有用的工具。 简森与麦克林（1976）将企业界定为“一系列契约的联结”，这些契约方都是为了各自的 利益而与他人订立契约，他们为了维护自
32、身的利益，必然要采取各种手段，包括事先订立具体 的保护性契约条款。实证会计研究发现，这些契约条款绝大多数都与会计信息有关。这样，在 订立保护性契约条款的过程中，关注会计信息生成的相应规则，成为各签约方的任务之一。 当企业的签约方数量有限、且所有签约方在企业中的利益份额较大时，签约方会为每个相 关的问题（包括制度）进行谈判。对他们来说，是否存在一套既定的会计准则，不会显著地降 低其交易成本。西方的一些研究文献表明，即便存在既定的会计准则（如美国的“公认会计原 则”，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债务契约、董事会与总经理之间的报酬契约都会出现一些“公认会计 原则”之外的内容与条款，就是一个佐证。 从企业发展史来
33、看，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出现，增加了企业的契约关系人的数量，但总体 上各契约关系人在企业中的利益份额相对可观；而上市公司形式的出现与普及，使得企业的契 约关系人数量以几何级数增加，并且，各契约关系人在企业中的利益份额成几何级数降低。由 成千上万但份额极低的利益关系人在一起讨论并形成一种约束会计信息的规则，既不经济，也不可能 3 。而没有一套既定的规则，那些契约关系人对自己利益就无法形成合理的预期，上市公 司形式运行的成本将会提高。由此我们认为，当上市公司形式出现后，预先给定上市公司会计 信息生成规则的“公认会计原则”，可以有效地节省上市公司运行的费用，提高资本市场运行 的效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34、我们将会计准则表述为一种宏观制度。 各国会计准则的发展史也表明，会计准则与资本市场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比如， 美国1929-1933年股票市场的危机，促生了“公认会计原则”；法国、德国等尽管也同属市场经 济国家，但其资本市场的飞速发展，只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这些国家的会计准则的确立， 相对也较晚；尽管我国会计准则制订部门20世纪90年代初就着手制订具体准则、到90年代中期 前已完成了数十份具体准则的征求意见稿，但如果没有上海、深圳两个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 没有琼民源事件等一系列资本市场危机的促动，会计准则能否于1997年正式发布并付诸应用， 尚难以逆料。 923 会计准则制订：
35、成本与收益的讨论 如上所述，会计准则的制订，能够降低相关主体的交易费用，但是，准则的制订，不仅需 要相关的制订成本，它的出现，还可能会限制或制约某些团体的利益。究竟会计准则制订的收 益与成本何在？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最先采用会计准则制度安排的美国。 早在19世纪末，美国会计职业界就考虑到会计标准的制订问题，并尝试为当时的市政会计 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制定统一的报告格式和编制程序。但是，会计职业界制订统一会计标准的努 力，也引起一部分职业界人士的担心。因为，制订会计标准背后的指导思想是：会计一门科学。 如史密斯(Alexander Smith)曾断言：“会计是，或者应该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种道德标准的
36、体系，它经得起确定的公理的检验，并且在正确的实务中能够产生出明确的和精确的结果” (Previts and Merino, 1979,ch.5)。在史密斯看来，“确定的公理”就是会计准则。 按照一些学者的分析(Parker, 1990; Lee, 1995)，会计职业界这一组织形式的创立，主要 是那些在位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垄断利益、阻止潜在进入者而创新的一种制度安排。而会计准则 的存在，在当时一些人看来，可能会影响到在位者的利益，因为，在建立标准的程序后，任何 人只要经过一定的教育和实践，就能根据这套程序，作出相应的判断。显然，这一思想使得进 入会计职业界变得更为容易，从而影响到当时的职业会计师
37、们的地位：他们担心其职业地位和 独占性受到损害，会计师的作用将会被降低，与一般职员没有太大区别。因此，实务界的领袖 们竭力反对“科学化”或“统一化”的思想。比如，当时实务界的著名人物之一迪金森(A.L. Dickinson)曾反驳道：史密斯需要的是一部规章，但会计师们从来不可能有一部关于规章的书， 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这迫使你应用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职业会计师的原因。按照这 一部分人的学说，会计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实务界的另一著名领袖人物梅 (Geroge O. May)也认为，由于会计师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职业工作的本质必须是行使判断 （Previts and Merin
38、o,1979,ch.5）。 3 不可能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偏号，使得任何制度都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二是那 些利益份额极低的利益关系人往往出于“搭便车”考虑而不参与规则的制订。 换言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会计职业界总体而言是反对制订会计准则的。在当时 职业界的领袖们看来，制订一套会计准则，使得会计职业进入的门槛变得明确且容易跨越，将 会降低在位者的垄断利益。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打破了既有的制度均衡。甚至在经济危机尚未爆发之前，就有人 在公开场合多次抨击当时混乱的会计实务。比如，哈佛大学的学者李普利(W. Ripley)早在1926 年就多次发表演讲，
39、批评会计实务。由于当时会计实务如此混乱，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 机一开始，相关管制部门就猛烈批评会计界。1930年美国会计师协会的年会上，纽约证券交易 所的股票注册委员会执行助理霍克西(J.M.B.Hoxsey)大力抨击了当时的会计实务，并列举了一 系列的弊端：折旧处理和合并报表过于多样化；缺乏折旧政策的信息；未报告销售收入总额的 数字；非经营收益和经营收益未作明确划分；实发股利超过报表上的已宣告股利；等等。甚至 有人认为，松散的会计实务，是导致美国资本市场崩溃和萧条的原因之一（查特菲尔德,1989, 第199页）。因此，1933年通过的证券法，其草案只在一处提到注册会计师，即：当F
40、TC（这 一权力后由1934年成立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所履行）对某公司上市资格产生怀疑，并认为有必要 进行调查，此时才需要独立审计对其财务报表进行查验（Carey,1969,p.184）。尽管会计职业 界随后进行了大量的游说与努力，使得最后所通过的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所提交的资产负债 表和损益表必须要经独立审计 4 。这一法律规定，从根本上保证了注册会计师职业的可靠经济来 源和在社会中的地位，但证券法将上市公司应当遵守的会计规则的制订权，赋予了当时的 政府管制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后被根据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所成立的证券交 易委员会所取代）。这使得会计职业界意识到，一套既定的会计准则，能
41、够帮助会计职业界巩 固其职业收入。或许因为如此，美国会计职业界随后积极地参与以至主导会计准则的制订。 尽管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会计职业界通过提供会计准则获得了多少直接收益，但美国会 计职业界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收益之高，居各国之首，从一个侧面表明：美国会计职业 界通过提供会计准则，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与美国相比，我国会计准则的制订权力一直由政府部门享有。显然，政府部门不可能通过 制定准则而直接获利（如像美国那样，稳定其职业收入），同时，管制经济学还认为，管制者 的收入函数是既定的，他们总体上倾向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哲学，那么，我国政府部门 为什么要提供会计准则，这又涉及到我国资本市场发
42、展问题。 93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与会计准则制订 蒋义宏（1998）将我国资本市场对会计准则制订的影响，追溯到1985年。1984年11月，上 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了第一只股票。随着股份公司形式得到高层管理部门的肯定，传 统的会计方法受到挑战，如何建立新的、适合股份公司性质的会计制度，成为当务之急。可以 说，正是我国早期股份公司形式的出现，才提出了关于制定会计准则的需求。 在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正式建立之前，上海、深圳两地各有为数不多的股票通过柜台进 行交易。尽管这些上市公司的出现，客观上要求有一套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下“三段平衡”思想有别的会计准则，但由于当时股票市场总体是卖方市场，社会公众
43、购买股票时并没有意识到会 计信息风险，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关于会计准则的需求 5 。 受学术界的推动，财政部会计司于1988年10月成立会计准则课题组，着手会计准则的研究 与制订。尽管会计司到1996年1月已发布了6批共29项准则，并召开了多次小型讨论会，对会计 准则进行了必要的论证与修正，但是，这些准则显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 6 ，未能形成真正 有约束力的会计准则。 1997年3月4日，中国证监会对年报涉嫌违规的琼民源（0508）实施停牌；由于琼民源主要 通过关联交易，虚构利润和资本公积近12亿；为使中国证监会对琼民源的调查处理确有依据， 在中国证监会的促动下，1997年5月22日，“关联
44、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准则率先发布；此后， 其他一系列准则才得以顺利发布。如果没有资本市场、没有琼民源事件，我国具体会计准则何 时真正付诸实施，难以逆料。 我国会计准则制订与资本市场之间关系紧密的另一个现象是：早期会计准则制订过程中， 来自实务界的反馈意见较少。笔者曾查阅过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所保存的第一、二批具体准 则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档案，主要的反馈意见来自两大部分：院校和部委、财政厅局所组织 的座谈会，没有见到直接来自上市公司的反馈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后，也没有见到很多的批 评 7 。这表明，大部分上市公司并不真正关注会计准则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国资本市场设立之初的主要出发点是为国有企
45、业提供一个低成本融资的渠道。那些已上 市的公司由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缺失等多种原因，采取各种方法满足上市、配股与增发新股的要 求。为抑制公司对资本的恶性需求，证券监管部门不断加大对配股与增发的门槛要求。其中， 1995年底规定上市公司前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连续每年不低于10%，方能申请配股。由于这一 规定，出现了学术界所关注的10%现象；1998年，证监会又推出股票特别处理制度（ST），并规 定，凡是连续三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必须退市。正是这些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引发了我国上市 公司借助国有控股公司的帮助，进行各种形式的资产重组与置换，已达到保牌、配股等目的。 针对这些问题，财政部会计司先后发布了一些
46、准则如“债务重组”、“投资”、“收入”、 “非货币性交易”等准则。这些准则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采用了公允价值等规定。由于 我国独特的公司上市制度， 使得绝大部分国有上市公司背后都有一个几乎同名的国有控股公司， 这些控股公司与上市公司通常都是一套人马、两个招牌，加上国有企业存在的所有者缺位、代 理问题严重等现象，使得国有控股公司经常会为了实现保牌、配股、增发等目的，而进行各种 形式的虚增利润行为，上市公司通过各种设计，使得这些行为完全符合现有会计准则的要求。 其中一个备受争议的项目是债务重组准则。 4对这一过程感兴趣的读者，请参阅Carey, 1969. 5尽管如此，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还
47、是借助各种力量，对挂牌上市的公司的财务报表呈报，拟定了相对独 立的制度。 6按照会计司在一份公开文献中的表述，制订会计准则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其中，关键的第一、第四阶段都 需要经过部领导审批：“第一阶段计划阶段：提出并确定年度拟制定的具体准则项目，报部领导批准后，具体分 工落实到起草小组和起草人，并确定起始时间”。“第四阶段征求意见阶段：经部领导批准，对具体准则征 求意见稿组织征求意见” （会计司，1994年 7月 6日） 。 7总体上， 批评意见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基于科学性等考虑， 另一种就是出于利益。 Watts and Zimmerman (1979) 的分析表明，后一种往往具有更大
48、的影响力。 上市公司一旦业绩不佳、进入ST或PT，其负债一般都比较高。一旦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往 往会出现较大的债务重组收益。按照1998年6月发布的“债务重组”准则，上市公司取得的债务 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ST中华（000017）1999年度年报显示，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6 757万， 主营业务利润2 009万，但在扣除管理费用等后，其营业利润是亏损17 527万，但由于中华与境 外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公司获得36 639万元的债务重组收益。凭借这部分收益，中华最 后以净利润2亿元和每股收益0.417元成为当年深市的明星，其净资产收益率高达99.626%，列深 市上市公司第一位。 由于我国
49、上市公司的主体为国有企业，那些国有上市公司通过国有控股公司，利用关联交 易等“制造利润”（冯淑萍，2001）。2001年重新修订发布的“债务重组”，基本取消了公允 价值，并规定债务重组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而计入资本公积。同时，要求对以前已进行处理 的，追溯调整。受此影响，中华公司2000年年报要对1999年已计入当期利润的部分调整到资本 公积，进行相应调整后，公司回复到巨额亏损（1.66亿）。 新修订的债务重组准则必然会增加那些T族上市公司保牌摘帽的成本。据统计，包括实施追 溯调整而受影响的公司，仅深圳就有数十家，除上述的ST中华外，ST英达（0030）、ST深华源 （0014）、PT中浩（0015）、ST中福（0592）PT渝钛白（0515）等也都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 因此，包括企业会计制度在内的这批准则发布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多种批评意见 8 。这表明，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会计准则制订的深入，未来会计准则制订过程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和批评的程度也将越来越高。 94 我国会计准则制订中的国际化与国家化之争 9回顾我国会计准则及其前身会计制度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20世纪50年代我国会计制度 的建设主要是仿照前苏联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