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近现代史思想论战及启示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是 1898 年维新派与顽固势力的论战，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是 1905 年1907 年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 解题过程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是 1898 年维新派与顽固势力的论战，论战内容有：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变教育制度。作用：此次论争是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此后形成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 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是 1905 年1907 年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论战内容有：要不要用暴力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剥削制度。 作用：通过论战，民主革命思想得
2、到进一步传播，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第一次：洋务派与顽固派。 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科技来维护清朝统治；顽固派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护清朝统治。洋务派和顽固派的主张，洋务运动的内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主张：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维护清朝统治； 顽固派，因循守旧，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洋事物，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护清朝统治。 内容： 前期：以“自强”为旗号，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后期：以“求富”为旗号，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 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筹划海防，
3、到 80 年代中期初步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 创办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 影响（评价）：第一，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洋务运动不能使中国富强，也无法实现维护清朝统治的目的。第二，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表现为：它引进了西方国家的近代生产方式，第一批近代企业在中国出现了；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员；在客观上对本国封建经济起到一定的解体作用，从而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民用工业的兴办，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失败的原因： 西方列强的制约和洋匠的敲诈，企业发展困难。 清政府内部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仅凭地方上几个热心洋务的督抚去搞，难成大业。
4、 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或没有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二次：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顽固势力包括洋务派） 。 论战围绕“要不要维新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 论战实质是：资本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守旧派（包括传统守旧派，洋务派） A 传统守旧派：既排斥西方科学技术，又拒绝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B 洋务派：赞同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排斥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论战：是否要变法守旧派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 ，宁可亡 国，不可变法” ，反对改变封建政治制度，并
5、指责维新思想是“异端邪说” ，指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士林败类” 。维新派主张：“变着天下之公理也” ， “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只有维新变法，革除积弊，才能挽救中国所面临的危亡局面，以图求存和自强。论战：是否要兴民权，投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是否兴民权，投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守旧派与洋务派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 ， “民权之说，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 。把兴民权，投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当做大恶之事。维新派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做了批判。认为“君末也，民本也。君主是由民选举出来的，民既可以共举君，也可以共废君。从根本上，否定了
6、君主专制制度的合理性。又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 ，即首先要为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争取政治地位论战：是否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西学？传统守旧派：把西方的科学技术成为“奇技淫巧” ，完全拒绝。洋务派：虽然赞同引进西方科技，但却坚持封建制度，科举制度，尤其三纲五常绝对不能触动维新派痛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兴西学。针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口号，维新派驳斥道：西学有西学的“体” ，“用” ，中学有中学的“体” ， “用” ，把二者混为一谈，如同“牛体”产生“马用”一样荒谬。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这场论战，实质上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
7、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通过论战，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戊戌变法运动的帷幕随之拉开。第三次：革命派与保皇派（保皇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 。 论战围绕“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等问题。 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政体之争。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论战 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坚持保皇，成为保皇派，反对革命。1902 年，梁启超在日本主办新民丛报，以此作为喉舌，发表攻击革命、鼓吹君主立宪的文章。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保皇派以新民丛报为喉舌，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的主要问题是：第
8、一，要不要革命。保皇派认为清政府实行的是“仁政”，今天的政府仅是“太后、荣禄一等人之罪”。中国只能行君主立宪，不能用暴力行民主共和。革命派批驳了保皇派的种种谬论，指出清政府投降卖国，已经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只有唤起民众，推翻清政府及其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才能救中国，坚持暴力革命的思想。第二，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保皇派认为中国人民“民智未开”，中国不是“政府恶劣”，而是“国民恶劣”。在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革命派认为不是民智未开，而是民智大开。要开“民智”，必以革命开导之。“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要求自由、平等、博爱及民主共和的思想
9、，是世界人民也是中国人民普遍的要求，只要推翻了清朝政府，中国必然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保皇派对平均地权大肆攻击。革命派指出地主依靠土地，徒手坐食，不给社会生利反而分利，不利于社会发展。只有实行土地国有制，才能解决“贫富悬隔”之害，才能发展生产，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1907 年 8 月，新民丛报被迫宣布停刊。革命派获得胜利，使革命思想盛行于中国，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思想上的准备。革命派与改良派大论战是指从 1905 年到 1907 年，革命派以民报為阵地，改良派以新民丛报為喉舌，双方围绕著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三民主义”展开的激烈的长达三年之久的
10、大论战。在民主运动迅猛发展、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之际，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资產阶级改良派，仍然极力鼓吹君主立宪，对抗民主革命，接连向革命派发动进攻。革命派对於改良派的进攻予以有力地回击。这次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民主革命的物件、任务、方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总的归结起来主要是三个问题：第一，要不要“反满”和用暴力推翻清王朝，是这次整个论战的中心。為了论证“反满”和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抓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反复宣传满族非中国臣民；满族入主中原，中国实际上早已亡国；满族入关后对汉民族实行血腥统治，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满族以少数“劣等”民族高踞於汉族“优等”民族之上，从歷史到现
11、实，都绝对不合理。这些宣传显然具有浓厚的封建种族主义色彩，颇有煽动性，但经不起理论推敲。不过，革命派随即指出“反满”并非要杀尽满人，而只是反对满清王朝， “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 。在不推翻反动、卖国的满清王朝，中国就不能前进的歷史关头，革命派把“反满”和暴力革命紧紧结合起来，从而把握了人民要革命的时代脉搏，实现了对时代潮流的指导。改良派争辩说，满族早就是中国臣民；清朝取代明朝，只是政权的更迭，不是亡国；满族入关后即已和汉族同化。他们竭力掩盖清朝政府的种种罪行，為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进行辩护。改良派主张拥戴光绪皇帝，推翻慈喜太后，实行开明专制，然后实行君主立宪，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他们认為“反满”和政
12、治变革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繫，反对变革的不尽是满人；所以，应当以政治变革為目标，而不应以“反满”為目标；暴力革命是杀人流血的残酷行动，并势必引发内乱和招致帝国主义瓜分，最后导致亡国。因此，主张“反满”和暴力革命的，“当以故杀祖国之罪科之” 。改良派的民族理论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却脱离了当时斗争的残酷现实，违背了亿万群眾的感情和利益，从而遭到进步人士的唾弃。保皇派的康有為第二，是否建立民主共和国，是这次论战的又一重点。改良派主张政治改革只能循序渐进，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是必经的阶段，认為在中国还需要经过十餘年的“开明专制”的过渡，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更不用说建立共和政体了。改良派机械地把“君主立
13、宪”列為民主政治的必经阶段是缺乏根据的，但他们强调实行民主政治需要有相应的“生计”及“政治、道德、学术”水準，则含有合理的内容，不能简单地斥為“无耻谰言” 。革命派从“天赋人权”的理论出发，指出中国人民本来就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有实行议会政治的能力。革命派没有理会改良派关於“民智未开”不利於民主建政的警告，真诚地寄希望於革命，寄希望於人民，表现了民主主义者的坚定立场，但也表现出机智多於剖析、信念多於理念的局限，缺乏民主建政的具体规划和实施方案。第三，是否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在这点上争论没有充分展开。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民报标举的“土地国有” ，本不是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革命派内部的
14、见解并不一致，且语焉不详。梁啟超据“耳食之言” ，指责革命派主张“土地国有”是以国為盗， “夺富人之所有以均诸平民” ，藉以博得下层群眾同情。他举出许多“理由” ，认為“土地国有”破坏了私有制的“自然法则” ，将妨害社会生產力的发展和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革命派争辩说，土地属於自然资源，理应由全民所共用；少数地主阶级垄断土地，不仅陷亿万贫民於苦难深渊，而且是工商业发展的一大障碍。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 ，从而推动社会生產力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这场革命派与改良派大论战的实质是中国资產阶级革命派同改良派的两条政治路线的大搏斗。通过论争，资產阶
15、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许多爱国知识份子逐渐向革命派靠拢。在论战中，革命派充分揭露了改良派“忠君保皇”的反动实质，捍卫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原则，夺取了当时思想战线上的领导权，从而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準备。相同点：都促进了历史的发展，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三次论战：第一次：十九世纪末，戊戌变法期间。三个要不要，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开国会设医院，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变革科举制度。三个要不要是递进关系，要不要变法是前提，要不要开国会是核心，要不要变革科举是途径。第二次：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保皇派。核心内容是要不要革命，保留皇帝。保皇派的基本主张是主张立宪，反对革命。第三次：新文化
16、运动中国近代史上的四次论战。鸦片战争后，伴随西方列强的侵入，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也不断涌入，开始形成“西学东渐”的局面。然而“西学东渐”并非一帆风顺。西方思想文化在传播进来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激烈碰撞。正是在这种碰撞的基础上，经过被选择、消融、改造才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才在社会上存在并发挥积极作用。而这种碰撞，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即集中表现为四次论战。1、第一次论战：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封建地主阶级的洋务派和顽固派的论战。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清王朝陷于内外交困之境，外受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加剧的侵略，内受农民运动的打击。在如何对外“御侮” 、对内“剿贼”以挽救清王朝的统
17、治问题上，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意见发生分歧，出现了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争。洋务派在中央以领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欣、军机大臣文祥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张之洞等督抚官员为代表。顽固派以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为代表，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论战。洋务派继承发展了开创新思潮的代表人物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们提出了以“自强”达到“自立”的理论和方法，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和生产技术维护清朝的统治。顽固派因循守旧、盲目排外，仇视一切外洋事物，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认为将士尽忠，拼死疆场，即能抵御外国侵略，君王行仁、臣民尽孝即
18、不会起来反抗清王朝的统治。也就是要以封建的伦理道德、忠孝礼义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从而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是“以夷变夏” ，要毁弃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把轮船、火车、大炮、火器等近代科技产物称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反对。洋务派与顽固派的这场争论，不仅是两派的权利之争，也是涉及要不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同时也是文化思想领域是开放还是封闭保守的论争。2、第二次论战：19 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同封建顽固派的论战。甲午中日战争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潭嗣同、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新派正是代表着正在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
19、，掀起了爱国救亡、发展资本主义的戊戌变法运动。需要指出的是，康有为在创立维新变法理论时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给西方的思想文化披上了孔子的“外衣” ，尽管如此，还是为以荣禄、李鸿章、徐桐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及洋务派所不容，而大加攻击。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主要围绕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办学、改革教育制度及废科举等问题进行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同封建顽固派的这场论战，是维新和守旧的论战，是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维新派在这场论战中，批判封建制度，要求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猛烈地抨击了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广泛地传播了西方
20、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学说，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禁锢，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尽管以此为指导思想的戊戌变法失败了，然而它点燃了民主爱国的火炬，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而不息地探索斗争，为以后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条件。3、第三次论战：1905 年到 1907 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论战。20 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的危难关头登上了历史舞台，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广泛建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曾在戊戌变法时锐意革新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
21、梁启超等人堕落为资产阶级的保皇派，对即将到来的革命十分仇视和恐惧。梁启超公然声称“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辟革命，且声言与异已者宣战” ，对革命派发起攻击，妄图驳倒同盟会的革命纲领，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于是一场大论战展开了。这次论战的中心战场在日本，革命派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为主阵地，由章炳麟任主编，而且孙中山也化名“南洋小学生”挥笔上阵、亲自指挥。保皇派以新民丛报为主阵地，由梁启超主编。双方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各自的政治观点，犀利批驳对方文章中的思想。此外在新加坡、美国的檀香山、加拿大的温哥华、泰国的曼谷、缅甸的仰光和香港等地，也都有两派报刊的参加论战。革命派创办的报刊主要还有南洋总汇报 ，保
22、皇派则创办中兴时报与之对垒。这次论战的内容很广，归纳起来主要围绕同盟会提出的三民主义纲领进行。即要不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民族)，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权） ，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民生） 。这次论战的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争论之激烈，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罕见的。它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改良派的反动面目，驳倒了改良派反对革命、反对民主共和等谬论，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为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舆论准备。4、第四次论战：1919 年 7 月到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同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1915 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以
23、后，以新青年为中心，以北京大学为基地，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阵营。十月革命前，新文化运动阵营在批判封建文化方面尚能团结一致而并肩作战，但在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阵营逐渐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1919 年 7 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他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从根本上改革腐朽的社会制度，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接着李大钊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
24、一文，有力地回击了胡适的挑战。他指出“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 “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 ，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而后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个根本的解决就是实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通过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争，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纵观中国近代史上的四次论战，其实质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是改革和保守的较量，是开放和封闭的辩驳，是正确与错误的抉择。通过论战，有力地批判和驳斥了落后、保守、封闭和错误的思想，使先进、改革、开放、正确的思想得以弘扬光大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指导中国社会革命的指南。
