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材料9文献语义的准确理解.doc

1、1第九讲 文献语义的准确理解 讨论材料1、指出下列词条的错误处：汉语大词典：东向亦作“ 东乡” 。面向东。古代以东为上方、尊位。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 ”东面面向东。 古代事师之礼，师坐东面向西，弟子面向东事之。汉荀悦汉纪高祖纪二：“信令军中曰：生得广武君，购千金。 信得之，乃东面师事之。 ”参见“东向” 。2、阅读下面一篇论文，找出致误之处：说鸿门宴的坐次 余英时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块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这是太史公描写鸿门宴中极精

2、彩而又极重要的一幕，但是汉书项籍传不载其事，而高帝本纪记鸿门宴又略去了有关坐次这一段。其实太史公详述当时坐次决非泛泛之笔，其中隐藏了一项关系甚为重大的消息。前人读史记者，多少也注意到坐次问题。兹引泷川龟太郎的会注考证之文以为讨论的基础。 考证在“亚父者，范增也”下云：黄淳耀曰：古人尚右，故宗庙之制皆南向，而庙主则东向，主宾之礼亦然。 仪礼乡饮酒礼篇宾复位，当西序东面是也。 韩信传：广武君东面坐，西向对而师之。项羽得王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周勃不好文学，每招诸生说事，东向坐责之。皆以东为尊。然则鸿门宴坐次，首项王、项伯，次亚父，次沛公也。中井积德曰：堂上之位对堂下者，南向

3、为贵；不对堂下者，唯东向为尊，不复以南面为尊。黄氏与中井氏为说虽有别，但都主张东向为尊，而黄氏所叙坐次之尊卑更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古代至两汉坐席以东向为尊，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东向坐”一条，博引经史，言之最审，惜会注考证失引。近人杨树达(秦汉坐次尊卑考 ，收在积微居小学述林科学出版社，1954 年，页247-249)、尚秉和 (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 ，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年 2 版，页 283-284)两先生亦均主是说，殆已成定论。唯礼记曲礼上曰：请席何乡(按：即向字，简体为“向”)? 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据此文，则有两种不同的排位法，与中井氏所言者为近，而复

4、有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方”与“向”有别， “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 ，应该就是东向为尊。但是“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是不是可以了解为北向为尊呢?这似乎大有问题。所以关于这一点，我们姑且存疑。以下我们还是根据历史实例来讨论鸿门宴的坐次的意义。2史记孝文本纪记文帝(代王)谦辞天子位之事云：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汉书同)集解引如淳曰：让群臣也。或曰：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向坐，三让不受；群臣犹称宜，乃更回坐示变，即位之渐也。这是说文帝最初坚持以主人西向之礼见群臣，后来改南向，虽然口头谦辞，已是表示要接受帝位了。这个例子最可以看出东向、南向为尊的礼节。胡三省不同意如淳的解释。 资治

5、通鉴卷十三高后八年条胡注云：余谓如说以代王南向坐为即君位之渐，恐非代王所以再让之意。盖王入代邸而汉廷群臣继至，王以宾主礼接之，故西向；群臣劝进，王凡三让，群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让者三；则南向非王之得已也，群臣扶之使南向耳。遽以为南向坐，可乎?胡注以为代王南向坐是群臣扶之使然的，这在史文上并无明证，但却是富于历史想象的最好范例。经过这样一解释，当时的情景宛然如在目前，这比如淳假定代王自己移至南向而再让者，要合理得多。如淳也许道中了代王的心事，胡三省则把当时汉廷君臣的行动如实地刻画出来了。如淳注中所引“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之语很可以用来说明鸿门宴的坐次。根据“宾主位，东西面”的原则

6、，鸿门宴中刘邦是客人，项羽是主人，何以项羽反而东向坐呢?盖是时(公元前 206 年)天下未定而刘、项也都不曾称王，鸿门之会正所以决定领导权谁属。刘邦不得已冒奇险来会，便是表示愿意接受项羽的领导，以示无他；而项羽则是要借此机会收服刘邦。政治上尊卑的考虑，使鸿门宴不复是一个普通宾主饮宴的场合。 史记卷一七魏其武安列传记武安侯田蚡宴客的情形曰：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向，自坐东向，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会注考证云：汉书南向作北向，非是。古人之坐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祭，太祖之位东向。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主人西向。这个实例使我们确知，在宴饮的场合，东向要比南向为尊。按：汉书卷三十八齐悼惠王传云：孝惠

7、二年入朝，帝与齐王燕次太后前，置齐王上坐，如家人礼。颜师古注曰：以兄弟齿列，不从君臣之礼，故曰家人也。齐王年长于惠帝，(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云：“高帝八男；长庶齐悼惠王肥，次孝惠”)，故惠帝延之上坐；上坐当即东向坐。惠帝尚叙兄弟齿列，而田蚡竟自恃相位至废家人尊卑之礼，可见史记此处特书坐次，乃所以刻画武安侯的骄纵。司马迁详载鸿门宴的坐次也同样是有作用的。项羽居东向尊位而不辞，正如武安侯一样，是以政治地位作为标准，但心理更为强烈耳。汉代长官宴请部属往往自居尊位，不循通常宾主之礼。这一点在石刻画像上面表现得最清楚。劳贞一先生讨论鲁西武梁祠和孝堂山石刻的宴饮图，曾接触到坐次的问题。他说：至主人之位则或左或

8、右初无定向。盖武氏祠墙壁方位今已失考，无从辨东向西向以西方为上，南向北向以南方为上之意矣。其犹有可辨者，则武氏祠主位大抵在左，而孝堂山主位皆在右，此或者武氏祠为宴宾友，3故主人在下位，而孝堂山则不然欤?按汉代守长于部属有君臣之分，故太守府亦可称朝。今按武氏三君仕不过执金吾丞、西域长史、州从事，原皆为人部属，不得臣吏人，则其宴会时自居主位当无疑义。孝堂山决非郭巨祠，依隶续所称则或当为朱浮祠堂，或当为仲家祠堂；若为朱浮祠，则朱浮固久为府主，若为仲家祠，今虽不知其历官如何，然能自居上位而宾客多人来朝，则必曾历牧守，始可如此也 (论鲁西画像三石朱鲔石室，孝堂山、武氏祠 ，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9、第八本第一分册。按劳文说：“无法辨东向西向以西方为上，南向北向以南方为上之意。 ”其中“西方”与“南方”恰好弄颠倒了。这大概是因为劳先生仅凭记忆，没有查书，致有此误)。1959 年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发现的两座汉墓皆有丰富的石刻壁画；其中第一号墓北耳室西壁有一幅宴饮图，长 153 米，高 114 米。此画主人(亦即墓主)之席位也在右，与孝堂山同。客人已入席坐定者有三人，分在主人两侧(上方一人，下方两人) ；另有两客正来赴宴。画中共有仆役四人，各有所事，其一做迎宾状，且似以手示来客以席次。坐次的方向当然看不出来，但主人自处于尊位则一目了然。据考证，墓主似即是水经注洧水注中之宏农太守张德，字伯雅。张德

10、的确切年代尚待考，但考古学家根据墓的结构、壁画题材和画像石内容，断定其建造年代当属东汉晚期(安金槐、王与刚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和压画墓 ， 文物 ，1972 年第 10 期，所说宴饮图见图十二。张伯雅既为府主，则宾客必是他的部属，故图中主人自居上席也。此画可为劳氏之说添一有力的新证。以上所引文献的和考古的资料都足以说明鸿门宴中项羽东向而坐是一项有意识的行动，他并不把刘邦当作一位平等的宾客看待，而毋宁把他看成自己的部属。项羽这样做也是有根据的。沛公初起事时曾从属于项羽的叔父项梁；项梁既战死，项羽自然继承了他叔父的领导权。何况鸿门宴之时项羽已名正言顺地是“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呢?但在鸿门宴的坐

11、次中，沛公的“北向坐”则更值得注意。依如淳“君臣位，南北面”之说，刘邦显然是正式表示臣服于项羽之意。刘向说苑卷一君道篇记郭隗语燕昭王之言有云：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这个故事的本身虽未必足信，但所言坐次之尊卑必是战国秦汉间的通行习惯，断无可疑。从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可确知如淳所引， “宾主位，东西面；君臣位，南北面”的说法是当时的通义。刘邦居北向席而不居西向席，乃因北向坐是最卑的臣位，而西向坐尚是“等礼相亢

12、”的朋友地位也。张良虽据西向之位，但史文明说他是“侍” ，身份次第一丝不紊如此，斯太史公之笔所以卓绝千古欤?史记中还有一处叙坐次与鸿门宴相近者，事在南越列传 ，足资比较参证。武帝时南越王年少，太后临朝，而越相吕嘉年长且得民心。太后欲借汉使者之力置酒宴以谋诛嘉。史文云使者皆东向，太后南向，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饮。(按： 汉书 仅作“请使者大臣皆侍坐饮” 。)4这一坐次的安排也含有微妙的政治意义，并且是与整个宴会的性质相配合的。南越太后是极力主张内属于汉的，因此她请汉使(不止一人)坐东向的尊席；她自己是南越的最高统治者，故居南向次尊之位；南越王北向而坐则所以表示臣服于汉之意。这也正是鸿

13、门宴中刘邦的坐位。丞相吕嘉及大臣则“西向、侍、坐饮” ，与张良的地位完全相同。史文接着说：酒行，太后谓嘉曰：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可见这次宴饮是太后一手布置的，其用意便在于摆出一个向汉廷归属的场面。所以行酒一开始，太后便单刀直入地向吕嘉提出了一个最使他窘迫的“内属”问题，因为吕嘉正是坚决反对内属政策的南越领袖。很显然地，在这个以内属为主题而杀机四伏的宴饮场面中，坐次的排列发挥了决定整个宴会的基本气氛的效力。在这个南越的宫廷宴会的对照之下，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鸿门宴的坐次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而特别安排出来的。那么是谁安排这一坐次的呢?史记既无明文，我们便不能不学

14、胡三省一样，运用一点历史的想象了。鸿门宴在座的五个人之中，刘邦、张良为来宾，不可能主动地安排坐次；范增是陪客，而且他是极力主张杀沛公的，所以也不可能安排这种有利于刘邦的坐次。剩下来的便只有项羽和项伯两人了。照理说，项羽以主人的身份是最可能决定坐次的人，前人已有疑及此点者。清初的吴见思评点项羽本纪 ，在“项王、项伯东向坐”之下说：是时东向为尊，见项王自大(吴见思评点史记论文 ，台湾中华书局 1967 年影印本，上册，页 58b。)吴氏评点同页又说：“盖项王上坐，沛公客居右，亚父陪居左，是时尚右也。张良侍朝上，侍亦坐也，下哙从良坐可见。四面楚楚如画。 ”则似于当时礼制尚有一间未达。吴氏之意，以为沛

15、公居右，坐在范增之上，显是错误的。这只要比较南越传中“太后南向，王北向”就知道了。至评云张良“侍亦坐” ，并引下文樊哙从良坐为证，亦不尽然。以南越传所言“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饮”例之，则可能先侍后坐饮。 “坐”与“侍”的实际分别如何虽不易言，但至少姿势应有不同。 “侍”自不必是“立” ， 仪礼士相见礼篇有“侍坐于君子”之文，同篇又云：“坐则视膝” ，则“坐”与“跪”相近而微不同。岂史记此两处所言之“侍”与“跪”为近耶?俟再考。关于“坐”与“跪”之别，详见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八跪坐拜说)。这是把坐次安排之责归之项羽本人。但项羽虽甚粗豪，毕竟出身贵族阶级，绝不像刘邦那样的傲慢无礼。韩信曾分析过项羽

16、的性格，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记他对刘邦说：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可见项羽的最大毛病是政治的器量太小，但决不致自大到不顾礼节的程度。以“见人恭敬慈爱”之语推之，他断无自据最尊的东向坐而同时又把刘邦安排在最卑的面北的席位之理。因此从鸿门宴的背景和全部发展过程来看，我们必须承认坐次的最后排定当以项伯在入席前的斡旋调之力为多，而暗地里则刘邦的阴忍和张良的智谋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即使认为项、刘、张三人事先对坐次的安排已有默契，也是情理中所可有之事。针对着项羽的坦率和自负而言，这是祛其疑而息其怒的最巧妙的一着棋。项羽最

17、后同意自己“东向坐”和刘邦5“北向坐” ，这说明他已把刘邦看作他的部属，并正式接受了刘邦的臣服表示。所以当主客都入坐之时，项羽已不复有杀刘邦之心。 史记紧接着便说：“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 ”上文叙坐次的排列便恰恰是这句话的最确切的解说。范增的暗号当然也是和项羽事前约好的，但是他万万料不到他的杀人计划竟被对方如此不落痕迹地化解了。鸿门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而同时也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件之一(1957 年洛阳曾出土了一批西汉壁画，郭沫若断定其中一幅为鸿门宴图。见郭沫若洛阳汉墓壁画试探 ， 考古学报1964 年第 2 期；图见同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 ，页 107-125

18、 及图版二。据我所见，该画虽似军中宴饮之图，但若径指为鸿门宴则困难甚多。我在中国饮食史汉代篇中略有讨论，兹不赘。见KC Chang，ed ，Food in Chinese Culture：Historical and Anthrop ological Perspective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Chapter 2， “Han China ”)。刘邦既全身而遁，从此龙归大海，项羽再也没有翦除他的机会了。短短四年之后(公元前 202 年) 刘邦终于取得了项羽的天下。事后回顾，刘、项的成败虽然最后决定于战场之上，但我们也不妨说，当鸿门宴坐席既定之际，双方的胜负已分了。刘邦对项羽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而项羽临死时也说：“天亡我，非战之罪。 ”他们两人已道破了楚汉兴亡的关键所在。所不同者，刘邦的话是笑着说的，这大概是因为他心里浮起了鸿门宴坐席的一幕，而项羽则似乎一直到死都是糊涂的，因为他只能诿罪于天。但是如果没有司马迁的一枝绝妙的史笔，我们今天最多只能看到项羽在鸿门宴中所暴露的“妇人之仁” ，却无法知道刘邦、张良怎样巧妙地利用了项羽的贵族政治的局限性，竟在觥筹交错之间给予项羽以致命的打击。一九七六年（论士衡史109-119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年；余英时文集 第一卷史学、史家与时代70-77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